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功篱：往事回眸：胞兄胡功答的故事
往事回眸：胞兄胡功答的故事
－－作者：胡功篱
(1) 在外当学徒 返家自修生
我的大哥功答生于民国丙寅十五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亥时 ( 公元 1926 年 11 月 27 日 ) 。胡湾村。他童年在本族内免费读锦化小学初小。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祖父母离家去武汉二叔处生活。他在武汉读完高小后，二叔把他介绍到武汉大学工学院学生实习工厂当学徒。祖父对功答说：“这是给你找到了一个铁饭碗！”抗战时，美国在重庆建造飞机场，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寇。他的师傅在飞机场附近开了一个修车厂，修理汽车，把功答兄带去为他打工修车。随后他又转到在重庆的民国中央银行运钞汽车队当修车工。日寇投降了，中央银行要迁回南京，宣布所有运钞车队的人员全部解雇，引起全队工人的不满，上街游行请愿。功答兄同一些人乘着汽车去闹，走到途中，汽车从山坡上滚了下来，死伤几个人，而功答兄在翻车时被甩了出来，丝毫未伤，捡了一条命。然后他就回胡湾家里来了。因为内战的原因，五叔留在家里，未外出找工作，就在家里办了一个“白连中学”补习班，为学生补习高中课程，功答兄也在补习班里学习。功答兄学习有钻劲、有耐心，成天不出房门，看书做作业。在五叔的悉心指导下，功答兄学完了高中课程，数学、物理学已学了一些大学内容，也能用英文写短文，这为他后来在部队工作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2) 一腔热血报国 恶病缠身归乡
1949 年 4 月，家乡一解放，功答兄欣喜若狂，以为这下能找到报效国家的合适岗位了。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招考青年男女学生，他迫不及待地伙同本乡一些青年赶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他在报名时说自己是汽修工，未经考试就于 1949 年 6 月被录取了。他信心百倍地告别了家人，走上了从军的道路。
功答兄在南京短时受训后，便启程西征解放西藏。他们从南京出发，乘船到了武汉，上岸步行向四川进发的途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才正式建立了汽车第一团，功答兄在这个团的修理连里当正排长。那时的汽车兵大多是俘虏国民党的兵，极难管理。汽车坏了他们就对着政治指导员喊，你读读毛主席的教导，汽车准能跑起来。把连排干部气的肚子打鼓没法想，只好叫功答兄去修车解决难题。
行军路上的一天夜里，大家都睡了，突然听到哨兵厉声喊：“不许动！”惊醒了所有战士。大家赶紧起来，是哨兵用枪瞄准对着一个藏族中年妇女，大家也都把枪举起来对着她。相持不动，谁也不敢前去搜这个妇女的身。功答兄是排长，他下了命令，让两个战士上前去抓捕这个女人。结果在这个人的身上搜出了三颗手榴弹。幸亏发现早，不然定会牺牲许多战士的生命。
越往西走道路越坏，甚至无路可走，全靠工兵在前面开路，修一段汽车向前开一段，山陡路险，汽车极易损坏。当时苏联支援的汽车质量差坏的快，修理连的战士日夜赶修，有时几天通宵达旦没觉睡。
修汽车光靠手工是不行的，必须要用机床，而机床必须要用电带动，靠汽车本身发点电是杯水车薪不管用。部队快到雅安了，发现有条山溪水流甚大，可在此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领导便搞来了图纸和资料，命令功答兄指挥安装发电设备。功答兄从来未接触过水力发电技术，无可奈何，整整三天三夜未合眼，才看懂图纸。最终把发电设备安装好了，解决了修车用电的大难题。
