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声：北大文革中的“异端”组织与人物
北大文革中的“异端”组织与人物
－－作者：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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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的自印书《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第二集，2013年9月。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先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异端”的定义：“异端指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或教义，通常含有负面的含意，或称旁门左道；但也可指不重要的思想流派，即小道。”在北大文革中，紧跟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积极支持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紧跟领袖支持的聂元梓的，自然就是正统，而对文革和领袖及其支持者有怀疑、不敬甚至反对的，自然就是异端了。还有个别人，思想比较奇特，不同于常人，有时发出惊世骇俗的不同于主流思想的言论，也可以称其为异端人物。从1966年8月到1968年8月，在北大陆续出现过不少具有异端思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笔者的记忆，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造三个大反”的乔兼武
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北京大学东语系缅甸语专业学生。1966年8月30日，他与另一学生杜文革（原名杜文中）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轰动一时。它所指的“三个大反”是：“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在这份大字报中，他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建议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上述造三个大反就是“横扫”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造三个大反中最重要的是“取缔党团组织形式”，取缔的理由是“由于党组织领导政府，对党的各级组织，党外群众又无选举权和各种特殊权利”，所以“他们不受群众监督”。至于为什么“砸烂”各级办公室，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
当时的北大工作组刚被赶走，还没有分裂成为两派，他贴大字报纯属个人行为。从他的改名和大字报内容来看，他的作为可能比较轻率，属于文革初期思想活跃，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其思想大致仍属于巴黎公社式大民主一类。可以将他的观点归纳于“反党”，但实际上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关于党的领导的看法，实际上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关的原则，是一种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而后来随着文革进程的发展，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团组织实际被停止活动，党和政府被造反派夺权，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有的政权，似乎验证了乔兼武大字报的预见性。
在他贴出大字报的当日晚，北大文革筹委会召集大会批判乔兼武，宣布他为反动学生。但当时有人公开为他辩护，反对以言定罪，所以批判会尚比较缓和，会后亦未对他采取任何措施。在1966年12月伊林、涤西“反林彪”大字报贴出后，乔兼武又贴大字报为其叫好。此后，他才遭到进一步迫害。
二、杨勋和杨炳章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教师，1931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51年至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1964－1965年的社教运动中属于“左派”积极分子。杨炳章是她的弟弟，我的中学（北京101中）同学，1963年被保送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1964年自动退学，在北大听课。1966年7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江青在会上的讲话引起了他们的反感。7月26日上午，杨勋姐弟带上他们写好的一封信和几张大字报手抄件，来到中南海新华门，门岗叫他们去接待站，登记后被戚本禹带到钓鱼台国宾馆，见到了江青。杨炳章要见毛泽东，江青说毛很忙不能见，信件可以交给她代转。杨炳章只好把信和材料交给了江青。信的内容是：“建议毛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革命，不然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署名杨勋、杨炳章（杨勋弟）。可想而知江青看到信后会是什么反应。
杨勋从1966年8月到11月陆续贴出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称聂元梓是“北大文化革命的扒手”。1966年12月20日北大文革组织在大饭厅批斗“虎山行”战斗队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大会即将结束时，收到一张署名杨炳章的纸条，要为“虎山行”辩护，于是群起攻之，当场将杨炳章抓了起来，关在学生宿舍，又派人到他的住处搜查，抄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等文字，于是认定他为攻击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把他扭送至北京第一监狱（半步桥）。23日，聂元梓又派人把刚外出串联回来的杨勋抓走，也送到了第一监狱。两天后他们被拉回北大批斗，杨炳章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被抄写成大字报公布在北大校园里，被称为当时“最反动最恶毒的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
