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华：爷爷的故事
爷爷的故事
－－作者：范国华
上海老城厢木匠铺的小学徒
公元一八九零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清王朝正在慈禧太后的折腾下风雨飘摇，日渐面临最后的崩溃。
那年冬天的一个凌晨，上海老城厢的一间木匠铺里 随着咿咿呀呀的木门开起声，摇摇摆摆地闪出一个似醒未醒的男孩子。男孩虚岁才十三岁，瘦瘦高高的个子，蓬乱的头发，一身浦东格子土布做的夹袄紧紧的裹在身上。刚走出木匠铺的男孩在寒冬刺骨的北风里禁不住打了个冷颤，原先的那点睡意顿时无影无踪了，他挑起一付空水桶，沿着老城厢狭窄的台格路，急匆匆地走去，赤裸的小脚丫踩在寒夜的石块路面上，发出清晰的薄冰碎裂的喳喳声。不一会儿，男孩走出了老城厢的北门，向苏州河走去。那时所谓的上海城，就是以城隍庙为中心的老城厢。老城厢的城墙外，直到芦苇丛生的苏州河边，只是大片的农田和荒滩。南京路（大马路）的霓虹、九江路（二马路）的高楼、福州路（四马路）的商铺，在那时还是明日的幻影。
男孩在苏州河里挽起两桶清澈的河水，即刻转身沿原路返回。这时离天亮至少还有二个时辰，他必须尽快赶回木匠铺，用挑回的河水熬粥烧早饭。天一亮，木匠铺的老板一家和几个师傅们必须得喝上热腾腾的白米粥，这是他这个新来的学徒每天要干的第一件活儿。
黎明前黑沉沉的夜幕无尽地伸展到天际。惨淡的月光下，一条绵长蜿蜒的土路穿梭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和高粱丛中。土路上只有男孩瘦长的人影在不断地向前。男孩肩上的扁担被二只沉甸甸的水桶压得不停地吱吱嘎嘎叫唤。
这个十三岁的木匠铺小学徒就是我的爷爷。一百多年前的月亮照着这个脑袋后面留着小辫子的清朝末代子民，一百多年后的月亮依旧无声无息地把清辉泻满大地，然而人世沧桑、岁月流淌，繁衍了几代子孙的爷爷已经埋在连他的子孙也找不到的那块黄土下面了。
祖祖辈辈是穷人的爷爷居然成了地主！这真应了那句老话：穷（富）不过三代
从浦东新区川沙镇向黄楼镇方向而去的一条公路上，有一个停靠站叫杜坊村。离开杜坊村站，沿着一条小路步行大约十五分钟，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充满农家气息的村落－－范家宅。成“L”字型排列的二幢房屋，呈现出典型的浦东农居式样，黑瓦、灰砖、木格小窗，屋脊二端翘起鲤鱼尾巴似的装饰。屋前有一块院场，屋后有一片竹林。离屋后几步处就是一条婀娜而来又飘逸而去的小河。小河的碧波上舒展游荡着几只灰鸭、几只白鹅，清水涟漪下面，成串的小鱼倏然而过。这就是我爷爷的老宅。这就是爷爷养育了我父亲和二个叔叔、一个姑姑的老家。
我的爷爷名叫范叙洪，不过在老家川沙黄楼一带以及旧上海生意场上，人家都叫他范木金。据说这是爷爷小时侯一个算命测字的道士给他起的名。道士说爷爷命里五行中缺木缺金。
爷爷的爸爸是个摇船的汉子，在川沙乡下为一个郎中摇船出诊。可见爷爷的爸爸是个无地的穷人，可见爷爷的爸爸为什么把只有十三岁的儿子送到上海木匠铺去当小学徒了。爷爷似乎还有个妹妹，因为我依稀记得我的父辈曾说过他们有一个孃孃。我的这个姑奶奶十多岁时就嫁到远远的什么地方去了。那个年月，穷人家的女儿嫁了出去就像卖出去了一样，在婆家也是苦熬着日子，既没钱也没脸面常回娘家来。爷爷的这个妹妹在我的父亲、叔叔、姑姑心中，也只是一个淡淡的回忆，一片无奈的留恋。
爷爷的爸爸曾经告诉爷爷：他们家好几代之前的祖先是从安徽逃难来到上海川沙的。可见爷爷的爷爷直到爷爷的爸爸都是穷人，祖祖辈辈的穷人。然而到了爷爷这一辈，渐渐地似乎沾上了一点富人的边，最后爷爷居然还成了一个地主，一个木匠出身的地主！这真应了那句老话：穷（富）不过三代。
