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伟：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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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我父亲范普麒、母亲顾巧新、哥哥范国华（《我的爷爷》的作者）的合影，摄于1947年上海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范国伟
一，金的人格，我的父亲
孩提时代，多次听到父亲在我们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同乡老前辈黄炎培（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浦东乡音的讲话，“……铁的纪律，金的人格……”。这或许是我受到的最早的人格教育。振翼着金属声响的人生箴言，和着亲切隽永的乡音，在我们几个孩子的心灵里像清泉一样流淌了几十年……
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从上海铁路总局机关发配到浙江浦阳采石场。九年后我和小妹曾去探望他。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触目皆绿，每次呼吸都沁人心脾。我们借住在农户，吃饭桌旁就是猪栏，每临就餐，浠哩嗦啰之声相闻，苍蝇横飞。父亲是采石工，把采下的石头用小车推到喂料口，机器轰鸣着把大石头轧成道渣、片石。我和妹妹看着他干活。骄阳下，他脸上堆着笑，推着小车跑，干得很欢，破旧的工作服满是汗渍。干这样的活，他还开心？文弱柔肠的父亲用笑，用他的人格，来安慰我们稚嫩的心，来给我们上人生的课。
回家，把这告诉妈，妈怨气咻咻地说：“怪啥人？他放着写字间不坐,电风扇吹吹……”妈流泪了。她始终在怨恨父亲，57年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害得一家门跟着倒霉！当时我也曾疑虑过：这是父亲为他尊崇的人格付出的代价？！
文革中，父亲的境遇更为艰难。好几年没回上海过年了。有一年是大年三十晚十点多才到家的。妈说：再等等、再等等！饿得我们够呛！总算团聚了，丰盛的家宴，其乐融融，弟弟说：“我最喜欢吃肥肉，一包油！”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大妹说：“这么多菜，每天都能这么吃，就是共产主义了吧？”大家又大笑。父亲也笑了，好久没见他这么舒心开怀的笑了。年初一，天蒙蒙亮，我从阁楼往下看，晨风凛冽中，父亲挥着大扫帚已在扫街了，硬竹扫帚划在“弹硌”路上，“唰——”“唰——”象在我心头划过。他是半夜起的身，想趁凌晨人稀的当儿，把活干完，不让孩子们、邻居察觉……领导规定他在上海探亲期间，必须去里弄革委会报到，参加劳动、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探亲结束，由里委会出具证明，表明没有“乱说乱动”，才能回单位“交代”。那时，我们全家最大的忧愁是父亲的这顶“帽子”在他退休前能否摘掉？我们祈望他有个安宁的晚年。
左图：晚年的父亲，摄于八十年代初。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真没想到，父亲的错划右派在他即将退休的前两年，终于得到了改正！
1957年原来对父亲的结论是：“仇恨党，诬蔑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积极为右派分子辩护，反对反右斗争，丑化和咒骂党员干部”。经过审查，改正为：父亲的言论“有的是正当的要求，有的是对具体工作的建议和看法，有的是对党员干部的批评，有的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根本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结论使我们第一次领略到父亲刚正凛然的一面，“金的人格”终于得到了印证和昭示！
二十二年的恶梦过去了，父亲步履轻盈、脚底生风；回原单位机关，父亲勤勉地工作，被有十多万职工的上海铁路总局评为局级劳动模范。父亲“金的人格”
终于得到了认同和表彰！
退休后父亲被聘在上师大学生处工作，父亲脸上堆着笑，为学生端茶倒水、促膝谈心、排解困惑；终因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
父亲的去世，令我们猝不及防、悲痛万分，但父亲的精神财富永远留存给了下一代。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历过磨难的人，对今天的困境都能坦然面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失业了不颓废，下岗了再就业，半道创业的又辟新路……再难，我们也绝不会做昧良心的事，欺诈损人的事，因为我们依然遵循着父亲的家训：金的人格！
二，母亲，我心中的神圣
怀念母亲，人十有八九心揣的是歉疚，我也是。
母亲去世十八年了，想到这份歉疚，心还会丝拉丝拉地痛。
母亲因多年的心脏病、乳房癌住院，去世的前一天，刚好是我陪夜。因为事关评职称，科技英语要考试，我把英语资料摊在母亲病床的另一头的被子上，作迎考的准备。那夜，母亲吃了止痛药，神志很清醒，默默地注视着我。多少年过后，有多少次，我会从睡梦中被母亲那异样、有所渴求的目光惊醒……现在，我当然很明白了，母亲多么希望我能跟她说说话，聊聊天。第二天她就走了！可我，却偏偏看什么英语，背什么单词！
妈妈，我想对你说，原谅儿子，我是很爱你的……
