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述武：母亲的乳殇
母亲的乳殇
－－作者：胡述武
乳房，表达出生命的丰盈。元代张劭形容：春盎双峰玉有牙。诺贝尔文学奖诗人聂鲁达说：你的乳房如雪白的蜗牛……无论是封建社会的羞于启齿，深藏不露；还是开放时代的乐此不疲，夸張炫目，其传递得内在的质都是愉悦的，温暖的。但我有一个独特的感受是心酸的，甚至是残酷的。我于心不忍破坏人们的美好意象。而记忆深处里的情感，仍在鞭催我写下这样几个字：母亲的乳殇。
一、生命的激体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南阳人氏。当年跨出校门，即追随解放的队伍南下，领路人应该是母亲的四舅，我称舅爷。父母亲在武汉考入革命大学，结业后有幸分到省直机关，先是吃供给制，实行工资后级别也定得不低。两个外乡人组合起一个家庭，人地生疏，要靠单位里成全，自然想努力多一些回报。他们对革命肯定抱有许多浪漫的想法。然而问题不在于你怎么想，而是那个时代不允你多想。三反五反，肃反运动，反右斗争……母亲都是非常诚恳地改造自己，渴望获得“政治生命”，每次运动都积极报名热情参与。 1959 年在省委肃清工作队完成任务，又逢党政机关支援教育战线。母亲是师专毕业，从省政协机关转到教育部门也算是专业对口，没有什么遗憾。只是手上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肚子里还蜷曲着一个，携家带口远行二三百里地，表现刚強其实无奈。
母亲用乳汁哺育了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母亲的奶水充足。小毛 ( 大弟 ) 调皮，总是心急咬母亲的乳头，有时突然一口让母亲疼得钻心，母亲挺有经验的捏捏小毛的鼻子就松了口。母亲想添个女儿，在我七八岁时，却又添了个弟弟。三毛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母亲生育年龄偏大，又缺营养，仍坚持喂奶，辅以米糊。母亲既要照顾我们，又要操心学校，含辛茹苦。两年后忤逆船归，本想过安定的生活，想不到我父亲又要走了。早两年的反右运动，父亲有幸定为中右 ( 没有公开戴帽，也就永无摘帽之说 ) ，从此唯唯诺诺，下放是命运的安排。好在父亲所长就是农学，脚踏江汉平原也不委屈。母亲为方便工作和圈养孩子，只好领着三个小子，迁居到当时位于市郊的广埠屯小学。
校园教学楼侧面，有一排四五间平房，一间住着一家人。房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地，放学以后就貌似庭院。当然，学校的操场在我们小孩眼里也很大，不过当时一大半种上了红苕和包谷。我快要上中学的时候，母亲又借了一间房，成了我和小毛的睡屋。厨房是几家人共用的，那时附近还没有成为闹市，柴米油盐要到珞珈山或桂子山上开设的大学供应点去买。父亲每个月把工资的一半寄回，一家人的生计安排就落在母亲的肩上。她是职业女性，主要精力还要放在学校。幼小年纪的我们享受着母亲的照料，很难体会她心中的压力。
母亲教会我生炉子洗衣服，掐槐树花摊面饼，冬瓜烧成红烧肉味，甚至在屋后开块小菜地……校园里时而喧闹时而格外冷清，培养了我们阳光、安静的习性。广埠屯小学靠近东湖，我们从小亲近水，洪湖水，东湖水，长江水，都是我们戏水的好去处，我在 15 岁，小毛 13 岁时就参加横渡长江。 1965 年我考上了当时就是名校的华师一附中，且刷新了广埠屯小学的升学纪录。母亲对于我们的品行和学业是重视的，因为她是教育者，要以身作则。我一直是优秀学生，家人宠爱，老师喜欢。有同学不服气说，他有条件优势。我不生气，心里想，没错呀，哪个家里沒有老师？母亲既老师，天经地义呀。我们的母亲都是在用生命的甘泉孕育着自己的孩子，掏空自己来填满子女的身心。
我家有一张竹床，是母亲从洪湖带回武汉的唯一家具。伴随着我们在广埠屯校园的生活，冬季成为家中衣物的搁板，夏天方是乘凉的必需。我 12 、 3 岁时，小毛 10 岁，三毛只有 5 、 6 岁。时正酷暑，日夜都热得难受，我们三个就横一个竖一个，挤着一张竹床乘凉入睡，经常是整夜露宿，半夜里一睜眼还能看见流星在空中飞。这就辛苦了母亲，怕我们翻身掉到地上，在竹床围边摆几个条櫈。是母亲端个小椅子坐在竹床边，边打盹边摇扇子，既赶蚊子又生风。下半夜有了凉意，又是母亲给我们的光肚皮搭上毛巾、单衣，如果云天骤然起风、阴沉或打雷，母亲又赶紧把我们叫醒，抱是抱拽是拽往屋里去，每每折腾到大半夜，母亲才能入睡。三不知还因为谁占了谁的位置，谁挤了谁的胳膊腿发生战争，最终是争先恐后向母亲投诉，又在母亲温和的训示下乖乖地睡去。一年又一年，三个小子倚着它长大，床上的竹片越睡越亮，油光泛红。半个世紀过去了，人生早已湮没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现眼前，别有一番滋味。那张竹床听说一直用到搬家去复兴路，因那里的牧师楼木梯窄，转弯急，往上搬困难才放弃，真有点舍不得。
小学同学沈均 30 年后邂逅，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让我惭愧不已。 2010 年他写给我一篇《怀念恩师》的短文，更让我惊叹他记忆犹新。我母亲在学校里并没有直接带过班级，但学生及家长都很敬重她。按沈均 8 旬老母的回忆是，怎么不记得，怎么不记得！唉呀，说话有感染力。而沈均的记忆是：学校组织学习雷锋月活动，要求同学在月内至少做一件好事。做一件奖一面小红旗，做得多红旗就多。这样有些好事就是作假做出来的，什么捡一分钱上交，一块橡皮擦，一截铅笔头……沈均的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心傲，想要真实地去做一件好事。可当月没有真实的机会，他就一件好事沒做，成了落后的典型。做广播操时，班主任老师叫沈均走出队列罚站，他觉得很没面子，气鼓鼓的。这时我母亲过来看见了，便低声问班主任老师怎么回事，又叫过沈均问了几句，然后和蔼地说，沈均是个好学生呀，为什么罚站呢？让沈均回到了队列里……通常校领导是不会直接干预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教育的，我母亲这次为什么这么做呢？沈均当时只是有点疑问。因为他小时候性格内向，见了老师就想躲。他觉得我母亲自然不是偏袒他。那是为什么呢？很多年后，沈均知道我母亲曾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联想起来，才有所悟。 母亲的一生看中的是人格和德行，她的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常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她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做亊，如何靠自己的努力去上进。
