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真: 父亲在大陆最后的岁月
父亲在大陆最后的岁月
-----胡宗南长子胡为真回忆
我母亲叶霞翟，出身旧式家庭，外公观念守旧，不同意母亲深造。母亲从小思想新潮，她力争上游，初中就离家到浙江丽水住校，之后又读了高中，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外公认为女孩子不必读大学，不准她念大学，不给接济，她只好选择就读公费学校。母亲富于爱国思想，于是进入杭州警官学校，成了戴笠的学生。
杭州警官学校毕业之后，又进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是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我父母于一九三七年订婚，因为抗战军兴而延展婚事达十年之久，当年是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母亲虽是戴笠的学生，但她从来没有做过情报工作。母亲练就一笔好字，很受戴笠器重欣赏，介绍她认识了父亲胡宗南。母亲散文里提起的“雨师”，就是戴雨农，戴笠。
戴笠之所以能得到蒋先生（蒋介石）的信任，与我父亲有关系。父亲是黄埔第一期毕业，因为东征北伐，屡建战功，蒋先生对父亲特别信任。父亲和戴先生结识于杭州，攀谈之下，彼此对国是看法完全一致，因成莫逆至交，并向蒋先生大力推荐。父亲和戴先生服务的单位，彼此交换干部。父亲驻扎西安，西安警察局长就是戴笠派的人。日本侵华，戴笠组织忠义救国军，好些干部都是父亲的部下。父亲辞世前，身上穿的一件破毛背心，还是戴先生二十年前送的，印证父亲终生怀念戴先生。
抗战军兴，日本原宣称三天之内攻占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而胡宗南部在淞沪会战的火在线，坚守了六周，屡挫日军步兵、炮兵、战车、空军联合攻击行动，胡宗南部牺牲至为惨烈，四万人最后只剩一千二百人。著名报人张季鸾说，第一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后奉命到河南整补，再调往西安。胡宗南部最后离开西安驻地，为一九四九年五月，在西安前后待了十二年。
我认为，父亲于抗战时期有四大贡献，第一是教育，西安的军校第七分校，和战干第四团，各训练出三、四万名军官和政治人才，分发全国各战场，支持八年抗战；第二是挡住日军自北面攻向四川的钳形攻势。日本几次攻打潼关，意图进窥陪都重庆，但父亲的部队始终不动如山，完成了中央交付他最重要的任务，甚至打了好几场胜仗。包括兰封之役，打垮日军土肥原贤二；参加武汉保卫战，歼敌五千；豫西西峡口之役大胜等。
一九四四年，洛阳失陷后，他到潼关召集军师长和敢死队讲话，身后还带了一具棺材，他说：“如果这次不能打败日寇，这便是我胡某人的棺木！”结果全军奋勇杀敌，果然打了胜仗。这段话系当年敢死队员，现年八十五岁的杨廷华先生，不久之前告诉我的。
他第三个贡献，是把青海、宁夏、甘肃等地方势力统合起来，齐心抗日。一九四三年，父亲派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率盛文的五十九师，平定甘肃回乱。一九四四年，派黄埔一期同学李铁军率二十九集团军到新疆。因新疆一度受苏联蛊惑，阴谋独立，最后终为胡宗南部安抚平定。
第四个贡献，……胡宗南部一定程度制约了中共从陕北往外发展的力量，同时跟中共竞相争取沦陷区投靠后方的青年。抗战爆发后，沦陷区青年竞相投奔大后方，众多青年原本要到延安，不少人途经西安就被胡宗南部拦下，劝服他们去王曲军校七分校，或者参加战干团，日后到部队从事政治工作。连战主席的父亲连震东先生即曾被礼聘为战干团教官。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父亲赴河南郑州，主持接受日军投降仪式，接收豫北、豫西日军。日方代表是日军第十二军军长鹰森孝中将。投降仪式结束后，双方代表握手晤谈。鹰森孝问父亲，近期河南西峡口战役，贵方一位孔姓营长，利用反斜面作战（反斜面阵地攻防战），歼灭了我们很多部队，我很想跟这位营长见面。父亲经查证，知道这名营长的名字叫孔令晟。是时孔营长刚好在外地受训，不在郑州附近，未能与日本军长鹰森孝见面。
