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面对——散文集《独自面对》后记

－－作者：苏炜

编完这个集子，说一句酸话，有一种走过一段浓缩人生的感觉。这是自己最近十几年来写的散文随笔的一本结集。集子里的文字，从几十年前的旧事，一直写到晚近的经验感受。加上这套丛书对图片的特别要求（使图片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便有一种照影自惊之感。虽不算自传体的言述，却也仿佛把自己前半段人生，根根节节的摊开来清点了一遍。这样一来，要定一个书题也就颇费周章了。好像是要为小半生“一锤定音”似的，几经踌躇，落到书页封面的还是它－－独自面对。

“独自面对”。这四个字，已经追了我十好几年了。这些天梳理旧稿，就从十几年前的稿页上看到“独自面对之 X ”一类的字眼，想起乃是当初几次夭折未成的一个书题。这一回，终于又让它头角峥嵘的挤出来了。看来，文字，实在是心魂的符码，常常孕蕴着不可逆也不可测的“天机”吧。俗所谓“敬惜字纸”，所谓“文章千古事”，所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情：文字之神、之魅、之惑、之咒。都说咱们汉语的开山老祖宗仓颉造字的当时，是“天雨粟，鬼夜哭”呢，可见平躺在龟甲钟鼎、竹简丝绢、纸张平面（现在还有了立体荧屏）上的那些黑抹八道、不言不语的家伙，其实最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东西。文字一旦成型，它就是历史本身，存在实体本身了。这样的“文字之谶”其实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若干年前在北京出的平生第一本小说集曰《远行人》，二度去国前在京中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题为《永远的异乡人》，不料，都“谶”成了自己当下的“存在本体”。这一回，心里自然犯怵：这“独自面对”，莫非又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另一段宿命么？或者，它本身，早就是自己人生来路上一道挥不去、摆不脱的烙痕和印辙？

由作者拍摄提供，《远行人》

一

平素个性乐天外向，好热闹，爱朋友，人来疯。熟悉我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我在清理这些文稿、图片的当儿，竟是一阵阵陈年的孤独感袭上心头。

曾经有过一个孤独而充实的童年。孤独，除了因为生长在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父爱母爱似乎尚无暇光顾便已文革劫难临头以外；也因为，自己自小就好像显得比同龄的孩子老成，有更多早熟的历练，所以常常不容易在同龄人中找到对话的伙伴。

充实呢，则是因为很忙。儿时的记忆里，童趣不多，但是－－忙。从小就是个“乖乖牌”，小学三年级加入少先队以后就一直戴着“三道杠”（“大队干部”）忙乎校里校外的各种社会活动。大概又为着对语言敏感（道地南方人却能说一口标准普通话），从四年级下学期开始，我成为当时草创初期的广东电视台少年儿童节目的主持人之一，每个星期六都要到电视台和一位阿姨一起主持一个小时的少儿节目（有游戏、讲故事、表演等等）。虽然广东电视台据说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电视台，但在当时，连机关单位有黑白电视机的都寥寥无几，更别说普通家庭了。家人为了要看我主持节目都必得跑到单位去，并且是雪花、波流抖颤的画面，看了几次也就兴致索然了。所以，那时候并没有什么“追星族”，我也没有变成所谓的“童星”，倒是由此经常要成为许多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角色。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四年初冬，在广州烈士陵园举行规模空前的“誓做红色革命接班人”营火晚会，在几千人面前代表广州少年儿童从市长曾生手上接过“革命火炬”并引燃篝火的，正是敝人。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忙得煞有介事的“小大人”样的孩子，在同龄朋友中一定是显得相当无趣的。另一方面，家里因为孩子多而境况拮据，我从来就是破衣烂衫的上学，甚至上电视台主持节目都要向同学借衣服穿，所以又有着许多可以被同伴取笑的臭事。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正是跨越“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年间，对于我，上电视台主持节目的最大吸引力，不是今天一般理解的虚荣光彩，而是每个星期六傍晚一定能吃上一顿带肉的好饭。每周六下午放学后，我自己一个人坐电车到电视台主持节目，深夜里由电视台的车子送回到家里，全家人早就睡了。有一回刮台风断电，播报节目中断，别的参加表演的同学家长接到通知都慌忙跑到台里来接走孩子，我无人过问，折腾到半夜才自己回到家里，见全家人呼呼大睡，没有谁把这个台风夜出门在外的老七放在心上。记得当时，年幼的心里升起的，就是一缕早熟的－－“孤愤”。这样一个在外头风光却蓬头垢面、独来独往的孩子，一副“爹不疼娘不爱”的样子，以至在学校和少年宫里，都有老师这样问我：你是不是你妈妈生的？问得我泪流满面。成年后，自己那种外向合群却又喜欢独处、习惯独行的个性，大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形成的。

