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阳：我的再教育经历
我的再教育经历
－－作者：胡阳
我是1968年12月21日从北京火车站出发，开始了奔赴山西芮城的插队之旅。那一天，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所以说，我们是顶着再教育的雷到达农村的。几十年过去了，我常想，我们都接受了什么样的再教育呢？或者说是没有受到教育，我们反倒是教育了农民？这种教育与教育者之间的不确定性，让我纠结了许久。
在农民眼里，初来乍到的我们弱不禁风，五谷不分，用现代语言表述，是典型的“弱势群体”，所以大部分时间是和妇女一起干活，如给果树打枝、松土、锄草等；过了一段时间后，担土、扛麻包这类男人干的活也参加了。去时正逢冬日，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之时，最累的活是担土。一条扁担两个筐，一干就是一天。筐是竹编，呈簸箕状，上有十字木条做支撑。扁担两端各系麻绳，绳下系一根用树杈做的木勾，绳为柔性，树杈勾为刚性，这种结构的优点在以下的叙述中可以体会得到。担土看似简单，但也不是上手即会，社员都是双肩而担，双手扶绳，走起来男人腰板挺直，女人娉娉婷婷，让人想起电影李双双的镜头和那首歌：小扁担，三尺三……。我们双肩却搁不住扁担，放上即滑脱，那股劲儿还真不好拿。无奈只好单肩挑，筐一前一后，距离太远，手扶不到绳，任其随着身体起伏来回晃悠。且担子太重，肩膀压得歪斜，只好双手托着扁担以减压力，远望似作揖告饶状，引来社员一片哄笑。没几日肩膀红肿得睡不着觉，按之则大痛，更遑论担担子。肩膀不成脖子代替，其硬撑的结果是脖上长了一块死肉，五十岁时方才消退。如此二十天后，要领逐渐掌握，双肩可担之。一个冬日下来，身体、技能大有长进，不但耐住了劳累，受乡亲教导，还可用类似杂耍动作炫人：担到目的地，木勾勾住筐后的铁环，将土倾倒，提将起来，就势把木勾从铁环脱出，挂到十字木条上，转身再取下一趟土。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潇洒利索，充满动感而致的美感。乡亲中更有甚者，上述程序完成后，木勾疾速脱出十字支撑架，把筐抛向半空，筐翻转一两周后再用木勾将筐稳稳接住。这活的要点是抛出的劲儿要得当，过大过小都不行，且要眼明手快，才能完成。此艺最佳者，可双手抛筐，翻转两周后再轻松挂在木勾上，难度堪比杂技演员。我为此苦练几个月，成绩是双手抛可翻一周，单手两周偶尔成之，双手两周绝无可能，弄不好还会砸了自己的脑袋。把繁重枯燥的农活变成可供人欣赏的杂耍，这也算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吧！只是带些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味道。现在电视中看跳水比赛，运动员做向前翻腾两或三周的动作，恍惚之间眼前还会闪出那只翻转的竹筐。大好时光不用在学习上，却在农村耍筐，荒废青春，真是杯具。
很快半年时间过去了，真正的考验来临了，那就是麦收，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晋南地区是山西省的主要产麦区，每年六月初，麦子熟了，满目都是翻滚的金黄的麦浪。海子的诗中总写到麦子，没当过农民理解不了这种感情。麦子是农民心中的神，是他们的命，是他们得以繁衍的资源。我亲眼看到有一年雨水过大，麦子无法晾晒，搁在库房里发了霉，社员们蹲在场里嗷嗷大哭。割麦时节最忌下雨，所以又叫“龙口夺食”，跟龙王爷抢饭吃。清晨四五点，生产队长就在窑上大呼小叫：上工了，上工了！揉揉还未睁开的眼睛，随便擦一把脸，拿上镰刀，懵懵懂懂地走到地头。割麦不单是累活，也是手艺活。手持镰刀把几行麦子顺入另只手中，此步骤易伤手，再用镰刀齐根部把麦割断，此步骤易伤腿，再将麦码于地上。如若割得快，要诀是麦绺要大，因麦子是分行而种，手大力大者可抡起镰刀，将四或五行的麦穗攥在手中，再分行而割，唰唰几下一片麦子便倒伏于地。我见过有社员在四五百米长的地块上，弯着腰一口气从地这头割到地那头，那姿态如同潜水员在大海里游泳，割后的麦茬高低一致，裸露的土地看不见散落的麦穗。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堪称世界第一。轮到我们割，一趟地不知要歇过几次，好容易割到地头，扔掉镰刀仰天躺下，那腰才算又回到自己的身上。最后，把麦子打捆，叉到马车上，送进场院，时间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五点左右起床，再重复上一天的过程。一天仅睡三个小时。麦收时节农活之重，不亲身经历者无法体会个中滋味。以后依次是晾晒、碾麦、脱穗、扬场、入库，需在半月左右完成。如天公作美，这一程子不下雨，丰收便到手了。我们去的第二年（1969年），老天格外给面子，雨该下时下，不该下时不下，那年的收成是多年未见过的，麦棵比平常粗了一倍，割起来相当费力。老乡们个个咧着嘴对我们笑：这是你们带来的福气！麦收过后的一天，见四队一大爷蹲于场院，手托两块馍，面罩愁云。问之有何不适，他却将右手白馍递过，问我：这是哪来的？又将左手高粱馍递过：这是哪来的？见我不解，遂自答：白馍是自己种的，黑馍是毛主席给的。当时吓我一头冷汗，知道他这是对购销返销政策不满。晋南是产麦区，每年麦收后需将大部分麦子上交国库，留下的不够吃，国家再返销高粱作为补偿。高粱面做的馍又粗又硬，吃多了拉不出大便，难怪老乡牢骚满腹。
我插队的小村落在地图上很好找，黄河沿陕晋大峡谷自北向南一路前行，到山西最南端向东一拐，直奔东海。我村就在那个拐点处。北接平陆县，南与河南灵宝县隔河相望。地处偏僻，所谓的山高皇帝远，老乡说话也无忌讳，直来直去。这些都是在北京听不到，在书里看不到的，所以很愿意与他们聊天，特别是年纪大的。从这一点说，他们是教育者，我们是受教育的，只是教育的内容却是当局所意料不到的。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解放前农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专找那些贫下中农问，得到的答案却让我们心惊。想通了也释然，地还是那么多地，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刚解放时近300人，现在近600人），怎么不越过越穷？其次是地主如何剥削农民？那些当过长工的贫农老汉却是一脸的不屑：他敢？夏收时给主家割麦，天天是白馍大肉伺候，要是不给吃好了，麦子都给他撇地里，让他收个逑！原来是打工的比雇工的厉害。我不解：那就没有黄世仁了？老乡摇摇头：几辈子住一个村里，都成了亲戚哩，地主又能咋样？都是人嘛！多年后我曾几次装修房子，因面慈心软，吃了不少亏，上过不少当，想起多年前老贫农们的教育，方知此言不谬也！究其实，这些都是人性所致，平白无故地弄出个阶级性，反倒是云山雾罩，把简单的弄得复杂化，放到实际生活中检验，怎么也对不上号。一句话，地主有老实的，也有不老实的；农民亦如此。中国的皇权社会，历代都行郡县制，上面的统治仅到县为止，也就是说，广大的农村一直是以自治为主，这个自治原则是一个以宗法制为支撑的伦理社会，千百年来维持着农村的平静与稳定。但近几十年来，政权的交替，意识形态的渗入，原来赖以维系平衡的伦理社会被阶级社会所取代，由此发生了许多违反人伦的荒诞不经的事情，上述只是一个极简单又很常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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