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胡：我的父亲母亲（下）
我的父亲母亲（下）
－－作者：胡小胡
十一、京戏
“二流堂”的艺术家都爱看京戏。父亲生在上海，十几岁迷上京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的大本营在北平，主要剧团和戏曲学校在北平，上海的“海派”艺人只是少数。但是北平的名角儿每年要到上海演出一到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比如梅兰芳，他在北平或十天或半个月演一场，北平戏园子小，票价低，全年演出收入只是他收入的一小部分。梅兰芳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每年一次的上海之行。在赴上海之前，要通过媒体如报纸和电台作广告，到了上海，又有别出心裁的宣传活动（最著名的便是梅兰芳和“票友”黄金荣、杜月笙同台演出）。上海的戏园子如黄金大戏院规模大，设施好，票价高（梅兰芳当时在上海的票价是三块大洋，而在北平的票价只有几毛钱），演出密度大，一个月的包银便有数万银元。还要灌两张唱片，又有数万收入。其它的名角儿也是相似的方式。所以说三十年代的京剧热在上海而不是在北平。
京戏的辉煌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角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在梅兰芳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是生角，而梅兰芳红透天下之时，就连谭鑫培也无可奈何，而另一个名老生余叔岩表示“愿为畹弟跨刀”（梅兰芳字畹华），就是宁可挂二牌。
“四大名旦”，即梅、程、尚、荀，程砚秋年龄最小，原来排在末位，后来一个个追上来，排至第二。这就产生了梅程之争，抑梅扬程还是抑程扬梅。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知识界中，“程党”占据上风。父亲年轻时就是“程党”，曾经花两块大洋买站票看程砚秋。在北京，经丁聪介绍与程砚秋相识后，他多次去片场看程砚秋拍电影。 程砚秋在拍电影《荒山泪》，导演是吴祖光。我也去过片场。北影厂的片场在新街口北小西天，后来这里变成新闻电影制片厂。程砚秋一身缟素，轻扬水袖。吴祖光走到他身边显得那样矮小。可是强烈的灯光照在他涂满油彩的脸上，沁出了汗珠。
《荒山泪》是程砚秋留下的唯一完整的电影。
父亲常说，京戏是大剧种，芭蕾舞是小剧种。
京戏的表现力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这是大剧种的气象。有名气的剧种不一定是大剧种，比如芭蕾舞剧，它的题材很狭窄，多是爱情故事，表现力有限。芭蕾舞剧是从“哑剧”演变来的，单靠肢体语言，尽量简单的情节，不能表现人物性格。中国江南的昆曲和越剧也是小剧种，只有小戏，没有大戏。新凤霞的评剧也是小剧种，它由冀东和东北的“二人转”演变而来。大多数地方戏都是小剧种。而京剧的气势就大了，它可以描写爱情，描写风俗，也可以描写政治、历史、战争，像《赤壁大战》那样的戏，宏大的战争场面。 五十年代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赤壁大战》，是父亲经常提起的，所以我记得那些名角儿，即马连良的孔明，叶盛兰的周瑜，谭富英的鲁肃，肖长华的蒋干，裘盛荣的黄盖，袁世海的曹操，张君秋的孙尚香，等等。在解放前，这么多名角共聚一堂是不可能的。
父亲也带我看其它程派演员的戏，比如以票友下海的李世济，还有赵荣琛。到了60年代，在江青的“样板戏”出台之前，北京京剧团展现出京戏最后的辉煌，即由马连良、裘盛荣、谭富英、张君秋等出演的《秦香莲》和《赵氏孤儿》。这两个戏是我和父亲在宽街的圆恩寺影剧院看的。
在京剧最走红的时代，一些具有社会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京戏大张挞伐，如胡适、钱玄同、鲁迅、欧阳予倩诸人。不能忽视这些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在思想立场上同京戏站在完全对立的方面，而他们在知识阶层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周扬，他在解放前是反对京戏，从来不看。解放后他成了文艺界的掌门人，居然迷上了京戏。如今京戏风光不再，而且是永远不再了。有人认为京戏的衰落，是失去了当年的剧场效应。这也是一个方面，形式方面。电影和电视的出现，就是对京戏的冲击，这个冲击不仅仅在争取观众。今天的电视上也播放京戏，可是给人的感觉很不对头。京戏的化妆和服饰是夸张的，程式化的，它是为舞台设计的，在电视的特写镜头里放出来，怎么能对头呢？它的迟缓的节奏也和今天的生活节奏脱节。
除了形式方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前搞“京剧革命”，批判旧京剧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此言不虚。后来搞了所谓“革命现代京剧”，靠政治和强权占领舞台，终不能持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纪念四大徽班进京二百年，相传乾隆下江南看了戏发生兴趣，所以京戏的发展和皇家不可分。那时候的京戏同今天差别很大，京戏的主要唱腔“皮黄”道光末年才有，是程长庚创造的。咸丰皇帝经常把徽班叫到圆明园去唱，赏程长庚五品官衔，命名“精忠庙首”。
京戏受到皇家的扶持脱颖而出，居于一尊，成为皇家艺术。咸丰以后，京戏的第一号观众便是慈禧了，她一边处置不听话的光绪帝，一边欣赏谭鑫培悠扬的唱腔。慈禧太后还要亲自修改剧本，参与创作。她的态度倒不像江青那么霸道，但是她的影响力不容置疑。父亲说，京剧里有许多坏皇帝，而京剧里的太后无一例外都是好人。父亲说出了一条有趣的“规则”。光绪皇帝也是个京戏迷，他看那些骂皇帝的戏也无可奈何。慈禧给了谭鑫培、杨小楼、陈德霖“内廷供奉”的待遇。陈德霖唱老旦，他的《四郎探母》和《雁门关》中的萧太后很有气度，就是从慈禧那儿感染来的，或者冲着慈禧拍马屁而去的。
京戏的价值观无疑是封建统治者的价值观，它的保守、陈腐、衰败是显而易见的，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京戏中充满了儒家思想（主要是宋明理学思想，忠孝仁义，三从四德）和道德说教，它的所谓“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揉作一团，扯不开，撕不断，理不清。京剧由诸多才华横益的艺术家呕心沥血经营，成为封建文化集大成的一门艺术。京戏是封建王朝灭亡前后的一片焰火，是中国灿烂的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是《芙蓉诔》，是《葬花词》，是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的挽歌。
十二、潘杨事件
一九五五年四月和五月接连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潘汉年、杨帆事件”，二是“胡风事件”。这是两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又是与文化艺术界紧密相关的事件。
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告诉父亲：汉年被抓了！
一九三七年，父亲和叶浅予等人组织抗日漫画宣传队到南京，潘梓年也在南京，他找到父亲，说他要办《新华日报》，请父亲做美术编辑。潘家兄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中共长江局的机关报。父亲当时没有答应，继续漫画宣传。撤退到武汉后，父亲对国民党那一套越来越不满意，恰好《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父亲就去了，从此参加革命。解放后潘梓年没有当官而是做学问，他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所长。
