老郑：龙城沧桑，一个老住客眼中的九龙寨城今昔

1989-06-04 作者: 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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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沧桑， 一个老住客眼中的九龙寨城今昔

----作者：老郑

【作者简介】 老郑， 25岁，男，直。重庆长大，北京读书，香港混过，目前在家乡某地方媒体工作。

结缘寨城

李生，香港九龙城区人，生于五十年代中期，退休前从事出口贸易工作，1973年至1987年在九龙寨城赁屋而居。

初见李生，这个瘦瘦高高的老人并没有给笔者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鸭舌帽，老花镜，格子衬衫，工装卡其背心，背包里插着自备茶水的暖水瓶——如同千千万万老派香港人一样，他婉拒了笔者为他端上的茶水。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是住木屋，大约在今天东头邨的位置。”略微寒暄过后，李生开始回忆起往事。“当时大量广东省移民涌入香港，我的父辈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初来香港时一无所有，就用木头、雨布，在塞拉利昂脚自己建屋居住。”当时，位于九龙西界的狮子山脚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木屋（当地人称为寮屋），里面居住着那些面带菜色而又满怀打拼梦想的移民。

这批房屋一直无人管辖，直到1953年一场大火焚毁了石硖尾五万居民的住所，在巨大的损失面前，港英政府开始重视这批寮屋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开始兴建公屋以安置寮屋居民，使得寮屋数量得到控制；另一方面，设立了寮屋管制组（俗称“寮仔部”）对现有寮屋区进行管辖。

1968年，李生一家分到了位于东头邨的公屋。“当时是七层楼，没有电梯，没有卫生间和厨房，一家男女老少都挤在一个30几平米的小空间里。即或是这样，居住条件也比居住在寮屋的时候好了很多。”

但初入社会的李生，和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不满足于和家人蜗居在一起，他渴望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所以，1973年，参加工作后，他在离家里的公屋不远的九龙寨城租了一个小套间。“当时因为考虑到九龙寨城离家和公司（长沙湾）都比较近，自己十分熟悉周围的环境，而且寨城里的房屋因为不涉及租金和差饷，所以租金也比较低，就搬进来了。”

是年，港英政府正进行着一次借清扫九龙寨城黑社会势力而整顿寨城的行动，超过3,000名警察被派到寨城中进行清理工作。而这次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像一颗附着在香港肌体上的顽固肿瘤，经此打击，寨城反而更见生机，各种自行搭建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如雨后春笋一般疯长，使得寨城的内部结构更加混乱，规模更加失控。

李生的租屋位于十三层。原本楼房有九层，从第十到十三层是在原混凝土结构的基础上由居民自行用钢材搭建的。他的居住空间大约有二十平米，每逢下雨天，屋内常常漏雨。“最恐怖的是刮台风的时候，有一天，我早上听到收音机说今天挂八号风球。因为我以前住在平地上的寮屋里，所以并没有特别在意。下午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风刮得感觉楼房都在晃，像坐船一样，玻璃也被刮碎了，才想起赶紧收拾东西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危险。”

然而尽管条件艰苦如此，李生和他同时代的港人却崇信勤勉、打拼，认为可以通过努力的工作使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这一代港人以所谓“塞拉利昂精神”而为世人所称道。“搬进来之前也知道里面生活条件差啊，但我们那一代人不怕这个，条件差就多多揾钱改善啰！”李生笑着说。

寨城众生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九龙寨城像一个具体而微的生态系统，它在呼吸，在吐纳，形形色色的人在里面生存、生活。这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

“寨城里面主要有面粉、蜜饯加工，潮汕人的鱼丸铺这些产业。虽然他们的店铺看上去很破旧，但制作的食品却很少出现问题。另外牙医也是一大主要产业。”李生说。在寨城居住了十五年，李生因为牙齿问题结实了一位牙医朋友，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他们这一行的一些故事。“我的那位朋友说，他们这些人大多是大陆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因为种种原因来到香港，而他们在大陆取得的牙医从业资格证又不为港英政府所承认，所以只有在此行医。”虽然没有港英政府颁发的牌照，但他们的技术水平和外界的医生相比差别并不大，甚至有很多患者慕名前来寨城请他们诊治。而许多外界“正牌”牙医也往往把一些活计，比如制作牙模、假牙等承包给他们做。“其实谁都离不开谁的，”李生说，“就好像寨城，看起来很封闭，实际上又天天都在和外面的社会发生联系。”

