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胡：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上）
－－作者：胡小胡
一、战争年代
在我三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关于父亲和母亲的记忆，那一年是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是国内战争转折的一年，陈毅将军的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活捉王耀武，我便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大城市。依照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的说法，自一八四Ｏ年至二Ｏ四Ｏ年的二百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二百年。在这二百年中发生过许多次战争，有中国和列强之间的战争，也有国内战争。四十年代的国内战争无疑是最大规模的国内战争。
我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出生于江苏淮阴，那里是“淮阴侯”韩信的老家，也是周恩来从小生活的地方。在苏北一带，共产党建立了解放区政权，称为“盐阜区”，包含从苏北到皖北的地区。我出生的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正在重庆谈判，几天以后，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共产党撤出八个“解放区”，其中包括苏北解放区，于是我也离开淮阴。我的母亲戈扬是苏北人，她的老家海安属泰州地界，名为“海安”，也许在一千多年前是个临海的地方。当然，我不知道怎样离开淮阴的，五十年代，我的父亲胡考发表长篇小说《行军记事》，描述了当年的撤退：我是被人挑在箩筐里，推在独轮车上，撤退到山东沂蒙山区的。第二年，国共两党真刀真枪干起来了，沂蒙山区也成了战场，我随父母撤到胶东，到过海阳、蓬莱、烟台，父亲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移驻丘陵带，避兵到海阳。
鞋承千里露，帽复百宵霜。
汀水沙含土，山村石为墙。
欲知今后踪，消息看前方。
父亲当时的身份是山东建设大学教授，母亲是新华社华东分社副主任。看父亲的诗，第一要走路，很辛苦，第二居无定所，一切要由前方的战况决定。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从胶东到济南，我们乘上从战场上缴获来的卡车。乘卡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那一次走了很远的路，路上轧死了一条黄狗。卡车是美国生产的，共产党不断打胜仗，我们有了来自美国的享受：美国奶粉、美国军毯和鸭绒被。
这一年是一九四八年，我的大妹妹出生。大妹妹叫“小米”，是天天吃的粮食。我的名字叫“地瓜”，也是天天吃的。我们这个书香门弟，艺术之家，说来奇怪，父母就是不给孩子起名字。大妹妹一直叫“胡小米”，我呢，不能叫“地瓜”，送到幼儿园时叫“小胡”，上学时候前面再加一个姓，就叫“胡小胡”了。弟弟叫“胡小林”，也不是父母起的名字，而是我起的。五十年代张天翼先生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很出名，我从那里找来弟弟的名字。小妹妹小名“阿布”，画家丁聪起的，她出生不久嘴里发出“阿布阿布”的声音。小妹妹上学时候叫“胡小妹”，“文化大革命”她开始给自己改名字。“工宣队”来了，她改名“胡爱工”；“军宣队”来了，她改名“胡爱军”；随母亲到农村“插队”，她又改名“胡爱农”。于是弟弟对她说：“你就叫‘胡爱’得了！”她不再改名字，直到今天仍叫“胡爱农”。
还是说战争年代。进济南以后，母亲的警卫员带我，他是个毛头小子，十五六岁，胶东农村的。父亲的警卫员大一些，二十出头，他领到一把驳壳枪，高兴得很。母亲也有一把手枪，我见过，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张爱萍将军送的，作为母亲的结婚礼物。一天，父亲的警卫员在我面前耍驳壳枪，被母亲骂了。母亲又叫又跳，声音尖得刺耳。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出现的母亲，而从小到大，母亲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发过脾气。其实母亲的警卫员比父亲的警卫员更淘气，他领我到济南郊外的山上，叫我趴在一个大坑里，他站在一边丢手榴弹，几声巨响，山川大地在我小小的身子下震动。这记忆太深刻了！母亲当然不知道这件事。如今从地图上看，济南周边没有什么山，有一个匡山，再就是千佛山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苏北认识的。那时，陈毅将军在新四军第三师建了一个“文化村”，储备文化干部，以备未来之用。三师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这支部队是皖南事变后从八路军调来的，过去的中央红军。“文化村”建在一个名叫“停翅港”的小村庄，阿英、邹韬奋、范长江等人都在“文化村”里。大约“文化人”过去飞来飞去，此时要停下歇息吧。说起来，父亲和母亲都是早年成名的“文化人”，父亲是画家，二十岁即在上海滩成名，他的漫画集《西厢记》曾有鲁迅先生作序。母亲在抗日战争初期作为战地记者采访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写出《台儿庄记实》，在大报上发出三大版，范长江称赞母亲的文章说，“一时洛阳纸贵”。母亲成名之时也仅二十二岁。
母亲有一张骑马的照片，年轻而英气勃勃。有一次她从马上摔下来，马蹄踏在小臂上，留下苹果大小的伤疤。
二、进上海