关于潘汉年的被捕，潘梓年是这样告诉父亲的：
“汉年从上海来，住北京饭店。我到他的房间，衣服在沙发上，人不见了。后来知道是罗瑞卿亲自带人抓的。”
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可见案情的重大。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也被捕了。潘汉年是中共做统战工作和敌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他的被捕使许多人深感不安。
事情过了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找父亲谈话，要他停止工作，坐在家里写检查。检查什么呢？来人不告诉他。每天下班时候有人到家里来收材料，写多少交多少。不许出门，不许打电话，除了家里人，不许和外人见面。
父亲知道这事情同潘汉年有关，也同杨帆有关。一九四Ｏ年从仰光到香港，父亲找的联系人是潘汉年，从上海到新四军，也由潘汉年安排。在新四军三师，文化村的村长就是杨帆，父亲在那里入党，入党介绍人是杨帆。一九四三年日伪军扫荡期间，组织上安排父亲回上海打埋伏，联系人还是潘汉年。但是父亲到上海后没有找到潘汉年。父亲住在爷爷那里，在剧作家柯灵的怂恿下写了一个剧本《妻》，并在卡尔登剧院演出。父亲虽然用的是化名，还是被潘汉年猜中了。潘汉年顺着这条线索找到父亲，告诉他不能再写戏，危险。一年后从上海回新四军，潘汉年亲自安排护送父亲的交通员。父亲认为这些过程没有任何问题。潘汉年早年在上海做文化工作，外号叫“小开”，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二流堂”的人物大多同他相识。“左翼文化联盟”成立之初，正是潘汉年找鲁迅先生谈，使他接受了“左翼”的牌子。
父亲的检查写了几十万字，父亲说，“比一部长篇小说还要长。”半年之后，“软禁”解除了。
唐瑜与“小开”关系最密切，他在共产党内职位低，“潘杨事件”并没有牵连他。
一九六三年，我在人民大学附中念高中。经过“反右运动”，全家都已离开北京，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生活费是由唐叔叔提供的，我每个月到他家取三十元。开始是四十元，唐叔叔对父亲说，小孩子不能给太多，改作三十元。本来唐叔叔打算送给父亲一笔钱，以解我家经济的拮据。但是他转念一想，送钱给“右派分子”不妥当，于是他叫父亲为幻灯片写说明词，幻灯片来自连环画，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来自稿费。
唐叔叔的家从北新华街搬到府右街，又从府右街搬到八面槽。这一年春天，我到唐叔叔家。唐叔叔的太太李德秀阿姨说：
“小胡，你在这里吃饭吧，还有潘叔叔，董阿姨。”
是潘汉年和夫人董慧。潘汉年夫妇是从西郊过来的，他们在一家农场劳动，算是假释，行动有了一些自由。这一天潘汉年在农场钓了几条鱼，拿到唐瑜家。潘汉年听说我是胡考的儿子，问了几句话。他显得瘦弱，衣衫破旧。唐瑜家进门是一个狭长的小院，夏天，餐桌摆在廊子下面。我们吃面条和小菜，没有吃潘汉年钓的鱼。潘汉年夫妇一个月进城一两次，只到唐瑜这里，这里是唯一带给他们快乐的家园。唐瑜的侠肝义胆由此可见。
父亲早对我提起过潘汉年，我虽小，知道许多大人的事情。我们父子间无话不谈，就像朋友那样。父亲是这样说到潘汉年的：
“潘汉年被抓是因为去见了汪精卫。他自己敢去见汪精卫吗？是毛主席叫他去的。”
一九四三年，潘汉年通过李士群在南京与汪精卫见面。一九五四年，狱中有人揭发此事，使潘汉年颇觉不安。于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详述此事的来龙去脉，交给陈毅。率性的陈毅元帅亲自把报告交给毛泽东，以为可以了结此事。谁知毛泽东看了报告后立即批示逮捕潘汉年。潘汉年在被捕八年之后，于一九六三年被最高法院判刑十五年，罪名是叛变投敌。董慧是香港富豪家的千金，难为她跟了潘汉年，半辈子受苦。文化大革命两夫妇被投入秦城监狱，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一九七七年潘汉年死于湖南茶陵农场。死前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四人帮”已垮台，他曾上书要求平反，没有回音。他的骨灰葬在长沙火葬场的墓地，写了他在敌后工作时的化名：“肖淑安之墓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病故，妻董慧立”。两年后董慧去世，他们没有孩子，来去空空。
十三、画家变成作家
父亲的倒霉不是从潘杨事件开始的。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父亲的油画就受到批判。那一次他带几十张油画到北京，举行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油画是解放战争中画的，因李一氓的帮助，买来一批油画工具。花了几年时间，在撤退和“跑反”中画了这些画，皆为小幅画作，最大的不到一米，题材是山东农村的静物：一只水罐和几只水碗、一件老羊皮袄、蓝印花布围裙和绣花鞋，等等，皆为农家日常用品。在农舍幽暗的光线下，这些画画得很辛苦，父亲累得患了肺炎，两个月高烧不退。在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父亲的油画太不合时宜了！美术界头号批评家王朝闻写了文章，给父亲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显然，王朝闻的看法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表现形式也只有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子，西方现代主义的一切东西必须摈弃！在那个时代，许多极端的观念，荒谬的思想，被当作天经地义绝对正确的东西不容置疑。胡考显得另类，他是有个性的独立思考的艺术家，他始终以为自己的艺术追求符合创作规律。父亲羡慕西方画家，比如在巴黎，画家想画什么题材都可以，如果画人物，什么样的模特儿都能雇得到，只要你花钱。父亲的想法很平常，而在当年，这是大逆不道。
从北京回到济南，中共山东分局认为胡考给他们丢了脸，不分配工作。到了上海还是不分配工作，直到廖承志点名用他。《人民画报》的创办，胡考是主要人物，但是他的名份只能是副总编辑，朱丹任总编辑，不管事。
一九五二年，胡考在《人民画报》的中缝发表了一张漫画，题目是“纸老虎”，画中三个人物骑在一只烧着的纸老虎身上，麦克阿瑟、杜鲁门、杜勒斯，这是一张彩色水粉漫画，其中有法国画家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影响。这张漫画是演绎毛泽东的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值朝鲜战争，这张画是为政治服务了。
一次在中宣部开会，胡乔木打开这张漫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父亲说话：
“漫画也有这样的画法吗？”
胡乔木并没有批评的意思，他是在思考。
不久，美国最大的发行数百万份的《生活》画报转载了父亲的漫画。这一回王朝闻又来劲了：帝国主义的画报欣赏你胡考呀！老虎身上烧糊的纸画得如此逼真，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王朝闻是胡考在延安鲁艺的同事，他们的窑洞相邻，每天见面。王朝闻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自命的。