文革初，广埠屯小学有人贴我母亲的大字报。我听说后跑去看，有老师拦着，母亲说看看也好，领着我去了。大字报集中在一间教室里，主要是针对我母亲的，还有大标语写着“打倒地主的女儿宋洪兰”…… 看过大字报，我沒有冲动没有眼泪，牵着母亲的手离开。母亲如我一样，也显得很平静。可是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压抑。对于母亲家里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就连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也没见过，因为他们去世早。但我知道母亲是爱儿子的，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她自己承受了很多。母亲和儿子的手捏在一起，自然地传递着相互能感受到的那种温暖和力量。现在我想，母亲当时已经在过度地消耗自己的心力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吃完中午饭，母亲吩咐我和弟弟，搬上小板凳到房前的空地，在冬日的阳光里排排坐。母亲先给小毛掏耳朵，让我坐在旁边看。我不光看母亲的手动，也去看母亲的气色和神情。母亲当年不过四十出头，容颜已显出憔悴，青丝里生出白发。轮到我掏耳朵了，我俯身侧脸枕在母亲的腿上。她拿一支细细的发夹，小心地进入我的耳朵，轻轻的抚扫。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还喃喃细语，痛不痛，别怕。我舒服地眯着眼，一动不动，享受着母亲的怀拥……今日念及仍感温暖。
进步青年接受改造的虔诚，知识女性精神至上的态度，加上教育职业的端正人格，更有一位母亲养育三个小子的生活重担，相互挤兑纠结，给了母亲超常的压力。当然，这样的矛盾和纠结又不是装出来的，都是真心为之，以求与时代合拍，也把身处的境遇理想化。然而，生活中又难以求得平衡，让人倍感心力疲惫，病兆乘虚而入。有一次，母亲突然觉得胃部附近疼痛，进而绞痛不已。她叫过我，抓起我的手压到痛处，两只手掌重叠一起使劲，仍压不住痛感。母亲泪水满眶，我也像个小泪人。邻居老师见状赶快打急救电话。救护车来了，我陪母亲到医院，母亲的疼痛却消失了。来得那么猛烈，去得也无影踪，医院竟然查不出原因。母亲和我们更不该马虎，过去就过去了。
也是个暑假，母亲因黄疸性肝炎住院治疗，我担当起了管家的责任。当然邻居老师受母亲之托不时关照，母亲三不知也溜回来看看。天气确实太热，为了表现自己尽职尽责，我突发其想自制冷饮，其实是听来的技艺。当年的卓刀寺 ( 就在如今的武昌卓刀泉路十字路口 ) ，曾经短时间做过广埠屯小学的分校址，实际只有两个班级借读于寺里。相传当年关羽屯兵于此，遇到大旱，关羽拿起他 200 多斤重青龙刀奋力斫地，竟有泉水潺潺流出。后来当地人在泉水涌出之地围了一口井，斯泉之水，冬温而夏洌，其色淡碧，味甘如醴，饮之可以疗疾……我央求邻居老师带我们去打井水，还专门拎了两支空热水瓶盛水。井水弄回家里，打开瓶塞，往瓶口里倒进白砂糖，盖上塞子，抱住水瓶晃动数下，再放下沉淀，片刻后倒水在杯里，喝一口，凉津津，甜丝丝，还有汽体，真的好喝。我们又抱着水瓶找到住院的地方，让母亲喝。那些日子，我最担忧的是母亲的身体。当她喝上我们自做的冷饮时，我们围站在她身边，仰起小脸凝望着她的面庞，希望她知道儿子的心意，从中得到安慰。
二、无奈 的嬗变
文革后期，上级部门对校际领导互调。母亲在信里告诉我，她调到了武昌复兴路小学，也搬了家，还是在学校里住，临时的。看了母亲的信，我想搬到城区了，也蛮好的。心里在描绘着家的样子。当时我已经在黄石的工厂上班，回武汉不像现在便捷，是要大半天时间的。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一般留到过年用。机会来了，却是用自己的工伤换来的。突然崩塌的煤堆，砸到了拖煤的斗车，斗车的铁把挑起了我的腰，腾空，落地，平躺不起。急送医院拍片，幸亏没有伤到要害。为了不让家人难受，我在宿舍里躺了近一个月，行动可以了，方请厂医批准去武汉进一步检查顺便回家。
我找到了复兴路小学里的家，与想象中的差别有点大。这里的建筑，过去是美国传教士布教的地方，叫武昌圣米迦勒堂。两层砖木结构，门窗都是哥特式的尖拱，顶尖的那个红十字，显得十分孤单和倔強。教堂侧面有一个庭院，院中仅有一棵硕大的榆树，枝叶茂盛。堂的后面还有配套的牧师楼。五、六十年代教堂停办，改为小学。教堂和牧师楼三楼以下，作为办公室和教室。牧师楼上面的屋顶花园，盖上铁皮顶，砌起灰砂墙，当中用薄薄的豁皮板 ( 开裂、破缺的板子，武汉话 ) 一隔，做了杂物间。现在有两间就成了我的家。
知道了家的模样，我的还是幼稚的心，也能感受到母亲生活的困顿。我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受伤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她一下子急哭了，走神似的在我身上翻来看去，一夜难入睡眠。第二天大清早就领着我出门疗伤，那位老中医小有名气，去晚了怕排不上号。老医生在我的背上腰间涂抹一种油性液体，用一个瓷汤勺作器具，在抹油的皮肤体表反复刮动摩擦，先轻后重。我咬牙吸气，旁边看的人也嘴里啧啧出身。像是背部出现很多暗红色血点，形成刺人的片状。母亲生怕我痛，紧把我的手臂揣在她的怀里，她的脸却侧过一边，躲闪着流泪的眼睛。她摩挲着我的手，嘴里不停念叨，不怕不怕。仿佛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是，我本身就是她的孩子，当时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虽然已经长大，但在母亲面前，依然是个孩子，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个依恋母亲伟大胸怀的孩子！我很少见母亲这样的，连忙说，妈妈，我不疼。事后我知道，这种疗法叫刮痧，能起到开泄毛孔，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作用。我想，对于母亲已经不良的身体，我的突如其来的工伤信息，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
事情还远非只此。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恐怕说得就是这般。待我休完病假回厂上班，没半年又收到小毛的信，告诉我父亲出了车祸。亊故的经过很简单 : 父亲下乡顺便坐上一台拖拉机，在长江内堤上行驶时，缺少经验的驾驶员因避让出事。拖拉机连带车斗滚下堤脚，一片惨状。我父亲算是万幸，情急跳车小腿骨折，经紧急处置，单位里派俩农民抬着我父亲回到武汉。父亲被抬回来的场面很让人难受，一张破竹床翻过来当担架，抬担架的农民是满脸疲倦，衣衫不整。睡担架的父亲也是斯文扫地，痛苦不堪。他的受伤的一支腿缠满白色的绷带，用纱布吊在竹床脚支杆上，僵硬地斜撑起。身体的其他部份别扭地窝在泛黄的棉絮里，这是我后来听弟弟描述的。我因为变换工作，不好临时请假，坚持到春节才回家。我见到父亲时，他在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练习走路。父亲告诉我，现在好多了，可以下地走。刚回来的时候连端屎端尿都要母亲和三毛帮忙。万不得已要下楼，只有让小毛背，有时母亲请学校年轻男老师帮助抬下去，太窝囊了。
