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紫：难忘的一九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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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一九六七
----作者：芦紫
1967夏天，阜阳文革中的两派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为了抢班夺权，矛盾急剧尖锐化，在江青同志文攻武卫口号的鼓动下，武斗愈演愈烈，势如燎原。首先是街头辩论时的肢体冲撞， 拳打脚踢，继而是匕首闪亮，刺刀见红。6月18日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数十人受伤。7月3日安纺六厂爆发攻打水塔战役，武士们头戴藤盔，手执梭标长矛，冒着飞砖滚石，蹬云梯强攻下制高点，又是数十人被抬进医院。尽管两派打得鼻青眼红热血沸腾，跟我这逍遥派却没啥关系，我几乎从来不到战火纷飞的学校去，躲在家里看看闲书，拉拉二胡，跟几个狗崽子下下棋，打打牌，到泉河里游游泳，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好不快活！
然而乐极生悲，8月23日上午，阳光明丽，蝉鸣树幽，我百无聊赖地信步在街上闲逛。但却鬼使神差地晃当到了学校，惊诧的发现，大操场上人欢马叫，一溜停了17辆敞篷大卡车，学生们正急急忙忙往车上爬。几个同学看见我大喊，快上车，游行去！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白白坐车兜风，何乐而不为！我不加思索就爬上了停在最前面的第一辆车，因为车头上插着那面著名的东方红造反团的战旗，由于几经战火，旗帜的边缘都成了碎布条，哗喇喇地很拉风，凭添了几分悲壮豪情。就在卡车开到校门口的时候，路边的一个剃着平头的瘦瘦小小的男生抓着车帮爬上来。我们都不认识他，就叫他下去，他尴尬地骑跨在车帮上，憨憨地笑着，是西湖农校的，也是我们东方红派的。正好卡车转弯上人民路，见他坐不稳，直往后仰，我赶紧拉了他一把，让他跨进车厢里，他冲我咧咧嘴笑笑说：“谢谢！”。
游行的车队浩浩荡荡出了校门，广播车里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慷慨激昂地喊着口号，沿人民路向东缓缓行进，到拦河坝河附近再向南向西来到搬运公司所在的颖河东路。所以要到这条街来游行，是因为搬运公司有个“红色搬运造反团”，简称“红搬”，依仗军分区背后撑腰，屡次挑起武斗，打起架来心辣手狠，被我们称之为“黑老搬”。谁知车队刚到红搬门前，发现前面设了路障，街道狭窄，无法绕行，而最后面的卡车也被路障堵住，进退不能，17辆车和车上的上千人被装进了口袋，成了瓮中之鳖。还未等我们反应过来，就看见街道两边的房顶上爬满了人，只听一声唿哨，喊声大作，房顶上石头砖头瓦片雨点一般向我们飞来。车头的玻璃稀哩哗啦地响着，车上的人咒骂着，嚎叫着，乱成一团。
我们第一辆车首当其冲，站在我旁边的那个农校学生忽然惨叫一声倒在我身上，我刚要去扶他，只听一声闷响，觉得头上一懵，尖锐的疼痛让我两眼直冒金星，急忙用手去捂，就觉得手上粘糊糊的，接着就看见鲜血顺着手臂流下来。很快空中的轰炸停止了，估计是房顶上的砖头瓦片耗尽了，但这一轮居高临下的空袭给了我们最大的杀伤，我们有几百人负伤流血，大都伤在头部。刚要庆幸躲过一劫，就发现满街上到处是头戴藤盔的黑老搬，挥舞棍棒噼噼啪啪地向我们打来。我赶紧把断成两半的眼镜拿在手里，用两臂护着脑袋，胳膊上早已结结实实地挨了好几棍。慌乱和尖叫声中，不知是谁打开了卡车的挡板，我就随着人流几里骨碌摔在地上，刚站稳，发现脚上只有一只塑料凉鞋，也顾不得地上的玻璃砖石碎片，就在棍棒的间隙中连滚带爬地抱头鼠窜，一口气跑到专署医院。这个医院属东方红派的，医生用剪刀冲开我浸透鲜血粘在背上的汗衫，剪去头发，做了局部麻醉，清理了伤口，缝了五针，又注射了破伤风疫苗，缠上纱布绷带，让我住进了医院。