部队开到昌都与西藏地方军遭遇，解放军包围了藏军，阿沛阿旺晋美就在这里被围捕。他是达赖手下的一员军事将领。解放军叫他去告诉达赖，劝其同意和平解放西藏。达赖接受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于是解放军日夜兼程向拉萨进军， 1951 年 5 月西藏和平解放了。
西藏的气候变化无常，中午穿背心，晚上穿皮袄；中午万里晴空，下午大雪纷飞。汽车过二郎山万般艰难。功答兄常说，一听到唱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他就要流泪。他亲眼看到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开车爬二郎山，也有的车滑下深谷，牺牲了很多年轻人的生命。
二郎山上本来没有公路，只有人行走的羊肠小道。工兵在前面开路就是砍树填坑，遇到山沟就砍树往沟里扔。汽车在这样的路上行走发挥不了它的速度优势，汽车是在爬行。二郎山山高路陡，山顶上常年积雪不化。路被冰封，汽车难行，只得用铁链将车轮箍起来防滑，这根本无法达到汽车要快速前进的要求。山路陡窄，上山下山错车十分困难，有的地段无法通过，只有停下来。天黑了，大家就钻在车肚子下面睡觉。寒气透骨，身体受到极度伤害。
有一次功答兄乘车向二郎山上爬，恰遇山上有车向下行，两车交会，山坡狭窄陡峭，上下不能相让，两辆车上的人都下了车想办法。有人指挥下山的车往路边挪，只听冰裂咔嚓一声巨响，司机大喊一声掉进冰雪覆盖的万丈深渊，车毁人亡。后来汽车兵想了一个办法，山上山下通电话，指挥车辆上下，事故大大减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举国上下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部队的政治工作一向非常抓紧，进藏部队掀起了学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史的热潮。一日，部队举行全师学习苏共党史大比试，各团推选代表参加比试。汽车一团派的代表中有功答兄，他在全师获得第一名。战士们情绪激昂，一个劲地把功答兄一次一次地抛向空中欢呼，他为全团争得了荣誉。
进藏部队离拉萨不远了，晴天中午站在山上就能看见布达拉宫顶塔放射的金色光芒。战士们高兴极了，终于快进拉萨了。就在这个时候，功答兄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拄着拐杖才能行走，又患了当时不治之症肺结核病。他有了病，情绪十分低落，想家心切。无奈至极向部队领导提出转业回乡的请求。起初领导劝他留在部队休养，还说等他身体好了，到四川去开一个汽车修理厂。功答兄的肺结核病在条件极差的西藏是无法医治的，他还是要求回家了。走到成都时，得到肺结核病有特效药医治的消息，他十分高兴，赶紧回家，养好身体再参加工作。
(3) 庸医害人 答兄精神失常
1953 年 10 月下旬，功答兄回到芜湖。当时我在芜湖上学，我俩在四叔家见了面。 1953 年 5 月份，我母亲去世，胡湾家里已没有人住了。他向县民政局交了个人档案，便去了南京六叔处，在南京吃药休息了一段时间，他回到了胡湾家里一人独居。
破屋偏逢连夜雨，接连不断的晦气向他袭来。他听说肺结核病人要吃营养，便经常吃鸡汤。有人后来说，他可能吃过一些未醒透窝的孵鸡，吃了这种鸡会动风。不久他嘴上长了一个肿瘤，不痛不痒，他很害怕，就到南京六叔处住下，便上鼓楼医院去检查身体。南京鼓楼医院是很有名气的大医院，但是里面也有害人的庸医，俗话说庸医杀人。功答兄就是被鼓楼医院庸医葬送了终身。一个医生对功答兄说：“你得的是麻风病。”这种病胜过肺结核，功答兄是知道的。他立即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麻风病概论》看，这一看他觉得天崩地裂，绝望至极。书上说麻风病人死了用火烧、深埋或把病人送进深山用狗送饭，与人世严密隔绝。功答兄立马精神错乱，嘴里胡言乱语，说有特务杀害他，当夜跳六叔家的院墙往北京跑，去向毛主席告状。次日清晨六叔在家里家外到处找不到功答兄，就知大事不好。六叔赶到五叔处惊慌失措大声喊：“功答没有了。”嚎啕大哭。