所幸上面还有另外两家，要不显得太冷寂。有一家小俩口带着一个孩子，丈夫是学校的老师，好像只在上面睡觉，基本上不开伙，放假就回父母家。另一家只有一位太婆，身子如虾米般佝偻，总是自言自语，和旁人不搭话。家里的摆设也只有一张似乎临时架起的床，一个搁在炉子上的铁锅，锅里总有剩饭，需要时往炉子里添几根干树枝，用纸点燃就行。母亲告诉我那太婆是楼下教堂的守堂人，她佝偻着爬上爬下的姿势让人看了难受。可她又总是上楼下楼，上楼时又总会捎带些当废品拣的塑料瓶、报纸之类。佝偻太婆并不是孤单的，我就看到据说是她女儿的一位漂亮女人上来，与老人坐坐，偶尔，不太多的时间，没说上几句话，又离开了。
父亲的腿伤未痊愈，就急着要回洪湖驻点。为护腿还带走了家里的自行车，是三毛喜欢的永久牌，有八成新。我在这楼上住了不足一月， 感觉到了有三怕：怕火 ( 干燥陈旧的木板上点火生炉能不怕吗？ ) ，怕出声 ( 豁皮的隔板能隔声吗？ ) ，怕上厕所 ( 要上只得下楼去操场边的公共厕所 ) 。还有，上面的环境似乎与心境不合拍。不，不是清静。当你早上起床苛求片刻心静的时候，楼下就响起急聚的铃声和刺耳的孩子们的打闹声，顿时你甚至要捂上耳朵。而在需要欢闹和宣泄的傍晚，这里的寂静又会使你烦躁不安，总让人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颠沛恐慌感。
这种不祥之感很快就应验了，虽然不在房子上，却与这居无定所的困扰不能说沒有关系。很长时间我母亲精神上的弦一刻不得放松，最后咔咋一声崩断了。
人的生命无外乎两种因素诱导 : 外因和内因。外因就是古人所说的六淫 ( 风、寒、暑、湿、燥、火 ) 。内因则是情志因素 ( 喜怒忧思 ) 太过，精神上受到过度刺激，减弱对外邪的抵抗力而产生疾病。
过完年我回厂上班不久，突然就收到一份电报。当时的通讯手段简单落后，重要紧急之事才会拍电报。拆开一看四个字 : 母病速归。发报人是复兴路小学，显然以单位名义表明其重要和真实性。我心揪紧。领导很有人情味，当即叫我放下手上事动身。后来知道学校在发电报的时候，母亲并未完全确症。三毛吓得不轻，哭着又给我打长途电话，我说已经请好假了，等着我回。父亲在接到电报的当晚，也错过了开往武汉的班船和长途车。他心急如焚，当即骑自行车赶往一个叫燕窝的渡口，渡轮已经收工。父亲只有求助渔家，船老大讲义气破例摆渡。亏得那一晚月高风轻，长江水宽浪平，小木船颤颤惊惊将父亲送过江，对岸就是靠近武昌的嘉魚县。父亲下船又骑上自行车，借着朦胧的月色，在长江大堤上颠跛了一百多里地，赶大早到家。父亲夜行江堤的勇敢，让一向要強的母亲心生感动，多有慰藉。
对于自己的身体，母亲其实是有预感的，只是没当回事，以为劳动时磨出的创口，翻出新生的红肉。再后来她又摸到了硬结，心里才犯疑……这情况按说是母亲马虎了。不，是父亲太麻木，不上心。不不，应该说是家里人对母亲，只有依赖，不知关心。可是这样怪罪又有何用呢？当年我们没有指责，一心挂在如何应对。母亲自然对我寄予更多的希望。我是老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了。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在历经一连串的变故之后，我想力阻家庭的颓势。想得就是这样实际，如此渺小，却又无比悲怆！
三、求医寻到何半仙
我的初中同学任建伟，知青年代一起下乡，睡一张铺，又一同进厂。他的父亲是市三医院内科主任，我们自然要先去求医。任父检查了我母亲的病情，建议动手术。因我母亲有高血压病，手术有一定风险，“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任父照直说。
如果我们这样说就好了 : 医院把这个瘤子拿下来，挺住挺不住是我们的事。可是我们没这样说。母亲犹豫着说，我们再想想。
好吧，再等等。任父说等等，是在考虑如何安排妥当，想让手术更成熟些。
有一次检査，母亲也叫我看看，她解开上衣领口的扣子，掀起衣服，露出左边的胸，整个乳房显得疲倦，病灶之处，凸出坚硬的块结，其中一点还显溃疡。我不敢认真细看，母亲以为我害羞，嗔怪说，我喂大的你，还不好意思？那段时间，我陪母亲找过关系，去过好几家医院求诊，包括西医和中医，结果都差不多。母亲基本上也在问同一个话题 :
癌一定疼痛，我感觉不到痛，是不是……
不会错的。
如果不手术，有多长时间？
一般五年，可能长点……
回答也都差不多。母亲在默默计算了，大毛还没有结婚，小毛刚参加工作，三毛只有十四五岁，如果争取五年时间，能看到他们都长大成人……母亲心里的天平有了倾斜。她选择了保守治疗，其实是心存侥幸。我们获得的有限知识是，癌症一定伴生疼痛。但母亲身体的病灶，从一开始就无痛感，让我们轻视了，当年对癌病也确实疑难莫测。
母亲对我有所倚重，肯定想听听我的意见。而我因为情感与现实的两难选择，是难以克服的心理恐惧，害怕母亲的离去，还有无法预知的未来，未能帮助母亲做出有利的判断。而父亲呢？父亲自然是听她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弱点。仅有父亲的观点也很难说服母亲，因为我们家向来是母亲当家作主。但如果是我和父亲共同表达一致的想法，我想是会影响母亲的决断的。
实际上是我们担不起生命之重，害怕母亲一下子离开。
不出一个月，任建伟的父亲就带信说可以手术了。但是我们没能响应，铸成憾事。
在当时的意识中，选择保守治疗就意味着选择中医，那年头对中医的宣传很积极。我紧跟着和 s 一起又回武汉，就是为了接我母亲到黃石试试运气。
当年我们往返武汉、黄石间，选择的交通工具，除非搭便车，一般是坐轮船。坐船的时间卡得好，回家夜半上船，清早就能靠汉口码头。返厂也是坐早上八点开的大客轮，下水快，中午一点左右到黄石，上中班也不慌不忙。那次我和 s 陪母亲到黄石求医，也是坐船。四等舱的船票不太好买，我在窗口能拿到的是三张上铺，只得求诉有老人生病，费了一番口舌，才换到一张下铺。我这里不是要铺排求医的艰难，而是想说出在船上的一个细节，自证我是多么的不懂亊。
四等舱的那个下铺，理所应当是母亲用来休息的。我却让母亲去了上铺，还美言其日：下面坐得人多，上面安静，可以睡一觉……我就沒有想过，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可以在一起说说话，诉诉亲情吗？不。想到了的。不过想的是和女友俩人唧唧我我，又生怕母亲打扰。再往好里说是怕冷落了母亲，才把上铺给了她。后来我想过，假若只是熟识的他人，我会这样做吗？不会的，绝对。因为我还有基本的道德礼貌。正因为是自己的母亲，才敢这样。这就是骄惯的毛病。但要知道，母亲是去求医呀，带着绝症。既便是心肝宝贝，也不能这样无礼！母亲的眼睛揉不得沙子，对自己的儿子依然如此。船上的旅程约五个小时，母亲在铺位上上下好几趟，竟沒有多言多语，脸上始终挂着和蔼的笑容……下船时走上跳板，方才有意挽过我的手臂，在我的耳边轻声嗔道，再也不跟你出门了！