丢手榴弹的事情不久，我上了幼儿园。父亲的警卫员送我去华东局幼儿园，不在济南在威海。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胶东一带始终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没有进去。父亲叫警卫员在威海陪我一个星期再回来。我到了陌生地方，很不习惯，天天找警卫员叔叔，记得叔叔和我一起打秋千的情景，院子里有一架很高的秋千，我们飞到天上。一个星期后，叔叔突然不见了。于是我无比痛苦，大哭了好几天。
华东局幼儿园是最好的幼儿园，陈毅、饶漱石的孩子都在这个幼儿园里。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大军南下，幼儿园上了火车，开进大上海。孩子们坐的是闷罐车，晚上到上海，车门一开蜂拥而下。忽然我看见妈妈等在站台上！妈妈还有一部小汽车开到站台上，这是我第一次坐小汽车。
华东局幼儿园到上海就阔了，搬进一幢花园洋房。从大门到洋房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洋房带半地下室，在墙根的地方开着窗，孩子们认为里面有鬼怪，很吓人。大约每个星期一早上，母亲送我到幼儿园大门口，叫我自己走进去。我总要母亲陪我站一会儿，才肯进去。母亲就站一会儿，再站一会儿。
父亲的祖籍是浙江余姚，而父亲是在上海出生的，我也算是回到老家。没有多久我们都说上海话，再也不说山东话了。我家住在霞飞路的一幢房子里，霞飞路后来改名淮海路，从窗口向下看，是当当响的有轨电车。那时候有国民党飞机空袭，窗玻璃贴上米字型的白纸条。空袭来了拉警报，恐怖的汽笛在城市上空回响，一群群的人跑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我看见马路中间炸出几个大坑。
我随父亲去看过祖父。祖父六十岁了，穿青布长衫，留着长长的胡须。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父亲的生母在他幼年时故世，父亲的继母生了我的五个姑姑一个叔叔，一家人住在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里，是祖父学生的房子，在战乱中，作为大资本家的房主人跑到国外去了，把房子交由祖父看管。
我的祖父胡允昌三岁时候到上海，祖父的父亲是从浙江迁徙来的第一代移民，在上海开了两家煤炭店，算是小康人家。祖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有好的职业，在一所教会学校做了一辈子英文教员。
至于母亲娘家的人，我一个也不曾见过。母亲的父亲也是教员，母亲也是年幼丧母，由舅舅养大。因此母亲从舅舅姓，取名树佩华，参加革命后才改为本来的姓氏。解放后母亲一直给她的舅母寄生活费，她的舅母没有名字，汇款时写的是“江苏海安某某巷某某号树老太太”收。
在上海，母亲做《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是张春桥。父亲说，张春桥对下属还是很关心的，一次母亲上班期间突然早产，张春桥亲自送到医院，可惜孩子夭折了。
这一年的秋天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母亲后来回忆，她被调到北京，做开国大典的新闻检察官。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还没有做到“舆论一律”，各种小报，各种民间平面媒体尚在，于是新政权要实行新闻检察。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前架起一座临时小屋，是一座“空中阁楼”。母亲和另一位新闻检察官坐在其中，记者们写好新闻稿，爬梯子递上去接受检察。
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原来我做了一首诗，是嘴里说出来的：
月亮睡觉去了，
星星在天上站岗，
不让太阳来。
所有的母亲都爱夸奖自己的孩子，作为新闻记者的母亲，她的夸奖传播很广，许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聪明，会做诗，他们的赞叹经常在我耳边。我不知道诗中有没有母亲的加工，但是有一种观念母亲最清楚，这就是：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多少年以后我成了作家，时常会想起儿时的这段故事。
父亲也是从小对画画感兴趣。父亲讲过一个故事，他三岁的时候画了一只猫，祖父说：怎么只有两只脚呢？父亲回答：还有两只脚在后头呢。父亲因为画了一只猫而成为画家，我则因为做了一首诗而成为作家。
一九五Ｏ年，父亲调北京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的这项任命是廖承志先生推荐的。父亲愿意做的事是搞创作，可是在一九四九年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他的油画作品被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大大地打击了他的创作情绪。在朱丹的劝说下，父亲接受了这一项工作。父亲向朱丹推荐上海漫画家丁聪，这样，我随父亲和丁叔叔来到北京。这一回乘的是软席卧铺，不是闷罐车了。
不久，母亲带妹妹来到北京。战争结束了，新的时代到来了。
三、进北京
我家刚到北京的时候，临时住在西长安街的石碑胡同，对面即为中南海新华门。我们住的房子是招待所，后来成了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摄影家石少华，父亲叫他“石麻子”，当然是背后叫的。
当年的北京城是个什么样子呢？还是看父亲的诗：
黄瓦天安门，红墙迎几层。
微云衔落日，飞絮暖春城。
深衢千棵树，长街十里灯。
京师承百代，此代唯清明。
不久，我们搬到北长街，有了正式的家。
北长街七十八号是老式的四合院，有三个大院子，很气派。进门有很大的影碑，有花坛和假山，正房有宽大的前廊，镂空的垂花，是某位清朝官宦的大宅院。这房子即是后来的《人民画报》编辑部，《人民画报》迁到西郊后是《新观察》编辑部。刚去的时候，我家住西院正房，住厢房的是画家古元。古元的女儿和我一样大，有一次，她给我家送糖果，在台阶上跌倒，眉骨处磕了一个大口子，缝了好多针，留下永久的疤痕。《人民画报》编辑部开张后，我家搬到北院，从一九五Ｏ年到一九五八年，在这里住了八年。
