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我为什么没有参加武斗？
我为什么没有参加武斗？
－－作者：胡鹏池
1968年的春夏，文革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了，一点收尾的迹象都没有。
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已经开始了，同学们大多已经回乡了，据说整个学校也只剩下千把人了。我也在不断地思想斗争，回家当逍遥派还是留校参加武斗呢？
我参加武斗的心也有，倒不是要以鲜血与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时已经不相信这个大道理了，因为你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是为了保卫我所参加的“四一四”，“四一四”不是我们想保卫就能保卫得了的。四一四的命运并不掌控在沈如槐、孙怒涛等头头的手里，也不掌控在对立派蒯大富手里，而是掌控在毛泽东和江青的手中。毛江夫妻档不喜欢“四一四”，这对两派群众都心知肚明，对于“四一四”的群众而言更是无奈的现实。只是我那时对蒯大富的不满也已经上升为一种意气，而我的朋友小高坚持要留校继续办报，他是那么的瘦弱，从道义上讲我也应该留下来帮帮他。
但我不参加武斗的理由却更充分。参加武斗所面临着生命危险与政治风险实在太大了。我不敢说自己就是不怕死的人，但我知道一旦情绪上来也能不怕死。“横竖横，拆牛棚”，这点二杆子精神我也有。只是想到如果或死或伤，对父母怎么交待？如果因为参加武斗被打成反革命，由此而诛连家庭，对父母及弟妹们如何交待？我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这尘世中，唯一唯一使人牵挂的是家庭。
就在我还在犹豫间，居然亲眼观摩了一次清华的武斗。
四月底的一个上午，我还在五号楼三楼一个房间里睡觉，只听得外面闹哄哄，我赶紧推窗北望，只见老团的一辆大卡车载了一车头戴柳条帽、手持红缨枪的武斗战士向五号楼前的空地上开过来，在绕过一根电线杆时车翻了。五号楼的窗户里就伸出许多脑袋，大家齐声喊“好”！对面老团的人迅速爬起来，列好队。这时我也向楼下走去。楼下的门口拥了许多人。楼外面，十多名“四一四”的武斗战士正列队站在楼外面，宿长中（“四一四”总部核心组成员、武斗总指挥）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与团派的队伍相距四、五十米对峙着，相互不说一句话。身材矮小的宿长中不时从地上拣起砖头、瓦片、小石子之类的向对方的队伍扔过去，对方也从地上拣起砖瓦、小石子往这边扔。楼上的老四群众就有人在起哄：小子们，有种你就过来呀？对方也不搭话，于是纷纷往楼上扔石子，就有玻璃砸碎的声音。就这样，双方扔啊扔的，也不知为什么，对方的队伍就开走了，我方的队伍也回到了楼里。
我转身回到宿舍，一个人面对墙壁大喊大叫：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
也就是第二天半夜，我居然也戴了一回柳条帽，拿了一把大铁锹之类的什么工具，参加了一次“准武斗行动”。夜半三更，月明星稀，在宿长中带领下，住在五号楼的三、四十个老四赶在拂晓前将清华西区经过四号楼通往东区的那座小木桥给毁了。
那个白天，我的情绪就已经很不好了。毁桥的行动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兴奋，耳边却老响着那小桥轰塌的声音，响着《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扒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那钢刀插入敌胸膛”……
1968年4月10日的毛泽东的又一段“最新最高指示”新鲜出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文革发动者的文革理论荒腔走板、走火入魔到何种程度了。
既然老人家已经将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定义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了，所以两派的武斗就有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据，实际操作中更进一步演变成“八路与鬼子”的斗争差不多了。说不定哪天早晨一觉醒来，又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发布了：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率领全国军民与日本侵略者与国际法西斯斗争的继续。
不久前，老团还称四一四为“沈孙汲之流”，现在已经全部改称为“四匪”了；此前，我们称老团为“大翻个儿派”，现在也已经改称为“蒯匪”了。在最新最高指示的鼓舞下，对立的双方都向“匪”高歌迈进。但我心中坚信，老团不是蒯匪，老四也不是“四匪”，我们仍然是同学。
今天我们毁了一座桥，说不定哪天我们会将清华主楼也炸了。
文革怎么会变成这样？
晚上，躺在五号楼三楼的床上，听设置在十二号楼（或九号楼）的《太阳升》广播台的广播，一个男生撕哑着嗓门一遍又一遍，一声高过一声地骂着“四一四的婊子们”，“四一四的婊子们”，夹杂着“四匪”、“四一四”坏头头“沈孙汲之流”的名字……彻夜没消停，我也一夜没合眼，双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到天明，心中忽然间就生了“顿悟”，就象释加牟尼半夜醒来看到宫女们睡觉时丑态才顿生出对尘世的厌恶，于是下了“出家”的决心，我就是在那个晚上顿生了对文革的厌恶，于是就下定了“回家”的决心。
第二天，告别了几个派友，对他们双手作揖道“明年春暖花开时再见了”，眼眶立刻潮湿了。几天前，小宝离开清华时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他说的时候我们都笑他，如今我也学着他的样儿这样说了。
我离开的决定没敢告诉小高。他一向以为我是坚定的老四，他对别人说老胡是不会走的，他就是为了帮帮我，也不会走。可是我还是走了。我在想我这样一走了之，不正中了“太阳升”广播台焕散“老四”军心的奸计嘛？可又想管他娘的什么奸计不奸计，再呆下去就要发疯了。对不起了，高！对不起了，老四的战友们！我不能不要我的父母，我不能不要我的弟妹。
整理了简单的行李，绕道穿过了封锁线，记得那时已经有铁丝网了，从五道口乘上31路，先到同班吴同学在和平里煤炭部的家中住了几天。我们班已有三、五个躲避武斗的老四同学正集中聚集在那里。
吴的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工程师，此时正关在单位的牛棚里；吴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弟弟也是清华的，比我们低一级，弟兄俩不是一个派，哥哥是杆儿四，弟弟是杆儿团。但哥哥不参加武斗，弟弟此刻正留在学校参加武斗呢，而且是一个什么队的指导员之类的颇为重要的角色。吴的母亲是知识女性，正一脑门子的心思，却还要张罗我们这些逃难孩子的食宿。白天我们在他家白吃白喝，晚上睡在他家客厅的水泥地上。我都已经忘了，我们究竟有没有交钱与粮票？
我们无所事事在一起呆了三、五天，天天传来学校武斗升级的消息，然后各自终于无奈地买了火车票回乡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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