我明白母亲指的是什么，有点难为情，很快用言语掩饰过去了。其实母亲也不是生气，有带玩笑的意思。当然我们在厂里的表现还是让母亲满意的，我和 s 商量好了，回厂先让母亲到她的宿舍休息，女孩子的房间肯定干净一些。厂里的集体宿舍都是三四人合住，男女分楼相隔一个生活区。我赶紧回自己的宿舍打扫整理，重要的是与同屋打商量腾挪几天，或看有无更好的办法。那时我在厂工会以工代干，顶头上司工会主席熊师傅知道我母亲来厂治病，事先已给厂医务所打了招呼。医务所长陆医生本身就是武汉人，我们这些武汉知青又是经他手招进厂的，自然多了一分感情，也更悉心。医务所有两间住院打针的病室，专门腾出一间让我母亲暂住。陆医生听我说过母亲的病，但并不是找他看病，沒见外，让我心存感激。我们求医的对象是何师傅，有人叫他何长子，也有戏称何半仙。我曾请教过陆医生，他对何的医术不置可否，但也建议试试看。中医嘛，不少的高手藏民间，更多的传奇在民间。那个时代对祖国医学也是这样推崇的。
何师傅是水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我现在忘了他的名字了。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瘦得可怜，当时大概四十岁左右，也看不出仙道的风骨。何长子熬草药在厂里是半公开的秘密。他告诉我，他迷上了中医，初中文化，读些医书在他不是问题，但他更喜欢与草药有关的古书，还自己爬山越岭釆药。他跟一个流浪到本地的老游医学会了切脉，也讨教了《黄帝内经》上没读懂的东西，虽然他仍然似懂非懂，在配方和寻找替代药材方面却更有信心也更有心得。
我自然去过何长子的家，很破烂，一口灶冷冷清清，我一度猜疑他是否真会熬药。也有身边人在证明他肚里是否有货。父亲的三弟我的三叔，当年在黑龙江佳木斯工作，是部队转业地方。我的同学郑群子和我同在水泥厂，当时在供销科跑水泥纸袋木浆纸的供应。国内最好的木浆纸在佳木斯，因此群子和我三叔相识。当年也是要讲关系学的，但手段并非直接了当的金钱交易，多是小酌小饮，人情世故之列。从三叔给我的来信才知道，何半仙作为厂里的攻关手段，都用到最东北去了。佳木斯天寒地冻患风湿性腰痛的人多，何長子作为半仙开药方扎针灸还真有疗效。三叔信里说，“何师傅介绍了你母亲的病情以及治疗情况，他说需要两只马蹄，我已备好。开始，我也感到他有些吹牛。可是往后的交往中，他还是直爽的。遗憾的是他们要纸，我帮不上大忙。好在何能治病，与纸厂的中层干部都混得挺熟，听说已答应给你们厂计划外 30 吨纸，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只要他能治好你母亲的病，我们就要好好待他……”何長子回来见我，也挺高兴的，我曾问他信里说的马蹄，他说是为我母亲熬药用的，至于具体怎么用，为什么用，我仍不得知。之后母亲也吃了一段时间他熬得药汤，每次用那种医用葡萄糖瓶子装药， 4 瓶为一疗程，我付他药钱。终归效果不显，也就慢慢放弃了。后来也不知半仙去了何方，听说早些年就病逝了……可见当年之我们，病急乱投医的愚昧！
四、意念如药
牧师楼上顶层的楼梯口，靠墙砌了一个小水池，一根铁管牵上来，安个水龙头，就成了顶层住户公用的唯一的自来水。水池边有一扇窗，能看到教堂的一隅和半个操场 ( 庭院 ) ，更能整个望见那棵大榆树。
清早，我们都在水池边洗漱。有一段日子，母亲还会站在窗口朝下边看，那下边一定是两种绝然不一样的风景：靠近教堂外墙，不时有女眷从侧面的小铁门穿入，静静地、悄悄地贴着墙边绕过，走进一个似乎神秘的去处。而在操场那一头的校门口，则见学生和老师们蜂蚁般地涌入……其实这场景不看也知道，生活的状态本就如此，自己不曾也是那匆匆忙忙队列里的人吗 ? 突然有一天不需要匆匆忙忙了，还沒来得及为将临的退休生活做准备，却又要和谈虎色变的癌症作斗争，母亲知道自己是没有实际意义上的退休时间表了。无非是转移了一个阵地，变换了一种角色，要以个人的意志去抗衡自己的身体……有时母亲在那里看得入神，被我提醒。我一时想，母亲是要信耶稣了？但很快就将这意识过滤去。母亲是个不讨厌世界的人，她也喜欢这世界多一些色彩。比如说她请过一位还俗的庵尼当保姆。也曾领着少年的我们去归元寺数过菩萨。对于这同处一院的教堂，兴许也会感兴趣，但是她会压抑自己，原因还是为了我们……这是她教育职业的理性。再则，已经接受了革命精神。那个年代人喜善用革命精神励志，且信奉管用，没有办法用今天的思维去埋怨他们，活得有些懵懂，有些茫然，有些阿 q ……我母亲就是这样，我的舅爷对我母亲的关心也是这样。
舅爷是我母亲的四舅，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专业农村经济， 40 年代中后期曾在民国河南省政府乡村建设机构和新闻单位工作，解放后就职于人民银行中南区行。舅爷是南阳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他的姐姐，我母亲的母亲家里则成了秘密开会的一个点，我的外婆便是看风把门送信的交通员。当然这不是正史，我道听途说也仅此而已。这完全归结于外婆的早逝和舅爷最终未能闪亮登场。反倒因他的两度入狱，又被视为自动脫党，成为历史关系复杂，饱受政治运动的折磨和终身的歧视。在我的心目中，舅爷痩高个子，文质彬彬，双眼深邃。他在给我母亲的信里说：
“……我是卧床了一两年而且长期受慢性病折磨的过来人，如何过这种生活，我比较有亲切深刻的体会。离开工作，无事可做，难免无聊、空虚。这在具有一定工作热情，经年投身三大斗争的人，更加不习惯 ( 这比病魔的折磨有时痛苦还大些 ) 。主席写给王观澜的信就是针对这种痛苦的心情写的。既来之则安之。急也无用……把这封信的全文背诵下来，会对战胜百无聊赖的情绪以巨大的力量。
“病中种种消极情绪总是和积极的情绪争地盘。警惕消极情绪，压缩它的活动，战而胜之，也是一种艰苦的斗争。有无这种信心和勇气，是检验自己思想的一个现实问题。邓颖超，傅连璋，王观澜都写过他们如何战胜病魔这方面的文章。邓、傅两老还是长征中战胜病魔的，确实是病人的精神良药，应该在烦闷时用这几位老同志的行动作良药服用。
我们这一代人及我们的父母亲，在当年的语境下，思維及谈话的方式，都会受到革命话语的影响。舅爷的信用当时的语境看，的确是一剂良药，发自内心，出之真情。我母亲那一代人也确实信奉这样的精神治疗。要不我母亲怎么会珍惜它呢。母亲将信置于枕下，可见是经常拿来翻读的……