父亲虽然没有搞过抽象艺术，但是他对西方现代艺术是有所了解的，是欣赏的。张仃访问德国，带回来一些弗美尔和毕加索的画送给父亲，德国的铜版印刷是全世界最好的，那些画的确精美。张仃知道父亲最喜欢的古典画家是弗美尔，最喜欢的现代画家是毕加索。父亲说，毕加索在美术史的地位超过意大利三杰。但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现代主义被隔绝和封杀，中国人除了看到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画的那只“和平鸽”，看不到任何西方现代派作品。王朝闻不能容忍哪怕一点点现代表现形式的尝试，他所鼓励的就是王式廓《血衣》那样的作品。
王朝闻的批判文章大大打击了父亲的创作情绪，父亲的话，“情绪坏透了”！
潘杨事件以后，中宣部给画报社派来一个主编，叫李千峰。父亲不大愿意管事，李千峰也算通情达理，胡考此时患上严重的胃溃疡，上不上班都可以。父亲画画不成，改写小说。他从小对文学有兴趣，延安时代没有条件画画，父亲搞了个名堂，叫“演讲文学”，即文学的口语化，他的作品《陈二石头》一时闻名于延安。几年后在上海写过话剧《妻》并公演。父亲在延安另有一个名声，即他是“延安八怪”之一，与萧军、李又然等为伍。
父亲用半年时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行军纪事》。小说写的是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后撤出八个解放区，一家印刷厂如何撤退的故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随后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连队里那些出身贫苦目不识丁的普通战士，在作者笔下呼之欲出。
父亲的小说很快受到好评。老朋友丁玲最为激动，陈明告诉父亲：
“丁玲看完《行军纪事》大哭一场。”
桑狐想把小说搬上银幕，于是天马电影制片厂请胡考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
父亲情绪上来了，上午写小说，下午画水墨画，每天可得四五千字。这样，第三部长篇小说脱稿了，书名《机关生活》，写北京一个政府机关。这个机关的原型是唐克的石油工业管理局。唐克在苏北是县委书记，同父亲母亲是朋友。解放后他搞石油工业，是北长街的常客，他所讲述的故事成为父亲小说的题材。
父亲为什么画水墨画呢？画水墨画不如画油画累，得胃溃疡后，吃饭的问题变麻烦了，又怕冷，冬天把炉子烧得通红，屋子里只能穿单衣。再说水墨画是闲情逸志，不会受到政治批判。还有，回归传统是中国文人的规律，很多写新诗的到了晚年回到旧体诗，搞西洋建筑的到了晚年回到中国古建筑，画西画的到了晚年回到中国画。这是灿烂的中国文化本身蕴有的强大向心力。
十四、丁玲
丁玲的家在东四附近，记不得哪条胡同了，也是一个四合院。她是一个胖胖的女人，满面红光，威风八面。我第一次到她家，她对父亲说：
“刚从黄山下来，正在涂鸦，啊，啊，老师来了！”
丁玲在画水墨画，美丽的黄山变成乌黑的一个大墨团。父亲哼哈了一气，似乎不愿意收这个学生。瘦小的陈明在一边像个BOY，任他的太太颐指气使。陈明写的电影《六号门》在全国上映，正走红呢。
第二次是春节，到丁玲家吃饭，在院子里放礼花。礼花是一尺高的泥娃娃，引信儿在泥娃娃头顶上，窜出的礼花只有一人高。丁玲阿姨给我十块钱，算是压岁钱吧。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钱。
那是丁玲最风光的年月，阔气得很。丁玲小声对父亲说：
“我一个月要一千块开销。”
真不得了！这样的花销普通人难以想象。诗人艾青与妻子离婚，闹得沸沸扬扬。他娶了新妇高瑛，在东单附近买下一个四合院，只花了八千元！艾青的儿子艾端午是我的同班同学，长得方面大耳，同他爸爸一般无二，不得不承受家庭破裂之苦。在作家当中，只有两个人不领工资，巴金和丁玲，这是天底下少有的豪迈。巴金新作不多，主要靠旧作再版的稿费；丁玲除了稿费还有奖金，《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得到斯大林奖金四万多元！可以买五座“艾青小院”！说“一本书主义”名利双收，绝不为过。青年作家刘绍棠最信奉丁玲的“主义”，他在打成右派前的稿费收入达到两万元，于是他学艾青买了一个院子。刘绍棠牛逼大了！
父亲喜欢到丁玲那里谈天说地，他们很投机。父亲对我说：
“女人都不会聊天。天下会聊天的女人极少，丁玲算一个。”
想来丁玲在父亲面前是聪明的作家，见多识广的大姐，平起平坐的朋友。
在其它场合丁玲就太狂了，收不住了。丁玲这样的心态害了她。她以为她和周扬拍桌子，毛泽东也会向着她！她是大大地错了。周扬搞出一个“丁陈反党集团”，抓住丁玲曾经被捕的经历大做文章，必欲置丁玲于死地而后快。“反右运动”前有“高饶反党集团”、“潘杨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亲自搞的，别人谁也不敢这样搞。可是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敢。搞掉丁玲后最牛逼的是周扬了。
丁玲和陈企霞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用上海话说，“不搭界（读ga)”，就像“章罗联盟”，莫须有。陈企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和丁玲从不来往。陈企霞到北长街来过，沙发不坐，非要坐在板凳上，缩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丁玲的豪爽洒脱与陈企霞的阴冷委琐恰成鲜明的对比。
父亲同丁玲相识于一九三八年。父亲在《新华日报》工作一段后，想去延安，和潘梓年谈了，潘梓年表示支持。离开武汉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丁玲。丁玲在西安搞“战地服务团”，他们一见如故。 延安时期他们多有往来。丁玲是“文协”的负责人，而父亲在“鲁艺”美术系任教。丁玲名气大，她在毛泽东那里有面子。毛泽东有诗赞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女将军！”一天晚上，丁玲约胡考到毛泽东那里坐坐，他们没有预约径直前往枣园，向门外的卫兵通报一下。进去后只有毛泽东和陈伯达两位，毛很客气，用香烟招待胡考。坐下来聊天，毛泽东滔滔不绝。胡考没有多说话，只问了一个问题：语言有没有阶级性？毛想了想，说有。聊了一个多钟头，他们起身告辞，毛泽东手持蜡烛送至门外。 父亲有一首词赠丁玲：
延水堤畔三两柳，明月共相守。
絮语话秋凉，烛短夜长，蜡堕三分厚。
东山那番分离后，零落天涯走。万里故人情，长随君心试按君心口。
（《醉花荫》）
这一首情意绵绵的小词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友情，今天是无法考证了。
父亲在延安呆了两年，离开了，躲过延安整风运动。丁玲赶上了，她的《三八节有感》成了批判的靶子。萧军和李又然被抓起来整了很长时间。还有王实味，他的《野百合花》与丁玲的《有感》并列为最大的靶子，王实味最后把命送掉了。李锐在《王实味冤案》一文的序言中说：“当时有个说法，‘特务如麻’。延安吃公粮的五万人中，竟清出‘特务’一万五千多人！”
《三八节有感》是真实的丁玲，同《莎菲女士日记》一样真实。当周扬说服毛泽东必须搞掉丁玲的时候，他拿出《有感》，说明丁玲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一箭中的。
在她的文学生涯和政治生涯中，真实的丁玲和异化的丁玲交替出现。五十年代的“狂”是异化，八十年代的“左”也是异化。在丁玲晚年，她认为自己吃过的苦证明她一贯正确，她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作家。
一九七八年，父亲从唐山回到北京，住在和平里一处临时房子里。一天下午有人敲门，我去开门，门外站一个老太婆，白发苍苍，衣衫褴褛，双目无光，头上緾一条沾满灰土的棉线头巾，完全是农村老太婆的样子。我用两秒钟认出丁玲阿姨和她身后的陈明叔叔。
父亲和丁玲在离别二十年后重逢，百感交集。
