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家华：1959－62年那段艰难饥饿岁月的回忆
1959－62年那段艰难饥饿岁月的回忆
－－城市中的生活
作者：舒家华
近来关于中国大陆1959~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官方一直没有发表权威的统计数字，学界各派争论不休，本人无意参加这场争论，只是从自身经历回忆当时城市（天津市）的食品供应状态。
由于种种原因，在1959~1962年出现了全国吃不饱饭、遍地浮肿的现象，很像今天的××国除了金××他们爷俩，全国没有第三个胖子（浮肿是假胖）。近来网上也有人打算求证那段时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尽管真实的数字现在是难以统计出来了，但那段回忆对今天60岁以上的人都是难以泯灭的，对当权的政府也是不能回避的痛，毕竟不是露脸的事啊。有人说当时南方农村是一村一村的死人，这事无法考证，但是，农村里饿死了人是不争的事实，城市里也是人人挨饿。虽然城市里真正饿死的不多，可想起当年的事仍好不伤痛。
经过1958年“大跃进”短暂的兴奋以后，第二年起，市场上的副食供应越来越少、越来越差，当时公开宣传的原因是全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而且连续三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为解决老百姓能吃上饭，当时叫节粮度荒，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比如粮食人人按定量供应，大约是机关干部每人每月27斤，工人33斤，重体力工人如搬运工是每月45斤，家庭妇女（现在叫全职太太）24斤，中小学生按年龄而论，对患胃扩张的人（当时叫大肚汉）额外还有些补贴，如果在今天，这些粮食谁也吃不完，可当时，肉食太少，食油也少，肉、油都凭票，一个人一个月就是几两到半斤这个水平，鸡蛋、鱼之类的凭副食本，过年过节才能买到一斤半斤的，连买豆腐也限量，脂肪、蛋白质摄入量太少，人的肚皮里没有油水，只靠那些碳水化合物，消化是极快的，等不到下顿饭肚子里就咕咕叫起来，城市中普遍出现了营养不良，浮肿的人大量增多，走在马路上见到的人都是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的。不管这事的原因是什么，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对那些浮肿的人，只要是真正浮肿的，每个人给几两黄豆、一把红枣、一条带鱼，干部放假、学生回家，休息几天，当时叫劳逸结合。为此机关、企业、学校都有专门负责给到单位的职工、到校的学生在额头上按手指头检验的人，只要额头的手印陷下去，立刻去后勤领取营养品。家庭妇女和没单位的人归街道负责，现在想起来当时社会风气还是比较清廉，一直没有听说那些负责发放黄豆、带鱼的人谁多吃多占了，而且当时全国上至北京、下至边缘省份，谁都一样，不象“文革”时期，把北京、上海有外国人驻在几个大城市里粉饰一番。61年如果有外国人到商店里参观，门口早就有公安把住了，国人不得入内，商店里的标签是物美价廉，外国人刚走出商店，货架标签立刻又换了一块，货物也撤下去一大批，估计今天邻居国的一套做法也是从50多年前的中国学去的。
当时政府也出了一些馊点子，很不叫人信服的。那时沾上粮食边的都要拿粮票去买，但只有一种高价糕点除外，天津的高价糕点每斤人民币两块八，是普通二级工两天的工资（当时普遍中青年职工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多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定级的能到八十上下），买一斤高价糕点全家要饿两天肚子，这种日子怎么过？能够购买高价糕点填一填肚皮的只能是极少数人了，但是宣传部门还说这种办法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无论如何叫人想不通。