“病中很容易想这想那，这不是坏事。我在养病期中，把种种往事反复 ( 翻箱倒柜，搬家式的大扫除 ) 回忆清理一次，确实收获不小。从中懂得些道理，总结了些亲身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对事物 ( 应变、对待困难、待人接物…… ) 的认识；比较系统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 ( 成长演变历程 ) 。当然，我那时的一切不可能总结出较多的积极、前进的东西，但经过回亿整理的确使我清醒些，客观些，练达些。比如我回忆起 1940 年我在鄂西山区途中，看到巨石缝中长出旺盛鲜艳的红果，那根茎深插在少土的石头裂纹中，认识到生物的生命力的坚強韧毅，再坏的环境，并不能妨碍它的成长，相反的还会砥砺其毅力。……有时回忆自己认为是莫大的危险、灾难、困苦的往亊，经过前后、左右分析一些，看看实际后果，并不都是那么一回事，是自己杞人扰天，盲人摸象，几乎都出于自己的愚蠢，不禁哑然失笑，感到当时付出那么多的心思 ( 消耗脑汁心血……时光 ) 真是不值得。总之，在养病中有时间回忆往事，应该借此时机总结一些积极的有意思的东西，并非坏事。当然如果吸取些消极的东西，那就成小资产阶级的伤逝、怀旧了，这和你的性格 ( 你属于开朗，明快的性格 ) 是不一致的，不可能这样，这里提一下，注意及之即可。
舅爷的信间接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在一个身上满是政治历史负担的人来说，他的私信中的用语，却难以看到所谓的两面和隐秘，感受到的是自然流露的坚強，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舅爷的信真诚地感动了我以至于保存至今，当然他肯定更深的影响了我病中的母亲：
“……病中常常觉得无事可做，这也要拿出很大耐心，做出具体安排。你订了四份杂志两份报纸，这可使自己感受时代的脉搏，再读点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都可从中吸取些力量。烦恼时听听音乐，到紫阳公园走走。你三舅 1944 年秋去内乡一个名叫头河头的小村看我 ( 我当吋大吐血卧床快死了 ) 时，曾说等能起床了，自己会安排生活，比如自己用小锅小灶做点饭菜……都较为有趣。这在今天说给你，也值得参观……”
那时候精神的作用是无此強大的，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可以驱病魔，思想就是生命线。说实话，那年代的人都信奉这玩意儿，就如同很多人信奉释迦牟尼信奉耶稣。我母亲对于革命精神的力量，说不上是信徒，也是被感染和教化者。母亲不甘疾困，她自知不能以个人的意志来改变这个现状，但坚持以革命精神来支撑个人意志……退休了，我的精神不能退。病倒了，我的精神不能倒！舅爷的一封信有很大的作用，写信的日期是那个年代后期的 9 月 8 日，我母亲一直把这信纸压在枕头下面，即是明证。
五、有风有阳光的小窗
母亲住的那间房也有两个窗户，一大一小，西南向。房间只有六七个平方，摆上一张大床后，所剩空间无几，勉強挤下了一件五斗柜，一个床头柜，一个小方桌和两张藤靠椅。顶上是报纸糊得芦蓆棚，木地板年久未修都破旧了，好在有两面墙是砖砌的。夏天的窗户可以西晒满屋，只有挂上厚厚的布帘遮档。冬季猛灌西北风，关上窗又听见玻璃难受的呻吟，这是没有办法抑制的。因为前面的一条巷子，穿堂风犀利。只有一点，空气流通有利于病中的母亲。
70 年代后期的武汉，百姓生活仍然单调简单，没有什么娱乐商业活动。夜色早早降临，街道上冷冷清清，偶尔一两声叫卖，让人觉得很清亮很穿透，是馄饨挑子。三毛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拿上空碗朝楼下跑，因为母亲爱吃。馄饨挑子一头放着炉子和水锅，另一头方柜上可随时包馄饨，中间有抽屉放皮子和肉馅及佐料，下屉放一桶水，随时加汤。多买几次熟了，挑子就常从这条巷子穿过。后来有了一个方便的办法，从窗口直接叫买，省得跑上跑下。那个冬季，竟然有了默契。差不多的点上，楼下巷子就传来清脆的叫卖声。母亲或是三毛弟弟打开窗户，放下一个小竹篮，就是那种用竹篾编的圆形挎篮，里面搁一个大空碗，几张角钱，晃晃悠悠地放下去。馄饨挑子在下边接住，取出空碗和钱，不出几分钟，就捧着将碗放回竹篮里，又一声吆喝，三毛感觉到了绳子的受力，稳稳当当地往上提收，一碗热乎乎的鲜肉馄饨，顿时摆放在母亲面前，骨头汤水色泽清亮，漂着些许虾皮和葱花……这是母亲和三毛弟弟共同讲述的故事，馄饨挑子主人的面容我却不太清晰。但一定眉善憨厚，手脚麻利。我想。
我还在黄石工作时，我的同学汤光云当兵转业到长航，听说他管着武汉到重庆或上海客轮的无线通讯。我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给他写信，请他在重庆线上代买两把竹藤靠椅。汤光云很快回信答应了，不日就将籘椅送到了我家里。他也是我母亲的学生，听说我母亲患病，自然不敢怠慢。这是我的霸道之词，理应谢谢。
我想为家里做点贡献了，其实是有私心的，害怕同学朋友来家里玩觉得寒酸。我心傲，自认已经是男子汉了，要力挽家庭的颓势。想让母亲看着高兴，想着放心。
当时电视机还是个稀奇玩艺儿，特别是进口货，在武汉市场很难搞到。有次我随领导出差黃石，也去了我的原单位红旗水泥厂。红旗厂是省属企业，才有了我的“一步跨栏”。到厂里办事我抽空去看了曾经的上司熊师傅，却意外获得了机会：厂里一位退休老领导的台湾亲戚，探亲时带过来一台日本产电视机，日立牌 14 吋黑白。退休老领导与熊师傅是邻居，有意托熊师傅卖掉。熊师傅大概想到我回武汉有需要，正好告诉了我，也就是一说。我马上想到了母亲，即问价，五百三十元，同内地销价。当时一台国产 12 吋黑白电视也要四百多元，顶得上我一年的工资。我还是表示想买，但沒有带钱。熊师傅说，这好办，下次托人带来就行，电视你今天带走，我担保。现在你是我们的上级部门，还怕跑了不成。这也算关系学开后门吗 ? 我又顺车带上了电视机，小车上向领导告假要送电视机回家，领导说让车子送送吧，我谢了领导的好意。到中南路下车乘公交，正是下班高峰时，连人带纸箱好容易挤上车，身边还有人敲着箱子怪声怪气道，进口电视挤么是公汽呀！我也不恼。就这样突然抱回了一台电视机，让母亲高兴，全家人高兴。母亲要全部掏钱，我不肯，结果是母亲出大头我出小头，很快托人还给了人家。初看电视屏幕上雪花多，三毛在窗口架了个室外天线，效果好多了。但害怕下雨打雷，天气不好就要将天线收回来。不过电视机改变了家里的生活，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当时的节目很单调，但家里添了一道风景，多了几分兴趣话题。母亲满意，我也欣慰，觉得做这件事值得。这台电视机一直陪伴着母亲，让她消烦，让她顺气，让她坐看天下亊，让她分享世间情……
那些貌似有效的显像，其实什么也不能说明。因为疾病可能存在自愈、误诊、安慰剂效应和心理暗示等多种情况，一时的现象并不能代表走向。
母亲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吃了那么些中草药汤剂，肿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身上不可能不难受，夜晚能睡着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白天成天躺在床上，不能翻身，往左侧身，会挤压病灶；右侧，则会悬空病乳，甚至弄脫上面的药棉和纱布。于是只有平躺在床上，气力慢慢地耗去，后来连喊几身的气力也没有了。再坚強的生命也有心理崩溃的可能，有时候母亲就想这样睡去，谁喊也不达理，但亲情仍然让她睁开了眼睛。有一次她可能去意已绝，拴上房门再也不开，三毛不知所措，正好我回来挥望，赶急叫弟弟撞开房门，我们几个男儿围在她的床边轻唤，求说。她才微微睁开眼睛，望着满脸泪迹的我们，重重地喘了口气，说了一句，散了吧，我不会了。