功答兄上了火车，走到天津被乘警发现他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嘴里说有人要杀他，到北京找毛主席去告状。乘警看他穿着黄军装，戴的黄色帽子，像个退伍人员，便在他的衣袋里搜出了转业军人证书，知道他是安徽芜湖人，乘警把他送到芜湖县民政科。后来他又回到芜湖四叔处。四叔叫我把功答兄送回胡湾。这是 1954 年 5 、 6 月份的事。乡亲们见功答一改常态回来，为之叹息不已。
1954 年 8 月份，因为皖南部分地区遭大水灾，洪水长期未退，而我也未接到分配工作的通知，于是就回胡湾老家探望功答兄。我见到他还能自烧自吃，但嘴里总是乱说有特务来暗害他，有时也向外跑。乡人都说功答疯了。
1954 年 9 月初，我被分配到淮北宿县桃山区曹村小学工作。那里生活条件很差，加之功答兄精神失常，我思家心切，几次申请要求调回家乡工作。当时我的老师侯克安先生在芜湖县文教科工作，他以组织名义寄信给宿县文教科，介绍了我家里的困难情况，需要调回家乡工作。 1956 年 8 月份我调回本县方村小学工作。我到胡湾见到功答兄精神有些许好转，我也放些心了。心想让他慢慢好转吧，能自己管好自己就万幸了。
(4) 穷困潦倒 五叔济困
功答兄回乡，国家给他六百元转业费，当时能买一百担稻谷。因为家里空空如也，一无所有，样样都要花钱添置，功答兄又医病，花了不少钱。村里有人向他借了一些钱，还回来的是少数。我问他人家借你的钱还清了没有，他说这些人家苦的很，没钱还，你找他要也是要不到。因此他的转业费很快就花光了。约在 1956 年，功答兄就没钱过日子了 。五叔最疼爱功答，他知道功答兄生活无着落，便每月寄给他 25 元生活费。这个数字能抵一个小学教师的月工资，能养活一家几口人。五叔这时已有四个孩子，生活有一定的压力，五叔婶非常节约，省吃俭用，才有能力接济功答兄。直到 1959 年春季，功答兄在芜湖县农校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五叔婶才停止对他的接济。
(5) 饥饿欲倒 姑爹救性命
1958 年全国农村公社化了，我们胡湾村里五百多人口办了一个公共食堂。起初吃饭不要钱，大家敞开肚皮吃，过路人也可以到任何公共食堂里吃饭。一次我到下面小学检查工作，路过保太圩，在一个食堂里吃了一顿中饭不要钱，碗筷一丢就走了。好景不长，大哄了一、二十天，食堂就缺粮了。粮食不足就改吃粥，还是不够，再改吃糊，最后断炊。社员各想各的办法，找野菜、扒树皮、偷田里未成熟的庄稼，向外投亲靠友，都无济于事，大批饿死人。 1959 年下半年至 1961 年下半年整整两年时间是死人的高峰期。几个月食堂不冒烟，偶尔上面发一点救济粮，还要被一些村干部多吃多占了一些，剩下的只能煮点米汤水喝。胡湾村里死人最多的一天死了 24 人。到 1960 年底恶劣情况开始稍微好转一点。胡湾村自 1958 年秋吃公共食堂时，全村人口五百零几人，至 1961 年春解散食堂时全村仅剩二百五十几人。
1959 年春，我在芜湖县教育科下设的教研室工作，一天功答兄找到我，说村里死了不少人，食堂仍然无饭吃。自己饿得走路也走不动了。他说找县民政科，要求安排工作。我陪他找了县民政科，负责人说没有他的档案，不能安排工作 ( 档案是民政科保管的，他们弄丢了。也没有实事求是地补建，这给功答兄此后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功答兄档案丢了 ) 。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县里有所农校，里面办了一个校办工厂，工厂的负责人是我们胡家的女婿，我喊他姑老爹，我俩碰面了，我就喊：“姑老爹，你厂里要技术员吗？”他说：“我正要找这样的人。”我说：“叫功答到你厂里当技术工人吧，他样样能搞一点。”他犹豫了一下说：“这我知道，就是他精神不好。”我说：“他的病早已好了。如果他再犯病我把他送到胡湾去。”他说：“那好，叫他来试试吧。”
