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邻家长辈－－忆秦牧叔叔
邻家长辈－－忆秦牧叔叔
作者：苏炜
那个清晨我忽然惊醒：我在晨梦中清晰地看见了秦牧叔叔。他是独自一个人来看我的，梦中的我好像是在海南乡下，又好像是在美国住区，总之是在一片绿荫连绵的野地，我们边走边谈，谈得很尽兴，梦醒后耳边还依稀回响着他的朗朗笑声。我惊坐起来，看看日历，秦牧叔叔骤然辞世已经整整十年有余了。十多年来，我没有为他写过一个字。也许在小辈亲友里，不说“最应该”如何如何，但“最不应该”不发一言的，就是我了。秦牧叔叔，你一定是为着久久听不到阿炜的声音，越千山过万水，行云走雾的寻到梦里来，向我讨问究竟的吧？……
福地
话题，还需要从父辈的情谊开始。父亲苏翰彦，大概早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粤地一些左翼文化人的聚会场合，就认识了秦牧叔叔（他的本名林觉夫，所以多年来父亲一直称呼他“觉夫”），但兄弟手足一般的交谊，却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父亲担任民主同盟广东省委秘书长、秦牧叔叔兼任宣传部长，而我们两家又恰巧成为邻居以后。都说人的记忆是从三岁开始的。一九五七年夏天，我家从广州中国新闻社的宿舍搬到东山启明二马路，我三岁的记忆里显现的是一条白沙闪烁、日光刺眼的僻静小路。我家是一号，秦牧叔叔家是二号，却分据路腰和路头。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一个高级的花园洋房住区，洋房深院绿树葱茏，不时传出钢琴声。但在当时，街上不少的洋房已经划为省属机关的宿舍。我家左侧紧邻是省粤剧院宿舍，从早到晚传出来的都是胡琴锣鼓与吊嗓子的声音；左、右侧角分别是省铁路局、交通厅的宿舍，儿时最骇人的记忆，是两处都发生过有人为各种运动上吊自杀和跳楼自杀的惨剧，以至整个少年时期，我每次经过那两座院门都不敢正视，低头急急脚而过，这是后话。
从那时候开始，秦牧叔叔和紫风阿姨就成为我们家的常客。秦牧叔叔时任《羊城晚报》主编。大概每天下班后先要经过我们家门，常常就先弯进来小坐，和爸妈或者家里的老人孩子攀谈一番，再慢慢走回家去。有时候放学回来，会看见秦牧叔叔就蹲在家门口，手里拿着一把荔枝或者龙眼，一边剥着吃着，笑眯眯说：“给阿婆（我祖母和外祖母）买了一把荔枝，看家里没人，这样等着吃着，都快被我吃光啦。”他的不拘小节和亲切随意，在我们家里留下了各种趣谈。比如有时我姐姐碰见他在路上边走边吃雪条（冰棍儿），他会停下步问：你吃不吃？然后掏钱为我姐姐再买一根，一老一嫩美滋滋的咬着冰棍儿，一起走回家来。秦牧叔叔没有孩子，和紫风姨（我们叫她“细吴姨”）的姐姐吴江平阿姨（“大吴姨”）的一家四口合住。我们家孩子多，多列米法索拉西多，刚好八个。更加上父亲个性的好客侠义，家里三不五时都要住着各方亲友，还要接济不时登门求助的落难朋辈，所以我们家永远是人来客往，熙熙攘攘的，真是喝一碗粥也要开两大桌。以父母当时的工资，要养活这样一大家子，自然是拮据不堪的。家境的窘困我们自小深知，少不更事的这群猴儿们，便把秦牧叔叔家，视为理所当然的“福地”。
那真是我们孩提时代真正的“福地”呀。那么宽敞洁净的沙发厅堂，长长的阳台走廊外面有那么多不同季节成熟的果树－－杨桃、黄皮、番石榴什么的。特别是，不抽烟却爱吃零食的秦牧叔叔，家里永远备有那么多天南地北叫不出名字的好吃零食，而且又是那样乐于和我们这群馋猴儿分享。现在想来都觉得脸红，那时候，我们这群高高低低的嫩豆芽儿，只要嘴馋，实在憋不住（其实是知道害羞的），就悄悄相约，壮着胆子去敲秦牧叔叔的家门。打开门，笑盈盈迎候我们的总是“细吴姨”紫风，秦牧叔叔不管在写作或读书，也会放下纸笔从房内走出来，捧出各种简直要让我们大呼小叫的新奇零食：北京蜜饯，湖北孝感麻糖，上海怪味豆……等等等等，一边陪我们吃着，一边听我们唧唧呱呱的说话。我们的小手又脏又黑，“细吴姨”便教我们用一张小纸夹着零食，再小小心心的往嘴里送。那一刻，这几只野猴子，简直完成了从类猿人到文明人的进化过程。我们自然早已知道秦牧叔叔是全国闻名的大作家，但更知道他喜欢孩子，也喜欢我们，所以在他面前反而会更加有恃无恐。只要“讲卫生”的“细吴姨”背过身去，我和妹妹伸过脏手就去抓吃的，秦牧叔叔便朝我们使眼色，扮鬼脸。当然，不仅仅是吃。秦牧叔叔会告诉我们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比如浮在水面上可以睡下一个孩子的“皇莲”，大如小猪小狗的古巴牛蛙；还有，他们茶几的磁盘上就泡着一截神奇的南美枯木，果然没几天，那枯木上就吱溜溜地长出了绿叶子来。那一年秦牧叔叔出访古巴归来向我们娓娓言及的域外见闻（还有他送给父亲的巨如小棒槌的雪茄烟），更成了我从小就立下的“环游世界”梦想、并在成年后一一付诸实施的第一个动因。