住院后的第二天，麻醉效力过去，伤口有些疼，每天三次换药并服消炎药，还好，没有感染，几天后就逐渐痊愈，只是头顶留下一块指甲大小的疤，上面不长毛。当时医院住了二三百伤员，所幸我还算轻伤，因为有好几个落下了终身残疾。即使是残疾者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还有四人再也未能睁开眼睛，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其中就有那位瘦小的西湖农校男生杨国庆，他的头被石块击中，伤势严重，未能爬下车，后来被抬到医院就断气了。想起他骑在车帮上时憨憨的笑容，我真恨自己当时为啥不把他一把推下车去，反而拉了他一把，这一拉就把他拉进了鬼门关。当他受伤倒在我身上时，我身上也一定沾了他的血，也许如果不是他，那块巨石也许会砸在我的头上。近半个世纪的光阴过去了，他的尸骨早已荡然无存，但我有时还会想起他，心里隐隐地痛。
另外三个烈士（东方红派追认的），一个是三里派出所的所长林庆荣。搬运公司是他生前的管区，而搬运工人是社会最低层的苦力，不少人有犯罪前科，都在林所长的掌握之中，经常对他们大加训斥，结下了梁子，这次算他倒霉，落在老搬手里，当场被乱棍打死。此案后来被定为阶级报复，追查凶手，但数百老搬行凶，找谁去？法不责众，遂不了了之。另一个烈士是水利局的工程师老廖，他块头大，身高体胖，行动迟缓，被老搬们认作是大官，走资派，幕后黑手，所以才狠下杀手。可叹的是他儿子原来也是我的中学学长，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属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因抗拒工宣队进驻参加武斗，五名工宣队员，两名学生在武斗中身亡。毛泽东大怒，很多学生被抓，而打死学生的工人则不予追究。老廖的儿子也被抓，后来被判处徒刑17年，一生就被毁掉了，这父子俩的悲惨遭遇真是让我们欲哭无泪。
说实话，当时那些黑老搬还是有些人性的，看到我们这些浑身是血的孩子，还是手下留情的。我逃跑时就有几个老搬对我大声吆喝，棍棒高举在空中飞舞，但却不落下，有意放我一条活路，如果他们真是黑了心，那天的烈士决不会只有四人，四十都不止！我们人数虽有上千之众，但都毫无准备，赤手空拳，哪里是老搬的对手，当时都是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逃命要紧，根本想不起“头可断，血可流”的豪言壮语，象我这样的狗崽子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们队伍里并不都是狗熊，也有英雄好汉，尤其是首都红卫兵的串联队的小将们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一位清华的程姓女生便是巾帼英雌，她也是我的中学学长，她一边大骂东方红都是孬种，逃兵，一边夺过棍子与老搬混战，多处受伤才被迫撤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程英雌的父亲，军分区政委程同谟正是黑老搬的后台老板。另外一个北京水电学院的红卫兵顿福林浑身是胆，英勇无畏，一人一棒抵挡着十几个老搬的围攻，好几个老搬倒在他的棍下，但终因众寡悬殊而受伤倒地，成了烈士。东方红派后来想把他的尸体运往北京告状，在郑州挂冷藏车时被中央文革小组来电阻止，被就地火化。顿福林是吉林白城子人，农家出身，祖祖辈辈才盼来一个光宗耀祖的大学生，没成想最后盼到的竟是一个骨灰盒！
我们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忽然得到在敌方潜伏人员的内线情报，说是八二七派将要在8月31号攻打专署医院！于是象沙家浜的新四军伤病员一样，我们立刻转移到城西郊的七里河革命根据地。那时双方除了正面战场，还有情报战，据说我们游行的计划线路早有内奸密告了八二七派，才有了被伏击的惨败。但七里河一带是东方红的势力范围，公路上都设了关卡，盘查来往行人。我亲眼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被扣押，屁股上还被匕首戳了一刀，直冒鲜血，因为他冒充东方红派，但在他的内裤口袋里却翻出了八二七的胸章，那年头，公检法瘫痪，两派都私设公堂，草菅人命。