杨勋姐弟坐了几年监狱后被释放，“四人帮”垮台后得到平反。改革开放后杨勋致力于研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安徽调研时写出的调查报告曾受到万里的好评。她的著作有《马寅初传》、《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乡村三十年》等，其代表作《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获1996年国家图书奖。2004年，杨勋的自传《心路－－良知的命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杨炳章被释放后回家乡当了几年中学教师，1978年考上北大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80年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任该校教授，1998年出版《从北大到哈佛》，记录了自己文革前后的经历。前些年他回到北京，在人大国际政治系任客座教授。我和杨勋姐弟曾在北京温泉附近杨勋的别墅里见过面，并接受过他们签名的赠书。
三、樊立勤和东方红公社
提起樊立勤，可以说在北大文革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生物系1963级学生，北京密云人。在北大文革中，他先反对工作组，后反对聂元梓，并最早贴出反对康生的大字报。1967年5月，樊立勤和部分北大教师、学生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新北大东方红公社，发起人有：樊立勤、冯德荣、谢佐平、韩琴英、赵习文、俞芷倩、刘帼贞、颜品忠等。5月17日，他们在北大贴出了成立宣言。
这个宣言用的完全是文革中的语言，但矛头明确地指向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由于樊立勤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态度最坚决，聂元梓对他恨之入骨。
1968年3月27日上午10时许，聂元梓派人在校园里强行绑架抓走了樊立勤。
樊立勤后来回忆道：“他们逼我承认破坏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我拒绝了他们的这些指控和诬陷。他们连续对我施以酷刑。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之外，还用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左腿，又往我右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之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的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他们是用麻袋把我先蒙住、盖住拉到刑讯室的。到了那里，拉下麻袋，然后给我头上蒙了两层手巾，挡住眼睛，在手巾外又绕了一二十圈绳子，他们把我从楼梯上往下踢、往下踹时，因为我的左右腿均已打断，站不起来了，他们就一层一层往下踢，这时身上已经没有麻袋了。”
3月29日，樊立勤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审讯他的人怕出人命，把他扔在学生浴室附近，被东方红公社的同伴发现，送到北医三院抢救。虽然生命被抢救过来了，但落下了终身残疾。
“四人帮”被粉碎后，樊立勤作为受迫害典型回到北大，并参加过落实政策的工作。很多人经常看到，他拄着一根木棍，在校园里蹒跚地行走。改革开放后他写过一些经济和体制改革方面的著作和回忆文章。虽然他的思想和观点不一定能够被时人接受，但他坚强的意志和不畏强权、宁折不弯的硬骨头精神受到了大多数人的钦佩。
四、共产青年学会
1967年底，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忽然出现了一篇“共产青年学会成立宣言”，署名是技术物理系1962级学生何维凌、胡定国、王彦。这篇宣言内容大致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林彪的“顶峰论”提出质疑，声称要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并欢迎其他学生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三个人很快就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抓起来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关押在第一监狱。
何维凌，上海人，文革前是系里有名的才子，聪明有才华，学习成绩突出，据说自学了4门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学起来十分轻松，系主任胡济民发现了这颗“苗子”，特别批准他不用按照课表上课，可以在全校自由听课。文革开始后被当成“白专”典型受过批判。王彦是北京人，曾任学生会干部，文革前我和他一起参加过民兵舞训练，有些接触。文革中他们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活动，而是找了很多禁书来读，例如：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吉拉斯《新阶级》，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尼采《扎拉查斯特拉如是说》，陀斯托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象和理论，对共产主义，都有自己一些独特的思考。当然这些异端思想是不能被容忍的，聂元梓及其追随者在这点上嗅觉十分灵敏，立刻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中。