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已经参加了学校和少年之家的“话剧组”或者“舞蹈队”，讨吃之余，便乐孜孜的给秦牧叔叔和大、细吴姨表演节目：站在板凳上朗诵诗，翻筋斗，跳一小段芭蕾舞什么的。每次，秦牧叔叔一家子不但看得入神，而且会加以仔细评论，给予优胜鼓励（以后，江平大吴姨还把我带到他们的机关，参加那儿的演剧表演）。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秦牧叔叔对我们的疼爱和关注，其实与他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勤奋耕耘密切相关，他是随时把我们当作观察、了解的具体对象呢。今天在各种“秦牧儿童文学作品选本”里常常收入的那篇《小敏的耳朵》，借小孩会“动耳朵”谈动物进化的科学道理，写的就是我的堂外甥志敏表演的动耳朵的故事。这是我们家的孩子走入秦牧叔叔笔底世界的第一个“模特”原型。
今天想来，日常忙碌而个性安静的秦牧叔叔，在写作、读书之余，显然很享受来到我们家中，被一大群孩子呱啦呱啦围伴着大呼小叫的乐趣；同时他们一家子，也随即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几乎所有大事从不缺席的一员。－－先是设法为我们家的经济拮据解困。从六十年代初一直到文革前夕，经秦牧叔叔的举荐介绍，我父亲长期为香港中华书局撰写古典文学的普及小册子，以稿费补贴家用。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在日常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正和时在高中、同样热爱古典文学的大姐合作，熬更抵夜地“写书”，那可是万万不能惊扰的事情（成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样一、两万字的小册子，父亲和大姐当年足足写作和出版了三十多本！）。我在家里排行老七，下面一个妹妹，上面都是姐姐，与两个哥哥的年岁距离很大。所以从小到大对我最感窘困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要么破衣烂衫，要么就得穿姐姐们留下来的女装旧衣服。记忆中我身上穿过的最漂亮、并且最合身的衣服及鞋子（比如我小时候为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时常常穿的一身“海军装”），都是穿的秦牧叔叔的外甥日华哥哥留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之中，我们这一大家子的境况窘迫更是可想而知。我日後听说，没有孩子的秦牧叔叔夫妇曾经和我父母认真商量，想把我或我妹妹过继给他们作儿女。据说我父母当时也同意了，后因祖母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我从来没有向秦牧叔叔和紫风姨求证过此事，但从小到大，秦牧叔叔夫妇对我和我妹妹始终有一种特别的亲情，却是我们多少年来一直真切感受到的。
记得，小学三年级“和解放军叔叔联欢”，每个同学都朗读自己的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那个年代的男孩子，最大的理想不是当解放军，就是做工程师或者“革命的工人阶级”。我的朗读却吓了老师、同学们一大跳：我说，我的理想，是长大了要当一名作家。“当作家？你才几岁呀？”“你怎么想到要当一个作家呢？”“解放军叔叔”都觉得好奇，抚摸着我八岁的小脑袋问。我告诉他们：我要当一个秦牧一样的作家！“秦牧？秦牧是谁？”“秦牧是南方的巴金！”我说得有鼻子有眼。这是我听父亲说的，据说是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评价。“噢噢，这个愣头青，还要当秦牧呢！”这个话题，从学校传回到家里，又从父母传给了秦牧叔叔夫妇。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在他家的厅堂里，围着小圆茶几，秦牧叔叔和细吴姨一边笑吟吟用小纸片为我夹送着零食，一边认真地跟我谈话。秦牧叔叔说：想当作家不是坏事，但如果为了当作家就不喜欢学算术、练数学，那就不好了。细吴姨说：你还小，长大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还是不要这么早就决定自己只能当作家吧。可是，我的“决定”，从那时候开始就再没有改变过。“当作家”的梦想，也许首先与“家学渊源”相关（父亲也算一个老文人，家里的文学气氛一直很浓），但秦牧叔叔，显然是近在眼前的第一个典范。这些天，为着睽别故土多年后自己的一本小书将要在国内出版而撰写后记，不期然地回顾、清点了自己小半生的经历。我发觉，覆盖在自己人生履迹中的第一个长辈的身影，竟然是重叠的：那是我的父亲，以及秦牧叔叔。或者这么说，秦牧叔叔在我早年的成长历程中，一直担当的是一位精神上的父亲的角色。