十二岁开始离家到远地上住宿中学，只有每年寒暑假才能回家，我的“远行人”生涯于焉开始。十五岁“上山下乡”到海南岛，别人下乡哭天抢地的，我虽说不上兴高采烈，却有一种解放感－－文革浪潮当头，一家十几口中有两个关了正经监狱，四个关了牛棚。家里被挖地三尺的抄了六、七次，“探监送饭”这种老戏里的故事成了我和妹妹的日常功课。所以那时未到“法定年龄”我就主动报名下乡，并且拒绝随姐姐一起走，只想孤身一人，走得离家越远越好。背着抄家劫余的两大木箱父亲的旧书，我在当年苏东坡被贬谪流放的海南儋州乡下，和那些各怀心思的知青同辈的相处经验并不愉快。按秉性，我本来可以归入“好学听话”一类，但因为出身太“黑”，知道“入党进步”之类的事轮不上自己，却也不愿意总是偷鸡摸狗磨洋工的过日子，便只有埋头干活、埋头读书的一途，于是便容易遭到一些年长同伴的莫名嫉恨。告发我专看“黄书”的有之，撬箱子偷看日记、偷毁图书的有之；因为不愿“听招呼”和“埋堆”（“扎堆儿”），几位知青大佬便开始设法“孤立”我。家门遭祸，我正守持“沉默是金”的信条（曾有过在日记里“监督”自己一个星期不发一声一言的记录），便乐得少与他人打交道。这样，便又开始了另一段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日子。

白天上工，除了锄头砍刀，随身挎包里总要揣上书本，工间休息别人玩闹，我独自看书；傍晚下工，放下饭盆我就钻进老班长洪德江的小屋里。他知道我被一些喜欢恶作剧的人欺负，便让我把桌子搬到他狭小的家里，在我的大油灯边上再添一盏小油灯，夜夜陪我读书（我曾在好几篇文章里提到过这位乡下“守护神”的故事，每次提起都让我感念不已）。说“千山独行”有点做作，但独自面对茫茫山野，苦行式的劳作和读书确实支撑起我青春时代的整个寂寞的天空。因为这个“独”－－“茕茕独立，形影相吊”（《文选·李令伯陈情表》）的独，反而把我从人群和世事中抽离出来，和纷扰的现实拉开了一点距离，敏感的心智便像高精度雷达一样充分敞开着，去细细摄取，去点滴吮吸，尽可能强化和享用每一书本字行、每一偶然听闻中能够获取的最大信息量与最大营养量。一如花冠芽苗上的娇嫩的绒毛，敏感于每一点雨雪风露的滋味，往往一本凡俗小书，也能让我读得兴味盎然，一句平常话语，也会让我悟出受益无穷的微言大义。今天我向许多友伴、长辈提起当初他们某些从根本上影响我人生走向的言谈话语，他们每每会大吃一惊：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自己一句偶然无意之语，一本无名随意之书，会这样充实、滋润、点亮了一个饥渴稚嫩的心灵。这一段独处的生活留给我今天最大的“遗产”有二：一是我至今仍能保有任何文字阅读、艺术欣赏中那种饱满盈盈的新鲜感和“受用感”。只要读完一篇好文章、看完一部好作品（无论文字的、图像的），都会长久“受用”－－浸润其中，细细品尝，而生出风露华滋入襟怀之感。二呢，则是保有可能在我现在的年龄里算是相当难得的体力和耐力。去年（ 2002 ）夏天，我花了两天时间帮助我的耶鲁同事、诗人郑愁予先生在他家后院挖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鱼池，其土方量大约等于下乡时挖橡胶树穴的一天半工作量（那时一天的指标是 5 个，我最高挖过 8 个）。郑老师吃惊、感慨不已：毛泽东真厉害，能把你这样道地的文弱书生，打造成这样有能耐的“蓝领”！