记得吗，我八九岁的时候，还常尿床。一次半夜，赤裸的小男孩站在床沿，睡眼矇眬的妈妈给他换裤子。我仿佛是第一次仔细地看妈妈。第一次发现妈妈是个漂亮的妈妈，细细的肌肤、白白的脖颈，宽宽的肩胛，好闻的妈妈的味道。穿袖时，我手臂故意从妈妈圆润的肩头蹭过，酥酥痒痒的，我笑了。妈妈在我屁股上拍了响亮的一巴掌：“撒屎出，还要笑！”
十七岁我曾大病一场，在铁路医院延长路新建的住院部治疗了一个多月，开始说是“多形型红斑”，后来又说是败血症，都够邪乎！我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病危通知书”都开出来了。父亲在外地采石场劳动不能回来，母亲扔下临时工不做，扔下“六乱天化”的家不顾，没日没夜在医院陪我。尚未完工的医院到处是水坑、杂草，蚊子极多，我在蚊帐里没事，母亲在蚊帐外陪夜，挺咬！腿上、手臂上密集的蚊咬红点，不忍卒睹。好几次我从昏迷中苏醒，发现母亲青筋暴突的手紧紧抓着我的手！她流着泪。我无力地说：妈，我不要紧的。妈望着我，泪如泉涌！
病愈后，哥哥告诉我，我昏迷不醒的那几天，妈妈急得走投无路，偷偷在家焚香求佛保佑；我望望妈妈，妈妈像做错了事的小女孩，局促有愧的样子。
妈妈是地主的女儿。但不是娇滴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读者看官，你如受某种宣传的蛊惑，千篇一律地想当然，那简直是太弱智了。江南地主的吝啬和重男轻女，是不会让劳力闲置的，哪怕是亲生女儿。母亲只念过三四年书，十四五岁就挑粪浇园，春耕夏锄秋收，和长工一起在田里干活。劳动，使母亲十分懂得生存的要义，她常说“劳动人跌跤四脚撑，读书人跌跤一滩浆”，她不是鄙薄读书，而是强调劳动的神圣和重要。劳动，使母亲变得大手如姜，身板健硕；大气如虹，精神豁达。后来我家的历次磨难，大厦将倾，幸亏有母亲的身体和精神支撑着。
红帮裁缝出身的外公，精明过人。当时家业初发，在浦东乡下有几十亩良田和镇上两爿米店，产销一条龙，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都不肯放松。面对长女出嫁和挨肩头正上学堂的三个儿子，开销是大的。外公的政策很明确：嫁妆要自己做出来；他只肯出白生生的棉花。于是母亲终日坐在织布机旁，即即复即即，年复一年。母亲当了四五年的织女。母亲的嫁妆主要就是几十匹她自织自染的土布和她的勤劳。
母亲到上海嫁给了在铁路局供职的父亲。
我家六兄妹的童年就生活在母亲那“可怕”的靛青自染的土布世界里（那时感觉确实如此；现今这种蓝白相间图案文雅全棉的印染土布是一种时尚）。打有印象起，我家的床单、被褥都是土布（浦东人叫老布）的。桌布，窗帘也是。她还用老布给我们缝制衣裳，上装、裤子，一套，一身一身地做，老大、老二，挨肩头地做。做好了，给我们穿上，歪着头欣赏，欣赏她待字闺中的劳动和现在的手艺的结合，笑眯眯的，一脸的满足：“蛮好，蛮好！” 我和哥、弟，没有不哭丧着脸的：“同学都叫阿拉乡下人，侬晓得伐？”有一年冬天，我要买条围巾，母亲竟用老布给我做了一条围巾，还绣了两朵白兰花，将要开的样子。气得我撤下扔地扭头上学去了。妈妈捡起围巾，喃喃地说：“这么多老布，不用掉它，怎么办啊。”
妈妈从不过问政治，也不懂政治。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从上海铁路总局调到浦阳采石场，有一年母亲叫我和小妹去探望他。那真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触目皆绿。我们借住在农户，吃饭桌旁就是猪栏，每临就餐，浠哩嗦啰之声相闻，苍蝇横飞。
父亲是采石工，把采下的石头用小车推到喂料口，机器轰鸣着把大石头轧成道渣、片石。骄阳下，他脸上堆着笑，推着小车跑，干得很欢，破旧的工作服满是汗渍。我明白，干这活能这么乐？他笑，是安慰我们。
回家，把这告诉妈，妈怨气咻咻地说：“怪啥人？他放着写字间不坐,电风扇吹吹……”妈流泪了。她始终在怨恨父亲，57年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害得一家门跟着倒霉！
可是文革了，政治偏偏要找她。
一天，我正在门口生煤炉，妈妈下班回来了。好像特别无精打采，脸色灰灰的。我帮她脱下再生布的棉大衣。妈伏在饭桌上，嗓子哑哑地说：给我一杯水……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到妈妈头上了。
商业储运公司造反队，下班时正式通知妈妈：“经内查外调，你二十二岁出嫁才离开地主阶级家庭，吃的是剥削饭，所以你的本人成份应为地主。”
妈妈当时就大哭起来：“我在父亲家里也劳动的呀！也和长工一样下地干活的呀，插秧、耘田、割稻、挑担，哪样不做呀！你们可以调查的呀！”
“这我们不管。你出身地主阶级家庭，18岁成年了，还没离开地主家庭，你本人成份就应该是地主。这是有政策规定的。”
“我讲不过他们！我就穷哭，穷哭……。”妈黯然神伤地说，脸上还依稀挂着泪痕：“你不要给他们讲！”
她是指对哥、弟、妹他们，对父亲就更不必去讲了。
少年的我，心酸无比，内心在哭喊着：“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妈妈的！”
在家庭遭难的岁月里，妈妈做过佣人，卖过血，贩过畚箕，当过翻砂工，装卸工，干过男人都力所不及的活。她已经是活在社会最底下了，不可以再把她往泥里踩的！
少年时，我不懂事，写入团申请书，我曾经批判过父亲，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可对母亲，这个“地主的女儿”，后又升格为“地主”的母亲，我从不敢心生此念！
母亲在我心里太神圣。
母亲的晚年，苦尽甘来，父亲平反了，我们生活好了。但母亲身体透支太厉害……
母亲享年仅68岁！
面对母亲遗像脸上的愁云，我总不由冲动地伸出手去，想替她拂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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