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大真无争张善炬

1989-06-04 作者: 胡舒立

这样走过

原文 #这样走过的其它文章

分类：

大真无争张善炬

－－作者：胡舒立

同学录里的张善炬：我喜欢黑白分明，可事情总没有这么简单 ……

2009 年 8 月初，我们人大新闻系 78 级同窗，凡五十余人，在海滨青岛重聚。蓝天碧海之间，抚今追昔，无远弗届。很自然，谈起远在贵州高原的同学张善炬。知道他八年前患了癌症，也知道他一直在治疗在奋争，似乎还好。

大家突然沉寂了。真的还好吗？聚会结束那天晚餐时，我们商定来年再聚，还商定，立即派两位同学赴黔，看望善炬。有人当场裁了一叠小卡片，一人一段话，带上了同学们的真诚问候。

果然。未几就有噩耗传来， 8 月 24 日，张善炬与世长辞。那天，追悼会下午四时在贵州举行，同学张伟光在网上发贴： “ 各位同学，现在，下午四点刚过，请让我们向着贵州方向，向善炬安详鞠躬，默哀。 ” 每一个读到此讯的同学，即起即行。

1979 年 10 月人大学生集体活动，持话筒者为张善炬。

同窗情深，自不待言。不过人大新闻系 78 级人对善炬的情谊之重，思念之深，关爱之殷，痛惜之切，又岂是一个 “ 同窗情深 ” 可以诠释 !

一

新闻系，文人齐聚。 1978 那一年，全系两个班计 70 人，最年长者 31 岁，最年幼者 16 岁。在学期间朝夕相处，同学们乐则乐矣，亲则亲矣，但在新闻系的环境中，写作至上，那么多人自恃文采风流，文人相轻就是常态。写作基础，小说、散文写出来；新闻采访，消息、通讯再拿出来；然后是编辑，拼标题制作；再是评论，拼文字激扬 …… 一时间，在我们那里，没有谁真得会觉得别人的文章是比自己好的。

78 级学生住宿的人民大学红一楼大门。

不过，很快还是有了公认的 “ 第一枝笔 ” ，其作文、作业争相传阅。这就是张善炬。善炬来自贵州，上大学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平素低调寡言，不争风更不炫耀。如果不是真的比同辈显著高出一筹，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会得到如此认可。好文章自然是讲文笔和识见的，记得善炬当时最让人赞赏的是一篇作文，题目是 “ 建议取消言论禁区 ” 。大学二年级时，善炬有了篇更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文章。

那是 1979 年秋，北京 “ 民主墙 ” 民众运动走到尽头，北京市于 11 月作出取缔的决定。 “ 民主墙 ” 始现于 1978 年秋冬，曾经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一时间轰轰烈烈，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一排两米高、百米长的大字报墙即为标志。那正是 “ 四人帮 ” 倒台之后，改革开放的前夜，申讨冤假错案、呼吁民主是其主要内容。人大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们，特别是众多外地同学初来北京，惊叹且欣喜于京城民主风气之盛，几乎每晚都从海淀校区骑车数十分钟，去西单看墙议墙，对墙后来的命运便也关心之至。

“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 的西单民主墙。

11 月底某日，新闻系教室的墙报上出现了一篇 “ 谏 ‘ 拆墙 ’ 书 ” ，署名 “ 长工 ” 。文章不很长，仿秦相李斯早年的 “ 谏逐客书 ” 写成，文风也一如李斯其文，高处立论，宽处行文，很具说理性。

文章先是坦言： “ 值今樊笼方开，言路初通，文革创伤，余悸犹存之际，拆墙之举实为因噎废食之下策，塞堵言路之门，将使民望而却步，退而不敢开口 ” ； “ 区区西单小墙，长不过百步，宽不到三米，纵其全文大多 ‘ 反动 ’ ，亦不必如此惊惶失色。数百报刊、十万尖兵、九亿人众皆 ‘ 愚民 ’ 乎？ ” 进而激辩： “ 且人之有心，思也；人之有口，言也，拆其墙，毋能禁其言；禁其语，毋能鉗其心。昔四人帮堵耳、鉗口、蒙眼、割颈、砍头，何术不用其极，然终无补于事。古人云： ‘ 只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 ’ 前车之鉴，宜应戒之。 ” 再有劝喻，列举古人先例，遂论： “ 而今公仆治国，理当胜越古人，现文件宪法，无不大书民主，电台报章，亦在鼓吹鸣放。望言必信，行必果，莫学叶公之好龙，贻笑后人。 ” 结语恳切陈情诸位官员： “ 得闲暇时，似可探究西单墙之社会根源及根除之法，拆墙法虽尽善尽美之至 , 仍捨本逐末、饮鸩止渴之小技耳。万望三思。 ”