惊变
当文革狂澜骤起的时刻，我正在远地上寄宿中学。晴天一声霹雳：秦牧叔叔成为广东第一个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报纸上，忽然连篇累牍登的都是“揪出广东的邓拓秦牧”的大批判文章。秦牧叔叔那本刚刚出版就送给过父亲的《艺海拾贝》，被逐字逐句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作比对，然后是各种吓人的大罪名。我的心突突乱跳，每天留心着报上各种批斗秦牧的消息，又唯恐他人知道自己与“广东邓拓”的特殊关系。－－因为我得悉，连同我和姐姐到此地上寄宿中学，我们的行李置装费都是秦牧叔叔夫妇垫付的（文革大难后，父亲被发还扣压多年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还当年向秦牧叔叔借的五十块钱。叔叔不肯收，父亲说：这是我平生向别人借过的唯一一笔钱，我在牢狱中都担心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偿还，这是老天有眼，你不能不收）。学校随后停课，我回到广州已是一九六六年七、八月，“批斗秦牧”的狂潮已过，住区街上、墙上还四处残留着各种“打倒”、“火烧”的大标语。曾被标语、横幅密密覆盖的秦牧叔叔的家，此时已是人去楼空了。家里的气氛非常诡异，父母亲对我们只字不提“秦牧”，许多刚刚发生的故事，是姐姐悄悄告诉我的－－
一夜之间，我们家所在的街区成为全广州文革风潮的聚焦点。“批斗广东邓拓秦牧”的各种节目－－群众集会，机关揪斗会，抄家，戴高帽游街等等等等，在街上轮番上演，高音喇叭和标语口号无时无刻不在耳边狂啸轰炸。我很难想象，平日温言细语的秦牧叔叔一家，怎么可能应对得了这样突如其来的霹雳雷暴。姐姐说，有几次看见秦牧叔叔被围斗的人群簇拥着下楼，脸上的神色倒是非常平静的。正在这时候，大、细吴姨的老母亲（我们叫她伯婆）连忧带病，突发急症去世了。在那个满街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的年代，革命专政的铁拳，是要贯彻到医院与殡仪馆的。秦叔叔此时已被关押，紫风姨和江萍姨的艰难处境，也就不难想象。我母亲也姓吴，和大、细吴姨可以算是同乡。我日后听说，伯婆的后事，是母亲冒称吴家的亲戚，帮助两姐妹一起料理的。文革年间那么多的惊涛骇浪，我母亲一直和大、细吴姨相依相随。母亲临危不乱、大而化之的个性，恰好成为个性温婉的姐妹俩在万般艰难之时的一点依傍。（记得在少年反叛时期，我对“肚子里墨水不多”的母亲常常不太尊重，大、细吴姨曾多次正色批评我：你应该知道，你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所以这些年来，她们总是以姐妹相称，真是有一口好汤好饭，都要想着彼此分享。以至外界友人常常诧异于我们两家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一直以为我们真的是秦牧一家的近亲，我们两家人，也都含笑默然相认。我日后知道，在风暴骤起的时刻，两家的正常交往完全被中断了。在五十年代早期就有过冤狱历练的父亲，为秦牧叔叔一家的处境忧心如焚，曾托人悄悄约紫风姨在中山医学院高干病区见面，给她提出三条建议：一、尽速要求搬家，启明二马路这个家天天被批斗骚扰，一定不能住下去了。二、转告觉夫，千万千万把心放宽，让时间解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寻短见。三、你们姐妹俩千万不能乱了分寸，保住身体健康第一。你要以家属的身份经常要求和秦牧见面，传递讯息，让秦牧随时感觉到和外界的联系。这次“秘密见面”，后来却被秦牧叔叔家一位非常“革命”的亲戚以大字报在机关检举揭发，“与反党分子秦牧秘密串联、狼狈为奸”，一直成为我父亲文革冤狱中的重要罪名之一。
大、细吴姨随后果然很快搬家了，搬到一个连我们孩子都打听不到的偏僻地方。我曾经一个人悄悄回到1号楼那个我从前那么熟悉的住宅。那时候，这个往日的钟鸣鼎食之家已成为一个造反派的总部，大门洞开，厅堂空空如也，墙上墨迹斑斑。我从杂乱的纸张标语之间辨认出的唯一一件旧物－－那张当日我和妹妹围坐着讨吃零食的圆圆的矮茶几，不知为什么没有搬走，现在冷落在墙角，堆放油印机之类的杂物。二楼宽敞的长走廊现在反而成了“总部”的“中心”，排满了集会用的长条凳。廊外那些杨桃树和番石榴树，依然繁茂地伸展着枝丫，只是树下的少年人，已经没有任何攀枝摘果的兴致了。这座日后被“公家”派过许多用途的空宅，多少年来一直是我和全家人心事萦绕、时时回望的处所。它记录着两家人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也留下了一个多难世纪的无尽沧桑。