“寿头”大大的小木匠铺兴旺起来了
浦东川沙一带，爷爷的称呼叫“大大”，我们孙儿辈从小遵从乡俗，把爷爷叫“大大”。大大在上海城隍庙附近的木匠铺里呆了八年。三年学徒，三年帮工，只有最后二年才算是个正儿八经的木匠师傅。二十一岁那年，大大离开老东家，在上海闸北一带的什么地方自立门户，开了一个小木匠铺。小木匠铺的生意并不好，年轻的大大常常给人干了木匠活，却收不到工钱。憨厚的大大只得三天两头、低眉顺眼地一次次去催讨，换来的却是白眼与呵斥。
大大在上海滩苦熬了好多年，才算勉强站稳了脚跟。直到二十八岁时，大大才回川沙乡下娶了一房妻子。谁知妻子过门没多久就病死了，也没留下一男半女。直到三十岁出头，大大才又娶了第二房妻子，这就是我的阿奶。年轻时的阿奶是个瘦弱的姑娘，比爷爷小四岁，娘家在南汇海滩边，种的都是沙滩地，收成不好，自然是个穷地方。阿奶嫁到川沙来，算是挑上了好婆家，据说当时她娘家那儿一年到头吃山芋、高粱，白米白面都吃不着。
阿奶叫什么名字？从来没人告诉过我。直到阿奶八十六岁去世后，我才从死亡证上得知，阿奶叫张大妹，一个不经意间取得的名字，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不知有多少女子与她重名的名字。
大大和阿奶头胎生育的是个女孩，但不幸夭折。那年月，疾病与贫困紧紧缠绕着穷苦人家，孩子夭折是很平常的事。公元一九二二年夏天，大大和阿奶生育了我的爸爸范普麒。普，是普渡众生的普；麒，是中国传说中的一种吉祥的动物麒麟的麒。据说这是城隍庙里的和尚给起的名字。大大终生笃信神明，一生中重大事情都会求神拜佛、占卦求签。生了第一个儿子，岂敢擅自取名？当然要去有劳僧侣了。还有一个重要缘故是：大大生于一八八八年三月，到生下我爸爸时，大大已经34周岁了！对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男人来说，这个年龄才喜得贵子，除了欣喜若狂之外，岂能不诚惶诚恐地叩谢神明吗？也许是神明不负虔诚的大大，过了三年后的公元一九二五年六月，阿奶竟然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我的两个爷叔范新麒和范根麒。又过了三年，我的孃孃（就是姑妈）范秀娥降临人世。
有了三子一女的大大显然是志得意满、春风满面了。大约也就是在我的父辈们陆续降临人间的前后，大大靠着他的忠厚、淳朴、勤劳、节俭这些中国人的美德，逐渐把小木匠铺开得兴旺起来。大大也收了不少徒弟，徒弟满师后成了熟练的木匠师傅，留在大大身边帮他干活。大大有个大徒弟叫庄阿毛，也是浦东川沙人，年岁比我父亲大五、六岁，我们从小就叫他“阿毛伯伯”。阿毛伯伯身板并不魁梧，矮矮的个子，却长着一双粗壮、结实的手臂。解放后，一直到文革前，阿毛伯伯一直占用着华昌路6号后面的房间，据说这是爷爷讲明了给阿毛伯伯的“私产”。阿毛伯伯眯着一双小眼睛，不时闪出狡黠的目光，扁扁的嘴唇里时常发出低哑的威吓和龊刻的诙谐。我小时侯常在客堂间或灶间里玩火。点燃一堆废纸或者一根树枝、木片，看着明亮的火焰摇摆舞动，我会兴奋地欢叫雀跃起来。这时，阿毛伯伯就会窜到我面前，用他长满硬皮和老茧的手掌狠狠的揍我屁股，并发出低哑的威吓声：“侬这个小赤佬敢玩火？！玩火夜里要撒尿出在床上的！”阿毛伯伯十几岁就拜大大为师学木匠了，师徒关系情同父子。然而阿毛伯伯有时会在我妈妈、我爷叔甚至我这个小孩子面前鄙夷不屑地骂自己师父是“寿头”！理由呢？阿毛伯伯忿忿地说：“解放前，侬格大大接到造大房子的工程会得自己不做，介绍给别的老板去做！伊不敢做大生意！侬讲寿伐？”这时，妈妈会叹口气说：“大大胆子小，怕房子造好了东家不肯付钞票，亏本！”阿毛伯伯又指责大大说：“还有，侬格大大太小器！在上海滩当个老板，跑来跑去接生意连黄包车也舍不得坐！跑得汗嗒嗒滴给人家看不起！人家比他生意做得小的老板都舍得包月雇个黄包车夫！”于是，小时侯的我一直认为大大是个又胆小又小器的人。