诗人郑愁予

记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那个著名的“人生三段论”，曾在当时被我工工整整抄录在几个笔记本的扉页，陪伴我走过知青时代那一段孤独、沉默而晦暗的岁月。虽然今天它已成坊间熟语，作为青春的印辙，在这里，不妨再抄录一遍：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经历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身入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

二

乡下十年（ 1968 － 1978 ），有过许多幸运与不幸的遭遇，这些，集子里的文字已大体言及了。 1977 年恢复高考，我那时已被上调到农垦机关作“笔杆子”，便和几位同为“笔杆子”的知青好友（如今天大家熟悉的黄子平等）一起报名、复习，参加高考。几个月后放榜，朋友们全都金榜题名了，当时自卑而低调的黄子平，喜出望外的被第一志愿的北京大学录取。我的落榜，据说是因为我的数学考试 100 分里只得了 5 分或 0 分（因为我只会初一学过的那两道方程式题，还不知是否做对了）。

我把黄子平等一众好友欢天喜地的送回广州，送上北上列车，自己孤身一人回到海南岛，四顾茫茫，“荷戟独彷徨”。那时候，城市下乡知青们能走的、该走的，都差不多走光光了；知己好友，更是走得一个不剩。我曾有过多次被推荐、借调进广州、北京各种文学、电影培训班的机会而被当地领导紧扣不放，如今又高考无门，我觉得自己成了历史的人质，便想到一个譬喻（我后来在一篇小说中借用过这个譬喻）：我是知青上山下乡这艘沉船的船长，大概要等到所有人都上岸了，获救了，我才能最后一个离船，或者随着沉船一起沉下海底去。当时我写给黄子平一首赠别诗，题目叫作：“埋下头来，走”。在海岛的孤灯长夜，我接到黄子平寄自北京的步原韵回赠诗，题目叫作：“我又在长安街上走”。他的越是意气风发、深挚叮咛，我便越是有一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感觉。“念我独兮，忧心殷殷”（《诗经 . 小雅》）这种时候，少年时代的“孤愤”变成了一种“孤奋”，尽管“独自面对”于我，几乎带着“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也只能埋下头前行，再伺机杀出一条血路来。我又开始安排自己新的读书计划（因为刚刚从广州搬了一堆解禁的经典大部头回来），甚至开始了一部后来夭折的长篇的起笔……。却不曾料想，乌云的缝隙，正悄然漏下缕缕阳光来——

读过集子篇首的《诗人之矛》，读者可能会惊诧于我的漂流历练中匪夷所思的幸运经历。其实，改变我整个人生的最大一段幸运经历，我却至今无缘言及： 1978 年暮春，一个骄阳当空的午后，广州中山大学派出两位教授专程飞到海南岛，要对我这位“落选考生”重新进行面试，然后决定破格录取。这是我人生经历过的最大一次狂喜：“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清楚记得，那是 1978 年 5 月 4 日，海天万里澄碧，我登上海口至广州的“红卫”号海轮（正是我当年渡海下乡到海南岛坐的同一艘海轮），赶赴中山大学中文系报到。在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七七级）已经开学几个月后，我成为当时全省仅有的两、三个“破格录取生”之一，坐进了满堂闪烁惊诧目光的课室里。其中的过程跌宕有趣：原来，大半个月前，当时已在各级报刊发表过“文学作品”的几位年青作者的高考落选在省作协内（当时还叫“省创作室”）引起议论，历来像母亲样善待作者的好编辑郭茜菲老师听在耳里，便回到家里向他的先生、中山大学著名文艺理论教授楼栖言及……于是，便出现了前面大喜过望的一幕。