施受
重新见到秦牧叔叔，已经是我成为下乡知青，从海南岛回广州探亲的一九七二年。那时候，虽然文革狼烟未逝，我父亲和二哥还关在牢狱里，但“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社会气氛略为松动。我和妹妹辗转打听到秦牧叔叔家的新址－－在广州东郊铁路边一个叫“水均岗”的简易楼群里，记得还带了一点海南岛的土产，踩着一脚的泥泞，怯生生敲开了那个陌生的屋门。没有久别重逢的戏剧性场面，在片刻的愣怔之中，秦牧叔叔和紫风姨认出了我们这两位已经成年的“小朋友”，压抑着惊喜的心情，吟吟微笑着把我们迎进屋里。狭迫不堪的两居室小屋（我知道江萍大吴姨夫妇一家仍旧与他们同住），自然是到了转身碰头的境地。秦牧叔叔和大、细吴姨显然憔悴了许多，说话也显得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紫风姨跟我们长长短短地说着，秦牧叔叔沉默一边，偶尔插话。零食一端上来我就感到鼻酸，所有陈年的旧事一一撞面涌来；秦牧叔叔缓慢的语速、机智的反应以及不动声色的幽默，却似乎一仍如旧。那时候他好像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已从“牛棚”解放，正赋闲在家。我们都没有提及任何“批判”的话题，随便说着这些年来两家的人事变迁，我便鼓足勇气告诉秦牧叔叔：这些年来，我在乡下一直在学习写作，我还是没有放弃从小就想当作家的理想。我本来以为，尚未从文革惊吓中缓过气来的秦牧叔叔和紫风姨，会坚决反对我的选择。不料秦牧叔叔听罢，点头笑道：写作最难的就是坚持。这么多年你能坚持下来，说明你是真的喜欢写作的。没有什么，比这个喜欢更重要的了。我心里大喜过望，嘴上却嗫嚅着说：可是，我怕自己眼高手低，想得很好，写出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秦牧叔叔说：不不，不要怕眼高手低。眼一定要高，手才能高上去。学写作第一要紧的事情，首先就是要眼高……。
这里我愿意稍稍停下来，谈谈这句话对于我的非比寻常的意义。
我曾经在另外一篇回忆文字里提及，一个处在荒芜年代的孤独少年，其敏感的心智就像早晨刚刚张开的花苞、嫩芽的绒毛一样，会充分感受、吮吸每一点雨丝风露的滋润。秦牧叔叔一定想不到，他的这句看似普通平常的话，其实影响了我日后整整几十年的写作与人生的走向。“不要怕眼高手低。眼一定要高，手才能高上去。”这句话在我心中铭刻多年，被我年少的心智解读出无穷无尽的微言大义：比方，“首先要眼高”，就是要首先读一流的作品，不要把时间荒废在二、三流的阅读之中；要交一流的朋友，受一流的影响，向同时代、同辈人的最高水平看齐，不在小圈子里作无聊的攀比和孤芳自赏、自怜自艾。所以我多年来交朋友，都是往年长有见识的人里交，往比自己优秀的人里交，笃信“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再者，心眼是合一的，眼高，首先要心宽。父亲从小用林则徐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作为家训（这是父亲对我影响最深的教诲之一），因为有了“眼高”作为一个新的标尺，“有容乃大”此时忽然像跃上了高岗，变得视野开阔、涵蕴高远了。具体的说来，秦牧叔叔这句话，使我这样一个在文革的盲目与狂热中开始学习写作的人（俗说“喝狼奶长大的”），不自觉地、仿佛是无师自通地，在文学感受上和思考模式上，少受了许多文革僵硬教条的影响。因为追求“眼高”，要求自己“只读一流的作品”，今天很多熟朋友都感到吃惊，文革中的许多流行作品如《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与《牛田洋》等等之类，我竟然一概都没有读过。要读中国作品，下意识里一直在“往前找”，先是读文革前十七年的小说（柳青、孙犁、赵树理什么的），不过瘾；找三十年代的巴金、茅盾、曹禺来读，还是不过瘾；就往古典小说、诗词里泡，往西方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品里泡。在样板戏满世界轰炸的当口，我是在农场广播站的废品堆里第一次听到杨宝森的《文昭关》和各种客家山歌，从而开始对老京戏、老民歌着迷的。前些年和老友汪晖（现《读书》主编）闲聊，说起同辈友人（如北岛等）的日常喜好中所受到的苏俄文学与文革文化的影响－－比如一喝酒就要唱苏联歌曲和样板戏等等，他诧异于我的“气质”里似乎此类痕迹不重。我告诉他：其实痕迹还是蛮重的，只是当时受一位长辈的启发，不自觉的，有时就好像和许多这类影响擦身而过了。我没有向他细说，从根本上影响我的，其实就是秦牧叔叔当初那句今天写下来是那样“貌不惊人”的话。