政府也想办法进口了一些粮油，天津曾经供应过一批加拿大面粉，北京供应过乌克兰的面粉。加拿大面粉大约是为烤饼干专用，面粉中的蛋白质（面筋）含量基本是零，擀的面条煮熟了全成一锅浆糊了。那些乌克兰粉大概就是全麦面粉的黑面，当时国人对面粉的认识是以白为贵的，有关部门放出风来，说本来天津、北京进口的面粉都是加拿大的，天津的是从海路直接运来的，北京的那些本来是从加拿大先到欧洲，走铁路运到中国的，路过苏联时被换成苏联的黑面，其差价用来还苏联的债了。这件事有蹊跷，天津的加拿大面粉是提出胚芽以后的低蛋白质面粉，和全麦面粉的差价没有多少，好像苏联也不值得把货物搬来搬去费那么多的事，但是当时北京人确实恨透了苏联的赫鲁晓夫，这也是中国宣传部门的一个小伎俩，一些人应该有成就感的。那时还从菲律宾或是印尼进口过一批椰子油当食油吃，椰子油有股羊油的膻味，也象羊油那样熔点高，炒菜还是做汤，热的时候，它还是油状的，凉了以后，菜汤表面就像盖着一层蜡一样。对于那股羊油味只好在油热以后先炸几粒花椒遮盖一下。那几年还从朝鲜进口过大块的肥皂，四四方方的，淡黄的象奶油一样，一块有一斤半重，见过的朝鲜商品中只有对这种肥皂有非常好的印象。
虽然物资匮乏，但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伪劣商品，也没有这么多的添加剂，我家住的是天津食品厂的房子，记得一次一个食品厂的工人和一群人闲聊天，他非常正经的说：食品厂的饼干里没有糖精添加剂，政府不允许。这件事我的印象至今十分深刻。
那几年实在太饿了，人人挖空心思想搞点吃的，天津、北京不约而同的搞出“增量法”、“双蒸法”，就是把生的米、面先放在蒸锅里蒸一遍，再按正常的做法蒸米饭、做馒头，这样做出来的体积增大一些，实际是增加了水而营养成分没有增加的自欺欺人的办法；上学时的第十中学一个教生物的老师（姓刘）动不动就讲上一番“小球藻”，蛋白质的含量高，日本学者称为“水中猪肉”，缺点就是草味大些；有的机关搞出了“人造肉”，应该是“植物菌”类的东西，到头来统统是画饼充饥，哪个也没站住脚。能填饱肚子的，反而是海河边上倒腾粮票的更实际解决问题一些，那时燃料不足，城市经常停电，住家里的灯都不亮马路上的灯更谈不上了，海河南岸从金刚桥到狮子林桥一段，一到晚上黑漆漆的路上来来往往的走动着幽灵一样的人群，悄悄地做着买卖粮票的交易，买的人大概也是拿出多年的积蓄，卖的人也不知今天卖了口粮明天靠什么吃饱？交易是非法的，不定什么时候，人群里出现几个便衣，捉住几个现行的，立刻其余的做鸟兽散，被捉住的除了挨上几拳几脚倒也没被送进公安局的。在白天，偷东西的并不多，可是抢劫的大有人在，但只抢食品不抢钱，我见过两次强抢的，一次一个人买了些切糕（那时切糕是稗子做的，也是要收粮票的），还没走出多远，被旁边的人一把抢去，那个人抢过之后不是马上跑开，而是站在原地大把的抓起切糕塞进嘴里，根本不顾周围人的拳打脚踢，几分钟以后切糕吃光了，抢人的低头走了，被抢的也走了，马路上又恢复了平静；还有一次在官银号（金刚桥以南的一条商业街，也叫大胡同）的糕点铺外，有个人提着刚刚买的一包凭票定量供应的糕点，糕点是装在纸袋里，用纸绳捆好的，出商店在路上走出没有几步，背后一个人猫着腰窜了上去，握住纸袋往下一拽，纸绳断了，抢的抱着点心跑了，被抢的在马路上跺着脚的骂，马路上没有一个见义勇为的。我母亲也有过被抢的经历，一次早上买了切糕，刚刚转身就被人劈手抢去，由于完全没有精神准备，又惊又怕呆站在马路上好一会，回到家里几天还心疼着那二两粮票的切糕。往副食店运送成品的三轮车也时有被抢的传闻，但是抢粮库、抢加工厂的还没有听说过。
59、60年还时兴城市人民公社，有街道食堂，可以不做饭，统统吃食堂，好处是每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定量，放学去食堂买完饭来吃，不用做饭等家里人到齐了再吃，可是由于那时年纪小，自己管不住自己，月头上肚子饿了难免多吃一些，到月底只好少吃了，我最惨的时候一天只有喝两碗粥的粮票了（一碗粥要一两粮票）。