六、最亲的时光
因于母亲的病情，更因为年代的进步，我们都在向“家”聚集。三毛就在一条街上的武汉九中读书。小毛从知青点回到武汉，进武钢当了产业工人。我在 1978 年中抽到省局工作组，去一家省属国企搞整顿，算是间接回了武汉。这家企业位于武昌远城区白沙洲，离复兴路不远不近。工作组集中吃住，但休息日我可以回家探望母亲。那年我 26 岁，按当时的政策刚够晚婚年龄，记得我的结婚登记还是母亲托熟人到街道办的。我的女友 s 曾与我同一个车间，靠独生子女政策先一年调回武汉，母亲催我们快把婚事办了。看着日渐虚弱的母亲，我们能做的就是满足她的愿望，抢在国庆节结了婚。当时的风气很简朴，还沒有房、车、餐馆摆酒一说，一般是家里腾出一间屋子做新房。但是，我们家当时的情况是，如果腾出一间房给我结婚用，弟弟们就没地方住了，这是后话。母亲急着办我们的婚事，顾不上那么多了。对了，单说婚房的布置，我因为抽不开身，一切都是家里帮办。凭票供应的家具，是母亲和两个弟弟用板车拖回，一件一件搬上楼的。房间要翻新，就去买白灰、油漆、毛刷，挑灯夜战。房间先有的顶是芦席棚的，不平整难看，就用铁丝拉直撑平，糊上几层报纸，然后贴上白光纸……一点一点都是母亲率领两个弟弟干的。我依赖惯了，动口不动手，也不觉得亏欠。但还是看在眼里，热在心里。
父亲也回到武汉了。他可以去省特产研究所，考虑交通不便放弃了。他决定留在附近的一所中学，步行 5 分钟就可以到家。他还能工作数年，但心已经退休。他要用悉心的照护，来弥补 20 余年对家对我母亲的失责。而多年的脚踏实地，使他成为一个行动大于言论的人。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们“家”的房子没有卫生间，需要就下楼去操场边的公用厕所。这对当年上下班的人来说，并非奇怪也不觉怎么尴尬，那时家的含义不过是睡觉的地方而已。但对于一天到晚难以下楼甚至卧床的病人，那就极其不便了。父亲调回之前，母亲尚能坚持自理下楼，或是小毛三毛搀扶、倒痰盂。后来父亲接过去了。因为家里的房间少，有两年时间，父亲是暂借自己学校教学楼的一个杂物间搁铺，有时是自己一人，有时是同小毛一起过去睡觉。每天父亲都早起，算是晨练，风雨无阻，步行到“家”，上楼下楼。倒痰盂，捅煤炉，烧开水，弄早点，再去上班。中午和晚上又是两个来回，抽空把碗洗了，地扫了，又将母亲换下的衣服洗了，甚至换药的绷带。累了，坐下来抽支烟。照料躺在床上的病人不容易，一日三餐，曰常洗漱，每隔几小时翻一次身……这些都靠父亲和两个弟弟护理，我既使在家也只是搭一把手。久病的人难有好心态，母亲发脾气、怄气是有的。一般是父亲不吭声，或是一笑应之，始终是好言好语。伺候人要好脾气，耐烦就是关爱，父亲做到了。周而复始，任劳任怨，真是让母亲和我们感叹且心痛，也彻底颠覆了母与子对他的唯诺无用的判语。
家里那间大房给我们结婚用了，父亲和小毛借住在另外地方，三毛住哪里呢 ? 我这个弟弟小我八岁，从未与母亲分开生活过，母亲也离不开他，昵爱有加。为了我的婚事，却让他受委屈了。母亲安排他与自己一块住小房间，打地铺。在母亲的床边地板上，展开蓆子，铺好棉垫，放上被褥，晚间伸开，白天卷起。我们不忍心，怕他睡不习惯。母亲替他说，没事。三毛已经憨憨入睡，在母亲的床边，犹如蜷缩在母亲的怀抱里，屏息静听熟悉的心跳，和着窗外碎碎的树叶声，啾啾的鸟鸣……这一切多么亲近！我们都是吸吮着奶汁长大的 --- 不，每个孩子都是喝着母亲的血长大的。这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天性，我们的体内贯注了生命的激体，吮吸中我们获得了无法言语的爱，以及无边无际的温柔。
1979 年春上， s 已有孕在身。可能是体能变化，多日便秘不下，又不敢死撑，难受的昏厥过去。是母亲凭经验用热毛巾敷肚，亲手去抠干结的便坨，顿时轻松，至今感念。不久，我母亲要“赶”她回娘家住了，理由是担心 s 上下这边的楼梯人吃亏，离病人的环境太近影响胎气。临走还带上一大包婴儿的衣物和屎布尿片。现在的孩子出生都用的是一次性婴儿卫生巾和尿不湿。那时候不一样，都是将旧衣物撕成条块状当尿布。母亲是上街买新棉布自裁自做，最后烫洗整理一遍她不过手，指导我父亲完成打包的。其实都不会在意这些，谁也没有说用什么不能用什么。但我母亲在意，她能够体谅人意，知道现实生活中遵守规则。
我后来正式在省局上班，但出差频繁，与母亲相处并没有增加几许，多是来去匆匆。时有捎回一些土特产，显然是下面部门的送品，以此来宽慰母亲的心。这其实是我的一种错感，或者叫自以为是。母亲真的再意这些物质的东西吗 ? 有一次我带回来 2 条大鱼，是刚分的，我放下鱼，没说上两句话，起身要走，我是急于回自己的小家。人到楼梯口，又把我叫回，母亲望着我，只说一句，你去忙吧，不要总是带东西回……似乎还想说什么，又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口。这样的时候一多，我感到有必要多留一点时间了。有几次我特意多待一会，坐下来与母亲相对相望，却似乎不知道如何开口，于是以刻意的端茶倒水，问寒嘘暖来加以掩饰，以便让时间多留下一段。无言的相似里边，我能感到比言语更加深情的意味，但也夹带有想说不说，让时间耗走的抱怨和委屈。且这样的神色越来越重，我心里知道母亲有了不满和批评我的意思了。“你去忙吧。” 她总是这样简短地对我说。
但是我又知道，母亲并不是不想和我说话了，而是有些话说了也没有用，有些话想说未说也许更好。而更重要的是有些话可意会不可言传，那里边的意思无法用语言说淸，一旦能够说清就不再是语言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是一种含蓄的自信。
房子问题仍是家人的心病。我虽然搬出去住了，但两个弟弟已经长大。心急中时有埋怨父母，工作了几十年，连窝也没有盘好。父母也曾失悔没能长后眼睛，调动一处搬一处，每况愈下。申请住房的报告也打了多次，都有点讨人嫌了。希望又偏偏在那个时候闪光，卧床难起的母亲听了喜讯，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说，这就好。房子来了赶快搬过去，我就不用了，就在这里……这就是她的决定，为此我们还有过争论。不过，终归全家是高兴的，为此还很高兴了一阵子。就像见到曙光一样高兴！
我母亲似乎体会到了如同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的惬意生活。
我相信，那一段日子，也可以说是她一生犹为快乐幸福的日子。纵然那种幸福快乐带着病患的沉重阴影，但毕竟是由心的幸福快乐！
七、那天安静地走