北长街的南面是南长街，那里有中山公园，从我家到中山公园大约500米。中山公园是冬天的好去处，到唐花坞赏花，到故宫护城河滑冰。从我家往北走五百米是北海公园，有高耸的白塔和宽阔的北海，那里是夏天划船的地方。
母亲曾为孩子们编了一首儿歌：
北长街，真漂亮；
两边树，排成行；
路西有个新北洋，
买根冰棍尝一尝。
“新北洋”是街上唯一的冷食店，在女子第一中学的门口，卖冰棍和酸梅汤，五十年代的冷食只有这些，到东安市场的西餐店才能吃到冰激凌。
我家院子的东边也是护城河，有一年，学校里很多学生得流行性感冒，我也得了。学校停课三个月，我就在家里钓鱼，从护城河里钓了很多鱼，大水缸里养着十几条一两斤重的鱼，吃不过来。后来不让钓了，说那里是市园林局的养鱼池。
北长街是既漂亮又安静的一条街，50年代初的北京没有多少汽车，穿过这里的是五路公共汽车，而全北京的公共汽车不超过十条线路。我家院子的东边是故宫护城河，从窗口看见故宫的西门楼和故宫西北角的角楼。母亲说角楼是按鲁班的图纸建造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特别漂亮。北长街长不过五百米，有很多大宅院。我家的南面是陈云的院子，北面是彭真的院子，再北面是班禅驻京办事处，也就是班禅大活佛常住的宅院，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像故宫一样气派。北长街有的院子门口挂牌匾和对联，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有一家的对联很特别，上联记不得了，下联是“平生喜读浙人书”。父亲对我说：
“你看，浙江是出文豪的地方，古代的不说，当代文豪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夏衍都是我们浙江人。”
父亲出生在上海，老家在浙江余姚。父亲的乡土教育极大提高了我日后写文章的自信心。
一九五一年，母亲开始办《新观察》杂志，这件事成了她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她从历史学家黎澍手中接过主编的工作，此后，母亲的命运就是《新观察》杂志的命运。
最早的《新观察》编辑部在沙滩，著名的“北大红楼”的北侧，就是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院子。黎澍前任主编是储安平，一九五七年的“党天下”论使他名扬天下。三十年代储先生办了一个《观察》杂志，名气很大，《新观察》就是这么来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选定母亲做主编，并且把刊物的性质从政论性改变为文艺综合性。为了办《人民画报》，父亲到上海从著名文化人邵洵美手中买了一套印刷机，又请来几个全国最著名的摄影师，有敖恩洪等人。《人民画报》也由胡乔木管，胡先生为画报制定了方针，就是要办得像“老大哥”的《苏联》画报一样。
四、育才小学和天桥游乐场
一九五一年的国庆节，早上，我听说母亲要去天安门，死活要跟去，追到大门口，在街上打滚哭闹。母亲没办法只好带上我，从北长街走到南长街走到长安街走到三座门，过了几道岗，在观礼台下面停下了，带小孩是不能上观礼台的。于是我拉着母亲的手站在长安街边，站了几个小时，看完阅兵式和游行。那时候骑兵很多，一排排的马队，一排排闪亮的刺刀，开心极了。
到北京后我进了新华社托儿所，在西单的劈柴胡同。托儿所也是在四合院里，没有上海的华东局幼儿园那样气派，托儿所的所长是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的太太。母亲送我，她不再把我放在大门口，而是领我进去和所长说说话。
虽然朝鲜还在打仗，北京已是一派和平气息。物价平稳，百姓安居乐业，干部也从供给制变成工资制。母亲行政十一级，月薪一百九十六元；父亲文艺三级，月薪二百三十元。那时物价低，最贵的香烟是中华牌，每包四角二分（我给父亲买香烟），三角钱买一斤大对虾。保姆做好饭，父亲上了餐桌，就会说：“又是对虾！”雇辆三轮车到王府井是两角五分钱，在东安市场大地西餐厅吃一份西餐九角二分，有猪排、奶油蘑菇汤、沙拉、黄油、面包。
一九五二年我上小学，进的是育才小学，在南城的先农坛。北京的南城有两个很大的坛，左边的坛叫天坛，右边的坛叫先农坛，是皇上祭天祭先农的地方。育才小学的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学，干部子弟学校。在五十年代，北京有三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育才小学，育英小学，八一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老校长写过一本书，《马背上的摇篮》，在八十年代拍过电影。育才小学占地很大，一个先农坛嘛。后来东边的一块地建了先农坛体育场，南边建了陶然亭游泳池，又建了几家工厂。划出很多地，育才小学还是很大，母亲送我上学的那天，从校门口走到学生宿舍，比从我家走到天安门还要远。学校里有苍松古柏，有丁香树林，有飞檐斗拱的皇家宫殿。先农坛的北大殿就是学校的大礼堂，南大殿是学生食堂，两边的厢房是学生宿舍。大操场的周围是几十株千年古栢。从大殿向南穿过两座大门到祭坛，有东西两个汉白玉大祭坛，祭坛周围是半人高的荒草。用李白的名句，就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绍兴的百草园是鲁迅先生幼年玩耍的地方，我们先农坛比百草园大一百倍，里面的鸟雀昆虫不计其数，有着无穷的乐趣。新建的学生宿舍在东坛南侧，U型的两层楼，一九五二年建成，那时没有人想到在先农坛动土是一种罪孽。
母亲告诉父亲：
“育才小学是比一所大学还要大的小学。”