金河告诉我，八十年代他代表辽宁作家协会在大连棒槌岛招待丁玲，席间有人说到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唏嘘感叹。丁玲却圆睁双眼，陡然变色道：
“作家不可以喂猪吗？”
一座皆惊。
十五、足球与围棋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踢足球，受到父亲的鼓励。
父亲小时候踢里弄足球，也在教会学校里踢足球。父亲的一个表弟叫张荣浩，是父亲舅舅的孩子，踢过上海队和空军队，喜欢带我一起踢球。张荣浩的哥哥张水浩和李惠堂踢过球，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守门员，第一次访问欧洲的国脚。张荣浩表叔豹头环眼，长相颇似海派武生盖叫天，在球场上威风八面。他是天津机场的机械师，有一次，他到北京西郊机场接飞机，把我接到天津玩。第一次坐飞机，苏联的伊尔16型，飞半个小时到天津。我坐在领航员的座位上，开飞机的姓潘，表叔说他曾打开拉萨航线。
父亲喜欢讲球王李惠堂的故事。李惠堂是广东人，当年在上海滩的名气就像今天的姚明。姚明靠的是身高，李惠堂靠的是技艺。李惠堂在球场上不跑，走着踢，队友把球传到他脚下，不管何种来球，是高是低，他都可以射进门，有百步穿杨之神功。李惠堂又有“卧射”的独门绝技，球来之前李惠堂突然倒地，躺在地上射门，叫人无法防守。想象不出这样的绝技是何种姿态，观者是何种享受。
我小学三年级进先农坛体校，体校和育才小学一墙之隔。我的启蒙教练叫孙洪年，五十多岁，国家级裁判。在孙老师的足球班里，我是最出色的。体校在先农坛外场训练，国家队在内场训练。我们训练完就到内场看国家队。国家队的教练是陈成达，是和张水浩一批的上海球员。国家队的队员有史万春、张俊秀、张宏根、方纫秋、丛者余、年维泗等。有一次，年维泗受伤坐在场边，看见我和一个同伴，招手叫我们过去。我们用足球摆了两个小门，二对一，踢了二十几分钟，结果二比二。
父亲和我一起在先农坛看过两场球，是国内比赛。父亲看过匈牙利国家队，没有带我。父亲的支持再就是买球鞋，踢球穿的胶鞋一个多月就破了，很费。有一个暑假，我们育才小学和福长街小学比赛，在先农坛外场的小型场地进行宣武区少年比赛，场地铺了绿油油的草坪。这一场比赛太美了，我是中锋，打了个七比一，七个球是我一个人打进的！
到了小学高年级，学校怕影响学习，把通向先农坛体育场的大门锁上，上体校只能从学校正门出去，绕一个大圈子，绕到天桥商场那头，有四五里路。我们只好爬墙头，多次被老师捉住。后来在我们的抗争下，通向体育场的大门重新打开。
我上初中也在育才，学校增设至小学到初中九个年级，校名改为育才学校。初一那年，孙老师想叫我去北京少年队，也就是北京三队，等于停止学业进专业队。孙老师要到我家去找母亲商量。那时母亲打成右派下乡了，不在北京。
我没有去专业队，还是愿意上学，但是足球始终跟随着我。上大学后，我是清华足球队队员，也是北京高校代表队队员。一九六六年我们准备暑期到西安参加全国十城市高校足球赛。父亲那时被下放到唐山，他在信中说，要去西安看我的比赛，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父亲喜欢听我讲球场上的事情，他从小叫我两只脚踢球，所以我的左脚和右脚一样好。父亲对足球有独特的看法，比如他说：
“足球是难度最高的运动。几乎所有球类运动都用手，只有足球用脚。”
这说法很有意思。马拉多纳出来后，父亲说：
“球王必是年少成名。马拉多纳十五六岁成名，他总是面对世界一流的防守球员，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终成大器。”
再说围棋，这就要说到祖父。
一九五Ｏ年我们全家从上海迁至北京，第二年，祖父在上海逝世，年仅六十岁。父亲为此跌足叹息，他说如果没有离开上海，祖父不会去世。祖父患肺结核，当时已有特效药雷米锋，父亲会让祖父使用它。
祖父胡允昌是中学教员，又是沪上围棋高手。像祖父的围棋水平，上海滩只有三五个人，是准国手的水平。民国后围棋第一高手是顾水如，祖父和顾水如一起在霞飞路开了一个围棋馆。那是一幢三层小楼，一楼是棋室，二楼是顾水如家，三楼是祖父家。祖父在教会学校教授英文，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一块大洋买五斤猪肉，三块大洋买一袋白面，一百二十块大洋是相当可观的收入。祖父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养活三四个余姚乡下来的穷亲戚，什么小厨子、小裁缝。所以说祖父开围棋馆不是为了生计，而是出于兴趣。 祖父的围棋颇有德名，从来不下“彩盘”。有一天，棋馆来了两个日本人，点名胡先生下棋，拿出三十块大洋摆在桌上。祖父连胜两局，把钱向前一推说，请先生们把钱拿回去吧。
段琪瑞当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祖父曾到北平教了一年书。为什么来北平？还是因为围棋。段琪瑞是天字第一号围棋迷，他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段公馆总是高朋满座，天下的围棋高手都聚集到北平。
祖父也来了，有朋友介绍，可以一边教书一边下棋。段执政一下台，棋手们也就风流云散了。
祖父回到上海，对父亲说：
“有个小孩十一岁，是个天才，我已经下不过他了。”
这个小孩叫吴清源，福建人，出身没落官宦之家。段琪瑞把他接到公馆，每月给他二百块大洋。吴清源孩提时代便担负起养活全家的责任。段琪瑞的棋很臭，却自命天下一流，因为高手们同他下棋都让份儿，赢两盘输一盘，顾水如也是如此。吴清源小孩子家不懂这一套，一盘不让。段琪瑞想不明白，只是更夸奖吴清源。段琪瑞下野后寓居上海，祖父仍同他下棋，仍是他的棋友。
二十世纪对围棋事业最有贡献的两个政治家，一个是段琪瑞，一个是陈毅。
陈毅也是个棋迷，知道胡允昌的名字。一九四二年父亲从香港到苏北，到新四军军部报到。陈毅将军见到父亲说：
“你是胡允昌的儿子吗？我们下盘棋吧。”
陈将军急于下棋的样子实在可爱。父亲棋术不高，陈将军棋术也不高，半斤对八两。陈将军穿一件黑皮夹克，父亲注意到两个肘部磨白了，想必是下棋下的。
前面说到唐克，他也是苏北的干部。八十年代我曾随母亲到唐克在什刹海的家，那时他是石油工业部部长。他家的客厅里有一个专用围棋桌，唐克说是日本棋院送的，日本人同时送他一个名誉段位。母亲告诉我，唐克下围棋是在新四军学的，陈毅元帅培养了一批围棋迷。
父亲没有教我下围棋，我上大学后才学会。到了六十年代，家里还有两副祖父留下的棋子，手工磨制的“云子”，红木盒子。现在所谓“云子”是把石头熔化后滴出来的，比当年的“云子”差多了。后来两副棋子被我的小叔拿去卖了，那时候卖不上几个钱。
十六、反右运动
丁聪和沈峻在大同酒家的结婚酒席，是“二流堂”人马最齐全的一次，“夏公”升帐，“众将”听令，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所谓“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从这以后，“二流堂”走下坡路了。
第一个不祥的征兆是宋之的、盛家伦几个月内先后去世。宋之的是剧作家，抗战时他的《雾重庆》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名噪一时。他目光炯炯，面如冠玉，谈笑风生。他的太太王苹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中国第一个女导演。父亲曾这样说到宋之的：
“同样是北方人，有的人学得会享受，有的人学不会。宋之的什么好东西都会吃，张仃呢，只会吃猪肉炖粉条。他还有个习惯，晚上九点就要上床！”
张仃因为这样两个原因，不大参加“二流堂”的活动。张仃是辽宁黑山人，宋之的是河北丰南人，因癌症死在盛年之时。盛家伦也是癌症，独身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害了他。他们死后第二年，“反右运动”来了。父亲说：
“这两个人不死，一定会打成右派的。”