共产青年学会的成员在监狱中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被释放后没有参加正常分配，而是留校劳动改造。文革后周培源帮助他们落实了政策，留在北大工作。何维凌研究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并把这些理论与经济改革联系起来，和陈一谘、邓英淘（邓力群之子）等一起参加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写出了《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与邓英淘合著）等著作。1986－1987年，何维凌任康华中小企业国际联合公司总经理，1989年后去了美国，1991年因车祸死于墨西哥。王彦在1978年曾经到我上研究生的单位来找我，谈了一些如何考研究生的问题，以后没有再见过他,听说80年代曾主办过报纸，后也去了美国。
五、井冈山、红联军等组织
“井冈山”、“红联军”都是1966年12月在北大出现的组织，他们对中央文革及江青在文革中的行为提出疑问和反对，对校文革表示不满，贴出过大字报，并在下面讨论过自己的观点，被校文革及其支持者发现后立即打成反动组织，加以批判，大多数成员遭到迫害。其主要成员包括俞启义、赵丰田、马洪路、张志握、魏秀芬、卞宗美、刘秉慈等都受到了批判，“虎山行”是红联军中的一个小组，被《新北大》报称为其“别动队”，其主要成员杨作森和支持他们的乔兼武被送进了监狱。和俞启义、赵丰田、张志握来往密切的红联军成员、中文系学生沈达力认为：“井冈山、红联军不是反革命组织“，对中央文革的做法“想不通”，认为给林彪贴大字报的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在中文系受到多次批判，被迫自杀。
北大校文革的舆论工具《新北大》1967年2月1日用4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批判“井冈山”、“红联军”、“虎山行”的长篇文章。这些组织的成员后来都得到正常分配。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在西安工作时遇到过张志握，他在陕西省委党校工作。
六、崔子明、张拯、席关培
1967年1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穆欣、杨成武等接见北大代表聂元梓、夏剑豸等五人。开始时康生拿着一叠信，对大家说：北大技术物理系有人写信给我，讲到乔兼武、李洪山、杨炳章等，意思是替他们伸冤，说有大字报批判他们，他们感到有压力，抬不起头来，你们知道吗？听了北大代表的回答后康生说：“对，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新北大公社动态1967年1月7日）
康生说的给他写信的是技术物理系崔子明、张拯、席关培，这三人都是原子核物理专业1963级的学生，文革中派性并不明显，平时也并不活跃。1966年底他们给康生写信，对文化大革命中随便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表示不同意见，不料遭到康生的点名。聂元梓和校文革当然赶紧布置批判。好在他们的出身都很好，平时同学关系也不错，虽然班上个别极左的人想揪住他们不放，以达到立功目的，但大多数同学还是同情他们的，只是象征性地写了几张大字报，开了几次小范围批判会。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也没有再为难他们。
1982年我在西安遇到崔子明，他在陕西机械学院（后改名西安科技大学）教普通物理，后来和我经常来往。1998年校庆时见到张拯（在上海激光研究所任副所长）和席关培（在北京气象学院任社科系主任）。
七、齐菊生、陈醒迈、程汉良、刘立民
齐菊生、陈醒迈是化学系1963级学生，程汉良、刘立民是技术物理系1963级学生，1967年3月份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文革和北大的问题，观点比较一致，后来发起组织了“北京公社”。1967年8月北大的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井冈山兵团”，陈、程先后进入兵团总部，齐、刘先后成为03纵队和17纵队的负责人。1968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后，他们之间的一封信被化学系某女生发现上交，信的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有所怀疑和不满，于是被当成“反动集团”受到隔离审查，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审讯逼供，他们的女朋友也都被迫交代和揭发他们的问题。1969年11月，程、刘随技术物理系师生去了陕西汉中分校，陈、齐去了北京郊区农村。1970年3月，63－65级学生毕业分配，程、刘被当成有问题的人留在分校继续审查，过了3个月，程因态度较好被准许毕业，分配到陕西安康地区石泉县，刘因“态度顽固”，经常用马列和毛泽东的语录和工宣队辩论，一直到1973年春节才准许毕业，分配到河北衡水。这四个人都喜好读书和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刘立民曾对班上同学说过：“文化革命不过是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利再分配，群众是被愚弄的，再过10年就清楚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都得到了平反，落实了政策。刘立民后来在武汉工作，成为电子电气和自动化方面的专家，2008年8月不幸因事故遇难，葬于北京门头沟万佛陵园。程汉良居住厦门，是成功的企业家。齐菊生旅居美国，陈醒迈在大连安居。
以上组织和人物虽然情况和遭遇各异，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
他们都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其中很多人读过大量书籍，有一定的才华；
由于他们观点有些超前，往往得不到当时多数人的理解，被视为异端，更不能见容于当权者，从而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到批斗甚至被关进监狱；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后继续从事各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从事教学、科研或经营企业者等则比较稳定，少数人参与政治斗争，则下场不好。
这也许就是北大人的特点与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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