育才小学是寄宿学校，学生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饭前要回到学校。我在小学一二年级，父亲雇一辆三轮车，星期六下午到学校接我，星期天下午把我送回学校。三年级我自己上学了，乘五路公共汽车，每周得到一元钱。汽车票七分钱，往返一角四分，剩下的是零花钱，都花到天桥去了。离学校不远是天桥，天桥是全北京最繁华的大众游乐场，二百米见方的场地上，挤了数十家小型游场，有拉洋片的，有变戏法的，有西洋马戏团，有东北二人转，有说大鼓书的，有放电影的，有室内的，有露天的，有布篷围上的，有四面敞开的，有收门票的，有随便扔钱的。耍大刀的刘羽林，摔跤的宝三，说单口相声的刘宝瑞，都是远近知名的角儿。当年侯宝林也是天桥把式，到了50年代，侯宝林火了，不在天桥练了。天桥有各式各样京味小吃，豆汁呀，炒肝呀，爆肚呀，变着法儿让你掏钱。到天桥看玩意儿得有耐心，有话说“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艺人们在使出真本事之前总是耍嘴皮子，没完没了。每个星期天，我在家吃完午饭就走了，在天桥玩一个下午，晚上才回到学校。
我到天桥玩，前后大约两年时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天桥日渐冷落，再说，那些低俗的玩意儿，看多也腻了。
五、安徒生童话
母亲一九五三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到丹麦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团的团长是蔡畅，另一个名人是陆璀，她是饶潄石的夫人。陆璀是“一二九”运动的人物，北大学生，以美貌闻名。在出国访问的照片中，陆阿姨还是那么高雅漂亮，可是她们回国不久，“高饶事件”爆发了，高岗自杀，饶潄石几年后病死。在代表团里，和母亲最要好的是作曲家瞿希贤，在最严酷六十年代她写出温情的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至今还在传唱。她也写过“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样大气磅礴的歌。母亲曾带我去瞿阿姨家，在大佛寺街的一座大杂院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除了一架钢琴和一张床，什么也没有。瞿阿姨黑而瘦弱，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寡言少语。她一辈子没有嫁人。
母亲的出国时间很长，先到苏联，乘火车横跨西伯利亚。在哥本哈根开会，母亲和瞿希贤没有随代表团归国，她们想去英国，大使馆答应为她们办签证。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朝鲜还在打仗，她们等了一周，没有等到签证，天天陪着海边的美人鱼，看北欧的白夜。
母亲的丹麦之行带给孩子们两样礼物：好吃的巧克力和好听的安徒生童话。巧克力是在苏联买的，在我们大吃一顿之后，父亲把巧克力藏起来，每天拿出几颗。他是这样说的：巧克力被小耗子偷去，我用小木棍从耗子洞里掏出的。父亲每天都能掏出几颗巧克力，直到我发现了“耗子洞”。
在我很小时候，母亲开始在床上讲故事。最早是“羊群过桥”的故事，说的是一群羊走过一座小桥，先过来一头留胡子的羊，又过来一头拄拐棍的羊，等等，等等，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专注于场景的描写，每次的版本不同，可以讲很长很长。这故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力，大人开个头，孩子接着讲。“羊群过桥”之后是格林童话和王尔德童话。
母亲从丹麦归来，不讲格林童话了，也不讲王尔德童话了，而是讲安徒生童话。因为安徒生童话不但让孩子们着迷，也让母亲着迷。叶君健先生翻译的两大本书，每一篇都讲，包括篇幅最长的《海的女儿》。母亲毕业于镇江师范学校，当过一年小学教员，知道如何送给孩子们最美妙的享受。《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讲的是做人的道理，《皇帝的新衣》讲的是为尊者的可笑，《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是普通人的爱情，爱情中的痴迷和美妙，《豌豆公主》是瑰丽的梦和想象力的飞翔。在那几年，母亲是最忙的人，可是她用很多时间给孩子们讲故事。
母亲接连写出《向新的高潮迈进》、《王进忠的故事》、《新闻与特写》等五本书，她到全国各地采访，她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和中国记者协会的领导成员，忙得很。有人是这样说的：戈扬一会儿生一个孩子，一会儿写一本书！《王进忠的故事》是写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劳动模范王进忠，当时，鞍钢建设是媒体热点，所谓“三大工程”，那里的苏联专家有好几百人！母亲三次去鞍山，那里有热气腾腾的场面，那里的关东大汉一口气吃掉二十根冰棍，真是匪夷所思！母亲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速度很快，记录别人的谈话毫不费力。她的笔记本大大小小几十个，字像小米粒大小，整整齐齐。现在想起来，当年的母亲就是一个聪明干练的职业女性。
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鞍钢建设公司，也就是王进忠所在的单位，见到当年的英雄。
尽管忙，母亲还是要带孩子们出去玩，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故宫、颐和园、香山、八大处……北京玩的地方很多。有一次，孩子们要坐火车，母亲带三个孩子从前门火车站上车，坐到丰台，再从丰台回到前门。一九五五年的新年，母亲带我参加全国文联的新年晚会，在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齐白石老人92岁了，长髯垂胸，被人搀扶着，颤巍巍的，步履维艰。谁知他拿起毛笔当场挥毫，与众多画家共绘牡丹图。晚会有演出，有游艺活动，有小吃，有礼品。我得到一本印刷精美的日记本，很高兴，母亲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胡儿，用你美好的理想来丰富这个本子。妈妈”。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本子开始的。