“协泰营造厂”的兴衰和“淞沪抗战”
被阿毛伯伯骂作“寿头”的大大也许是憨人有憨福吧，小木匠铺的生意客户愈来愈多。大大门下常年雇佣着十多个木匠师傅和学徒，接到建筑工程时还要临时雇佣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人。于是，大大倾其积蓄在闸北的某个地方造了一幢颇象样的楼房，挂起了“协泰营造厂”的招牌。同时，大大把浦东乡下的阿奶、我父亲、爷叔和孃孃都接了出来，在上海安了家。大大自己没念过书，可谓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箩筐，自己的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做生意当老板自然不方便。大大深知不识字的苦恼，所以把四个子女陆续都送去念书，包括最小的女儿也进了学堂。那时，大大似乎总算是摆脱了祖祖辈辈的穷人生活了，然而离上海滩上的富人生活还差得远呢！我的两个爷叔就曾在我面前抱怨说：“我们念书时，大大老是在打听哪个学堂学费便宜，一打听到更便宜的学堂，就让我们转过去，一学期要转学好几趟！”
旧上海所谓的“营造厂”是指专门给人家造房子的包工作坊。大大的协泰营造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造过不少象模象样的好房子，直到解放后好多年，这些大大小小的楼房依然完好的耸立在上海市区各处。小时侯，年老的大大领着我路过这些他当年的“丰功伟绩”时，免不了会多瞄上几眼，并且带有几分自豪、几分留恋地一一指给我看。我记得最清晰的是坐落在东宝兴路靠近四川北路口的那幢三层楼红砖小洋房。大大指着它感叹地说：“喏，这幢房子也是我造的。”当时的我羡慕不已。这可比我们家住的房子漂亮多了！
北伐结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这是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民生得以逐渐修复。谁知没过几年，爆发了公元一九三二年的“1.28”淞沪抗战。
“9.18”后，日本关东军用三个月占领东北三省，正密谋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同时，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地区和上海。当时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专门训练日本浪人。北四川路一带的日租界里，军国主义分子十分猖狂。他们到处挑衅闹事，市民都敢怒不敢言。日本海军陆战队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在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等处堆积沙袋、架铁丝网、设置路障，盘查中国市民。我祖父就因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盘查时因脱帽弯腰迟缓了一点，被一个矮个子的日本兵，一个“大背包”四脚朝天重重摔在铁轨上，腰椎严重受伤。个子高大、体格健壮的祖父冤愤难抑地在床上病了一个多月。
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轰炸上海，特别是闸北地区，大大急忙带着全家回川沙乡下躲避战火。战事稍停，大大放心不下上海的家，独自一人急吼吼地跑回闸北张望，大大惊呆了：自己家的整幢房屋全没了，只剩下一大堆断墙、瓦砾。大大五内俱焚、欲哭无泪地一下子瘫坐在地。这幢房子，这个他在上海的家，一砖一瓦是他多少年辛勤苦熬的成果，多少年劳累的心血啊！