我好高兴，立即写信请人带到胡湾去。功答兄接信立即动身到农校上了班。这个校办工厂里有三个铁匠打打锄头、挖锹等农具，功答是为学校修汽油灯供学生上晚自习，修学校的自行车，没有什么技术活，倒也轻松。功答兄每月工资 15 元，管吃饭够了，总算保住了性命。这要感谢姑老爹刘牧。
(6) 维权自尊不屈辱他人脚下 自力更生逆境中谋求生存
功答兄那时如果仍在老家呆着，不是饿死，就是会被当成四类分子送去劳改。我回乡后，有个治安干部当面跟我说过，上面催着逮人，数字完不成，有人提出把功答送去抵个数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功答兄精神失常，讲过糊涂话，有人就要加害他。
一次偶然的机会功答兄在农校仅一次露了一点点技术，震惊了全校师生。农校买了一台老式直流电收音机，一切安装就绪，就是收不到声音，师生非常扫兴。有一位化学老师，芜湖市人，他常与功答兄谈心，他知道功答兄有技术。他建议领导，把功答兄找去了，功答兄一句话也没说，看看收音机已安装就绪，但发现一处安装不对，调了一下位置，收音机马上响了起来，功答兄立马离开了办公室。化学老师跟他也出了办公室，一个劲地问，你怎么摸一下就响了。功答兄说学校老师不懂英文，他们把天地线的接头张冠李戴了，调换一下接头就行了。
我因受不了 1960 年饥饿的折磨， 5 月初便擅自离职去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不料被芜湖县追了回来，趁在 1961 年全国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之时，县里把我处分送回乡务农。功答兄知道我回乡种田了，他心里不安起来，也要回乡与我一起务农。我俩都不会种田，回乡有什么用呢。为此六叔写了一封长信给功答兄，劝他千万千万不要回乡。他如在农校再待一年半载，国家情况好转了，他可请求县民政科安排他在农校就业。但他未听六叔的话，还是回到胡湾。功答为什么不要工作要回乡，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学校师生藐视这个衣衫褴褛的苦难人之外，主要的是一次学校领导命他一人拖板车送一具被饿死的学生尸体到几十里外芜湖去火化。他为了活命，也只好忍气吞声送去了。他想我是进藏有功人员，论学识不在农校许多教师之下，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固定职业，而是凭自己的真本事到农校来干活谋生的，竟遭此欺凌，他愤恨在心，回乡种田，不寄人篱下。本族村民见我弟兄俩一无所有回乡种田，对我们十分同情，并予以关怀照顾。
(7) 手艺解难 良心取酬
我俩在家乡缺吃缺烧，常常断炊。生产队里成年男子，每天发三两口粮，在小麦收割时，一天只发半斤口粮，还是不够吃。功答兄在本村粮站门前坐在小凳子上为人补胶鞋，或修理小闹钟等，有时也被人叫去修缝纫机，报酬甚微。新麦收割后，农户急需用石磨磨麦粉吃。功答兄请铁匠打了几根钢筋凿子，找人要了一把废木工斧子做锤子，为农户凿磨，能挣几角钱或付给他一、二斤小麦，这就是他的微乎其微的手艺劳动收入，辅助我们糊口。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日子里，也磨炼了我们克服困难的意志，更使我们懂得了人生的艰辛与残酷。
1961 年秋至 1962 年春，约有半年时间，他被叫去为白沙圩高桥排灌站去修柴油机。那时候能大修柴油机的技术人员很少。功答兄一面搞机修，并且教会站里工人学会使用柴油机自身发的直流电用来照明，解决了夜晚抽水用汽油灯照明的难题。活干完了，便付给功答兄一点钱让他回家。梅雨季节发大水，又把他叫去调理柴油机，并参加值班排水，雨季过后又让他回家。功答兄的工作技术含量高，贡献也大，却报酬很低，个人的人格根本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只因家庭是地主成分 ( 他自己是工人出生 ) ，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任人摆布。