小学四年级的暑假，母亲叫黄沙叔叔带我到北戴河玩了十天。黄沙是《新观察》杂志的记者，印尼华侨，瘦瘦的，短小精干，在海里可以游很远，我站在岸边，看他优美的泳姿，十分羡慕。我们住北戴河作家协会休养所，那时候北戴河人很少，安静舒适，从北戴河到秦皇岛骑毛驴，要走三个小时。黄沙叔叔领我去看望诗人萧三和画家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阿姨。萧三先生也住作协招待所，他的太太是苏联人，两个儿子叫阿廖沙什么的，样子也和苏联人一般无二。他俩是我在沙滩上嬉戏打闹的伙伴。在延安时代，父亲曾同萧三有一次历时三个月的骑马远行，他们到了王震的三五九旅和贺龙的一二Ｏ师。廖静文阿姨住一幢阔气的别墅，年少新寡，冷艳逼人，叫我倒抽一口凉气。廖阿姨给我一只大苹果。我虽是十一岁的孩子，已能看出女人的美丽。我觉得廖阿姨比新凤霞阿姨更漂亮，更有气质，更高贵。我觉得她可以和秦怡阿姨相比，她们两人是我年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一九五七年，黄沙叔叔因写《北大学生是在闹事吗》一文被打成右派分子，母亲和《新观察》同时受到牵连。
六、小丁叔叔
《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住在我家前院，他家只有一间屋子，只有他一个人。丁聪人称“小丁”，他的爸爸也是上海漫画家，人称“老丁”。小丁叔叔画上的签名是“小丁”二字，直到九十高龄。小丁叔叔个子不高，四方脸，戴一幅黑框眼镜，总是满脸堆笑的样子，也喜欢和小孩子玩。他和我们一起从上海到北京，在我家吃饭，衣服由我家保姆洗，他就是我家的成员。在北长街，我们住编辑部后院一幢日本式房子，客厅和卧室高低不同，带有推拉门。餐厅在进门地方，摆一张八仙桌，父亲的座位在中间，他右手边的座位是小丁叔叔的。小丁叔叔因为怕刺而不吃鱼，但是他吃鲥鱼，价钱最贵的鲥鱼。父亲说，小丁，鲥鱼刺最多，你偏要吃。小丁叔叔说，在《新华字典》里，鲤鱼鲫鱼鳊鱼鳜鱼，所有的鱼，只写“肉可食”，惟有鲥鱼写“味鲜美”，所以我只吃鲥鱼。看来小丁叔叔的讲究有学问。父亲最爱鲥鱼，春秋两季，菜市上买得到长江鲥鱼。当时最好吃的谭家菜，应季的时候总有鲥鱼。父亲向朋友推荐鲥鱼，总会说：
“小丁怕刺不吃鱼，却吃鲥鱼，可见鲥鱼之美！”
我的小妹妹出生后，家里雇两个保姆，才能管这么多人，做这么多事情。我的弟弟妹妹，乳名都是小丁叔叔起的，前面说了小妹妹的乳名叫“阿布”，而弟弟的乳名叫“龙东”。“龙东”也是从声音得来，因为弟弟出生，父亲高兴地哼起京剧过门：“龙东里格龙东……”小丁叔叔听了说：
“好，好，这小孩子就叫‘龙东’吧。”
小丁叔叔在我家过日子，直到1956年结婚，那一年他四十岁。
我经常去小丁叔叔家，就在前院嘛，看他画画，听他拉胡琴。他的漫画先用铅笔起个稿子，再用毛笔勾勒。有时我坐在一边，看他从头到尾画完一幅画，签上“小丁”两字。他家的一间屋子隔成内外两间，堆满书，比我家的书多得多。小丁叔叔喜欢买书，离开北长街的时候，他的书装了满满一辆卡车。画报社的人啧啧称奇。我在一边看了，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
“小丁的书是摆在书架上的，我的书是摆在肚子里的。”
父亲读的书肯定比小丁叔叔多。小丁人称“交际大王”，认识的人多，许多时间用在交际上，而不是用在读书上。父亲的意思，无非是要我多读书吧。
小丁为人随和，在艺术家圈子里广有人缘。但是他到哪儿都是个单身汉，他的婚姻问题是众人说不完的话题。他是党外人士，著名画家，《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在那个年代，也算个“钻石王老五”。终于有一天，我见到小丁叔叔的女朋友。父亲带我去西单长安大戏院看京戏，李少春的《野猪林》。小丁叔叔带来女朋友，比他个子高，穿一件薄呢短大衣，清秀大方，见了父亲一口吴侬软语。这位上海小姐姓沈名峻，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国务院外文局工作。一年以后，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在东四大同酒家，北京最著名的广东馆子，摆了四桌酒席。坐首席的是夏衍先生，大家称“夏公”，算是证婚人了。那一天小丁叔叔什么样子，沈阿姨什么样子，一点记不得，因为我的注意力全在夏衍伯伯身上。此前小丁叔叔对我说：小胡，你不是在集邮吗？夏衍是中国最大的集邮家，你去他那里要几张邮票！婚礼这天，我只惦着这件事情，挤到夏衍伯伯身边问了一通集邮的事情，并开口要邮票。夏衍伯伯也答应了，叫我心花怒放。
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小丁叔叔和沈阿姨仍是父亲家的常客。那时候我有了继母张敏玉，我们叫她张姨。张姨对我说：
“你的沈阿姨，就是‘沈崇事件’那个北大女学生。崇山峻岭，把‘沈崇’改成‘沈峻’了！”
一九四八年发生在北平的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激起全国的抗议声浪，也成为共产党用来反蒋的重大题材。
小丁叔叔交际广也很有用。那几年父亲迷程砚秋迷的不得了，经常在家里跟着留声机哼程派唱腔。那时候是手摇留声机，赛璐璐唱片，吱吱呀呀的。父亲总结出“中华四绝”，即李后主的词，八大山人的画，曹雪芹的小说，程砚秋的京戏。小丁叔叔和程砚秋是朋友，他把父亲的话学给程先生，程先生大为感动。一天晚上，程先生在小丁陪同下来到我家。程先生一身西装，进门即双手抱拳对父亲说道：
“夜访知音！”
七、王府井和琉璃厂
父亲不喜欢逛公园，看风景，除了看戏看电影，他只喜欢去两个地方：王府井和琉璃厂。
逛王府井主要是东安市场，后来有了百货大楼。街上还有一些有名的店铺，如“盛锡福”是卖帽子的，“雷蒙”是卖男装的，“造寸”是卖女装的，“中央普兰德”是洗衣服的。当年的东安市场是木结构的房子，中间的通道有天窗，两边是店铺。周末总是从北长街叫三轮车到王府井，吃一餐晚饭，逛一逛。东安市场有两家西餐厅，一家叫大地，另一家叫吉士林，是我们经常去的。市场的北门有两家中餐厅，一家叫森隆，淮扬菜，另一家是东来顺。父亲不喜欢吃涮羊肉，去那里是叫孩子们自己动手，开心热闹。旧书摊和古董店总有货真价实的玩意儿，父亲在那里买过德国印刷的《世界美术全集》和伦勃朗、弗美尔的画集，买过大明宣德年的铜香炉和镀金佛像。父亲抽烟很凶，客厅里用铜香炉作烟灰缸，又有汉代铜镜，铜镜凹凸不平的一面可以摆放点燃的香烟和揿灭烟头。当年这些古董的价钱是很低的，记得父亲在东安市场买过两个做工精美的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像木雕，每个只有一百五十元。