八月下旬的太阳厚颜无耻地释放出它的全部光芒，把这一片残垣断壁照射得像街边的大饼炉里一样热浪逼人。大大在滚烫闷热的地上瘫坐了好久，这才痛心疾首地在瓦砾堆里翻找起来，企望能找到一些什么东西。翻了好半天，大大只找到一只没碎的碗。这只劫后余生、大难不碎的碗，已经被战火熏烧得发黑了，然而却更坚硬了。大大揣着这件上海家中唯一幸存的财物，无可奈何地站起了身。忽然，他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便心急火燎地奔向上海市区的另一头了。
原来，大大的协泰营造厂在“1.28”之前刚刚竣工了一幢工程规模不算小的建筑物。这是为一所私立女中造的校舍，大大垫付了大部分的建筑材料款和全部的人工费。大大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所私立女中的女校董，谁知这位带着金丝眼镜的老太太哭丧着脸，两手一摊对大大有气无力地说：“范木金啊，你造的房子被日本人炸成一塌平地，学校的全部家当都毁掉了，我破产了，叫我拿什么还你的工程款啊！”大大一听，干瞪着眼，无话可对答，心里苦不堪言：原来日本人炸掉的不单单是我在上海的家，连我以后日子靠它活命的工程款也炸飞了！女校董呆呆地凝视着一身灰土、手里端着一只黑碗的范木金，心想：哪里是个营造厂老板，活脱脱的是个老叫花子嘛！大大知道想讨回工程款已是绝望了，只好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头发花白的女校董在大大身后连连地鞠躬作揖，金丝眼镜后面已是一片泪水了。据说，直到解放后，已是高龄的女校董在大大的同乡、一位老中医面前还感慨地说：“范木金可是个善人啊！”
“8.13”：“协泰营造厂”再遭战火
有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把人分成二大类：男女一类；经历过战争和没经历过战争的又一类。他们的意思是说，经历过战争的人会性情大变，心态、禀性、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都和没经历过战争的人会有很大差别，他们是在美国“9.11”后发现这差别的。我总在心里讥笑他们发现得太晚。和上海的许多老辈人闲聊，说到“中日友好”，他们就会当场急扯白脸地朝你吼：中国人吃日本人的苦头，你们全忘记了！大大如健在，也会这样吼，这是中日战争带给他们的伤痛，提起日本鬼子他们心里没法平和。
“1.28”过去才五年，1937年8月13日，日本鬼子在上海又开打了！老百姓有了“1.28”的亲历教训，人人如惊弓之鸟，日本鬼子军舰轰击上海，罗店一打响，上海街面上逃难的市民，像蚂蚁像没头苍蝇像潮水往南涌。公路、铁路、水路全壅塞了。大大好不容易化重金雇了同乡人一条船，临上船又塞给船工一叠银洋钿，才把一家老小送到浦东川沙乡下。“8.13”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据史料记载，日军参战达9个师团22万余人，伤亡9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6个集团军共约70余万人，伤亡25万余人。老百姓伤亡无法统计，战场就在方圆不到百里的上海我们的家门口！这是八年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协泰营造厂”再成废墟！