多少年来，我时时心存感激：尽管常年四海游荡，孤身独行，每在人生关键处，冥冥中似乎总有“贵人”相帮、“保护神”相佑。命运的猝不及防的善意每每让我受宠若惊，更让我时时铭切深记：独行，不是要背向人群，俯视他人；反而要用更大的善意回报他人，以更宽厚的心怀面对世界。记得，每当我向郭、楼二位长辈老师表达我的刻骨铭心的谢忱，他们总是淡然笑道：我们没做什么，是你自己的努力所应该得到的。这些年来，我对这“应该”二字，一直诚惶诚恐。不，不是“应该”的，命运的天平向你倾斜纯属偶然，绝不是必然地“应该”的。正像造物主让人类在宇宙独享优越其实纯属偶然一样，自然对人的赐予并非是天经地义的，反而人对自然赐予（包括冥冥中的那个“它”－－上帝？命运？偶然？）的善意回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英文里说的“ Take for granted ”（视之当然），已经成为今天一切利益攫取者的招牌标签，人性的贪婪，在其中显出一种大刺刺的“征服者的傲慢”。这里面，其实深蕴了文明的某种悲剧宿命。我在《诗人之矛》、《佛拾》与《打捞愿望》诸文里曾对此有所探究：人，对人生、对宇宙、对自然，多带一点临深履薄的谦卑敬畏，在你志满意得的时候才不会忘形忘性，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反而会多一点无言的依傍。这种谦卑，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情怀，不如说是一种良知底线。学会感激，其实是守护人性良知底线的第一道关卡。认识自我、一己的有限性，对世事人生常存敬畏之心，我们才可能在康德所言的“头上的星空”与“心底的道德律”之间，找到自己渺小而尊严的位置，从而最终把握自己的命运。

三

自十二岁离家出门上寄宿中学开始，从粤地乡间到海南岛山寨，我是一次走得比一次更远。大学四年，是“远行人”成年后终于可以回家、傍在父母身边的仅有日子。却万没想到，人生中真正的“远行”，这才于焉起步了。

一九七七、七八、七九三届大学生的院校生活，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恐怕可以配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句大话。解冻年头乏善可陈的课程设置，和禁锢深久蓦然释放的知识饥渴与救世激情，把我们这一群年龄上参差不齐（父母辈和儿女辈共处一室）、知识上先天不足（大多数无以完成中学教育）而使命感上自视过高且能量四溢的时代宠儿们，薰灼成一片片缺薪少柴却呼哧哧滚烫的沸汤，不敲不碰也恨不得隆隆作响的大鼓。在我，今天敢坦白说，四年上课，全是在混（因为当初算班上最好成绩的几位“人物”之一，拿过两门文学主科考试的满分 100 而破了学校记录，我一直被师长同学视为是“用功读书”的），几乎所有精力，都投注在课外的各种社会活动上了：办杂志，和一众同学发起了文学刊物《红豆》并被推为主编，因为神通广大的北京同学找来正在广州养病的周扬题词而使《红豆》倍受各方重视，成为当时全国所有民办刊物中仅有的铅印本杂志（一般都是手刻油印本，《今天》的打字油印加印刷封面，已是当时异数）。演话剧，自己亲自兼任编剧、导演和舞美（请姐夫协助）的五幕话剧《同辈人》在大学礼堂“隆重推出”，然后再张罗一个“中大学运史大型诗歌朗诵”，争回一个全省高校会演的优胜奖。办舞会，则是在当时开放伊始，年青人“憋”舞欲舞却舞之无名的古怪情状中，官方不鼓励，学生会、校团委不敢出头，鄙人便以《红豆》杂志社的名义，领着几位热心同学找到外系几位胆子大的女生当领头舞伴，在学校“东四大食堂”举行了文革后大学里第一场破天荒的男女共舞的大型舞会，一时，举校骚然。随即，这种过剩精力和参与热情，又溢泄到社会上去了。带同学上北京，和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的学生编辑相会合，发起全国性的学生文学杂志《这一代》（刊名是我起的，黄子平写的发刊词）。结果在“团中央支持，陈荒煤约见”的一片光明前景中忽然风云突变，便又在查禁的风声中，赶在“有关方面”找我谈话以前，领着同学们站在广州街头，在一天之内把刚刚从武汉抢着印出、寄到的缺页《这一代》全部发售完毕，令得迟来的“查封”不了了之。广州号称南大门，本来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开各种风气之先。但 79 、 80 年的文坛艺坛却显得保守沉闷，令我们这些院校文学青年觉得憋气得不行。于是，便又联络广州其他几家大学的文科学生，和广州的青年作家一道筹组“广州青年文学会”。发宣言，办演讲，定期聚集，开各种作品研讨会，并开始在报刊上推出各种探索性的创作与批评特辑。那时候，我们是涉世太浅，初生牛犊不怕虎，又凭着一腔对改革年代的天真期待与热情，并不知道世道的险恶与陷阱密布。自《这一代》被禁之后，随着各种收紧的风声，各种民刊与高校文科学生刊物都被强令叫停。《红豆》因为有“周扬题词”作挡箭牌，勉力撑到１９８１年春，终于无以为继了。有好心朋友悄悄告诉我，你已经上了什么什么的名单，并且在什么什么的会议上被点过名，同时又因为有什么什么的人物为你作保，今后好歹应该什么什么的了……。

