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修：追忆复旦新闻系墙报“前哨”

1989-06-04 作者: 舒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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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复旦新闻系墙报 “ 前哨 ”

－－作者：舒修

舒修，男， 1968 年－ 1978 年，上海工人； 1978 年－ 1982 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 1982 年－ 1986 年，《新民晚报》记者； 1986 年－ 1991 年，《经济日报》记者； 1991 年－ 2008 年 “ 下海 ” 。 2008 退休。

“ 前哨 ” 是由新闻系 77 级学长创办的一个墙报，才三张白报纸大，它贴在复旦大食堂前的一个坐西朝东的橱窗里。 1979 年由我们接手。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指导员龚向群在教室留住我，说 77 级想把 “ 前哨 ” 移交给我们班级，问我是否愿意接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龚老师建议再找一个合作者，我说就闻莲芳吧，她在《解放日报》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 前哨 ” －－多好的刊名啊！那是 1931 年鲁迅、冯雪峰等人创刊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的名字，鲁迅先生的名篇 “ 纪念刘和珍君 ” 就刊登在它的创刊号上。高校历来是社会思想动向的前哨，而复旦大学更是前哨中的前哨。我们要让 “ 前哨 ” 成为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明亮窗户，成为一个探索各种新思想的百花园地，成为一个吹出复旦学子自己声音的号角。

中国女排夺冠后，同学们连夜赶办黑板报。

我们主办 “ 前哨 ” 是 1979 年到 1980 年，那是一个激烈震荡的年代，风云在橱窗里变幻，思想在白纸上交锋。 “ 前哨 ” 的方寸之地可开拓无限的空间，它发表通讯、访谈、消息，评论，还发表图片、诗歌，无论什么形式，它的内容都是探索、突破。

在《人民日报》还在争论是否允许包产到户之际，我们刊登农村来的同学写的暑假见闻，支持农村的改革；在张志新事迹见报后，我们写了 “ 给张志新女儿的一封信 ” ；在还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朦胧诗的时候，我们根据同学王晓望提供的手抄本诗集 “ 今天 ” 介绍了代表人物顾城、北岛、芒克等人；在中共中央宣布为钱伟长等 “ 六大名教授 ” 平反之前，我们披露了复旦大学右派分子的悲惨遭遇；在学校开除数学系学生（他偷窃同学的收音机和笔记本）并送劳动教养后，我们编发了来自劳改农场的专访，呼吁宽容对待失足者；还有对著名 “ 右派 ” 王蒙、当时的新秀作家张洁、剧作家沙叶新的采访。甚至黄锐、马德升、王克平等发起的 “ 星星美展 ” 的作品都出现在 “ 前哨 ” 的版面上，要知道那是在北京街心公园举办的西方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啊！

本文作者在阅览室。

几乎所有这些人、这些事、这些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引起许多争论。但是，二十多年的时间证明，他们开风气之先的探索，他们对后来者的的启迪作用是无人能够否定的。这就是 “ 前哨 ” ！

“ 前哨 ” 所做的最轰动的事情，就是举办了 “ 复旦大学学生民意测验（调查） ” ，我们想这大概也是复旦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意测验（调查）。虽然早在 1824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 (Harrisburg ， Pennsylvania) 的一家地方报纸就进行过民意调查。但是，这在中国不但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学校究竟办得怎么样，应该有学生的声音，和已有的学生意见表达渠道相比，民意调查是一个 “ 噪音 ” 最少， “ 墒 ” 最小的方式。我们要在全校范围开展民意调查，是一个工作量极大的工程，从问卷设计、印刷、发放、收集，到统计、分析，耗时不少，费力很多，班级里许多同学，如杜图、祝建华、陈怀林、郑丽娟、李晓露、沈飞昊、凌键、王东红都参加了这个工作。