“8.13”以后，大大只好带着全家还有阿毛伯伯在上海租房子住，大大一家借住过好几处地方，有一次租了四川北路四明里一套石库门房子。因为家里人多，把这套石库门房子的底楼到三楼全租了下来，租金每月高达60元银洋钿！“当时一个熟练的木匠师傅每月工钱是6元银洋钿。”这是阿毛伯伯告诉我的。“6元一个月工资？这么少！”当时已十几岁的我大为疑惑不解。“不算少啦！”阿毛伯伯告诉我，“日本人辰光，一块银洋钿可以挑回一担柴米油盐、吃用开销！”
房租太昂贵，逼得大大想尽办法再造自己的房子，这就有了后来降生我和我的弟妹的华昌路2号到12号祖宅。选择华昌路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离日本人轰炸重点的闸北稍远些，而离当时日本租界的虹口又近了些。当时，华昌路的后面是一小片苏北人居住的棚户，前面是农田或荒地，越过农田里的庄稼，远远可以看见日本人的岗楼。当时日本人的猖狂劲正在兴头上，大大认为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扔炸弹，所以他造华昌路房子时并没什么长久打算，以为这房子早晚又要被日本人炸掉的。因此，华昌路房子的房梁、楼搁栅都用了原根的柳安方木。大大心想：万一局势不妙，华昌路房子可以拆掉，那么拆下来的这些房梁、楼搁栅还可以另派用场。
华昌路6号、8号是重新开张的“协泰营造厂”的两层楼正屋。直到文革前，华昌路6号双开门的门板上还依稀可见“协泰”这二字。然而，华昌路6号、8号楼上的两边屋檐处却不到一个成人的身高，这使得整个房子似乎矮了半截，显得有些寒酸、猥琐。我小时侯一直感到疑惑，甚至为大大当年的“小器”而忿忿然。后来听父辈们说，当年，大大、阿毛伯伯正在带领工人们忙着砌二楼山墙时，忽听得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喊叫声。大大抬头远眺，不禁心惊肉跳：远处日本人岗楼上的哨兵正在朝华昌路这个方向挥手跺脚、举枪示警，嘴里不知在哇哩哇啦吆喝什么。大大慌忙跳下脚手架，赶到日本人的岗楼前，惶恐不安地询问“太君们”的意思。原来，日本人不准协泰营造厂的房子再往上造了，不准中国人新造房子的屋高接近日本人岗楼的高度。大大怎敢违抗日本人的命令，这就使以后住在华昌路6号、8号楼上的儿孙辈忍受了几十年的屈辱和不便。后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再后来，解放战争也胜利了，华昌路的房子不但没有被炸毁，而且在风雨飘摇中屹立了六十年，直到公元一九九七年年底，在上海旧区改造中被拆毁。拆房的民工惊喜地发现：破旧不堪的华昌路6号、8号房子里居然拆出好多原根的柳安方木，算是值钱的东西了。这可是我的大大范木金留给尘世的最后一点遗产了。
大大对二个双胞胎儿子的婚姻大事早有打算，寻了穷人家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收作童养媳
“8.13”这一年，大大刚好虚岁50，他的长子，我的父亲也已经16岁了。二个叔叔那一年13虚岁，孃孃则刚满10岁。战争使大大赖以安身立命的“协泰营造厂”遭受重创，他再也没有力量供四个孩子进学堂念书了。于是，大大托人介绍推荐把初中还没毕业的长子送进一家洋行做练习生，二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双胞胎儿子开始跟着自己学木匠。在大大的眼里，长子是很重要的，不能跟着自己干“苦力活”，而应该象模象样地进“写字间”。我的父亲在洋行里做练习生不到二年，大大又托人介绍把我的父亲送进了铁路局当职员。在当时的世人眼里，“铁路局”是个金饭碗，不会倒闭、不会减薪水。我的父亲虚岁18进日本人管辖的铁路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退休，历经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三个时代，可算是个老铁路了！