艺术家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是要表现的，他们在商量一件事：办一个同仁刊物，刊名“万象”。刊物的宗旨我不知道，在形式上，丁聪提出装订后的刊物不要用刀切，留下毛边，独具一格。一九五六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中国党完全支持赫鲁晓夫的军事介入，周恩来总理也乘苏军坦克进了布达佩斯。中央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而再论，自由化的思潮受到遏制，同仁刊物办不成了。
作家协会和文联开始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父亲称病请假，不参加批判大会，最后几场不得已参加了。为此，父亲和母亲发生争吵。母亲在周扬那里很得宠，她站在党的化身周扬一边，而不是站在丁玲一边。晚上我睡在自己房间，听见客厅里激烈的争吵，一直吵到半夜。我听不懂他们吵什么，知道是大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家庭琐事。
不管怎么说，建国初期直到一九五七年，是我家幸福安康的日子，对于其它艺术家来说，也是“白银时代”。我家的存款超过两万元，《行军纪事》的电影虽然没有开机，因为是预约，天马电影厂支付了稿费。《机关生活》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打出清样，同样预支了稿费。有一次父亲在北京饭店请三位朋友吃饭，其中有好事者打了许多电话，“胡考在北京饭店请客”，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父亲哈哈大笑，任这帮饕餮之徒狂撮一顿。父亲说，请客吃饭是朋友交往，是玩，他从来没有为了办某件事情请人吃饭。
但是，反右运动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有很多专家做过分析和描述，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丁抒先生著有《阳谋》一书，深刻揭示了这段历史。这一年真是春光明媚，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天空中弥漫着自一九四九年政治协商会议以来最和谐的政治空气，从民主党派到全国的知识界，到处是灿烂的阳光。到了六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说话了”。
《新观察》的问题，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前面提到的黄沙的采访文章：《北大学生是在闹事吗》，为北大的右派学生洗刷；另一篇是关于费孝通、钱伟长等的所谓“六教授会议”的文章。母亲被划为右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她是周扬的红人，于是有周扬“挥泪斩马谡”的说法。在“新闻界四大花旦”和“四大女编辑”一共五个人当中，杨刚自杀，蒲熙修、彭子冈、戈扬划为右派，只有韦君宜跑到周扬那儿哭了一场，幸免于难。
父亲没有参加鸣放，他不上班，对政治运动没有兴趣。根据胡考一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风，打成右派是理所当然的。戈扬都是右派，胡考跑得了吗？文艺界像丁玲、艾青、陈企霞、江丰、胡考、戈扬这些人，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划定的。最后的结论中，父亲有一句言论，不是在鸣放会上说的，而是私下说的：
“中国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也会上街的。”
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家从北长街迁出，迁至和平里的作家协会宿舍。五十年代的和平里没有多少房子，在菜地上修建了一些两三层的普通公寓。母亲领我去看的，在一层给了三间，厨房和卫生间是共用的。我们搬了家，她就下乡去了，化名“高南”，父亲给她写信，信封上是这样写的。母亲降了三级，从行政十一级降至十四级；父亲降了四级，从文艺三级降至七级，当然还有开除出党。父亲的小说《机关生活》不能出版了，电影《行军纪事》也不能拍了。父亲没有下乡，他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劳动。阿英的大儿子钱小惠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他为父亲联系了这家工厂，并得到外文局的同意。《人民画报》的上级单位是国务院外文局，它的任务主要是对外宣传。在文艺界的右派中，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江丰待遇最好，他下放在东郊农场，在十间房附近，每个周末可以回到城里的家。作家协会右派的下放地点是河北省的逐鹿县，远古时代黄帝与嗤尤大战于逐鹿，这里又有丁玲写过的桑乾河流过。丁玲没有回到桑乾河，她和艾青两个人被王震将军接走了，一个去了黑龙江，一个去了新疆。
“二流堂”的人物纷纷落马，吴祖光、黄苗子、胡考、丁聪、戴浩、龚志芳划为右派。反右运动并没有把“二流堂”拿来批判，但是这些艺术家的自由化思想和作风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父亲在长辛店劳动了一年，心情还不错。他做钳工，有一回做了一只小卡尺拿回家，老钳工说达到五级工水平。工厂里还有几个工人画家跟他学画，画的都是小人书。父亲每个星期六下午从长辛店回到城里，我从育才学校到前门公共汽车站等他，到前门外吃饭，到大栅栏逛一逛，每个星期都是如此。一九五九年夏初的一天，我在前门车站等了三个小时，没有等到父亲。回到和平里，晚上很晚父亲才回来，他对我说：
“我要去北大荒了。”
十七、聋叔叔
党和国家机关的右派，劳动改造的地点就是北大荒。丁聪、吴祖光、黄苗子早就去了北大荒，外文局考虑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同意他留在北京，可是被上面追查下来，只好遣送他。
父亲为此颇伤脑筋，除了胃病，他非常怕冷，北大荒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怎么过冬呢？他找来一个跟他学过油画的学生，名叫郑威，黑龙江人，问他北大荒的风土人情，要准备哪些东西。父亲出于恐惧感花六七千元买来一堆毛皮衣服，这些衣服到了北大荒全成了废物。画报社的几个人送他到火车站，一个朋友悄悄对他说：
“这不是流放吗？”
父亲恍然大悟。
父亲走了，家里剩下四个孩子和一个保姆。保姆叫王伏珍，湖南湘潭人，三十几岁，到我家四年多，是来带小妹妹的。我上初一，住在学校，每周六回来。账由我管，其它事阿姨管。
父亲母亲走了以后，亲戚和父母的朋友就来关心我们。我有五个姑姑和一个叔叔，祖父去世以后，奶奶带六个孩子到北京找父亲。奶奶是父亲的继母，只比父亲大六岁，带来六个孩子，最大的大姑18岁，最小的小叔七岁，只比我大一岁。父亲于是着手安排，先把奶奶送进人民美术出版社当编辑。奶奶是大户人家出身，画得一手工笔花鸟画，却从来没有上过班，现在只好上班。父亲又给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写了一封信，把大姑送进人大哲学系上学。二姑呢，当兵到朝鲜。过了两年，三姑在宣武区当了干部，四姑到义利食品公司当工人，父亲每月补贴奶奶几十块钱，问题解决了。
父亲去北大荒的这一年，北京只有奶奶和大姑、三姑。二姑嫁了个志愿军战友是黑龙江人，到佳木斯定居了。四姑嫁给义利食品厂的工友，也是一个转业兵，是湖北的农民，他们一同到湖北乡下去了。五姑到安徽上中国科技大学，小叔叔呢，上初中时候偷东西，送到北大荒的少年教养所。他是奶奶惯坏的，就一个儿子呀！
除了大姑三姑来看我们，亲戚中就是表叔张荣浩了。表叔有时从天津过来，带些吃的用的。有一次他来踢球，民航局内部比赛，把我领到球场上看。表叔四十多岁，踢上球就有了精气神。他看过李惠堂的球，也喜欢讲球王的故事。表叔住在另一个城市，为什么总是赶过来？后来我知道，父亲去北大荒之前，给表叔寄了一些钱，这样安排的。
父亲的朋友中，经常来看我们的是聋叔叔。