画家黄永玉在他的回忆文字里这样说过：“一个真诚的施与者是缺乏记忆的；但受施者却永世难忘。”（《速写因缘.黄永玉散文》）年前和久别的紫风姨谈起秦牧叔叔对我的影响，我提及这句话，她已经淡忘了，我对她说：你也有一句话，对我当时的成长影响很大。“是吗？是什么话？”她兴致盎然。那时候，带着“作家梦”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憧憬，我在一九七二那一年，利用探亲假一个人从海南岛出发，渡海过湛江，坐慢车穿云贵、越蜀道，自山城重庆坐三等舱沿长江三峡顺流而下，再从武汉南下，入三湘，过南岭，一路和各种人物交谈来往，随时记写笔记。我把一路上的笔记整理出一小本，题名《写在长江上》，送请秦牧叔叔和紫风姨指教。秦牧叔叔当时看出我的三峡纪行篇很受刘白羽《长江三日》的影响，说：刘白羽文笔不错，但喜欢扯高调门，你要注意。古人把一味高调门叫做“泼狗血”，写文章一到“泼狗血”，就不好了。紫风姨则把我的整本旅行笔记一篇一篇读得很仔细，末了说：这里有一个一缸水和一滴蜜的关系。你要知道你文章里的蜜是什么？在哪里？如果让读者喝完了一缸水才能吃到那一滴蜜，那滴蜜就变得没有意义了。紫风姨这个关于“一缸水和一滴蜜”的譬喻，多少年来也一直被我“微言大义”的年少心智，引申、稀释为从文章经营到为人处事的种种营养。－－“分寸感”这个东西，说小很小，说大却很大，艺术与人生的“段数”高下，全在这“分寸”的毫厘差别之间。紫风姨的这个“一缸水与一滴蜜”之说，让年少的我逐渐学会把握的，正是写作和人生的“章法” 和 “分寸感”。
“正常”
从此，秦牧叔叔那个幽暗狭迫的“新家”，于我平添了一种别样的意味。在那一个无书可读却求知若渴的年月，关于文学与人生，我有幸聆听过秦牧叔叔的无数教诲，我们之间曾有过无数深入的交谈。利用每年探亲回城，我一定带着自己年来的人生历练－－包括乡下见闻、读书感受和练笔习作，登门造访。是一种求教，但说求教又好像狭窄、矮化了这样一种两代人之间在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交流；是一种亲情，但亲情中又有着长幼、师道之尊里所一定秉持的某种距离感；但说到距离感，谈话又完全是无间无隙、无拘无束的，话题天南地北，情绪随意洒漫。这是文革的蒙昧岁月中，命运赐与我的一块净土，一片宝藏和一个港湾。
那时候，我当然已经熟读过秦牧叔叔的所有作品，但秦牧叔叔对我的直接影响，则基本上不是源于他的文字，而是源自他的风范。他是一个摇着一把葵扇就可以蹲到巷子口上和阿婆阿公唠家常的普通人。从文学起步伊始，秦牧叔叔就常常这样告诫我：首先要做好一个正常的普通人，才能做好一个作家。作家不一定非得要“三更灯火五更鸡”或者仿佛“不吃人间烟火”地生活。鲁迅说，文学是韧的战斗。只有正常和平常，才能坚韧、持久。这种“正常”和“平常”，已然成为秦牧叔叔的一种生活信念－－远奢华，脱面具，去矫饰；不求惊世骇俗，不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以积极而平实的胸怀和心态去面对日常人生。这种面世态度，可以说从根本上影响了我自己日后几十年的写作与人生道路。都说博闻强记、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是秦牧散文的特点，但和所有具有“博闻强记”特点的作家、学者一样（比如钱钟书），秦牧叔叔的家里并不是书籍琳琅的，日常谈话中，也并不喜欢掉书袋式的旁征博引。相反，秦牧叔叔非常注重谈话中的思想线索、思考路向。“嗯嗯，你这么看，给我说说你的道理？”他喜欢引导我谈自己的“道理”，不管是多么幼稚或偏颇的。这让我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和秦牧叔叔谈话是要带着自己的“道理”上场的，他不止喜欢听你言述自己的经验感受，他更喜欢听你讲经过自己思考的“道理”。我当然也注意到，在各种场合（包括私下场合），或许是历经风浪，秦牧叔叔的言谈始终是谨慎的，他很少有出格、偏激之论，更绝少听过他对自己当下处境的抱怨。但是，他却从来不会跟你说一句套话，用某一种既定的公式来谈论问题。相反，他总是善于在有限的话题范围里，以睿智的方式，扩展出尽可能大的认识天地，发掘出尽最可能多的向度、深度和能量。“XXXX这样一种看法当然很有道理，但可不可以有另外的道理呢？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哪怕相反的道理，也有可能是合理的呢？”这样一种多元化、包容式的思考和言说方式，是今天所谓“后现代知识语境”所孜孜以求的。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种平实、辩证、多向度的讨论问题的方式，始终是秦牧叔叔一而贯之的思考和面世态度，也是他深深影响我的人格特质之一。