在七里河没住多久，兵团副司令刘彪见我表现不错，虽然逃跑很快，但至少为革命流过血，挂过彩，遂委以重任，借给我一两旧自行车，让我到临泉去“考察”革命形势，然后在界首县城设立东方红联络站，发布宣言声明，做指示，领导当地的革命造反运动，俨然一钦差大臣。大约两周后，没大兴趣，我便擅离职守，骑车子兜了一圈，经太和回到阜阳。在阜阳呆了几天，甚感无聊，就约了3个朋友再度去北京。我们派在北京有常驻联络站，正在向中央控告八二七的罪行。但旅途不太顺利，一则大串联已经停止，二则临近国庆，当局开始严格控制进京人口，从蚌埠就开始堵，好容易混过徐州，蹭到济南，稽查更严，再无法北上，我们便右转向东，来到青岛。青岛是座很漂亮的城市，山青水秀，白浪沙滩上海鸥点点，绿阴丛中，掩映着幢幢欧式的洋房别墅。我们在栈桥边下海游泳，捞了不少海带，放在岩石上晒。饭店里的海鲜不仅味美，而且很便宜，凉拌海蜇皮五分钱就能买一碟，鲜虾炒面一毛五一碗，虽然便宜，两天一过，腰包也迅速瘪了下去。
青岛之行很惬意，吃喝玩乐后就离开了。在青岛回济南的列车上，遇见几位青岛医学院的大学生，能吹能聊，很有意思。有个戴眼镜的高个男生最能侃，他讲的一个故事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让我听得毛骨耸然，至今难忘。兹转述如下。
他说他们医学系文革前要上大体解剖课，就是在太平房里做人体解剖。尸体大多是死刑犯或遗体捐赠，赤裸裸地躺在台上，盖张白被单。上课的是外科医生王教授，当他揭开被单作演示时，看着灰白的尸体，有的还睁着浑沌的眼珠，直勾勾地很瘆人，女生都吓得发抖，捂着脸从指缝里看。后来奇怪的事出现了，当王教授掀开被单时发现尸体腹股沟下的大腿根处有两排清晰的牙印，象是被人狠咬了一口，齿痕足有半厘米深，而且是左右对称，一边一口。大家都看到了，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以为是见了鬼。更奇怪的是这事竟发生过三次，而且是在三个不同的尸体上，于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有个胆小的女生小孙都不敢来上课了。见事态已影响到了正常的教学，王教授终于决定要把这事好好查查，非要弄它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王教授50多岁，不愧是老齐鲁医学院的毕业生，精明干练，思路缜密。他悄悄找了两个班干部，跟他们说了他的计划，带他们到太平房，在一具尸体的两条大腿根处薄薄地涂了一层黑色的氧化锌软膏。当晚十点多钟，三人拿了手电筒，潜伏在太平间门前的冬青丛中。夜深了，所有的教室宿舍都熄灯了。那是六月底，半轮残月透过云层朦胧着静谧的校园，稀疏的路灯混沌着晕黄的光芒，等了个把小时，毫无动静。一阵睡意伴着草棵中虫声唧唧和蚊子的嗡鸣向他们袭来，正当两个学生前仰后合的时候，王教授突然捅了他们一把：“嘘！听，有人来了！”俩人一惊，马上清醒了，凝神细听，果然远方有细碎轻微的脚步声传来。很快就看见一个白色的身影转过水塔在斑驳的梧桐树影中向他们飘来。仨人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盯着那个幽灵般的身影越来越近，原来是个苗条的姑娘！披散的长发遮着她的面容，穿件无袖白色睡衣和短裤，赤着脚走在水泥路面上发出啪啪的轻响,径直从他们面前掠过，闪进了太平间。
他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王教授看了一下夜光表：两点五分。刚想挪动一下麻木的身子，就看见那白色的幽灵从门里飘出来，沿着来路扬长而去。“快追！”王教授立刻跳到路上，向前追去，两个学生也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终于，他们在排球场边惨白的水银灯旁截住了那个幽灵，当手电筒的光柱聚焦在她脸上时，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是他们班的女生小孙！只见她睁着两只梦一般的眼睛，冲着他们痴痴地笑，嘴唇上的一圈乌黑给那张煞白的脸凭添了几分怪异。王教授突然拍了一下脑门：