我隔壁住着一对夫妇，男的姓陶，女的姓俞，带着几个孩子。他们是十连圩老鹤嘴人。夫妇两人跟功答兄是同龄，很善良，非常同情我俩。 1962 年春季里的一天，俞大嫂出门回来，满面悦色对功答兄说：“老答师傅啊，我今天替你找到了一个好活，北胡村对河新滩湖埂头上一户人家为订儿媳妇买了一台新缝纫机，安装好了就是底线带不上来，找了几个师傅也没有调好。我今天从这户人家门前过，他家把我叫进去看看。我说我不懂，可我能帮你找个师傅来保证能把这机子调理好。”这台机子好多天未调好，他家人十分着急，听俞大嫂这么一说，高兴极了，便紧跟着问这人能不能来？把我机子调好了大概要多少工钱等等。俞大嫂想为功答兄多挣几个钱，便说：“像你这样难修的机子，你不花十块钱恐怕不行。” ( 那时木工一天工资只有三块钱 ) 这个工钱可不小了。这户人家还说：“好办，好办。”功答兄和我听了都咪咪在笑。俞大嫂又接着嘱咐说：“老答师傅你是个老好人，你修机子要搞慢点，这里拆拆，那里擦擦，拖拖时间，搞快了人家看了你没费劲，不好要钱。这户人家订了新儿媳妇，条件好，他家问你要多少钱，你一定要照我的话说，要十块钱。”功答兄听了连连点头说是。
次日，功答兄吃了早饭，带好工具就走了。功答兄在北胡过了河向这家走来，这户人家便远远地来迎接了。功答兄一进门，便见他家已经把烟、酒、肉、豆腐等都买回来了 ( 当时这些东西都要开后门才能买到 ) ，还杀了鸡。主人把情况讲过后，功答兄便动手干活。这机子是新的，什么毛病也没有，只需调整一下就行了。功答兄在机子上这里拆拆，那里擦擦，拖了好长时间了，实在没什么可搞了，还未到吃中午饭的时候，功答兄就说调好了。于是新儿媳妇拿来旧布坐在缝纫机前，把机子踩动了，连说：“好用，很满意。”全家人都说这个师傅手艺好。功答兄想不吃中饭就往回跑，这户人家热情挽留，并说：“你要不来，我家人可要急坏了，喝杯酒，喝杯酒。”功答兄只抽烟，滴酒不沾。找来陪酒的人没起作用。饭后，主人问功答兄要多少工资，他吞吞吐吐地说：“你给我三块钱吧。”主人付了三块钱连说：“公道，公道。”
俞大嫂见功答兄这么早就回来了，心想这个老实人未按她的话做。她高高兴兴地来到功答兄面前说：“这么早回来了，你要了多少钱？”功答兄笑不回话。俞大嫂追着他问，功答兄才说：“我只要了三块钱。”俞大嫂急的大声说：“答师傅呀，你怎么这样老好，一身的本事没饭吃，你命里穷啊！”功答兄笑笑说：“你可知道他家有多么客气啊！机子没有坏，又杀鸡又称肉，买烟打酒，我不好意思要钱。这三块钱我还是狠狠心才说出口的。”
1961 年至 1962 年，安徽搞了两年农村分田单干，农村和农业生产得到了初步改观，粮食紧缺问题也稍有缓解。农民得到一些自主种田自由，欢天喜地，想方设法提高农田产量。但是好景不长， 1962 年冬季分田单干被强制收回，改为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生产。虽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一次受到打压，但比大办人民公社大呼隆、瞎指挥要好的多。这时大队里出现了用手扶拖拉机耕地的新景象，用柴油机抽水、轧米等等也都很快发展起来。这时功答兄的技术得到一定的施展。本大队办了小型轧米厂，他在里面当工人，每月能拿到 30 元工资，他还担任小队拖拉机手训练班的老师，哪个队里的柴油机坏了就请他去修，这些小队也付一些报酬给他。从此我们的生活比以往改善了不少。
(8) 抗洪排涝显身手 获报酬嘉奖炖鸡
1973 年 6 月，汛期到了，圩区洪水暴涨，大雨连降不停。一天傍晚时，我家里已经点亮了煤油小灯，我家的大门被轻轻推开，进来一个人，我抬头一看，是我的好朋友，名叫秦海明，他是棣南公社秦大坝队社员。他的姐姐嫁在我们生产队里，他常来走亲戚。我忙问他怎么这么晚来，有什么事。他静了静说 ; “这些天下大雨，我们棣南公社秦坝是一个大队，有千亩田，早稻已经出穗，全淹到穗颈了，再淹就绝收了。我们秦坝原来用一台东方红牌 60 匹马力的柴油机抽水，往年还好，今年抽水出了问题，机子发动了两分钟就不转了，再发动还是这样。大队领导把十连公社、陶辛公社、保沙公社、本棣南公社的所谓柴油机大王都请来修过，仍旧不行，还要买肉打酒搞一大套，抽不出水就走了。一连拖了七八天了。我的家和田都在这里面，如果稻子淹没了，我家生活就绝望了。我非常着急，便在我们大队书记面前讲，我认得一个好师傅，我去把他请来。但是我家是富农成分，我请的这个师傅家里是地主成分，万一机子还是不转动，领导可不能扣我们的帽子，说我们合伙搞破坏。大队领导都做了肯定答复，我才敢来请功答师傅帮我大队去修抽水机。”