本文作者在校园。

问卷内容除了少数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绝大部分是针对学校工作的，包括对学校政治、外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对图书馆、食堂、医院的意见、对学校许多规定、制度的意见。我们选择晚饭后在校图书馆和教室中发放问卷，这样问卷的覆盖面就宽，代表性就强。由于是当场填写，当场回收，而且不记名，因此，所发问卷几乎全部回收，效果非常理想。

发表统计结果的那一期 “ 前哨 ” ，通栏标题是特大红字 “ 复旦大学首届学生民意测验揭晓 ” ，版面右边是统计结果，版面左边是我们的分析文章。调查结果公布时，盛况空前，不仅仅墙报前挤满了人，还有不少同学在摘抄，甚至有同学找上门来索取空白的调查表。学校党委找我们去谈话，了解问卷设计经过，统计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分析意见。据说，以后学校许多次党政会议都提到了这次学生民意调查。我们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表达了同学们的意见，比较地有说服力的，因此，也比较地能够引起重视的。

本文作者在校园。

“ 前哨 ” 不仅高谈 “ 国计 ” ，也巧说 “ 民生 ” ，不能修齐，何以治平？有了 “ 民意 ” ，师出有名。我们把目标锁定在影响最大的食堂改革上。高校领导历来对食堂最感头疼，花精力最多，最辛苦，而学生意见却最大，许多学生闹事往往就是从食堂开始。那时复旦大学有三个食堂，从西向东按照自然数排列，第一食堂是教师专用，第二、三是学生用，每个系的学生在规定的食堂用餐，三个食堂饭菜票不能够通用的。 “ 计划经济 ” 管理之严密是现在所不可理解的。

民意调查后不久，学校就食堂问题召开一次座谈会，无非是食堂汇报情况，摊一大堆 “ 苦经 ” ，学校说已经补贴了许多，要求学生理解、配合。会议上我们提出，管理的关键是造成竞争，学校应该取消对学生就餐食堂限制，废止对老师和学生的隔离，复旦师生可以自主地在任何一个食堂就餐，以就餐量的竞争来评判三个食堂的优劣。这个在今天看来是 1+1 的事情，在当时却是一件大事，在反反复复研究之后，那个实行了多年的 “ 分食制 ” 终于取消了。实践结果可想而知。

当年， “ 前哨 ” 在学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每一期刊出，人头攒动，先睹为快，许多原来匆忙赶着吃饭的同学，拿着空碗设法往前面钻。由于 “ 前哨 ” 是不署名的，因此，外系的人都不知道是那个系办的，更不知道具体的编辑人员。在一次去黄山旅游，车上有许多复旦的学生，不知怎么议论学校事情时提到了 “ 前哨 ” ，同行的陈翰生向大家介绍说我就是 “ 前哨 ” 主编 ( 其实不存在这样的头衔 ) ， “ 哇 ” ！全车一片惊叫，然后是掌声四起，弄得我怪不自在的。

同样，学校的领导也对 “ 前哨 ” 表现出高度的重视，许多重要的会议，除了团委、学生会、各社团头头，我们成了出席会议的唯一的体制外的代表。记得话剧 “ 假如我是真的 ” 内部演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争论大，传说多，学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召集会议作一些说明，他特地点名要 “ 前哨 ” 派人来参加会议。由此可见只有三张白报纸大小的 “ 前哨 ” 的影响之大。

“ 前哨 ” 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不受任何约束的，真正的独立 “ 出版物 ” ，从辅导员、班主任、新闻系领导一直到校领导，没有任何人对它作出任何限制，提出任何要求，它只受我们良知的指引，当然也为我们认识的所局限。我们自己决定一切，包括选题、组稿、写作、编辑，直至承担后果。记得一个批评稿引得学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泪水涟涟，学校后勤处领导居然找到我宿舍来。当然，文责自负，只得上门说明。我和闻莲芳两人一红一白唱双簧，直到说得那年纪已经不小的女管理员破涕为笑。出了 6 号楼的门，我们直奔食堂，一路大叫：加餐，加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