说到“抱怨”，我从平日不瘟不火、从不议论人非的秦牧叔叔口里听过的最大的臧否之言，恐怕就是对那些“死教条”、“一根筋”同时喜欢以势压人的人物事体的嘲讽了。但在我这位“文学后生”面前，这种嘲讽往往也是点到即止的（但以我的年少敏感，我能意会他的所言所指）。在我的记忆中，最能触动秦牧叔叔的情感之弦而令他动容动怒的话题，就是谈及社会底层大众的苦痛和那些鱼肉百姓的官僚的恶行了。有时我和妹妹向他言及知青生活里经历的种种不合理事情，或某位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长辈友人（比如我们两家共同的友人，留法医学博士、文革中抑郁而终的罗广庭医生），他会像受了惊吓一样的霍然站起来，在小厅里来回踱步，嘴里喃喃有声：“这不可以的……这怎么可以呢？……”日后我从他发表在1979年、讨伐文化专制主义的《鬓狗的风格》一文中，是可以从他日常的温软平和里，读出他的“金戈之怒”的。从1974年开始，我陆续在省一级报刊上发表自己的小说、散文习作，也经常受邀从下乡的海南岛回到广州参加省里的各种文化、写作活动。我在写作上确曾受益于秦牧叔叔和紫风姨的私下指教，但绝未曾意求借助于秦牧叔叔的“名作家”光环，以所谓“文坛攀龙术”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曾有过多次选拔“作家班学员”上调回城的机会）。相反，在许多公众场合，我自己反而是刻意与“秦牧同志”保持距离的，秦牧叔叔也常常装着仿若与我形同陌生人。当其时，父亲和兄长仍在文革冤狱之中，而秦牧叔叔的“问题”尚未明朗化，这种“距离感”实在深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许多苦衷。以至多少年过去，一直到秦牧叔叔发表他的那篇长文《邻家少年》以后，广东文学界的许多朋友才恍然大惊：原来，你与秦牧有着这么亲近的关系呀！我清楚记得，秦牧叔叔多年郁积的拘谨、压抑的第一次释放，是在1976年底广东作协（时称省创作室）举办的全省青年作者笔会上，发表文革后他的第一场公开演讲。那天，“秦牧演讲”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除了我们这些年青学员，还引来了从作协、文联、报社到出版社的许多新旧朋友，把广州西郊温泉招待所的那个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登登。秦牧叔叔侃侃而谈，谈用文学的眼光发现生活的意义，又用生活的历练升华文学的感受，虽然只字未提文革中自己遭逢的种种劫难和委屈，但那种在逆境中淡然面对、挺然前行的意蕴，那种幽默、智慧的华彩，却深深感染着每一位听者。在我眼中，那个我熟悉的、总是笑口盈盈妙语连珠的秦牧叔叔又回来了，又从水均岗狭小压抑的厅堂忘情走进花城、艺海那个鲜花滴露、珠贝闪烁的新天地里了。他当日的谈话一再被掌声打断，最后却在如雷的掌声欲罢不能，一再被大家要求“多讲一些！多讲一些！”会后，年青作者们一个个都兴奋得手舞足蹈，纷纷说：好久好久，没有听过这么精彩的文学讲演了！大家当时还有一个奇特的说法，把秦牧称作“广东文学界的周恩来”。大概指的就是，当时广被全国老百姓怀念、爱戴的周恩来总理身上的某些特质——忍辱负重、心胸宽广、温柔敦厚、才情洋溢而淡泊名利等等，都在“秦牧同志”身上一一显现而蔚为年青人的楷模吧。
碰撞
秦牧叔叔写于一九八九年四月的一段话，是我读到他的时间最晚近的一段文字：“……这是一个‘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时代，这是一个方生未死的历程。用单一的色彩是不能描绘出它的梗概的，应该从多侧面以各种的笔墨来表现它，才能够让人们真正理解它的风貌。”（《中国当代散文精华序》，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走笔至此，我想我也应该从“单一的色彩”走出来，面对这篇回忆文字最艰难的一道隘口了。事实上，作为多少年来在“方生未死的历程”中行进跋涉的秦牧叔叔，他的作品和为人风范，是和这个时代的所有欢乐哀愁紧紧相连的；成年后的我和他的交往，也不能不印上时代的深深印辙。回避这一切，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风貌”。秦牧叔叔，你是这么一位求真求知、有着博爱真挚心灵的贤厚长者。我相信你越洋过海的走进我的梦来，一定是期待着阿炜的秉笔直书，不会愿意看到他因为“为尊者讳”而文饰春秋之笔的吧？