父亲因而对出身北京大学的孔令晟印象深刻，为示赏识，父亲有意调孔令晟到长官部，原本要孔令晟接替熊向晖（按：熊向晖本名熊汇荃）职位，但孔令晟不愿意做参谋，宁愿带兵，父亲只好打消此意。由于父亲非常爱护孔令晟先生，之后，还派人帮他补习功课，稍后进入国防大学进修（笔者按：孔令晟日后曾任国防部作战助理次长、蒋介石之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警政署署长等职）。
父亲认为，抗战结束后，国家迫切需要建设人才。所以，父亲派了许多部下到美国受训或进修，熊向晖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派出国的干部多达数十名，都是胡宗南部队中极为突出的优秀人才。内战爆发，国内局势丕变，许多人索性留在美国就业定居。抗战前后，大学生凤毛麟角，知识分子左倾的比例很高，投效胡宗南部的知识青年，不乏思想左倾或者潜伏共谍，父亲总认为以人格感召可以感化这些人。曾经有人跟他密报，熊向晖思想左倾，父亲告诉密报的人：熊向晖来部队的时候才十八岁，年轻人想法特异独行不要紧，我可以感化影响他。
熊向晖在（二〇〇五年）过世之前，曾经托人传话给我，他强调是先加入共产党，所以不得不遵行共产党的指示做事，他强调，对我父亲终生感念，请我务必谅解他。我记得在我幼年时，他曾写信给我母亲，强调他没有做对不起我父亲的事。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究竟选择和或战？曾经一度困扰（国府）最高当局。民国三十五年，国府中央召开军事会议，蒋公日记中也记载，中共趁着抗战如何扩张，配合日本军队，处处打击国军，把我们敌后游击队都吃掉了，战后又积极扩张，不听中央号令，不断挑衅，他已经忍无可忍。
据说有一次在军事会议中，张治中将军认为国共之间不能战，战则国民党必败，因为八年抗战下来，国穷民困，人心厌战；但某首长却力言在三个月内必能消灭共党，蒋先生最后采纳了后者的建议。
（根据台湾“国史馆”《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一书中，第 259 页至 275 页，附列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时任胡宗南部五００团团长曾祥廷口述历史访谈。曾老将军说“张治中与毛泽东很熟，毛在重庆就住在他的公馆，很了解共产党的力量。张忠道说：‘Ｘ总长说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你则说战则必败，你向国防部报告了没？’张治中说他报告过了。他说：‘如果这个仗要打，结果一定是失败的。上自将领，下至中下级干部，都认为不是打仗的时候，打了就完了。’张忠道就问说：‘打了一半讲和可不可以？’张治中摇摇头说：‘也很困难。你想讲和共产党不一定要和你讲和。’我一个同学安徽寿县陶有恒与张治中很接近，是安徽同乡，前几年到了北平，见到了张治中的女儿张月娥，把张治中上国防部的报告给他看，国防部以为‘不堪一击’”。…）
不久前，我曾遇见一位大陆访台的老先生，据他透露，他看过毛泽东内部讲话的档案，抗战前后，毛泽东告诉干部，国民党将领只有两个人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胡宗南，第二是白崇禧。
二００一年我到德国，德国国会议员请我吃饭，这位议员说，你没来之前，我的中国朋友都在谈论，不但谈论你，还谈你的父亲，他们谈论你父亲差点捉住毛泽东。他们说，只差四百公尺远，刘戡的二十九军就可以捉住毛泽东。毛泽东躲在窑洞里边，他的侍卫把马的缰绳勒得紧紧的，深恐马匹受惊嘶叫，露出行踪。结果马没有叫，刘戡的军队打从四百公尺开外过去了，国军没能找到毛泽东。我好奇地问这位德国国会议员，这些中国朋友讲到我父亲时是咬牙切齿，充满了恨意吗？他说不！是充满了尊敬。