“ 长工 ” ，大家都知道就是善炬。文章引起轰动，被同学们当场点评 “ 大胆文章，切中时弊，一片忠心，光可鉴人 ” 。外系外校来访者也络绎不绝。当然，这篇小文很快被系领导悄悄从教室后的墙上取了下来。

张善炬在人民大学门前留影，当时校名为华国锋题字。

12 月 6 日，就在善炬著文吁请 “ 万望三思 ” 之后不足一周，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禁止在 “ 西单墙 ” 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 1980 年 9 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 “ 四大 ” （ “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 ）。

整个事件中，善炬受到了系方校方何等训诫，我们不得而知。只知善炬从来没透露过半丝悔意或是愤怼，一如既往地平静从容，勤学苦思。大学三年级到报社实习时，他的新闻作品已经获得全国好通讯二等奖。

二

按今天的标准，无论是内部墙报、私下交谈不予追究之原则，还是网络微博大议天下之风气，都让人无法想象，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善炬一篇墙报劝谏的小文竟会影响他的一生。

甚至我们这些同学在当时，也并没有想到。

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结婚照。

记忆之中，善炬没有报考研究生。他 1982 年毕业后回贵州，分配在《贵州日报》。最近读到甘惜分老师给善炬的信，我才知他原本可以留校的，竟是因那篇文章改变了命运。

那是 2006 年 3 月，在一封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就的信中，甘先生告诉善炬： “ 别离多年，常想到你，如果不是当时 ‘ 左 ’ 派干扰，我是力主留下你的，如果真留下，你的成就非今日可比，不过有这二十年的边境锻炼，你一定有另一种收获。塞翁失马之典是很有道理的。 ”

当时在人大新闻系念书的同学们，其实并不觉得留校是上选。不过优秀如善炬，没能留在北京当记者，却总让同学们感到挽惜。后来，至少在 80 年代，他在贵州迅速大展宏图，成就斐然，的确让我们这些同学在自豪和欣慰之余，有了如甘先生所说的那种 “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 的惊喜。

1980 年代的《贵州日报》锐意进取，社长刘学洙很快就发现了张善炬的才华，识之用之。短短八年，善炬从驻站记者而机动记者，从新闻部副主任而记者部主任，很快被提升为总编室主任和报社编委。

1980 年代的贵州，出过两位省委书记，后来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一是 1983 年至 1985 年 7 月的省委书记朱厚泽，其二是 1985 年 7 月到 1988 年 12 月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善炬有楼台近水，亦不负机会眷顾。他采访朱、胡两任书记的佳作迭出，传遍全国。

纵如此，当年的 “ 谏 ‘ 拆墙 ’ 书 ” ，还是继续给善炬的人生投下了阴影。

据刘学洙后来回忆， 1988 年，《贵州日报》决定启用张善炬，推荐他进入报社编委会。编委成员要经省委批准，而人大新闻系党总支突然发来一信，并附有 “ 谏 ‘ 拆墙 ’ 书 ” 抄件，强调张 “ 文字水平较高，但思想上需要提高 ” ， “ 在政治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 ” 云云。这封信，使善炬进编委会受挫。

后来，刘学洙查看所有档案资料，亲自向省委写了一份 4000 多字的报告，为善炬再行申报。省委终于正式批复，增补张善炬为贵州日报社编委。

三

或是善炬作为新闻人的宿命，他当上编委后不久，中国步入风急雨骤的 1989 年。那年他 40 岁，铁定的贵州日报社 “ 第三梯队 ” 成员，前途无量。是夏，他被免去编委和总编室主任职位。

1992 年夏，我有机会去贵州，到善炬家中相见。那时，他仍在报社图书馆当资料员。我问他，为什么被整？他淡淡一笑，只递给我一份铅印的《贵州日报》内部刊物 “ 报人园地 ” ，上面有他的一篇文章，题： “ 记者的快乐与痛苦 ” 。