“嗨！原来是夜游症，哎呀，真吓死我了！”
一分钟后小孙即苏醒过来，当她弄明白是怎么事的时候，尖叫了一声就昏倒在地上。小孙被救醒后，就神经了，胡言乱语，哭笑无常，在医院里住了一周仍不见好转，就通知她父母把她接回家休养，后来听说病好多了，因为文革开始，停了课，她一直未回校。而王教授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到残酷的批斗，后来受不了，上吊自尽了，也曾陈尸在太平房的那张台子上。唉，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啊！那位眼镜先生感叹着结束了他的故事并宣称他就是那抓鬼人的三分之一！
是的，人生无常啊！我想起了杨国庆那憨憨的笑容，阴阳之界，只在呼吸之间！想到八二三事件的死者，我更加坚定了去北京参加控告团的决心，所以到济南后，同伴们都回去了，只有我只身一人又扒上了北上的列车。我们上访者在德州遇到强大的狙击，所有上访者都被拉下车，但我依然在列车起动的瞬间从一个开着的车窗窜了上去，惊魂甫定，松了一口气，肚子却咕咕叫起来。我以为这回可以顺利进京了，只要到了北京控告团，吃喝全包，便掏尽口袋，搜罗出三毛钱一分钱来，买了一碗盖浇饭三毛，还剩一分，留着压箱底。饱餐之后，正在犯困时，沧州到了，只听站台上人声嘈杂，还未反应过来，车厢里就冲进来数十个戴红臂章的值勤，见了上访人员，不由分说，两条大汉，一边一个架着胳膊把你拖下车去，扔到车站外面，咣当一声关上大门，于是我就流落到了沧州街头。
好在经过大串联的锤炼，炼出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从不着急上火，坚信车到山前自有路的古训，且落得先逛逛沧州这座古城。小学时就看过水浒，知道林冲刺配沧州的故事。现在没准能看到林教头报冤的风雪山神庙，还有陆虞侯火烧过的大军草料场呢。沧州也是个行署所在地，比阜阳大不了多少，两三个小时就逛了个大概。逛来逛去，除了机关店铺学校工厂，没啥好玩的，经过文革初的破四旧，菩萨庙寺院都关了门，肚子却逛饿了，摸出口袋里仅有的一分钱卖了块硬糖放在嘴里，那是一分钱当时能买到的仅有商品。一会儿糖就化完了，不顶事，嘴里还冒酸水，这时才深刻体会到吃饭才是硬道理。我在车站徘徊了很久，有两个学生凑上来，说了几句“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之类的黑话，见我不懂，干脆就问我，要不要干这个，他伸出食指和中指插进兜里，这回我整明白了，他要俺入伙当扒手。我摇摇头走了，俺虽然时下落魄，毕竟是良家子弟，还不至于要像林教头一样落草当强盗！
虽然拒绝了诱惑，保持了清白，但肚子还是饿得不行。当年秦琼落魄时还能卖马，我能卖啥呢？卖身？凭我这像貌身板，前景不大看好。那只剩下沿街乞讨这条路了，你说说俺能丢得起那个人吗！突然，我想起林冲当年到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蹭饭的事，灵机一动，拔腿向沧州军分区走去。见了门岗，我可怜兮兮地诉说了因进京告状被困于此的惨状，那战士挺同情，打了个电话，过一会来个年轻的参谋，问了下情况，看了我的学生证，把我领进食堂，让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面条，然后又用一张白纸包了两个芝麻烧饼，塞进我的挎包里。带我去了车站，办了张直达合肥的车票，才跟我握手告别。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细细条条白白净净的参谋，常常想凭他的相貌和心肠，他一定早已高升为参谋长，没准司令了，而且娶了军区文工团最美丽的女高音，子孙成行，福寿绵长，好人终有好报嘛！虽然我连他姓啥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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