我的二个叔叔从小跟着大大学木匠，成了技术老到的木工师傅，又有小学文化程度，在解放初期的建筑公司里，这样的人才可算是凤毛麟角了！二叔在安徽合肥的建筑公司里是个资格最老的施工员。三叔在一家直属于解放军工程部队的建筑公司里做了几十年“翻样”，就是把建筑设计师的设计图重新画成一张张建筑工人可实际操作的施工图。直到退休，二个叔叔，特别是三叔，言谈之间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溢于言表。至于大大的小女儿、我的孃孃，在“8.13”日军轰炸后只好辍学在家。不过，一个小女孩在那个年代念过三年初小已经蛮不错的了，而且孃孃由此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直到我已经长大了，孃孃每次来我们家都会翻看我们的书刊，然后捧着她挑中的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就凭着这点文化，在农村妇女中，孃孃算是个稀有的人物。解放初期，孃孃还应聘当了几年“妙境小学”的乡村教师呢！
我父亲虚岁18时，大大就给他娶妻成家了。回想大大自己18岁时，还在城隍庙附近的木匠铺里当帮工，家境贫寒的大大直到28岁才娶上老婆。而我父亲18岁时已是铁路局一个西装革履的职员了，家里好坏也是开营造厂的，虽非殷实富足之家，但也决非贫寒穷苦之辈。大大托媒婆、下聘礼，给我的父亲找一个川沙乡下富农的女儿，姓谭。新媳妇过门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就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范国英。然而，生育后不久，谭家女儿就病死了。岁月无情，天道难测，我的那个姐姐后来也未能尽享天年。
我的父亲第二次娶妻是在22岁那年，也是靠媒妁之言，娶了离杜坊村十里之外的一户米铺老板的女儿，姓顾。这就是我的母亲顾巧新，那年也是22岁，比我的父亲还早出生了几个月。在那个年代的农村，22岁才出嫁已经算很晚了，我的外公能把小女儿许给一个营造厂老板的儿子，自然颇感宽慰。而我的父亲也因为娶了一个身材高大、肤色白净的新妻子而喜出望外，于是欣然允诺媒婆的索讨，送了她一件毛皮大衣作为谢礼。
我的大大对二个双胞胎儿子的婚姻大事早就成竹在胸了。大大早在我的二个叔叔尚在孩提之时，就听从了城隍庙里算命先生的指点，在乡下找了一对穷苦人家的双胞胎女儿收留到家里做童养媳。据算命先生说，非如此则不能保双胞胎儿子长命。我的二个叔叔也是在18虚岁时，大大让他们二个与童养媳圆房。二对双胞胎，大的配大的，小的配小的，一起结婚。第二年，二对双胞胎各生了一个女孩，二叔家的叫范国珍，三叔家的叫范国琴，这就是我的二个仅比我大一岁的堂房姐姐。然而二十多年后，我的二婶在生养了五个男孩、二个女孩之后，某一天一家人围坐吃饭，二婶不慎将一只筷子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二婶去世时，我的二叔范新麒也刚四十岁出头。看着老实厚道的二叔独自照料七个子女，我母亲、我孃孃、还有在上海静安寺粮店里当经理的姑父都常劝二叔再娶一个妻子，并多方为他寻找合适的对象。有几次，二叔听了我母亲或我姑父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的女方情况后，却耿直了脖子摇头，连见个面也不愿去。我母亲审慎地问二叔对女方有什么要求，二叔毫不犹豫地说：“这个女方一不能有子女，二要有工作有收入。”母亲一听，面露难色地说：“你有七个子女，却要求女方不能有子女，还要有工作有收入，明摆着要人家嫁过来帮你养七个子女，人家女方难道是傻子？”二叔憨厚地一笑：“不愿意拉倒！我又没说一定要再娶一个。”就这样，二叔一直未续弦，其实他也不想续弦了。