我的感受其实颇复杂。一方面，这时候才蓦地明白，自己是裸身暴露在一片四面通透的旷野台地上。以当时的年少轻狂，既自以为有“独步天下，谁与为偶”（《后汉书·戴良传》）之雄，迎受各方风梭雨箭，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在这一点上，我其实倒反而颇为认命。但更触动我的是另一方面，我第一次清醒意识到：以世界之大，自以为“独步天下”，其实只是憋闷在一个看似开阔却四壁密封的透明壳子里，自以为能量无限、力大无边，其实是视野狭窄孱弱不堪的一只软爪小鸡子，如此井底称雄，实在太无知太可笑了。校园之外有社会，广州之外有北京中国，中国之外呢？……除了神秘的外部世界、个人的野心雄心之疆域外，还有，那片无垠的灵魂世界的疆域呢？……

恰在这时，新识了一位最早一批到大学作“访问学者”的美国年轻教授，他的一句今天看来很普通的话，呼啦啦点燃了我的本来就异常敏感的好奇心。记得我问他：你觉得中国年青人和美国年青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一愣，大概是一时还不习惯回答这么笼而统之、一言定千秋式的大问题。不过认真想一想后，他还是回答了我，曰：我想，最大的区别可能在这里，中国年青人很容易就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判断，美国年青人的判断上有太多的标准，不能轻易说出“对”和“错”。

——他一点儿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在今天已经成为“多元主义”ＡＢＣ的话题，在我当时心中，引起的却是石破天惊的震撼：噢噢噢，原来外面还有一个“判断上有太多的标准”的世界吗？……从那一刻起，那个突破了、模糊了、扩展了“对”、“错”疆域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是那样魅惑了我也改变了我。我真真正正开始明白，这个所谓“对”、“错”，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大问题。“解放全人类”很容易，“解放自己”却很难。不能认识世界的多维与真面，再多的豪言壮语都是架空的、虚假的。

一九八二年初，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在《花城》上连载刊发，《酒娘》等短篇获奖。恰逢七七级本科毕业，在大家为毕业分配绷紧神经的时刻，我出其不意的向全班同学宣布：我决定到美国去留学，已经被洛杉矶加州大学研究生院录取。所有同学、亲友都瞪大了眼睛，诘问连连：你你，你在文学圈子里刚刚开始打开局面，为什么……？你的英语完全是一张白纸，为什么……？你这个学中文的跑到西方去，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也在反复问自己。

