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最是仓皇回乡路
最是仓皇回乡路
－－作者：胡鹏池
从北京只身南返，一路不顺，无数烦恼，心情糟透了。
一、南京到上海
第一站到了南京在某国防工厂工作的大舅舅家，那是一个上午。往常对我极为热情的大舅妈一见面就表现得十分惊恐。她一把将我拉进灶披间说：“大外甥，你怎么这时候来了，你得赶快走！这儿不能留你！”原来当工程师的大舅舅已被造反派揪出来了，此刻正关押在“牛棚”里被群众专政着，罪名是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已分子等等。我想细问根由，大舅妈说：“你什么都别问，你只是得赶快走，你这次来对我们不好，对你也不一好！”于是我行李也没放下，茶水也没喝一口，站着就被轰走了。
八十年代末，我曾问过大舅舅，说你是阶级异己分子还可以，怎么会说你是“现行反革命”呢？我问这话时，大舅舅这个地主家庭的大儿子居然已经光荣入了党，当上了这个万人大厂的总工程师，工艺室副主任，正对共产党恢复了无限热爱的感情。他笑嘻嘻地说那是因为在车间读报纸，我将江青的名字念成江渭清了。我也问过大舅妈，她说你大舅舅的档案中有一条关于你父亲的调查材料，说你的父亲历史不清楚，有两个小学同学解放后不见了，怀疑他们是国民党特务，逃到台湾去了。所以怀疑你父亲是潜伏下来的特务。那时为什么赶你走呢？就怕让造反派看见了，还以为是你父亲派你来搞特务联络的。
当时，我离开大舅舅家，外面已经下起了细雨，雨天中我站在南京的逸仙桥上茫然四顾，不知往何处而去？于是就去了玄武湖，找了一个亭子睡了一上午，中午吃了一碗雪菜肉丝面，想到南京医学院还有一个高中女同学，只好冒昧地投奔她。她将我安排在男生宿舍住了一晚。
我本来也可以从南京乘轮船直接返乡，无奈心情落寞得连家也不想回。于是又乘火车到了上海，百无聊赖地走在南京路上。当我走到南京东路第十百货公司门前时，有一轮大巴在身旁停下来。一队阿尔巴尼亚人从车上走下来，个个身高马大，有几个人拎着篮球，于是知道这是阿国篮球队的。转瞬间就有就有一大群中国人蜂涌而至，像苍蝇闻见臭肉一般，越来越多，一会儿交通就堵塞了。这群来自亚平宁山脉的洋人金发碧眼，皮肤白白的，脸色红红的，围观的同胞个个菜色，连一个胖子也没有。同胞们个个头抬嘴开着，一个平视的也没有，全是木然的表情。我也被裹挟在人群中。中国人啊，这是怎么啦？果真是劣等人种吗？这些外国人有他妈的什么好看的？阿尔巴尼亚！屁股大的国家，上帝咬饼子时抖落下的一粒芝麻，吃我们的大米和白面，用我们的化肥和拖拉机，可我们的同胞在他们面前竟是这般的畏琐！
二、回到家又离开家
从上海回到家中，父母弟妹们都抱热烈欢迎的态度。我说钱包在清华西饭厅看演出时被小偷扒了，丢了20元钱（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母亲说：“丢了就丢了，破财消灾，回来就好”；我还告诉母亲大舅舅送给我的“幸福牌”金笔（记得当时的价格是7元8角）被人在清华大礼堂前抢了。母亲还是说：“抢了就抢了，破财消灾，回来就好”。
这是怎么啦？如果在平时，丢了这么多的钱物，父母不得埋怨我好多天，可那天父母亲全都不关心这些细节。母亲望着我，喃喃地重复着：“回来就好，破财消灾！”“回来就好，破财消灾”。
我意识到她还有别的话要说。
半天，母亲说你最好到城里哪个同学或老师家中躲几天吧，这几天镇上风声紧，有人要贴你父亲的大字报。我说那我就更不能走了，也好在家与他们讲讲理。父亲原先坐在一旁抽烟不说话，这时说：“幼稚！哪能讲什么理呀，越讲越糟，会连累你的。乡下不比你们学校，只要一有大字报贴出来，就危险了。”我的父亲是在政治风浪中见过世面的人，解放前就给新四军办过不少事，解放后成为共产党政府在这个小镇上信用的民主人士，一直是这个小镇上的工商联主任，三届县人民代表，县工商联执委，历次运动如公私合营、大炼钢铁，都是紧跟共产党的，从没有走错步，对于政治运动一向有一种闲庭信步的从容。可是这一次，父亲的神色是那么的凝重，我的心也无比沉重起来，意识到家庭正面临着一场未知的劫难。我说：那我也不能走啊，多一个人在家总可以出帮忙拿拿主意。父亲说不行，你必须得走。可是我往哪儿走啊？父亲说城里虽然也有亲戚，但你一处也不能去，你不是有很多要好的同学、老师吗！你就找一处落落脚。