东安市场周围有很多上海迁京的店铺，“雷蒙”就是一家，在八面槽，是上海滩做男装的名店，父亲在那里做了两套西装。“雷蒙”的西装用的是英国所谓“套头料子”，即出厂的一个包装几百块料子，每块料子的原料、颜色、织法各不相同，每个城市只能得到一个包装，因此用这种料子做的西装，在一个城市里没有相同的料子，称为“套头料子”。“雷蒙”的西装全部手工制作，极考究，顾客须三次试穿方可完工。“造寸”也是上海迁京的服装店，父亲在那里为母亲买过一件浅绿色英国烤花呢大衣。
父亲这样解释他的逛街爱好：
“世界上有两类人爱逛街：艺术家和女人。”
逛东安市场会碰到朋友和熟人，碰到那些同样喜爱逛街的艺术家。有一回碰到廖承志先生，父亲叫他“廖胖子”，“他是学过画的，也算艺术家。”父亲这样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先生最爱去的地方是理发店，东安市场北门外的四联理发店是北京最好的理发店，上海迁京，全是扬州师傅。矮小而气宇轩昂的周扬先生每三天理一次发，特别注意自己的颜面。
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父亲另一个爱去的地方。一九五五年后，父亲接连出版了《行军纪事》和《新四军的一个连队》两部长篇小说，母亲出了五本书，当年的稿费是很可观的。手里有了钱，父亲更爱逛琉璃厂了，这就开始了书画收藏。
父亲买的第一张画并不是在琉璃厂买的，而是在谭家菜的餐厅里。那是一张石涛的山水画，一本册页的最后一张，石涛为册页题款，“命童子用印藏之”。那一天到菜市口的谭家菜吃饭，父亲看见餐厅里用镜框挂着这张画。父亲叫来谭老板（应是谭宗浚的重孙），三十元成交。五十年代初一张齐白石只卖十块钱。
这以后买了一轴八大山人的荷花长卷，画轴的后面附一封画家的亲笔信。父亲是艺术家，不是收藏家，买画全凭兴趣，石涛、八大是他最喜欢的两个画家。八大的长卷花了三百元，可是张之先生说是假的。张之是故宫博物院首席书画鉴赏家，在琉璃厂总能碰到他，讲书画时一副权威的派头，父亲只有点头称是。他说墨荷是假的，八大的信是真的。果然，父亲找到一本台湾出版的八大山人画册，画册里面有这张墨荷长卷，一比，父亲的一轴的确是赝品。
玩古董字画是要付学费的。后来买的一本石涛的彩墨花鸟画册页十二张，很漂亮，只是墨色有些淡。原来画是“揭过”的，即画商将宣纸从中间分开，一张画变成两张画，墨色自然淡了。石涛的画以山水为多，难得找到花鸟。父亲叹一口气说道：
“李一氓的一本才是珍品。”
李一氓先生也有一本石涛的花鸟册页，也是在琉璃厂买的，花了六百元。
五十年代琉璃厂的格局同现在的样子仿佛，只是房子破旧些，几家老店是在后堂设客厅，有茶水招待，碰到熟人可以饮茶聊天。李一氓和邓拓是琉璃厂的常客。李一氓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过郭沫若的创造社，翻译过《哲学底贫困》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央苏区是保卫局执行部长。抗战时期他是新四军秘书长，对“皖南事变”负有责任的“项袁周李”，即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父亲在苏北与李一氓相识，一个是苏皖解放区政府主席，一个是画家，两人一见如故。抗战时期没有画画的条件，没有纸张，更没有颜料。李一氓一拍桌子说道：
“我来给你买！”
李一氓派交通员到上海为父亲买油画颜料和画布，叫父亲画油画，画什么都可以，不是派政治任务那一套。买来那么多颜料画布，叫父亲大吃一惊，父亲画了几十张油画，一直用到五十年代。解放后李一氓在日内瓦住了几年，做外交工作，职位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父亲说他这个人有艺术家脾气，所以官位越做越小。父亲有一次到李一氓家，他拿出一本一八四八年伦敦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巴黎地摊上买的。李一氓是古籍专家，他和邓拓都有很多书画，真玩意儿，在他们逝世之前，全部捐给国家。
父亲还买过金农、任伯年、吴昌硕的画，金农是扬州八怪之一，他的人物画《钟馗醉酒图》一直挂在客厅里。我们家一九六二年搬到沈阳张学良的老宅“少帅府”后，钟馗仍然挂在客厅里，却是不能镇宅，也不能驱邪。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画被小妹妹“破四旧”一把火烧掉了。
八、《新观察》火了
五十年代《新观察》搬了两次家，从沙滩搬到东四北大街，从东四北大街搬到北长街。东四的房子是一幢建于二十世纪初的白色小洋楼，马路对面有一家湖南馆子，那里的银丝卷很好吃。
搬到东四以后，《新观察》火起来了，发行量上升很快，超过二十万份，在期刊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韦君宜的《中国青年》。最老的编辑名叫陆浮，广东人，同黄沙一样是归国华侨。还有上海老报人龚之芳，还有一个女编辑叫敖乃梅，她是《人民画报》摄影记者敖恩洪的女儿，肯定是父亲荐来的。编辑还有夏景凡、张凤珠，摄影记者老的叫张祖道，年轻的叫潘德润，个子高高的。我打乒乓球是和潘叔叔学的，他横握球拍，俗称“耍大刀”。总共十几个人吧。这些期刊要寄给领导人，有时候我在编辑部帮大人干活，把刚出版的期刊装进大信封里，大信封贴上收件人的名签，写着“毛泽东主席收”，“刘少奇委员长收”，“周恩来总理收”，等等。毛主席经常看《新观察》，这话是胡乔木说的，他不无得意。
母亲的主要精力放在《新观察》，除了编务工作，她要亲自组稿，到主要撰稿人家中拜访。有一年春节，母亲带我去各家拜年，一天跑了十几家。漫画家华君武是上海人，很热情，有点油腔滑调，他比母亲年龄大，却一口一个“戈扬大姐”。他为《新观察》画了不少漫画。鲁迅先生的遗孀许广平住在北海公园的东侧，离开我家不远。她穿一身黑衣服，就像一个寡居在家从不出门的女人。阿英家在宽街棉花胡同，他和父亲母亲同在新四军文化村。阿英是大藏书家，因此他的女儿钱小云的屋子里堆满小人书。陈沂少将是总政文化部部长，他家里摆了坦克大炮的模型，叫小孩子感兴趣。奇怪的是这么道貌岸然的人，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是唯一被划为右派的将军。