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一个深夜，在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我在打算夜宿车站前，给秦牧叔叔和紫风姨寄出了一张欧游明信片。那时候，已经是我大学毕业后越洋求学，结束在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四年学旅，在归国前夕只身欧游的途中。这些年来，在飘泊的异国行旅之中，除了父母以外，秦牧叔叔和紫风姨是我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的少数长辈亲友之一。欧游途中我其实反而不敢给父母写信，怕他们担忧。我没想到，给秦牧叔叔夫妇写的明信片会给他们带来那么大的惊喜和感动，当我披着一身旅途尘烟步入国门，迎候我的，是秦牧叔叔那篇因我的明信片而起的长文《邻家少年》，刊满了南方一张报刊副刊的一整版。文中说：他期待着和一位沐浴过五洲风四海露的“小朋友”的欢聚畅谈。确实，万里归来，有说不完的新鲜话题。“欢聚畅谈”一如往昔，仍旧是那么多的零食，那么多的回忆和笑声。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渐渐发现，“沐浴过五洲风四海露”的“小朋友”，和他多少年仰慕心仪的邻家长辈叔叔，不觉间已然拉开了巨大的时空距离，开始发生种种样样的代际分歧与观念碰撞了。
刚开始是我发现，几乎每一次的“欢聚畅谈”都会发生“言语卡壳”，谈着谈着什么秦牧叔叔会突然沉默下来，然后就是他或我下意识地马上转移话题，于是话题便始终在客气礼貌的表面滑动，最后又止于客气礼貌之中。只是，患难结下的交情和辈份间的尊重，始终维系着这种亲切的交往。回想起来，我和秦牧叔叔之间真正发生过的正面言辞冲突只有两次，一次轻，一次重。第一次是为黄秋耘伯伯。黄秋耘是广东另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老作家，也同样是父亲有多年交情的老朋友。那天，我代父亲看望完病中的黄伯伯后，顺路到秦牧叔叔家小坐。我知道他和秋耘伯伯相知多年也共事多年，可算是秦牧叔叔的文坛知音之一。只是我也隐约感觉到，两位老朋友近年来好像有些什么隔膜，不像以往的关系密切了。谈话中我偶尔谈到秋耘伯伯向我言及的北京文坛近事。秦牧叔叔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秋耘这几年有点出格，说话经常走火，我有点为他担心。在我看来，文革劫难结束后，秋耘伯伯好像重新焕发了文学青春，正直、敢言，他记叙劫难时代的散文《雾失楼台》和《丁香花下》，曾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我的话于是脱口而出：“可是，秋耘伯伯说的都是真话呀……他这两年的文章，我们年轻人都爱读……”秦牧叔叔深深望我一眼，没有言语，谈话于是又陷入沉默。我心里明白：文革后变得言语谨慎、文章也尽量写得藏锋去芒的秦牧叔叔，显然是不满意秋耘伯的耿介敢言，更觉得我这位“小朋友”涉世太浅，不知时世的高低深浅了。
下一回，则就是我到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以后。我自然是带着一腔对改革时代的热情和幻想回国工作的。到新单位报到不久，就发生了一系列风云突变和各种“批判”风声骤起的事情，有点“当头棒喝”的意思。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从各种官场腐败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的生活拮据、怨气冲天等等，又更加剧了我的恶劣心情。那年春节回到广州，便在探访秦牧叔叔时一古脑儿发了一大堆牢骚。秦牧叔叔听罢，脸色渐渐沉了下来，说：“我发现，你从国外回来，整个人改变了很多……”他突然提高声调，“你现在，为什么对什么都看不惯呢？你的许多想法，是很危险的！”我一愣，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秦牧叔叔对我疾言厉色的说话。可是我也不甘示弱，回嘴说：“可是，这些都是社会的真实面，我们不能回避的……”秦牧叔叔沉声说：“我劝你先回到文学，回到学问，先学会甘于寂寞，安于寂寞……”我一下子打住了。我不愿就此与秦牧叔叔僵持下去，又不愿意不咸不淡地转移别的话题，那次谈话有点不欢而散。这是我们多少年的交往中头一回发生的事情。以后，虽然还有每逢年节、假日的例行造访，但以往我的那种倚小卖小的放肆、无话不谈的融洽，似乎也悄然而逝了。