步出国门前夜，我这样告诉送行的朋友：

我想出去看看世界，先把自己打碎了，再重新拼接回来。

——如果打碎了，再也拼接不回来呢？

——那活该。

《米调》 作者：苏炜

四

碎得不轻。

崔健曾经把文革成长的一代人称为“红旗下的蛋”。如今这个“蛋”，是结结实实撞到一天到晚喊着“ Independent ！”“ Independent ！”（独立）的西方个体主义至上的文化石头之上了。我发现，原来号称在“革命大风大浪”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自己，其实只是生活在一个被“党啊妈妈”保护着的体制壳子里，一被拎出“壳”外，这个“蛋”马上出彩现形。我曾在多年前写的一本小书《西洋镜语》里详述过我初到异国受到的诸种“文化震撼”（ CultureShock ），其中最大的震撼，就是这个“独”字。小则找房子、办保险、入学注册、修课选课，大则生存饭碗、打工求职、争取奖学金、完成学期论文，一切的一切，真真全要你独自操持，独自面对。

离开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离开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自己，真的就是独楞楞、孤伶伶的自己，捉襟露肘、凄凄惶惶的自己。你只能在刹那间自由得让人轻飘飘无所依傍的空气里独来独往，却必须放弃母语优势像一个呀呀学语的稚童一样在东西文化的边缘夹缝中独言独语。几乎每一个瞬间你都要独自面对类别纷繁的诸般选择，选择之后则必须独自承担从到女友背叛到求职失败的全部后果与责任。如是者，从加州大学“独”到哈佛大学，从太平洋西岸“独”到大西洋东岸，走得连滚带爬磕磕碰碰，却也渐渐走出了脸上不再僵硬的微笑，走出了“常青藤”讲坛上嗓门偏大手势偏多的侃侃而谈，走进朋友堆子中间重新成为“人来疯”的中心，走向灰狗巴士纽约地铁爱荷华“五月花”公寓大峡谷和幽思美地的丛山……

然而，真正触使我思考“独自面对”的内在意义的，其实是赴美留学几年后读到已故台湾旅美学者唐文标先生的一段话。已经记不得是在哪一篇文章里，唐教授说：他的一位美国学生某一天告诉他，他想一个人到加州西北部的沙漠上去渡一个长周末。他很惊讶：“为什么是一个人？还要到沙漠上？”学生说，因为他需要一段独自面对自己的时间。唐文标为此深深感慨：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群体意识、群体生活的动物，从来很少个体灵魂的位置，更不知道独立个体的精神价值为何物。这样一种独自面对自己，同时独自面对自然、独自面对世界向生命发问的需要及其能力，我们实在是睽违久远了。这里复述的是记忆中的大意。我记得，正是这一段话的触动，成为我早早开始规划一个人的“欧洲流浪”之旅的具体动因（在八０年代的欧洲，持中国护照的私人旅行几乎绝无仅有，光是办五、六国签证，我就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它使我蓦然惊觉：所谓自由，是由个体独立的精神价值为主轴的。

它无须依附于任何功用实利，它本身就是价值，就是目的。古人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核心内涵，就是个体自由造就的个体生命的丰富。我想在结束美国学旅归国之时，通过这一段横跨欧亚大陆的只身万里行，在独自面对世界的同时独自面对自己，把这个“自己”作为一个“他者”加以观照和叩问，去清理、拼接“自己”身上已然粉粉碎的各种碎片，以重新确立自己生命的坐标和存在的依据。同时，我也想把这个已然在一个陌生异域里滚爬过来的“自己”，重新扔回到另一个意义的“大陌生”里，看“一切将会怎么发生？”－－也许在人生的极限处、临界点，你会骤然获得灵魂的救赎与顿悟？……当然，这一切都是“事后之言”了。我在书中诸文中对欧行中发生的各种奇思奇遇有所记述，更对二度去国后独自面对的种种有所涉猎，所有言述都只能算是自己生命感悟中的片言只语，但，这样一种认识在其中是明晰的：人，只有真正把自己放到真实的大世界上，才可能认识一个真实的“自己”；“自己”，却又是一个独立的宇宙，至少应该是一个让“大世界”充盈其中的宇宙，让真生命、真灵魂注入其中的宇宙。这样，在任何情境、任何际遇里的“独自面对”，才不至于“失魂落魄”了。