（有关国民党军攻打延安的经过，根据台湾“国史馆”《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一书，曾祥廷将军的口述历史访谈回忆：“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我奉命派了一个突击营突击延安，营长即原第一营营长应启新。三月十九日一早，我们到了延安东边的塔山，碰到了旅长、副旅长与参谋长。突击营的向导是共产党派的，所以进延安迟了一点，不然可以活抓到毛泽东。因为当时毛泽东还没走，毛泽东说我要看到胡宗南的兵进入延安我才要走，所以进入延安时，地下室的茶还是温的。他的情报很灵光，对我们的行动很了解。整个剿匪我们吃亏的就是情报不灵，对敌人了解太少，相反敌人对我们了解太多，甚至我们没有行动，事先他都知道。”按：国府负责情报的军统局局长戴笠已于前一年飞机失事遇难。）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在南京主持攻打延安的秘密军事会议（笔者按：台湾于同日爆发二二八事变），父亲也是会议重要参与者之一。会议结束，蒋先生单独召见父亲，蒋交代完重要军务之后说：“以后再有什么意见，可以先跟刘次长商量。”刘次长就是刘为章，刘斐，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０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又进入白崇禧部队。
试想，凡事透过刘斐，这还有什么军事机密可言？所以刘安祺上将曾经在他的访谈录中说，我军简直是追随刘斐和郭汝瑰的魔棒在走（按：郭汝瑰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也是共谍。）。
妙的是，国共双方多次交手之后，父亲根据几次惨痛经验，意识到中共在最高统帅身边可能派遣了谍报人员，察觉到情况不对，父亲马上改变，在改弦易辙之后，方能在五天内打下延安。比如说，他派第二十九军对大小崂山佯攻，果然遇到坚强抵抗，数日不下，另一方面派第一军从山西过来担任主攻，出乎中共意料之外。
中共方面是要坚决抵抗，保卫延安的，这可以从中共第一野战军的战史记载中得知梗概，中共中央下达的命令，是要他们坚决抵抗。
打下延安之后，部队尽管极为疲惫，胡宗南部仍准备穷追不舍，这时，南京国防部来了紧急电报，命令父亲“穷寇勿追”。父亲既然接到上级命令不追，只好暂且按兵不动，保持战果，但心里依然筹划着如何追击，正待采取行动，这时南京国防部又下达命令：河南军情危急，立刻派第一军支持河南。几乎是屡试不爽，只要执行南京的命令，部队必然失利被歼。一九四八年二月底，第二十九军被打垮，就是后果。所以，父亲部下彼此警告，听国防部的命令我们准打败仗，不听命令，我们就打胜仗，这已成为铁律。熊向晖在一九四七年已离开我父亲，他造成的影响，相较之下已经是次要的次要，真正问题在南京国防部。大战略与大部队的布署安排，全部曝露无遗，夫复何言？
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已经撤退，共军也已渡江，奉到国防部命令，要父亲将战线缩短，撤出西安，所以他就把部队撤退到汉中。那时胡宗南部还有几个军的实力，兵员十数万人。早先，当局从他的麾下抽调了好些部队去剿共。东北战役中，范汉杰就是我父亲派到东北去的。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及其所部，原本也归胡宗南统领，他被派去支持傅作义，这些部队后来都在平津战役中损失殆尽。徐蚌会战，胡宗南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仍有若干部队参与其中。
所以，当父亲撤出西安时，旗下仍有十几个军的番号，但真正的主力是第一军、第三军。其它的几个军，虽有番号，然员额不足。负责的防务，东起陕豫边境，西至甘肃南部及东部几千里。前线每天跟中共西北野战军作战，战报不绝如缕。