母亲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一切无可挽回。而最痛苦的是，自己无法表达这种感受。后来，家里人的一些异动或不一样的目光，都会像一把利刃，在剜割着母亲的肉体，同时也深深地伤灼所有人的心。那时母亲和我们最大的需求就是安宁，避免打扰。
此时再去医院，无论哪家，都觉得不太合适了。当年的医院条件，也不好收留这样的患者。我们在街道卫生站请了护士，隔日上门输液。母亲自己清洗病灶换药敷贴，一直坚持到最后。她在做这件事时是要让身边的人走开的，倒不是因为需要赤身露体，恐怕是担心我们看到病灶的状况伤心或心惧吧。而这对于她说，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曾经強烈要求看过母亲换药，也曾悄悄地察看过她的病灶处 --- 那些凸凹不平硬如岩石的癌肿，在不断地放大，新的肿块在拼命地怒放。致使原来柔软温润的部位，变成一个很大的，类似花菜状的癌体。我不忍这样形容，有点倒人胃口。但没办法，那癌体只要看到就会如此联想，无论那集聚成团或是苍白的色泽……特别让人心乱的，还不是换药时散发出的药水气味，而是最后的那个夏天里，偶尔发现有一两粒白色的软体，在病灶底部母亲很难看到的地处蠕动。且当场还不能惊诈，免得吓着母亲。我详装安静地帮一把，用一团药棉无意地抹去蠕动的物体……哎，我不能再说了，想想就让人心绪大败、黯然神伤！
白天里已经告过急了。我提前下班回复兴路， s 也抱着皓皓赶轮渡过来。母亲在我们的声声唤中睁开眼，呆滞地看着，嘴唇动了动，听不见发声，眼睛又合上。我抱着皓皓靠近点，让儿子喊奶奶，可惜他还不会依呀学语。母亲又睁开了眼，仿佛显出慈祥的光，手动了几下，是示意离远一点。我知道，母亲一直执意不去抱孙子，是怕自己身体的气味侵扰婴儿，是怕自己的病态吓住了婴儿。这需要什么样的意志来撑住啊？！眼望着自己的孙儿，近在咫尺……我忽然发现母亲的眼角沾着干涩的泪渍，顿时悲从中来，泪水满眶……
母亲难道真的就不痛吗 ? 不，她痛。她一定痛在心里！
命运的争取成为空望，命运对母亲真不公平。拿什么解脱灵魂，我的母亲？！
晚上本应陪伴母亲的，可心中又充满莫名的害怕。我的头脑乱了，想逃离出去。借口皓皓回去才能安睡，我们还是回了汉口，带着一种矛貭的心情，幸好留下了传呼电话。深更半夜又被叫醒， s 请单位派了一台车，我们抱着皓皓，中途又接上舅爷和桃姨唐姨 ( 舅爷的女儿 ) 往武昌赶。
在一段日子里，我想母亲一定作过最坏的打算了。比如说摆在她的床头侧处的那套崭新的寿衣，从内衣到外套，裤子、袜子、布鞋一样不少，整整齐齐地摆在她的身边好长时间。我们竟然没有注意，或者是注意到了只当没有看见，也不去问。母亲也没有交待过 -- 不，摆在那里就是一种交待。
很显然，母亲已做好足够的准备。而我们虽心照不宣，事到临头却惊慌地手忙脚乱。
母亲平躺在床上，被子盖着的身体只有干瘪的一层，头发还显黑色，却已稀少，杂乱地拂落在枕头上，围衬着一张萎缩得很小的脸庞，脸色苍白无光，平静不甘，气如游丝。舅爷连声叫着 : 洪兰，洪兰……母亲的眼睛则再也没有睁开。桃姨当过医生，设法施救。我们不忍心母亲再苦熬，请求放弃。虽然家人都有思想准备，这一刻仍然无限哀伤。似有感应，皓皓突然惊醒，大声哭闹，声音穿透了夜墙……
桃姨和唐姨 ( 我母亲的表妹 ) ，为我母亲擦净身体，换上新衣、新袜、新鞋。她们看到，癌肿已在母亲体内转移，背上腰间都能看到硬结。而母亲为什么一直不觉得疼呢？是強忍着疼痛，还是没有了痛觉？到后来我们也一直没有搞清楚，懂医的也一直没能说明白。好在母亲直到断了最后一口气时，模样虽不忍看，却是安静的。所谓油干灯草烬吧。当时我忽然有想，早知道不痛，把瘤子割了不就沒事了吗？可世间没有后悔药吃的。有人说得对，人性面对这样的灾难，怎么选择都是错的！
学校有派老师和高年级同学代表，开一个追悼会的想法，父亲和我婉言谢辞了。我们知道，母亲一直都主张为人师表和身教重于言教。对于她来说，自律和宽厚是一种常态。曾有这样一件事， 60 年代初，母亲领着我们三兄弟，到汉口江汉路的“四季美”吃汤包。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的星期天，汤包店顾客盈门。母亲安排好了座位，嘱我照护好弟弟，就去排队买票取汤包。几笼各有特色的汤包端上桌，母亲又去拿味碟姜丝香醋。这时一个要饭的小小子窜到我们的桌边，先是朝一笼包子吐口水，然后抓起一个包子就往嘴里塞。我们吓呆住了，竟然看着他被包子汤馅烫得张嘴直哈气。母亲跑过来不打没骂，而是用眼神止住了小小子的蛮动，还让他带走了那一笼沾了口水的包子。我还知道，当年在广埠屯小学任教的一位老师，其爱人是农村户口，有 2 个孩子，家庭贫困。我母亲带着 3 个男孩子生活，家中的财政本不宽松，还是借给这个老师 15 块钱和 35 斤粮票，而且一借就是数年未还。母亲病倒以后，我曾多次向母亲提起这事，她总算给那位老师写了信，称因病急需花钱。不几天，那位老师领着夫人上门看望了我母亲，表达了歉意，偿还了粮票，仍无力还钱。母亲体谅地送客，再也没有催要。
那日清早，我的几位同学曾经的工友赶来扶丧。他们与我患难与共，一起长大成人。 34 年后的今天，我仍要感激他们的坚实手臂和肩膀。我们一起抬起母亲的担架，放轻了脚步，抑制着呼吸，稳稳的走下转弯急绕又陈旧不堪的楼梯，只听见木梯在轧轧出声，似饮泣低咽。众人从教堂建筑的背后，通过开在巷子里的小铁门，上了停候在那里的灵车。家里准备了鞭炮，亲戚同事也送了鞭炮，一起都带上到殡仪馆再点爆，我们沒让出殡时炸。这个时间，学校的大门刚刚开启，已有学生和老师在操场活动，我们的行动不想惊动他们……这是 1980 年的 9 月 1 日，星期一，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
八、今天的祭文
时间过去了 34 年，不算太久，但我们家已经隔了两代人。 34 年间，我没有为母亲写下一字一句。很多亊我已经历过了，很多事也都忘了，唯独母亲的病忘不掉。
34 年间，在我的有限的人脉中，其本人或亲属，至少有不下十例患过乳癌，且发病的年龄都很轻，按照医学的说法更具有风险性。这些病例在确诊后全部及时地做了手术，至今又全都安好。每当听到这样的例证，我便无语，想到了母亲，深深地自责。有人会劝我，这要归于医疗技术的发达和条件的改善，更有社会思想观念和人们认识上的跟进。但我却不能开脱自己。那越来越浓的内疚心情，和绵长不断的刻骨铭心，难以用语言归纳表达。我对自己的这种心情进行过梳理：一是在最能够体现自己长大成人的那一刻，却未能支持帮助母亲从长计议正确选择。二是母亲对保守治疗的乐观积极有些盲目，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种病态，而我又给母亲提供了极不靠谱的信息。三是在久病的母亲床前，我是坐而论道，父亲和弟弟们是作而行之。后来基本上对母亲的病况是听之任之，无助而栖遑，甚至到冷漠。而这一切又因于自己的恃小恃爱太自私，无疾不知有疾苦。