此文，就是他罹难的主要 “ 罪因 ” 。

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在嘉峪关。

是夜，我捧读此文，夜不能寐。这是篇短文，写在 5 月 18 日。文章一如善炬早年作品，出自胸臆，真切精当。 “ 记者的痛苦，是一种职业的痛苦。 ” 他说， “ 我想，很少有别的职业会感受到中国记者曾经经历、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思想、感情的痛苦。 ”

善炬尽述这种职业之痛， “ 失落的痛苦 ” ， “ 遗憾的痛苦 ” ， “ 压抑、失职的痛苦 ” ， “ 还有卑下的、丧失人格的痛苦 ”……

他叹道： “ 多苦多难的中国记者，回首前四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是在痛苦地背叛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痛苦的闭上眼睛篡改历史。历史会报复新闻的！ ”

文章在结尾道： “ 如果痛苦终于换来了我们所期望的代价和补偿：即人民满意、历史认账，那么，这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记者也是一个幸运的、幸福的职业。 ”

我读毕，反复念诵，泪如雨下。这是让人无法忘怀的文字。

1992 年以后的中国，春回大地。我所在的《中华工商时报》有老报人丁望领队，走在时代前列，开放而奋进，生机勃勃。贵州归来，我想到了请善炬加入工商时报。此主张，得到丁望赞同。

1992 年底，工商时报请善炬专程来北京商谈此事。还记得他临走前的那个下午，北京天气清冷。我和杨大明去火车站送行。临时得知火车晚点，在候车室盘桓多时，后来终得登车。列车徐徐启动，善炬站起身从车窗探出手臂辞别。其景其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不想，善炬最终没有来。

或因贵州日报社还有刘学洙，虽然退休仍对善炬关爱不断，或因其他，善炬继续留在贵阳。很快我们知晓， 1993 年 8 月，他在贵州日报获得了新的机会，参与创办《今日都市》，主持编辑部工作。

这是 1993 年，中国的都市报群体还在酝酿之中。善炬终于得返采编岗位，很快闯出第一步。

四

1993 年以降，中国在持续的变革中。经济改革大步挺进，互联网横空出世，市场化媒体步步为营，中国新闻业的版图也在发生巨变。

善炬还是和同事们一起办都市报，越办越火。报纸从内刊号变成独立刊号，进而更名为《贵州都市报》，扩至 32 个版，而且成了贵州发行覆盖第一的大报。善炬一干七年，呕心沥血。 2000 年 6 月，贵州日报社再办《西部开发报》，善炬得以成为该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并经省委组织部批准，重获 “ 正处级干部 ” 身份。

张善炬与小女儿张欢。

《西部开发报》是面向全国的商务周报。善炬领命上任后全力以赴，昼夜不舍，三个月就推出了创刊号，编辑部布局迅速向全国铺开。可惜好景不长，新报创办未及三年，善炬就病倒了。 2003 年，也是在 8 月，他被确诊为淋巴癌。

这个不幸的消息是 2004 年前后传到同学中的。众皆黯然。我们心痛，但又不敢去电话细问。只每有同学去贵阳，便托咐去看善炬。几年下来，听说他抗过了疾病，渐渐好了。不过还是担忧。

那些年，是我和杨大明在《财经》，傅绍万在大众报业集团，徐世平在东方网，罗杰在云南日报集团，等等，一干同学们在各自舞台上激战犹酣的日子。贵州高原很远，但同学们都在眺望，在惦念那里的张善炬。

后来，从贵州日报同仁的回忆中，我才知晓以下情形：

善炬患病后被迫休息治疗。治病期间，他暂回都市报，与年轻人谈谈业务。因为 “ 有人反映不便 ” ，他又被迫离开都市报，调回日报总编室当了 “ 调研员 ” 。

手术后的张善炬（ 2004 年）。

此后，善炬真的转为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以抱病之身撰写了一系列专业论文，还重新与人大新闻系的老教授甘惜分建立了联系。 2007 年，他获得高级编辑职称。听说，善炬申报职称时，人们才发现，他这些年断续写作的新闻理论文章已有十余万字。

曾经沧海的善炬，对自己后来的人生的起起伏伏，小不公正或是迟到荣光，是绝不会与同学们讲的。他同样没有告诉同学的，是他的癌症复发。直到 2009 年 8 月，他溘然长逝。善炬生于 1949 年，去世时不满 60 岁。或许不算巧合，他的生日是 11 月 8 日，与中国记者节同日，可善炬没能等到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