解放初期，外地建筑工程公司在上海招工，二叔去了安徽合肥，一干就是几十年。凭着跟大大学的木匠技艺，凭着小学毕业后又在夜校里读的初中课程，二叔在五十年代就被评定为七级技术工人，别的工人提级别、加工资，二叔总是没份。问他什么缘故？二叔叹了口气说：“没办法！我们工程队的队长、总支书记工资都没我高，我怎么再提工资！？”每年春节前后，二叔回上海探亲，总是在川沙乡下住些天，然后就到上海我们家住些天。我母亲不无怜惜地对我说：“二爷叔可怜，家里没老婆，呆不住。回到乡下把子女安排安排，只好又来我们家了。”退休后，二叔不时被上海的建筑工地聘去当施工员，更是常来我们家了。有一次，二叔在上海泰康食品厂翻建厂房的工地上负责施工。恰逢过节，泰康食品厂发给他一大包糕点饼干当作过节礼品，二叔乐呵呵地拎到我家来了。我母亲心里老是可怜这个小叔子几十年没有妻子照料，每逢他来，总是热菜热汤地招待。二叔来我家也完全象到自己家里一样，不拘什么礼数，逢到吃饭的当口，他就不讲客套地坐下与我父亲喝酒，一边与我这个大侄子闲聊，聊着聊着不时地呵呵朗笑起来。
我和三叔范根麒远不如和二叔范新麒那么熟稔。在我们慢慢长大的几十年里，三叔的建筑公司一会儿在广州，一会儿在贵州，后来又在重庆。每年春节，三叔回川沙乡下探亲，居然从上海火车站出来，直接去了回川沙的汽车站，连来我们家弯一弯都不愿意。我想这大概是我父亲的过错，因为我小时侯就察觉到：每逢三叔来我们家，我父亲总是板着脸，不屑于搭理他。有一次，我听见父亲低声对母亲说：“三弟这个人太傲！你看他说话的腔调总是自以为了不起。”现在回想起来，我倒觉得三叔的言谈神态之中透着一股职业自豪感。三叔与二叔一样，大大只供这对双胞胎兄弟读书读到小学毕业，后来二个叔叔都边学木匠边进夜校读的初中课程。三叔也是应招去了外地的建筑公司，并且在外地的建筑公司里很受器重。每逢见到三叔，三叔总会志得意满地说起他自己的事，特别是三叔的建筑公司被收编为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属于军队编制以后，三叔说起话更是豪情四溢了。政治上三叔是我家父辈中最进步的，言谈话语中可以感觉到，记得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我和大弟、同事在家里议论激烈，对江青张春桥大不敬，他在旁边插话都是左派的言论。和我们话不投机，他一生都在要求加入共产党，但到退休也没入成。
公元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母亲去世，三叔一直对自己大嫂很尊重，自然来吊丧。那天，来吊丧的人很多，我把三叔、孃孃、姑父等人让到华昌路6号楼上前间落座。见我和我弟妹们倒茶递水忙上忙下地招呼众人，三叔大声地问起我话来：“国华，现在这个个人调节税是哪能桩事体？”然后，三叔当着大家的面报出了他自己当时的一个远高出众人的工资数目，并且探究起单位扣他的税金是否合理、准确的问题来。三叔开始大声问我时，我看见父亲一声不响地走开，下楼了。
国民党军政官员纷纷变卖土地，把不动产变成黄金，携款逃往台湾。
大大却倾其所有金银细软，甚至把阿奶、孃孃手腕金镯头、金耳环也撸下来，凑起来买下了大约三十亩良田