聋叔叔叫陆志庠，他比父亲大两岁，我们叫叔叔不叫伯伯，反正叫什么他也听不见。他和父亲从小认识，他十一岁时候因为吃药不当聋了，可是他凭借天分和意志力自学成为画家。他这个聋人聋而不哑，会说上海土话，几十年过去，他说的上海土话上海人也听不懂。丁聪听懂一半，只有父亲一个人能完全听懂陆志庠的话，父亲凭口型同他说话，他也能听懂父亲的哑语，他们两个人可以说说笑笑十几分钟。父亲是这样评价他的：
“聋叔叔素描有功夫，他的画比张乐平、小丁都要好。”
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得到陆志庠四十年代的作品《苏州河码头》、《踏车夫》，确实很棒。
解放后聋叔叔从上海到北京找父亲，四十多岁，孤身一人，生活无着。父亲安排他在《人民画报》社上班。母亲通过《新观察》的某位编辑给聋叔叔介绍了一个对象，西四医院的大夫，三十多岁，相貌平常，文质彬彬，是一个健全人。聋叔叔结婚，在我家院子的东南角开一个房间，张灯结彩。可是他们结婚以后经常吵架，聋叔叔酗酒闹事，大声喊叫，他的太太就到我家来哭。聋叔叔膀大腰圆，蓄唇须，瞪起眼珠很吓人。后来他们搬到白塔寺的一个大杂院，母亲领我去过。聋叔叔的太太见到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和聋人一起生活，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聋叔叔在画报社总是发脾气，他这个残疾人与同事难相处，没办法，母亲将他调到《新观察》做美术编辑，算安定下来。聋叔叔和太太没有孩子。
父亲母亲离开北京，聋叔叔到和平里看我们。我用写字的办法和他交流，他在孩子们面前是不会发脾气的，他是那样地慈祥，充满了爱意。他领我到前门外吃“老正兴”，又领我到西四吃“沙锅居”。每次吃饭他要喝点老酒－－上海人白酒黄酒统统称老酒。父亲滴酒不沾，我们家没有酒，聋叔叔看见一瓶存放多年的医用酒精，就倒出来喝，伸出大拇指说“好，好”，总算找到“陈年老酒”。一次他在纸上写“十三陵”，于是我们爷儿俩到德胜门乘公共汽车，那是我第一次去十三陵。穿过石人石马的通道，我看见景区冷冷清清，我们在永乐皇帝的长陵转来转去，竟然没有碰到一个游人。
《新观察》停刊了，《新观察》的人由作家协会安排，聋叔叔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美术编辑。一次他在和平里看到父亲从北大荒寄回的家书，流下了眼泪。
十八、董家坊
一九五九年夏天，母亲来信叫我带弟弟妹妹去乡下，即母亲下放劳动的地方，河北省诼鹿县董家坊公社。我十四岁，妹妹十一岁，弟弟八岁，我们三个按母亲信上的指示，早上在西直门火车站上车，乘京张铁路的火车到下花园。第一次带弟弟妹妹远行，兴奋和好奇的心情陪伴着我们的旅程。这条古老的铁路是詹天佑设计的，火车穿过居庸关峡谷，绕过官厅水库，中午时分到下花园站。下车后我看见桑乾河和洋河，河水奔腾澎湃，两条河在这里汇合为永定河。可是开往董家坊的汽车每天只有一班，开走了，我们只好步行三十里路。翻过两座山，弟弟走不动了，我把弟弟放在农民的马车上，我和妹妹跟在马车后面。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快天黑时候到董家坊，母亲等在村子口。
母亲劳动的地方是董家坊水沟村，劳动一年，调回公社做宣传工作。为了迎接孩子们，她搬进两间大房子，收拾得窗明几净，院子里种了许多花，是恬静的农家小院。诗人吕剑住邻居，他是在《诗刊》社划右派的。他用宣纸写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庆贺母亲乔迁之喜，落款“老吕录老杜”，挂在墙上。吕诗人个子不高，没有几根头发，十分风趣。母亲写了一首诗：
玉米亭亭立，
翠叶舞东风。
山药丛丛起，
遍地绿芙蓉。
多么美好的农村！多么美好的田野，一派丰收景象！母亲的心情好极了，她认为自己只是犯了一点点错误，很快会摘掉右派帽子，甚至可以重新入党，回到工作岗位上。公社干部送来鸡、肉和蔬菜，他们带来乡情，也带来对于丰收的渴望。如果不是“大跃进”，如果不是这年秋天的“大炼钢铁”，老百姓的日子该有多好！
母亲带我们去水沟村，那是个美丽的山村，果园建在山沟里，泉水叮咚，果子挂满枝头。我们在母亲的房东家吃农家饭。在新四军时代，母亲学会同老百姓打交道，她是热心肠的人，非常有同情心，见不得别人受委屈，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穷。在水沟村，她三天两头买些日用品送到贫困户家中。在其它地方也是一样，她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称赞。
这里是太行山的北端，冀东北的贫困山区，主要经济作物是板栗。粮食作物是小米、玉米、莜麦。我和弟弟妹妹种菜、磨豆腐、养兔子、骑毛驴、赶集，在乡下度过一个开心的暑假。
母亲在董家坊一年，调到涿鹿县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这时候丰台到沙城的铁路开通了，不用走居庸关，时间缩短了一半。再去逐鹿，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感受到“反右运动”带给家庭的压力。一次县委书记王纯当着我的面训斥母亲，我很生气，心想：你一个小小的县官，算什么东西！其实王纯对母亲很照顾，文化大革命他有“招降纳叛”的罪名，那时候母亲已离开逐鹿。母亲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一天夜里突发胃痉挛，痛得不得了，熬到天蒙蒙亮，叫我去找刘大海。刘大海是宣传部的，他是河北的年轻诗人也是年轻右派，他住几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我找到刘叔叔，他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原来河北人是光着屁股睡觉的。刘大海找来大夫给母亲打针，这才好了。
县委宣传部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特别喜欢我，她看了我写给母亲的信，感动极了，哭了一晚上。我的信无非是写安慰母亲的话，为几个孩子报平安，那女人说，这孩子怎么这样懂事呀？信写得多么好呀！读了多少古今名著，也没这样哭过！
在学校里我也感受到家庭变故的压力。一次，班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闹着玩，比比划划要打架的样子。我在一边起哄，说：“强奸她！强奸她！”这下闯了大祸，女生哭着去找老师。“强奸”这个词是从书上看来的，我不能完全弄清它的含义，但是我知道这是极恶毒的话。我犯了大错，后悔不迭。
班主任老师是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轻声慢语。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胡，你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学习成绩总是前三名，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今天的事情太不应该啦！你的父母划成右派，这事情将来对你影响很大，你要更加懂事才对。老师的话使我好几天心事重重。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毕竟才上初一，我能像大人一样懂事，也能像孩子一样不懂事。
回到家我要管束弟弟妹妹。弟弟不听话，阿姨向我告状。我很生气，我是一家之主嘛！我对弟弟说：你犯了大错，我要把你送到少年管教所！我于是“押送”弟弟去少管所，少管所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们从家向西走，走过和平里小街，走到地坛东门。那时候地坛有残破的城墙，我突然跑到城墙上，拣起一根木棍对着弟弟大喊：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我装大人装夠了，和弟弟玩起游戏。