每一个家庭都一样，在子女长成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往往就从父母手中转移到子女手中。在那一段可贵的时间里，我为什么未能与母亲做过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谈，更多地了解她一生中的悲欢，也让她更多地了解我呢 ? 真正能与母亲待在一起说话的时间，比如那一天……看到那一具因为没有一丝生命迹象而显得虚假的遗体，从我的内心里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恸哭，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少之又少，亏欠却是多之太多，多年来在我心中一直很难排遺，每思及此，就感到慌乱和负疚之情油然生于心间。
母亲对我的成长寄予厚望，但等我长大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却与她显得生分了。这主要说的是心灵上的沟通。因为我是长子，在我小时候，她肯定有很多话想对我说，但又不敢说，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说好，她等着，盼着，甚至于不惜自己的生命代价，巴不得我快快成人。成人了，参加工作了，甚至是走上仕途了，前景可观，但母亲都只能是看在眼里。她仍然来不及说她想要说出的话，她心里的苦闷仍然无法诉说。我的性格看似文弱，内心好強，自命清高，温良恭让是自然流露。正因为如此，才让母亲有些放心不下，她有许许多多的体悟和答案还是没能交待，以致于直到现如今，我才体会出我的心神不定和兼着内疚和痛苦的原因竟在这里 : 我得到了母亲的慰藉和宠爱，但我能够回报的慰藉少之又少，更何况我能够想到给予慰藉又有几多呢？！
子欲孝而亲不在，后悔愧对已晚矣 --- 这其实是托辞，这不能成为托辞！
这些年来，我经常在算日子，假如母亲还活着，到现今也是九十多岁的老太了。她也许没有这般高寿，但总可以活过七、八十岁吧。我为什么没有主张她开刀？手术后起码可以多活五年，十年吧！还有，我为什么没能在她活着时陪她多说说话呢 ? 为什么在她的儿子一个一个长大成人，正要自食其力或是成家立业的时候，她却熬不住了呢 ? 儿子想让母亲骄傲，这念头毕竟沒有错呀！
母亲在时，我们总是心安理得地吮吸着她那伟大的母爱。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她那无怨无悔无私奉献的坚強之心。然而一旦母亲离去，那曾经的心安和自得却将化作撕心裂肺的刺痛拷问着我们。
母亲生前没给我们留下过什么隽永的誓言，或要我们恪守的教诲。但是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含蓄宽容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思想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记忆中，母亲从来沒有主动谈起过自己的父母亲，自己至死也未回过故乡。那一代投身革命的所谓剝削阶级的子女们，为了自己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悄然掩埋了自己的亲情记忆。
母亲走了以后，我并不是经常梦见她。但梦里有母亲的时候，必定是生活中有麻烦，事业上遇到坎坷的时候。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恐怕就是这么回事吧！ 48 岁本是功成名就的年纪，我却站到了人生的拐点。自此度过了人生最精彩也是最煎熬的一段时光，同时也饱尝了人性的善与恶，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官司，教软弱变得坚强。那些日子，我的脑袋里就会闪出母亲的面容或身影。我会想想她会怎么做，也会用她的言传身教来印证我的方式。有时在梦里，母亲就站在我的身边，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深深知道，父母给我留下的，不光是基因，更主要的是用身心和言行，还有他们的遭遇，给了我一生的提示。
每个人的父母亲，大概都一样伟大。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父母格外特别，格外辛苦，格外艰难。那只是因为他或她真实，有切身之感。
人的确是有命运的，那就是一个人的綜合条件和整个时代的关系。 2000 年前，也就是我 48 岁前，基本上是被圏养。此后，我是半被迫半自觉地投入商海习泳。水性差呛过，悟性低学得慢，直到今曰，也不能说游得好。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熏陶，思想方法发生了变化，懂得了一些社会生活法则。傲物之心渐淡，容人之处渐多。随着年龄的渐老，也开始回顾过去的一些事情，多数浑浊记不清楚，却总在回忆父母亲，其实也是为了检验印证自己。
还要说说房子，那总让母亲劳心费力，且又摆脱不掉颠沛流离之感的居所。前说在母亲离世前听到了喜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但是，我有意没说那消息并不确定，也不想对母亲流露。等办完丧事再去落实，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父亲脸上的皮肉松垮下来，顿时老了许多。我不忍这样，率领两个弟弟前去寻衅，但不是滋事，只是讲理。竟然也感动了上帝，父亲在退休之时了了心愿……
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仍意犹未尽。初冬的早晨，心绪又牵着我走进复兴路。我已经很久沒来过了，马路变成了大街，两边多了现代化的楼盘，只有那个似熟非生的庭院还是大概的样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圣米迦勒堂重开，墙上布满了爬墙虎，因为临冬，褐色的藤蔓让教堂看上去无限沧桑。学校仍在，只是小学变成了成人中专，迎街的校门关着。我从小巷绕过去，发现原来的牧师楼改造成办公楼，那个曾经放下小竹篮的窗口已经不在，楼下朝南开的小铁门成了教堂的正门。看门的婆婆拦住了我，我说以前在这里住过，想进去看看。她同意了。
……还是那棵硕大的老榆树，独一无二。苍劲的枝条左右交叉，编织成幽深的回廓。若是在夏日，浓浓的树荫肯定能覆盖半个庭院，我想。如今的庭院空地鋪了绿色的塑胶，成为操场和跑道。当我靠近老榆树的一刻，我的灵魂和思绪仿佛出现了某种幻觉……嗬，原来是一片落叶贴过我的脸，又飘落到地上。绿色的跑道，托着泛黄的落叶，叶子上还沾有一层冰晶，是夜寒形成的霜白，在清晨的阳光下透出叶子的润泽……跑道、落叶、白霜，生命、母亲、乳汁，这些常态且简单的物体，合成难以割舍的意象，在我的脑海中翻腾！
羊年即将来临日，为母亲 35 周年祭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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