当然，九龙寨城的“黄、赌、毒”产业也十分发达，这点举世闻名，对此，这位老居民毫不讳言。“当然是有这样的现象啦，而且很多，以前寨城里脱衣舞表演、赌博、抽大烟都是公开的，完全没有一点忌讳。”有一次，李生的太太下夜班，在楼梯的拐角处突然遇到了一个正在吸食毒品的“瘾君子”，他的手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针眼，枯瘦的面容在昏黄的灯光下让人蓦然想见地狱的惨景。“据我太太说，她当时十分害怕，因为那个人也看见了她。但没想到那个人居然对我太太道歉，说对不起我吓到你了，然后安静地离开了。”这次经历最终成为虚惊一场。

当年李生的街坊们大都是经营副食店的店东或者和他一样的公司职员，回忆起以前街坊之间的关系，李生很是感慨。“以前街坊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大家都有一个意识，那就是要互帮互助。比如谁家里有红白事，街坊都会主动来帮忙；谁家的小孩放学后家里大人还没回来，街坊们会主动邀请来自己家吃晚饭。”多年下来，李生一家和这些街坊已经成了朋友，尽管早已搬迁，大家还偶尔互通有无。

寨城生态链中最具有神秘性，最容易引人遐想的一环就是黑社会，由于该词具有比较重的道德评价色彩，笔者后文一律使用帮会一词来代替。经过电影的不断艺术化、浪漫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甚至崇拜这样一种反传统的文化。而作为帮会的“重灾区”，九龙寨城更因此而蜚声海外，多次成为影视作品和游戏的背景。

（日本影片：《攻壳机动队》）

三合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帮会，许多现代的帮会都与之有承续关系。从1956年“双十暴乱”开始，港英政府开始对三合会势力进行打击。60年代后期，由于帮会和警方错综复杂的关系，打击的力度有所下降，甚至出现了探长收取黑钱等现象，导致了三合会势力的抬头。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三合会失去了警方提供的“合法”保护伞，于是大批成员涌入九龙寨城，在此建立他们的“独立王国”。

“三合会是一个总称，它下面有‘14K’、‘和胜和’等帮派。他们有不同的势力范围。”这些帮会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保障自己区域内的秩序，彼此之间互不干涉。“所以真正在寨城里面，我从来没见过黑社会之间互相火并的激烈场面，反而是在外面，比如我父母住的东头邨，经常能看见两帮人用酒瓶、刀具打斗，这类打斗往往出现伤亡。”

作为一个集团，要想运作下去，这些帮会也必须谋求生财之道。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是收所谓“保护费”。不同于电影中展现的穷凶极恶，李生看到的收保护费的方式往往比较“文明”。“他们一般是按年来收。我第一年搬进去的时候，还不是很知道状况。过年的时候，家门前来了一群舞狮子的人。他们一边在门前表演，一边说着‘恭喜发财’等吉利话。我当时不明所以，后来邻居提醒，才知道这是帮会来收保护费的。以后十几年年年如此。”而收费的额度根据不同的居民也有所不同，“比如牙医和面粉点店主，收费就差得比较大。”当居民交了这笔钱，实际上就表示处在帮会的保护之下了，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帮会往往会为自己“治下”的居民出头。所以，在李生看来，由于寨城长期处于“三不管”的状态，这些帮会实际上扮演了管理者的角色。

“一般的居民几乎不谈论他们，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而这些帮会成员也并非如电影所表现的那样，有十分明显的外部特征。“纹身这些东西是近二十年才有的，当年你根本无法从外表上看出来，他们也不会让你看出来，因为这样对他们没有好处。很多普通居民根本不知道身边的街坊就是帮会成员。”