组稿之外还要撰稿，母亲跑了许多地方。有一年去云南几次，不知写的什么，带回来的宣威火腿很好吃。有一年去舟山群岛，是张爱萍将军特别邀请的战地采访：解放一江山岛。张将军是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抗战胜利后乘卡车路过一个村庄，他从车窗探出头，挤在民居的墙上受了重伤，整个解放战争没有打仗。这一回有仗打了，他是总司令，指挥陆海空三军“踏平东海万倾浪”，杀向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他请母亲坐在指挥所里，并同他一道乘军舰登上刚刚攻克的海岛。张将军是业余摄影家，《新观察》发表了他的战地摄影作品。
编辑部搬到北长街后，刊物改为半月刊，人多了。《新观察》的彩页中缝给画家们提供了舞台，他们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一次编辑部请画家当场挥毫，有赵望云、石鲁、吴冠中，母亲在前面张罗，我则挤在大人中间看希奇。赵望云刚刚访问埃及归来，画的是非洲风光和头顶水罐的阿拉伯女人。石鲁画黄土高原，吴冠中画江南水乡。黄永玉先生是编辑部的常客，他的著名木刻“阿诗玛”就是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他还在《新观察》上写令人捧腹的散文，从幽默感上评判，没有一个当代作家赶得上黄永玉。
编辑部的新年晚会十分有趣，大家带来家眷，老少齐上阵，热闹非常。猜灯谜，做游戏，表演节目，交换礼物。不吃饭，只有茶点水果之类。灯谜是组织者自编的，有一个灯谜是：举矛而起（打编辑部一人名）。原来谜底是“戈扬”。交换礼物最有意思。每个人带一份礼物，写一句祝福的话，交到组织者那里。一个花瓶，一张桌布，一个日记本，一个布娃娃。当然，编辑部的头头要送像样一点的礼物。组织者把大家的礼物编上号码，林林总总摆了一架子，大家抽签领取礼物。母亲送了一个从王府井新建的工艺美术商店买的刻花泡菜罈子，被人欢天喜地地抱回家了。
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有“新闻界四大花旦”一说，四人中年龄最长者为杨刚，其次是蒲熙修，再次是彭子冈，母亲年龄最小。这种说法也是京剧捧角儿的方法，什么“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要来四个。五十年代又有“四大女编辑”的说法，即杨刚、彭子冈、戈扬和韦君宜。杨刚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彭子冈是《旅行家》杂志主编，韦君宜是《中国青年》杂志主编。
九、唐瑜
住在北新华街的唐瑜叔叔家，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人家。唐瑜祖籍广东，是缅甸华侨，别称“阿郎”，同父亲认识很早，三十年代，唐瑜就在上海滩的文化人圈子里混了。
北新华街是很短的一条街，因为直对中南海新华门而得名。唐叔叔家是一幢两层小楼，楼前有小院，房间很大，装饰摆设都很讲究。橱柜上有一个德国产的陶瓷啤酒杯，上面是十八世纪跳舞的农民，拿起酒杯就会奏乐——原来是个八音盒。唐叔叔戴深度眼镜，慈眉善目，下巴有点长。他的太太李德秀是娇小玲珑的上海女人。唐叔叔官儿不大，他是解放军总政电影局幻灯处处长，但是他比较有钱。他喜欢在家里请客，他家有漂亮的瓷器，银光闪闪的刀叉，李阿姨做菜也有一手。
但是父亲说：
“阿郞请客是不会让你吃饱的。”
唐瑜的饭菜就是那么一点点，他的说法是，不要吃饱，吃饱就没有味道了。其实唐叔叔是坚持中国人节俭的传统，不肯浪费。
唐瑜不是小器人，应该说，他是世上少见的大方人。四十年代他送给父亲一块劳力士手表，父亲用了一辈子。这块表是唐瑜托演员刘琼从香港买的。父亲和唐瑜在上海相识的时候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唐瑜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个胡考，一副潇洒从容的姿态，一身白色沙士坚西装，裤腰直达乳晕，两边吊带压住乳尖。我心中高度崇拜的画家，竟是一个洋场少爷！”
唐瑜笔下的父亲样子怪怪的。任何时代追逐时尚的年轻人都有点怪模怪样。
过了七八年，也就是一九四Ｏ年，唐瑜在仰光见到父亲：
“一个艳阳天，忽然来了三个住客－－胡考、丁聪、张光宇，胡考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从上海的花花公子，变成延安大兵！我目瞪口呆大笑一阵，把他们安排住下，先请他们吃一顿印度咖哩饭。下午，一位豪客买了六辆卡车，我哥哥认为胡考等的到来是个好兆头，他马上叫裁缝来为胡考制一套西装。胡考东挑西拣还是选了白色沙士坚，裤腰直达乳晕，两边吊带压住乳尖……”
父亲从上海滩出发，到南京参加抗战漫画宣传队，到武汉参加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父亲有了一番革命经历。
父亲是从重庆到仰光的。“皖南事变”使国共两党剑拔弩张，胡考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说，左翼人士要疏散，以防不测。周恩来交给胡考五百元，“你去香港，找潘汉年。”
去香港只能走缅甸，绕一个大圈子。在重庆的时候，父亲住在唐瑜那里，即所谓的“二流堂”。唐瑜的哥哥是缅甸的华侨资本家，唐瑜自己也开了个公司，做汽车生意，发了一笔财。他是好事之徙，在重庆弄个大房子，容留流亡到重庆的艺术家。唐瑜开大锅饭，免费招待。先后到过这里的有画家张光宇、丁聪、张仃，剧作家宋之的、吴祖光，诗人艾青，导演史东山、陈鲤庭，演员金焰、舒绣文、秦怡等人。有一天郭沫若来，说，这里有这么多“二流子”，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是唐瑜开的，他却不是堂主。夏衍人称“老堂主”，吴祖光人称“小堂主”。这里都是一流的艺术家，没有二流的。