五

这篇后记已经不短。本来没打算这样铺陈着写，一开头便收不住笔了。也好，就算逼自己再作一次人生的“盘点”吧。

自美归国，京城蜗居。恰赶上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诸种“热点”、“新潮”，亲历亲灸了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跌宕与激变，又不期然地卷进时代狂涛之中而二度去国远行。这些，书中着墨不多，恐怕是需要另一番心情另一种篇幅，方可能尽述的吧。古人云：以三尺之孤，托百里之命。转瞬之间， 70 年代的烽烟未褪， 80 年代的热潮尚温， 90 年代的“话题”刚落，又蓦地“跨世纪”作“隔世”之言－－人生，则已从“而立”、“不惑”忽而步向“知天命”与“耳顺”之年了！也许是因为岁月的淘洗，说“秋水静，寒潭清”也好，说“平常心”、“平常是福”也好，近年来自己日常最享受、最沉迷的一种生存样式，反而是独自面对某种空无、空白与停顿。在纷繁的一周工作之后，在柴米油盐、“五子登科”（房子、车子、妻子、孩子、平常日子）的世俗时序链条之中，设法给自己掰出一段独处的时光，辟出一角虚静的天地，或者关掉电视走进书房面对山积林立的书本，随便抽出那么一本、两三本，拧亮灯（冬天点着壁炉更好），在灯下漫无目的的读，不为“知识”也不为“上进”的读，充分享受在静静的阅读中眼前、心中弥散开来的那片虚茫溟朦的空泛空白，让自己浸入一种莫名以言的冥想状态；或者带上大狗出门上路，走进林荫道上的人声市声，走向山边水涯的沟沟壑壑，静静听着人与狗的踏踏蹄步，坐看水中鱼儿的悠然起落。于是，心思反因空无而饱满，无目的本身就成了目的，无意义反而就生出了意义。我渐渐发觉，从孤独童年、孤身上路，到逐渐在独自承担中形成个人的独立品格，再在独自面对世界中澄滤混杂骚乱的“自己”碎片，走到于今这一步，“独自面对”，才又是另一种文本、另一番语境的长程伊始了。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这个地球村、全球化、信息资讯充斥、图像宰制而消费挂帅的时代，独自面对，首先面对的是选择的困局（以往，则更多是面对无以选择的困局）。作为一个思想的知识者，守得住这个“独自”已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敢于去“面对”：面对真实。面对蜕变。面对“颠覆”。面对不同于“上一个世纪”的世界格局与思维向度，面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持和多元化的包容，面对当下世界诸种社会转型中的真问题和假问题，面对各种回避、矫饰及其眩目光环后面其实不敢面对的事理常识及其基本命题；当然，不仅仅只是面对外在社会、世态时潮的浮沉、兴亡，也要面对自身灵魂的一次次质疑与肯定，再生与死亡……，等等等等。明人吕坤在他的语体笔记《呻吟语》中曾言：“广所依不如择所依，择所依不如无所依。无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独知之契，虽独立宇宙之内而不谓孤，众倾之、众毁之而不为动，此之谓男子。”（吕坤《呻吟语·内篇》）每在白雪飘飘的长路，星空朗朗的清夜，倾听来自内心另一个遥远纬度的声音，享受采拮精神之果的愉悦，那就是“独自面对”最大的福报啊。

末了，这本小书，算是我睽别故园多年后向乡亲父老献上的一瓣心香。年前，曾在登程赋归前夜，戏步辛稼轩旧韵，写下几句旧体歌行，明知音脚有瑕，“辞章久疏料理”，在此也不妨献哂，以纪行迹吧。

金缕曲——远归感赋

万里归来矣。算平生，兰襟素袖，几多知己。酒绂清愁花消怨，一醉宁泯旧耻；千岩外，山月还似。谁问舟上行歌者，知倦未，倦也犹飞去。无人解，沧浪意。

孤人三尺命百里。感天悯，憨愚若我，雷霆平地。秋信久违秦楼雁，红叶何时题字；毋言起，渔樵心事。雪霁闻琴芳辰近，对乡关，有泪如倾耳。知我者，独苏子。

2003 年 4 月 23 日 仲春于耶鲁衮雪山房

转自《地球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