现在回想起来，秦牧叔叔其实有先见之明，他是担心我不安分的个性惹祸，并且，日后的情势也果然被他言中。或许是文革受创的经验实在太惨痛，我注意到，以往极少发表应景文字的秦牧叔叔似乎也难以免俗，在他的晚年，不时也有随风而起的表态性文字见诸报章了。只是，在许多小事情上，又可以看出秦牧叔叔内心里对文坛现实纷争的真实见解与基本的底线。八十年代末的一次全国文代会，秦牧叔叔在北京跟我通过一个电话，电话里忿忿说道：你没办法来看我，一个文代会开成这样警备森严，连外出、打电话、见客人都要层层限制，这是不正常的，非常不正常的！有一回，提到一位正当权的文坛头头又在点名批判什么人，秦牧叔叔非常轻蔑地说：他是一贯的，过一段时间总要找点什么事情出来，非得要强调一下他的“太上皇”地位不可。另一回，他听说我的一位京中兄长辈朋友、正在挨报刊批判的北京作家恰好在广州养病，秦牧叔叔先请我代为致意问候，后来又相约见面（由我陪同登门造访）。只是我记得，那次见面谈话的时间很短，气氛也相当客气拘谨，但在那样一种特殊敏感的气氛里，这样的“雪中送炭”已经殊为难得了。以后许多年过去，我在海外又遇见了这位客居域外的兄长，他告诉我：在九Ｏ年代初年那些漂泊的日子，秦牧曾多次托人隔洋捎话给他，转达他在北京开会时有关人士的问候，殷殷关切他的近况，让他多年来一直感念不已。
乡井水
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问过紫风姨：你觉得秦牧叔叔写得最好的文章是哪些？她告诉我：你可以找秦牧以前的杂文集看看，这书现在一般不容易找到了。若干年后，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终于找到了这本秦牧叔叔写于一九四Ｏ年代末的杂文集。读罢后的第一个感慨，是惊讶于秦牧叔叔的文风丕变：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作者的文字，那种对时代、现实问题辛辣、峻峭的批判锋芒，那种对社会百态的细微观察和随手拈来的独到见地，及其汪洋恣肆、才情过人的行文笔触，都与我熟悉的那个以“知识性、趣味性”著称的“秦牧散文”大相径庭，确实有“脱胎换骨”之感了。我才忽然明白：在那些年调门越来越高、道路却越走越窄的笔耕生涯中，秦牧叔叔在一片动辄得咎的禁忌荆棘中走出一条风格独具的写作路子，并且因始终远离政治八股而广受读者拥戴，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其间又经历过多少痛苦、隐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改造”、蜕变与抗争、坚持！多少年来，“秦牧散文”是作为“当代中国散文三大家”之一（其二为杨朔与刘白羽）名世的。我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生命轨迹。我不想以简单化的“今是昨非”的态度去苛责前人与长辈。但当我此刻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也清晰地看到了秦牧叔叔从早年我所熟悉的幽默、开朗、话锋机智锐猛，渐渐变成晚年的平和却谨慎、达观却少言的不无疲惫、压抑的面影。这个面影，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坎坷多难、“方生未死”的大转折年代，也许可以看作一代善良、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缩影吧。他的奉献和他的委屈，他的深挚和他的软弱，他的才情和他的无奈……，每每念及，都让我心头百味杂陈。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段佚事：早年我从秦牧叔叔的《社稷坛抒情》里读到，当年那些飘洋过海“卖猪仔”出洋的华工（秦牧叔叔的父辈也是其中之一），常常怀揣一瓶故乡的井水、一包故乡的泥土，混合到外域的水土里食用，以解水土不服。我曾经在当年第一次留洋时如法照办，并且在回国后面告秦牧叔叔：那法子，似乎真的是可以奏效的，我好像因此从来没犯过水土不服症。秦牧叔叔瞪大了镜片后面圆圆的眼睛，连连追问：你真的这么试过了？那两方水土混合的水，有什么特别的滋味么？我说：还没来得及品出滋味，就让我一口咽下去啦。他呵呵笑了：傻孩子，你怎么这么实心眼，现代人，那应该是象征意味多于实用意味的吧？－－秦牧叔叔！多少年了，从小一直深受你影响的阿炜其实始终是这么一位实心眼的“傻孩子”－－咽下过两洋水的各种滋味却始终忘怀不了乡土深蕴的甘苦百味。记忆，就是出门人的乡井水。那个早晨与你在梦中惊见，使我多少个月来寝食难安。苏轼有诗云：“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粤城一别，竟成永诀，一晃又整整十五年了！当年的“邻家少年”，在梦中与你，也真的是“华颠”相对了！饮水思源，点滴入心。我知道你不爱喝酒。就让我以水代酒，把这篇回忆文字当作一盏混合着两洋水土、烟波、百味和牵挂的清水，拂去尘埃，献到你的灵前。
写毕于2003年10月15日
于耶鲁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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