一九四九年五月到汉中，一出西安，父亲有鉴于四川仍很完整，力主部队应该下四川，稳定川局，代总统李宗仁坚决不允。在汉中，耽误近半年时光，等到终于奉蒋先生命令下四川，局势已经无力回天。胡宗南部幕僚转述，基于集中兵力之思考，父亲的幕僚们曾经有好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直冲山东，到江苏连云港。第二个想法，直冲武汉，武汉位处华中交通枢纽，一旦情况危急，可南下广州或江西，再退往台湾。第三个想法，是下云南建立长期游击根据地，但情势变得太快，这几个想法都未付诸实现。（后来据担任蒋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表示，第三个计划是蒋先生的决定。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父亲当澎湖防卫司令期间，他把薪水分成三份。三分之一的薪饷寄回家用，三分之一留给“长官部”当公费运用，三分之一发给澎湖长官部两位各有七、八个孩子要抚养的部下。我们家人起初完全被蒙在鼓里，母亲也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直到父亲及母亲去世多年后，我带孩子到澎湖，瞻仰树立在澎湖的胡宗南铜像。适有父亲任职澎湖防卫司令时代，一位在办公室服务的老士官，赶来与我碰面。老士官拿出当年父亲的“军人补给证”说，关饷时胡司令交代我把薪水分成三份，其中一份，交给两位子女众多的部下。老士官还和其中一位姓梁的袍泽，经常连系，他把梁老先生的电话留给我。回台北，我打电话向梁老先生求证，他一听是我，语气显得非常激动。两三天后，梁老先生两个当军官的儿子，跑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其中一位中校军官说，他们父亲交代，你胡某人有任何事情，两兄弟愿意赴汤蹈火为你效力。
可想而知，父亲只拿三分之一薪水回家，这怎够养家活口？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薪水不够家用，家里开销捉襟见肘，母亲老是为钱发愁，可是父亲又交代她不要再出去教书，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别无它法，母亲指望写文章赚稿费。她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写散文仍非易事。为了补贴家用，她试着向《中央日报》副刊投稿。报馆审核文稿的标准很高，第一次接到退稿通知，母亲非常沮丧，痛哭一场，我站在她旁边，深刻体会她的心情。母亲再接再厉，再写，再退稿，再写…。到了第三次投稿，她的文章终于获得刊用，文章上报，稿费来了。哇！我们几个孩子带到学校的饭盒，菜色马上丰富起来。父亲就是这种个性，宁愿刻苦对待自己家人，也要厚待部属，所以他的部下都肯为他效死。
幼年时期（一九五０年代），家里没有冰箱，父亲办公室主任程先生家里有只木头外売的冰箱，冰箱上层摆着冰块，下层存放饭菜、西瓜等。暑天到程先生家里吃冰西瓜，是我莫大享受，至今难忘。一九五０年代晚期某日，我放学回家，见到家里搬来一部旧冰箱，品牌名称 PHILCO ，虽然是旧冰箱，令我颇为开心。我正高兴不已，父亲回来了，一看冰箱，脸色一沉，正色问我母亲哪来的冰箱？母亲说是罗列先生叫人送来的，因为罗先生升上陆军总司令，特地送来一部旧冰箱。父亲疾言厉色大声喝道：“不可以！给退回去！”
十年前，前台大总务长高化臣的夫人去世，我特地到高府吊唁慰问。我握着他的手，劝他节哀：高伯伯您不要难过。但是，高伯伯不跟我谈他夫人的事情，反而谈起家父往事。他说：当年我已在台大工作，你父亲从大陈岛捎来一封信，你来大陈帮我忙。高伯伯说，大陈生活太艰苦，我原先不想去，你父亲又来信，字里行间略有责意，你是不是看我落魄了，所以不来。高伯伯收到这封信，马上收拾行囊，动身前往大陈。高伯伯告诉我：你父亲每天吃盐水泡饭，餐餐盐水泡稀饭。他见到胡宗南日子这么苦，说我不回台北了，高伯伯留在大陈协助父亲，帮到一九五二年，与父亲一同离开大陈。高伯伯跟我讲述往事，边讲边哭，我也为之动容落泪。
父亲过世，朋友、学生、部属闻讯如丧考妣。他去世至今已四十七年，每逢忌日，老部属年年按时纪念，从无例外。开始时参加人数有几千人，后来老病凋零，人越来越少。现今，他学生最年轻的都已八十几岁了。前不久又办了一场纪念会，有的老人走不动了，还勉强拖着老弱的身躯，从台湾各地赶来参加纪念会。这群老人家对我说：“你父亲是完人，我们要纪念到底，一直纪念下去。
转自《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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