我父亲在东郊军粮城上班，离天津市区五十多里地，每周只有星期天回来一次，周一一大早再走。有一次，星期一早晨骑车去军粮城，要吃早点，可是家里一点粮食也没有了，我父亲找出小半颗白菜，煮了一碗白菜汤吃过再骑车50里上班。现在想一碗白菜汤，两泡尿就排光了，为挣钱养家糊口，还要骑上50里地，真难为他了。
那两年每户人家的饭碗都很好刷，除了没油以外，碗中剩下的那点米汤（籼米粥和玉米糊是必要的主食形式，所谓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体现），先被人舔干净了，连在饭馆里也是这样，刚开始还都有点不好意思，以后也就习以为常了。
那段时间家家都这样，我家靠两件事帮助渡过了难关。我父亲的单位在军粮城那里种了几亩地的稻子，辛苦一年，每个职工分了一、二百斤稻谷，碾成大米有个百来斤吧，将近一年时间里每个月往家里贴补一些（这时的街道食堂已经散了），一个月就能吃上两顿新米蒸的大米饭了，感觉真好！我家六口人，每月的十来斤米真起了大作用。
我父亲已于2010年去世，终年九十六岁。那段挨饿的经历没有压垮他，真是万幸。
第二件，我家邻近的宇纬路、中山路交口有个土产公司，他们从云南、陕西运来带壳的核桃加工出口核桃仁，于是我们这几个附近的街道办事处就组织居民在家砸核桃、剥核桃仁，那时往下分发论整麻袋的，一麻袋有一百多斤（不超过120斤）的核桃，剥出的核桃仁大约是25~35斤（云南漾濞核桃的皮薄出仁率高，味道苦，陕西核桃仁的颜色浅，味道发甜，出仁率低），土产公司按核桃仁的重量给加工费，大约是每斤一角二分，街道给我们开始是每斤五分，后来降到三分，余下的街道留下了，那时如果一家大小齐上阵，一麻袋核桃有两天就完成了，一方面可以挣些钱，主要的还是能顺便吃些核桃仁充饥。砸完核桃，要核桃皮、核桃仁分装，送回街道，皮和仁的总重要能对上当初一麻袋核桃的重量，损耗不能过大，否则要取消砸核桃的资格。砸核桃的时候，总是边干边吃的，检点渣吃，为了能对上当初的分量，只好干点交核桃皮的麻袋中添加些炉灰、或是喷些水这些为人不齿的勾当。谁都挨饿，所有砸核桃的人家都是这样的，只要不过分也就行了。也出现过有人交回的核桃仁、核桃皮的重量多于当初拿来核桃重量的笑话，街道上收核桃的一本正经把交核桃的人家挖苦几句，旁边的人偷偷的笑，交核桃的赶紧说上几句好话，不然没有了砸核桃的资格，想吃点核桃渣也做不到了。这事持续了有一、二个冬天，算起来一个人一冬能吃到二、三斤核桃仁。
到了62年，农村有了自留地，市面上有了自由市场，一些国营商店里稀缺的肉、蛋也能见到了，当然价格也高，可是总算有了基本的生活物资保证。不管是资本主义法权的按劳分配还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根本的原理是有了东西才能分配，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也是这时就深入人心的，这个论调历次运动批而不倒。
到了64年，物资供应有了不错的改变，春节期间还有了动员单位职工买肉的事，为促销肉价比平常低了不少，商业部门赔了钱，民间流传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或是李先念的批示说：赔的好。
到了65年，全年的食品供应比较丰富了。
可惜，又是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以后的日子又是陷入低谷，当然还是好于59~62年水平的。一直到九十年代以后生活质量才普遍高起来。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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