那时候正值“文革”当中，功答兄在大队轧米厂当工人，出门还要向大队书记请假。次日清晨，功答兄跟海明就动身了。功答兄听海明介绍柴油机的状况，心里估计问题是出在哪方面了。进了村，功答兄不去大队部抽烟喝茶，径直到了柴油机旁边，拆下管喷油的一个什么零件瞅瞅，敲了两下，照原样放进去。对海明说：“找些劳动力来拽机子。”人来了，书记也来了。大家见这个师傅茶未喝烟未抽，机子也未修，就叫开机子，肯定又来了一个半瓶醋。把绳子正反两个方向绕好后，劳动力对面相向站两排，各握绳子，齐声喊一、二、三，用力一拽，柴油机飞转起来了。众人怀疑它能转多久，静静地等着。谁知道这么一拽，机子不停地转了七昼夜，坝里水都抽干了，才把它停下来。干群们都万分感谢，说要不是海明大着胆子找来这个好师傅，我们这个坝一千多亩的早稻肯定颗粒无收。
功答兄和海明从胡湾动身走时，海明姐夫胡德布想起了一桩事，跟在他俩身后喊：“海明呀！海明呀！答师傅是老好人，机子修好了你要为他要工资！他还喜欢吃炖老鸡，叫你们大队买鸡呀！”
这次修机子收获不小，付给他工资 25 元，真的炖了老母鸡嘉奖功答兄。
(9) 白马山技能出众 采石场重金聘请
1973 年的 8 月中秋后没几天，本村一位小队长叫王大元，他到白马山芜湖公路管理站采石场去看望他的叔叔王永春场长。叔侄见了面，叔叔问：“你怎么来了？”侄子答：“我来看看你呀！你中秋节怎么没有回家呀 ? ”叔叔急切地说：“哎哟哟，我没有时间啊！场里的柴油机坏了，有两个多月了，场里就靠这台机子来加工碎石子供铺路用。一天上面来十几个电话，催着要石子，我是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啊！”侄子听了哈哈大笑，漫不经心地笑着说：“今天我可来对了，你的机子能转了！”叔叔听了莫名其妙，说：“你有什么办法？”侄子说：“如果你中秋节回家了，你的机子早就开起来了。我们村里的老功答，大家都喊他老八级，什么机子他都能修。”叔叔似有所悟，但还是将信将疑。侄子中饭未吃，茶也未喝，拉着叔叔便往回赶。天快黑了进村，场长也没进自己家门，便来找功答兄。王永春说明来意，并介绍了机子的基本现状。功答兄听后，估计这机子的故障还是出在油路上。他说：“我在搞加工米，出门还要向大队书记请假。”王场长说：“这假我去请，好办，好办。机子修好了，我还要留你在我厂里干呢。”
次日清早，王场长和功答兄步行往场里赶。中午时分到了白马山。公共汽车站上有两位场里的工人，见到王场长忙上前来打招呼。场长问他俩到哪里去，回答说把电瓶送到芜湖去充电。功答兄问：“充什么电 ? ”场长说：“哎呀呀，这个充电太麻烦人，柴油机用电瓶开，开不了几下电就用完了，完了就往芜湖送，当天充不到电，有时要排两三天队。”功答兄一听就知道是到芜湖充电瓶的电来开机子。他对场长说：“叫他们把电瓶抬回去，不用充电了。”场长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敢相信不用电瓶能开机子。犹豫了一阵子说：“这位师傅说不用电瓶能开机子，你俩把它抬回去吧。”这两个工人原以为来了一个了不起的师傅，但看到衣着平常、其貌不扬的功答兄时满腹狐疑，请来的大师傅会是他！但又不得不听场长指挥，懒洋洋的把电瓶送了回去。
功答兄照样未进办公室、未吃饭、未喝茶，要往山上机子那里走。场长未留住他。场长想这一上山要搞到什么时候能下来，中饭还未吃呢！场长只好不顾吃饭喝茶，跟着上了山。功答兄立马把喷油部件调理一下，并问：“这最后一次修机子是请的修汽车的师傅吧 ? ”厂长说：“可不是呢，芜湖公路站介绍来了好多个柴油机大王、汽油机大王来修，搞了两个多月也修不好。”