十九、大饥荒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育才学校搞了三项活动：“除四害”、“创高产”、“大炼钢铁”，搞得热火朝天。
五八年的春天，全北京展开为期三天的“消灭麻雀大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育才学校也不例外。将麻雀列为“四害”之一即为愚蠢之事，全市大战麻雀更为愚蠢之举。消灭麻雀的办法除了诱捕、毒杀之外，就是全民动员驱赶麻雀，使麻雀无落脚之地，疲惫而亡。可是育才学校太大，学生们很难把守如此大的地盘，只好把福长街街道的居民动员来。高年级的学生和青壮居民爬到屋顶上，挥舞小旗，其它人分布在操场、道路和树林中，老师则击鼓敲锣，麻雀飞来，大人孩子齐声呐喊。又在祭坛的草丛中扎了许多草人，以张声势。大闹了三天之后，北京城里确实没有麻雀了。
五八年的夏天，媒体最多的新闻便是夏粮不断刷新的高产纪录，小麦亩产从数千斤攀升至数万斤十数万斤，报上登出河北徐水县小女孩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全国人民豪气冲天。秋天，学校停课种麦子，在大祭坛的南边划出两亩地，掘地三米，浇一层大糞，回填一层土，再浇大糞再填土，如此将大坑填平，然后播下几百斤种子。不久长出麦苗，密不透风，于是弄来几十台吹风机昼夜吹风。结果呢？颗粒无收。这里是先农坛呀，我们的先农在天有灵，不知是哭还是笑啊！
到了五九年，“三面红旗”正式出台，“十五年超英赶美”，“气死约翰牛”，这一年的经济狂热相当于一九六六年的政治狂热。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有句：“撕片白云揩揩汗，凑近太阳吸袋烟。”这个农民形象就是“大跃进”的写照，中国人已无所不能。秋天，学校在大殿北侧开始了炼钢，在丁香树林里挖出一个个小炉子，把废铁投入，以期烧熔后变成钢。
有一个星期，我们守在丁香树林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星期六回家，我在有轨电车上呕吐不止。一对中年夫妇扶我下车，把我领到他们家里，给我吃药喝水。我在陌生人家睡到晚上才回家。那时候的民风有许多友爱和温情。
这一年的国庆节是“十年大庆”，报纸上并列登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的照片，天安门广场狂欢三天，放焰火和跳集体舞。这三天我都去了，闹腾得不得了。
一年之后，一切偃旗息鼓，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说白了就是“大饥荒”来了。
第一件事是发粮票。发多少呢？班上有两种标准：老育才生三十二斤，新育才生三十斤。育才学校从五八年开始招收天桥一带普通市民的子弟，打破干部子弟学校的框框。老育才生是从小学升上初中的，都是干部子弟，新育才生是市民子弟，这就造成了不平等。第二件事是吃“代食品”，如野菜、榆钱、树叶和人造食品。孩子们正在生长发育，没有肉没有油没有菜，只靠三十斤粮是不夠的。第三件事是停止剧烈的体育运动。我在宣武区少年队参加北京市少年足球比赛后，不再踢球，先农坛体校也停课了。 母亲从涿鹿县调到邻近的怀来县，怀来县的县城叫沙城，在官厅水库边上。沙城的“沙营葡萄”最有名，形状如同新疆的马奶子葡萄。八十年代初，沙城建立长城葡萄酒厂，生产出中国第一瓶乾红葡萄酒。但是在大饥荒的年代那里没有葡萄酒，虽然离北京不远，却是穷乡僻壤。母亲回来的次数多了，给我们买“高价饼干”，领我们吃“高级饭馆”。“高价饼干”十块钱一斤，母亲的工资从一百九十六元降到一百三十八元，就是不降工资，也买不了几斤饼干。一年前聋叔叔领我到前门外“老正兴”，两菜一汤加一小瓶老酒只花一块五毛钱，一年后的“高级饭馆”，一个普通炒菜十五到二十元。这样的通货膨胀只有战争年代才会发生，可是它发生了。我们到东安市场的一家湖南馆子吃红烧肉，到大同酒家吃古老肉，反正越肥腻越好吃。大同酒家从东四搬到华侨大厦，华丽的餐具，做工精细的菜肴，统统不见了，人们为买一个菜一块点心排起长队。
关于大饥荒的历史，许多专家都有研究，饿死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母亲病了，先是腿上浮肿，按下去一个坑，后来是黄胆性肝炎。不管怎么说，我家的经济条件算是好的，瘦死骆驼比马大。三年大饥荒，全家买吃的买粮票，父亲买毛皮上北大荒，再多的积蓄也经不住花呀。母亲是劳累过度才得了病，她是工作狂，即使戴着右派帽子，即使做微不足道的工作。母亲得到的回报，就是在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
一九六一年我从育才学校初中毕业。北京市教育局实行“金银质奖章”办法，即初中三年每一门功课的成绩均为五分的学生获得“金质奖章”，每年仅有一门功课成绩为四分其余功课均为五分的学生获得“银质奖章”。获得“金银质奖”的学生保送高中。九年三班有三个孩子具备获得“金质奖章”的条件，两个女生和我。两个女生中有一个叫司马小萌，她爸爸司马文森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写过长篇小说《风雨桐江》。司马小萌是我暗恋的女孩，广东人模样，聪明而俏皮。班主任老师宣布我为“金质奖章”获奖者，可是校长颁奖的时候，只给我“银质奖章”，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位于海淀区圆明园遗址的一Ｏ一中学是干部子弟高中，也是育才学生向往的学校，我们无一例外报名一Ｏ一中学。可是一Ｏ一中学不要我这个右派子女，我被分配到人民大学附中。他们都去了一Ｏ一中，包括司马小萌。
别了，先农坛，我生活了九年的校园！别了，先农坛体校，美丽的绿茵场！
二十、烧了一把火
我读小说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读的是贯华堂本《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五年级读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本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接下来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等。当时国内的长篇小说一年只有三五本，所以每一本都读。到了六年级，父亲说：
“你该读《红楼梦》了。我九岁的时候，你爷爷叫我读《红楼梦》，他七岁就读了。”
家里有很多版本的《红楼梦》，最好的一套是《脂胭斋重评石头记》，宣纸本，“脂评”的文字套红，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只印了二百套。藏书家阿英没有弄到这部书，打电话向母亲要，母亲只好送给他了。
在育才学校，规定有一小时午睡。每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看书，老师来查房，就把书掖在枕头下，装睡。这是一个坏毛病，好在没有近视，却读了不少书。中国现代小说读完了，就读古典小说、外国小说，有什么读什么。我的同学洪平是最好的朋友，也是读书的伙伴。他的父亲是著名导演吴天，拍过《国庆十点钟》等几部电影。我和洪平总是抢书读，他不爱运动，有点像小书呆子，读书比我多。
父亲母亲早知道我的兴趣。我给父亲写信，向他述说我想当作家的理想。信寄到“黑龙江省虎林县八五Ｏ农场四分场”，那里是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的三江平原，又有完达山和原始森林。聂绀弩先生《北荒草》有句：“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他的诗情画意的描写，掩盖了严酷的生活。父亲的信寥寥数语，只是报平安的话，没有谈到我的理想。他自顾不暇。