再说缅甸时候，唐瑜听说胡考等人要去香港，就和潘汉年取得联系，把他们送上船。原来唐瑜开办公司，也是在潘汉年的指使下做的，潘汉年负责沦陷区党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父亲到香港，没有找到潘汉年。夏衍说，你就找廖胖子吧。这样，他在香港参加了党的文化工作。他的生活来源是在邵逸夫的电影厂当美术顾问，待遇优厚。可是电影没拍成，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经过一次大逃亡，父亲辗转来到上海，这才找到潘汉年。
在北长街，有一天唐叔叔来了，父亲不在家，母亲留他吃饭，吃的是外面买来的酱排骨。唐叔叔将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母亲对孩子们说：
“以后吃东西要像唐叔叔这样。”
十、北京“二流堂”
一个夏衍，一个吴祖光，一个唐瑜，有了这三个人，重庆“二流堂”在50年代的北京延续了。
北京有一所大房子，叫“棲凤楼”，在东单路口西北角。“小堂主”吴祖光的新家安在这里，他有了新凤霞阿姨。父亲说，他从来不看评剧，祖光却叫他和小丁看评剧。剧中休息，祖光领他们到后台见女友新凤霞，听听朋友的意见。父亲觉得，祖光娶一个唱评剧的，终有点不可思议。
我多次跟父亲到棲凤楼。有一次晚上去吴祖光家，他家住棲凤楼一层，灯光特别亮。新凤霞阿姨一身锦缎，满面春风，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的《刘巧儿》风靡一时，全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在放她的电影，平剧压倒京剧等大剧种，新凤霞成了全国第一号红伶。另一次去二楼盛家伦那里。盛家伦是歌唱家，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演唱最为著名。他的家像丁聪的家，一边堆满了书，一边杯盘狼藉。他也是个光棍儿，整天研究古籍，收藏善本书，最有名的是宋版《册府元龟》。盛家伦不大弄他的本行，父亲说几十年没有听他唱过一次歌。盛家伦另有“美食家”的名声，吃的东西只要盛家伦说好，必会身价倍增。电影演员戴浩也住棲凤楼，人称“浩子”，我只见他在桑狐的电影《祝福》里演过一个配角，出场不过两分钟。“浩子”叔叔是极风趣的人，大家最爱开他的玩笑。他的女儿叫“小毛头”，和我同在育才小学。
住棲凤楼的还有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我在后文会提及，作家兼编辑龚之芳等人。这些人加上不住棲凤楼的剧作家宋之的，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兄弟，画家叶浅予和舞蹈家戴爱莲夫妇，再加上唐瑜、胡考、丁聪，组成北京“二流堂”，一批气味相投的自由派艺术家，经常在一起聚会。夏衍参加聚会不多，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形象上不能太自由化。另有一个人叫孙鹤龄，他不是艺术家，而是北大医院的皮肤科专家，几乎每次聚会都参加。除了孙大夫，就是我了。父亲喜欢带我参加聚会，奇怪的是，其它的人都不带孩子。
聚会第一是吃饭，周末的聚餐。谭家菜是我去过多次的地方，菜市口一处四合院，明式厅堂，红木家具，非常雅致。“二流堂”吃饭是AA制，谭家菜每人十块钱，一桌一百元，是北京最贵的宴席。
说到谭家菜的起源，是在同治年间，广东南海人谭宗浚中榜眼，在京为官。谭宗浚创“谭家菜”在官场颇有名，时称“榜眼菜”。民国初年，谭宗浚的孙子谭瑑青在北京菜市口自家小院内开谭家菜馆，以此为生。谭家菜馆每周只有周六周日经营两天，经营日只开一桌，食客须提前预定。厨工花几天时间做一桌菜，其精细程度可见一斑。谭家菜取广东菜、苏扬菜、山东菜之精华，创造出华贵典雅的风格，自成一家。五十年代，谭家菜由彭长海主厨。他原是烧火工，因其聪明伶俐，得到真传。一九五八年，周恩来总理将彭长海接到北京饭店，于是谭家菜的招牌挂在北京饭店，直至文化大革命。
至于谭家菜吃什么，小孩子家记不住。我只知道燕窩鱼翅这些东西在外面是吃不到的。
与谭家菜同等价钱的一家西餐，在东单的一个胡同里，也是每人十元，也是私房菜，也是周末开一桌。做菜的是一位俄国老太太，革命后流亡到东方的白俄，真正的贵族。这家俄国大菜的餐具极讲究，来自沙皇时代的宫廷。
其它餐馆便宜多了，常去的有全聚德烤鸭，那时只前门外一家，一桌10元就夠了；淮扬菜玉华台，开在西交民巷；灯市西口的翠华楼是山东馆子，开在四合院里。建国初北京的饭馆大约一千家，百分之九十是山东人开的，“二流堂”南方人多，不大喜欢山东菜。后来大同酒家在东四开张，是北京第一家像样的粤菜馆，变成“二流堂”爱去的地方。
吃饭之外的聚会就数看戏了。第一是看京戏，那是京戏最后的辉煌，程砚秋、梅兰芳先后故世，标志着京戏的衰败。第二是看优秀的地方戏，如昆曲《十五贯》，红线女、马师曾的粤剧，陈伯华的汉剧，常香玉的豫剧，都在北京舞台上走红过。国外的演出就是乌兰诺娃领衔的苏联国家芭蕾舞团，我在新建的天桥剧场看他们的演出。
第三是家中聚会，我去过的有唐瑜家、叶浅予家、张光宇家。在我家的聚会，有一次来了20多人，简直坐不下。这一天从上海来了一拨子电影界的客人，有特伟、陈鲤庭、张乐平、桑狐、金焰、秦怡等人，北京“二流堂”也到齐了。金焰和秦怡刚从朝鲜访问归来，他用朝鲜语唱《金日成将军之歌》：
“长白古长古比古比，起悠林扎舞……”
秦怡阿姨真漂亮，新凤霞阿姨在一旁，一比就比下去了。
有一次几个艺术家在客厅里议论电影，我在一边听－－听大人聊天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苏联电影《第六纵队》被认为是一部不错的片子，当时没有美国电影，也没有西欧国家的电影，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象样的片子。他们谈剧本，谈导演，谈演员，我听得津津有味。
“二流堂”只是一个艺术家的朋友圈子，艺术沙龙，充满了智慧和幽默。这里与政治无涉，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更没有相似之处。
对于我来说，北京“二流堂”是艺术启蒙的课堂，这里有一流的老师，有自由的思想，有无时不在的讲堂，这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艺术家园。
转自《二闲堂》网站，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