功答兄不费多时把机子调好了，便对场长说：“找十个劳动力来，要带长绳子。”场长不解其意地只得照办。功答兄向劳动力们交待一番，把绳子在飞轮上顺着方向绕上一根，反着方向绕上一根，大家死死撴住绳子，功答兄喊一、二、三，十人合力使劲一拽，机子马上轰隆隆转动起来了。白马山上有好几个采石场，有很多人听到了机子转动的响声，也漫不经心，认为不过是个短命鬼，响几声定会停。结果机子就是一直不停。你看那山上工人立即忙了起来，向破碎机里投石块，也有的工人惊奇地往山上跑，去看看究竟。事后大家都夸这个相貌不扬的老农民真有本事。
王场长真的为功答兄请了长假，留他在采石场专开柴油机，每月工资 60 元。这个数不小。当年一个才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公社书记的工资每月只有 54 元左右，功答兄为白马山采石场所做的贡献，完全无愧于这份工资。
1973 年 11 月份的一天，功答兄和胡姓学徒一同到芜湖市去买些柴油机上的小零件，并去看看三婶、四叔婶。下午他们乘最后一班客车回场。客车走到芜湖市河南新中烟厂处抛锚停下了。司机下车调理了一番，上车一发动不行。又下车拆下一些零件看看，又发动还是不行。再下车拆下一大堆零件，揩揩擦擦按上去再发动，再发动车仍然不动。乘客乱喊，这一下不好了，我们到了终点站下车，还要走二十多里路才能到家，这下可回不去了。有的喊退票。急得司机满头大汗。这时姓胡的徒弟也替司机着急，因为他与司机很熟悉，便凑在司机耳边说：“我的场里来了一位胡师傅，他原来在解放军里专门修车，请他来试试好不好 ? ”司机同意了。功答兄说：“请司机同志把拆下的零件仍然按照原样装好。”司机把零件装好了。功答兄又说：“司机同志将进油管的油箱这头卸下来衔在嘴里吸汽油，吸满一口吐掉，再吸再吐，我叫停就停。”司机无奈只得听指挥，直到功答兄叫停。司机上车试车，一试就发动了。乘客纷纷往车上挤，并又气又乐地直喊：“要不遇到这个老师傅，我们要在路上过夜了！”有的喊：“生姜还是老的辣，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汽车发动了，司机赶紧把功答兄拉到副驾驶的位子上坐了问：“这油管我一直没有动过，为什么会进去气泡呢？”功答兄回答说：“即使新车，时间长了跑路颠簸，空气慢慢地钻些进去，聚集成气泡，挡住油路，所以才会出故障。”司机恍然大悟。
1974 年春，因功答兄怕场里机器声吵，灰尘太大，待不习惯，辞去工作，在这里干了 6 个月，就从白马山采石场回来了，仍然在本大队轧米厂当工人。
(10) 一生忠厚不得志似金埋泥土 追忆往事扼腕叹以警示后人
1976 年 10 月，打倒“四人帮”后，国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们把功答兄的就业问题寄了多次信到国家民政部、省民政厅、县民政局，上面的回答说请县里予以安排，县里讲功答兄没有档案可查，而且说县里像这样的同志有二十几个，要全部解决，县里无财力。一直拒之门外。
自打倒“四人帮”那时起，功答兄起初每月能领到生活补助费 6 元，后增加到 12 元，再增加到 30 元。直到 1991 年，县老干部局把功答兄看成未安排工作的老干部，而生活补助不足 60 元者，又增加 30 元补贴费，这样功答兄每月共能领到 60 元生活补贴。这就是功答兄 20 世纪 90 年代享受政府的最高待遇。功答兄自青年时代起怀有报国之赤诚，他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因此身患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肺结核，他为家乡、为乡亲、为周围许多人做了许多好事，却因县有关部门将他档案丢失了，导致他至死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公正待遇，含冤受屈，惨淡一生。
功答兄于 1998 年 10 月 8 日 ( 农历戊寅年八月十八日巳时 ) 逝世，享年 73 岁。他终身未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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