在父母的坚持下，我算是喝了茶也吃了午饭，饭后步行20里去了城里的一个中学班主任老师家。一路上自嘲着：“我好比，丧家犬，无路喔，可去哪啊！”“四郎探母”的调儿。
三、中学班主任
我的这位老师姓田，是个女的，教化学，高二时的班主任。田老师其实只比我大五岁，一向像姐姐对弟弟一样的喜欢我关心我。我在她们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内心温暖了些些。
我对田老师最深刻的回忆就是高中晚自习后还常常将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将《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敢峰、白夜的文章介绍给我看。
高中毕业时，她在我的留言簿上写道：
活着，
应该是火，
是烈火，
在燃烧，
用战斗的青春跟着红旗跑！
我至今也不知道这首诗出自何处，但有点像马雅可夫斯基的。它的渐进、跳动、激越的韵律最容易激动像我这样一种入世不深，响往革命的少年的心。我后来将她的赠言多次运用，也转赠给他人，还写在照相薄自己的照片的下面，作为座右铭勉励自己，几十年来我一天也没有忘记过这首诗。
回想起我的“思想革命化”历程，正是从1961年那许许多多的看敢峰、白夜文章的夜晚开始的，渐渐地完成了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白专道路”到“又红又专”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九评学习”达到一个高峰，65年参加“四清”又达到一个新高峰，但在整个文革期间，我似乎再也没有过更新的高峰，总是不理解，总是跟不上步子迈不开腿，但直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暴发前，总的说来仍然可以算是“真诚革命”的。
这个长达整整十年的“真诚革命期”，田老师是我最早的启蒙人。我后来反思这个经历也从来没有埋怨过田老师，这个虔诚的党化教育工作者，自己一生连党也没有入得了。因为她有一个叔叔在台湾，但她自己从来也不知道，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过一个叔叔。但是党知道，党知道了也不告诉她，只是一次一次地将她的“入党申请”不予理睬。
四、众生如蚁不如蚁？
我在田老师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后，大妹妹进城来通报说“没事了”，才又回到家中。至于当时为什么“可能要出事”，后来怎么又“没事了”，个中的缘由，我始终没有搞明白。
居家的日子是无聊透顶的，除了读了一些马列及鲁迅的书，就常常在街面上看热闹。过了几日，恰逢公社召开妇女代表大会，然后就是游行。一队一队的妇女从家门前走过，全都是一只手举着一面写有标语口号的三角形的彩色小纸旗儿，另一只胳膊里夹着一叠卫生纸。那是公社领导为了庆祝妇女大会的胜利召开，特别组织的计划外的物资供应。于是妇女们全都很高兴，兴高采烈地喊着口号，背诵最新最高指示，也在大街上扭腰扭屁股地跳怪诞的“忠字舞”，嘴里唱着“千万颗红心在热烈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她们确实扭得很疯狂，笑得很阳光。
我站在自家的门口，看着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去，几十分钟后又浩浩荡荡地返回来，清一色的兰衣兰裤短头发，清一色傻B傻乐的傻表情，我的心沉到了海底。一叠例假用的，擦屁股用的卫生纸，就把我们的姐姐妹妹、大婶大妈们高兴成这个样子！太讽刺了！太悲哀了！
最悲哀的是她们似乎全都高兴得很自然。
跌足长吁：众生如蚁！众生不如蚁！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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