一九六二年我在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一。人大附中在海淀区黄庄，人民大学北侧。学校的前身叫“工农速成中学”，是人民大学预科，学生大多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登山英雄屈银华是我的校友，他登上珠峰，十个脚趾全部冻掉，用脚后跟走路。那时的人大附中是海淀区的二流学校，如今，我的母校在全北京排名第一。
我有一辆自行车，从和平里到黄庄走北三环路，半个多小时。那时候这条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路边都是农田，唯一的建筑物是大钟寺。
一部苏联小说完成了我对文学理想的自我设计，这部书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写的是二战末期在远东库页岛修建输油管道的故事。作者阿扎耶夫，写完小说只二十五岁。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一个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对大工业项目有更多了解，更内行，更深入，表现得更自如，阿扎耶夫是我的榜样！我想，我的文理科成绩都不错，将来可以报考文科，也可以报考理工科。我这样想，非常兴奋，把我的想法写信告诉母亲。母亲回信说：
“只要你努力，总会成功的！”
在我逐渐对政治有所了解之后，美好的理想蒙上阴影。五七年有许多人因文字而获罪，六十年代初又有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家里有一本内部资料，是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总之作家难过政治关，对他们只有批判批判再批判。
一九六二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因为我闯的祸，改变了全家的命运：我在作家协会宿舍烧了一把火！也许，不是这一把火，母亲不会到东北，我也不会大半辈子生活在东北：也许，不是这一把火，父亲和母亲不会离婚。
王伏珍阿姨因为儿子的事回湖南老家，我要安排弟弟妹妹的生活，每天往家跑，洗衣做饭。大妹妹上北新桥的女二中，弟弟在和平里小学，小妹妹还没上学。这一天我从学校赶回家，小妹妹发烧，我给她吃药，叫她睡下。晚上，我用电熨斗熨裤子，小妹妹哭了。我到床上拍她睡觉，我也睡着了。睡梦中有人砸门，并高声叫喊。我打开里屋门，浓烟扑面而来。我打开外屋门，一股火苗窜起来！我急忙抱起小妹妹向外跑，知道是电熨斗惹了祸。楼上是作家古立高，古立高的母亲八十多岁，被浓烟呛了，发现楼下出事。
经邻居扑救，避免了一场火灾，只有我家烧得一塌糊涂。我赶紧给母亲写信，信刚刚发出，母亲就回来了。原来周扬得知戈扬的儿子在作家协会宿舍烧了一把火，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到怀来县委，把母亲叫回北京。
二十一、最后的Party
周扬和母亲谈话后，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名叫安波，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是学音乐的，延安时代与王大化合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很有名，他也写诗，刚刚发表了长诗《雷锋颂》。他是那种热情洋溢的人，在母亲面前毕恭毕敬。打成右派之后，没有一个官员如此对待母亲。
周扬找母亲谈话，他说，安波来要干部，你去了辽宁吧，好好工作。母亲说，我可以重新入党吗？周扬说，只要努力，可以。
右派重新入党，当时没有先例。但是母亲相信周扬的话，她充满希望。父亲也相信周扬的话，两年后他对我说：
“周扬威风大，他可以制定政策，没有先例创造一个先例！”
母亲回沙城办调动手续，这时候，父亲从北大荒回来了。父亲老了，人很廋，精神还不错。经过三年“劳改”，居然不再怕冷，胃溃疡也好了。父亲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卖掉一些红木家具，还有些东西分给两个姑姑。我留在北京上高中，弟弟妹妹要等本学期结束转学到沈阳。
在准备搬家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唐瑜家聚会，这是五七年以后“二流堂”的第一次聚会，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聚会，一代艺术家文化沙龙的终结。
唐瑜家从北新华街搬到府右街，因为大饥荒，采用新的AA制，即每家带一个菜。从北大荒回来的人不必带菜。瞿希贤带来“八宝饭”，有几年没有吃到的红豆沙和各种果仁，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八宝饭”。唐瑜拿出精美的法国磁器，大家惊叹这些磁器用了许多年，竟然一个也没有打破。叶浅予蓄着小胡子，穿着背带裤，一副洋派头。他和戴爱莲离婚了，这次带来的是王人美。黄永玉和太太张梅溪也来了，他们的年龄比老“二流堂”小十来岁。当然还有黄苗子和郁风。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她童心未泯，像小孩子一样“人来疯”，十分活跃。小丁把刚出生的儿子丢给沈峻，去了北大荒，一去就是四年，这个京戏迷叫太太扮演一回“王宝钏”。事实证明，吴祖光与新凤霞是最完美的结合，在吴祖光打成右派后，新凤霞找到领导说：
“既然祖光是右派，我也划个右派吧！”
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天唐瑜家灯光暗淡，好像开烛光晚宴似的，空气中有一种凄清和愁怅。
从唐瑜家回来，父亲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小人书，全套的《三国》、《水浒》、《西游》、《封神》，原来，唐瑜要父亲为他出版的幻灯片写说明词，用这种办法在经济上帮助父亲。父亲在北大荒每月只发六十元生活费，家里的储蓄花光了。实际上父亲写的说明词根本没有用上，但是幻灯处长支付了几千块钱稿费。这以后我每个月到唐叔叔家领取生活费。
在北大荒，父亲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大诗人聂绀弩，一个是大法官王淮安。
一天晚上父亲从外面回家，说：
“我到聂绀弩家，他请我吃熊掌。”
哪儿来的熊掌？难道从北大荒带回来的？诗人的雅兴和放浪形骸非比寻常，“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经历北大荒的磨难之后，聂甘弩七十岁了。他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晚年打成右派，文革关进牢房，真是命运多舛呀！
聂绀弩有诗赠胡考：
霜雪能教胃病松，
操劳似把敌巢攻。
几经春夏秋冬日，
一笑东南西北风。
狼洞难留青面兽，
虎林微访白头翁。
不知新四军连队，
与此生涯果异同。
诗写得平常，但是写出父亲在艰苦的环境中的从容。诗中写到小说《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当年的父亲绝不会想到今天的生涯。
大法官王淮安打成右派，是在司法部部长助理的职位上。他的儿子叫王小淮，比他要出名。王小淮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花，照片登在所有报纸杂志上，全国人民都认识这孩子。王小淮另有一张照片，他和一个女孩手捧鸽子，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招贴画，贴满大街小巷。
王淮安到和平里来看望父亲，他说在北大荒，父亲救了他一命。这件事放到后面再说。说他是大法官，是他在右派改正之后当了最高法院副院长。
风止烟息，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另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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