告别寨城

1987年，中英政府就九龙寨城的拆迁达成了协议，拆迁工作于1994年4月完成，原址现为九龙寨城公园，是九龙城区一处著名的景点。对于拆迁这件事，李生是比较高兴的。因为1984年结婚以后，他迫切地需要改变居住环境。虽然寨城租金低廉，但暗无天日、蚊虫滋生的环境还是让他想逃离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再加上政府对被拆迁居民，不论是租客还是业主都进行了安置和补偿，所以大多数居民认为这是一个改善生活的绝好机会。

“当时，我告诉我的房东准备搬迁，他表示惊讶，并准备把名下的一个单位以四万港币的低价让给我，我没有接受。后来，在公司无意中说了这件事，被身为九龙城区议员的老板听到了，他马上问我还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出售。”当时，李生就感到这背后一定有某种利益在运作，只是自己作为普通市民，没有老板那样通达的消息渠道。果然，由于政府的摸底工作高估了业主的数量，所以作为业主可以得到比原先估价更多的补偿，达到了100万左右。许多人视此为一个狠赚一把的良机，纷纷涌入寨城，在原有的建筑之内加盖单位，以谋求一个“业主”的身份。而与此同时，原本的业主也向这些人收取多达7000到8000港币的“插号费”，作为允许他们在自己单位内加盖新单位的条件。一时间，算盘声、施工声响彻了这座即将化为历史陈迹的古老寨城。

“那可能是寨城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天。”李生回忆说，“我以前住的那个客厅就加盖了三四个单位。当然政府也会来检查，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业主。而检查的方法现在看来也比较可笑，就是半夜搞突然袭击，看你是不是在这里睡觉，或者查你的居住空间内是否有牙刷、衣柜等生活必需品。”

拆迁使很多人得了利，发了财，但也造成了许多人有形或者无形的损失。牙医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群体，比如李生的那位牙医朋友，寨城的拆迁实际上断了他的谋生之路。“他只能在寨城里行医，因为他的资格外面不承认。而且当年他都五十多岁了，想要再重新自学通过政府的牙医资格考试几乎不可能。”虽然获得了这笔赔偿金，但这笔财富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黄粱一梦。李生还有一位朋友，当年在寨城有许多单位，获得了逾两千万港币的补偿。他用这笔钱的一部份去投资，但由于从小所受教育有限，对商场欠缺了解，很快便血本无归，接下来的几场投资也大多以失败告终。前几年，这位先生在落魄中郁郁而终。寨城的拆迁，改变了他和许多人的人生轨迹，让他们的人生在短暂的财富高峰后急转而下。“如果没有拆迁，他也许还在老地方平平稳稳地活着。”李生说。

所以，当年也有很多居民以比较激烈的方式来对抗这一场城市的手术。据李生回忆，当某政府官员前来视察的时候，有一位牙医把自己和三个煤气罐绑在一起，宣布要和寨城以及政府官员同归于尽，后来被警察以暴力的方式制服；更多居民在铁门外挂上了重重的铁索，以沉默、冷眼的方式固执地反抗所谓文明的入侵。在他们眼中，寨城承载着他们的生活，或者说寨城就是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叹息，今天徜徉在绿草如茵的公园里的游客们已经听不到了。

海纳百川

寨城的拆迁距今正好20年。今天的九龙城区，依旧车水马龙，热闹繁华。城还是那座城，而其中的居民则早已不再是旧容颜。在这二十年中，因为拆迁等原因，许多原来寨城的老居民四散各地，而来自各地的移民则纷纷汇集此处。

这批移民中，以泰国人的移入为最早，九龙城区成为香港著名的美食聚集地，这些移民开办的泰式餐厅功不可没。李生说，这些泰国人大概在三十年前大规模移入该地区，从最先的星星点点，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整条“泰国街”。经过了两三代，他们已经在这里扎下根了，说着流利的广东话，除了外表略有不同，和本地人没有差异。“以前移民之间相处得比较友好，因为其实大家上推一两代也都基本上是移民，也没有太大‘本港人’和‘外地人’的分别，不知道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当笔者问起对寨城拆迁后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如何看时，李生如是说。“如果说有影响，那就是他们带给了我们不同的美食和娱乐方式。”他表示，每年泰国街举办泼水节活动，他都会带家人参加，认为这是一项不错的民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