大大的“协泰营造厂”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并未从“8.13”轰炸的厄运中复苏过来。大大只是惨淡经营而已。听长辈们说，日军为了防范抗日活动，封锁得紧，百姓食物匮乏，大大只好常常从跑单帮的手里买有点变质的“单帮肉”吃。营造厂生意实在萧条的日子里，二个叔叔还做过卖棒冰的小贩呢！谁知，卖棒冰的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卖不掉的棒冰只好带回家。可那时家里那有什么冰箱冷柜，为了不浪费，一家人到了晚上只好硬着头皮大吃特吃棒冰。我小时侯听到这段开怀痛吃棒冰的往事，还羡慕了好一阵呢！二个叔叔为了生计，还曾扔下木工家什，去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抓赌的警察。为了这段“政历污点”，解放后叔叔们被反复审查了好几次，直到上级部门认为清楚了才算了事。
华昌路2号至12号共六间门面的房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不仅是“协泰营造厂”的经营场所和作坊间，也是范木金一家包括三房儿子媳妇、女儿、孙女孙子，以及庄阿毛等大大的忠实徒弟们居住、生活的宅屋。范家在乡下还有几亩地，既然范家老少三代人早就长住在上海市区了，这几亩地谁来种呢？我的阿奶不舍得田地荒芜，只好农忙时住在乡下种田，农闲时住在上海了。至于川沙乡下的老宅，范家的人只是偶尔去看看，除了阿奶，再也没人会去居住了。
然而，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夕，我的大大却做了二件影响子孙后代一辈子的大事。对政治、时局可以说一窍不通的大大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这二件事严重影响了他和他的子孙以后几十年的人生命运。
公元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阔的国土上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沉重的致命的打击。蒋介石政府为了筹集打内战的资金，为逃到台湾收刮资金，在国统区大肆聚敛钱财、滥发货币。豪门富商拼命藏匿黄金、囤积物资，金圆券大幅贬值，大上海物价飞涨、百业凋零、民不聊生。这时的协泰营造厂早已名存实亡，很久没有生意可做了。大大和他的几个徒弟，还有我的二个叔叔都完全失业了。只有我父亲在铁路局的饭碗没有丢。这一年，我的大大正好六十周岁。生意的衰败、生活的艰难驱使大大常常晃着高大的身躯去城隍庙求神拜佛、烧香磕头。有一次，城隍庙附近那个大大熟识的算命先生眯着莫测高深的目光打量了大大好一会儿，然后煞有介事地说：“你这一世人到现在为止还不算倒霉。我算出你六十岁以后要大难临头！有血光之灾！”这番话说得愚昧迷信的大大口瞪目呆、心惊肉跳。“不过还好，我有避祸的办法！”算命先生话锋急转，满脸悲天悯人的神色，在收取了大大的卦金之后，他说出了四字真言：“不出城门。”
大大心神恍惚地回到华昌路的家，久久地琢磨“不出城门”四字的含义。算命先生说了这四个字之后不作任何解释，说是天机不可妄测，只可自己去揣摩领悟了。大大心想：自己祖祖辈辈是川沙黄楼人，“不出城门”自然指的是不出川沙城门了。现在日子这么难过，营造厂一直没有生意，一家人靠什么过日子？眼看仗又要打到上海来了，上两次日本人轰炸炸掉了我的房子，这次如果不早点避开，一家老少的性命恐怕真要有血光之灾了！大大愈想愈害怕，愈想愈觉得算命先生的话不能不信。于是，大大毅然决定：关闭营造厂，全家回乡下种田去！大大的决定遭到儿子、媳妇、女儿的一致反对，谁也不想回乡下去种田。唯一赞成这个决定的是我的阿奶，她一直埋怨乡下那几亩田没人种呢！最后，迫于大大、阿奶的家长命令，也迫于在上海失业多年、生活无着落，我的二个叔叔只好带着妻子儿女离开华昌路，迁回川沙乡下种田去了。只有我父亲，因为在国民党的铁路局仍有可以谋生的职位，所以幸免回川沙乡下，带着全家留在了上海，留在了华昌路。当时我的阿奶极力劝我母亲也回乡下去种地，我母亲坚决不肯，说要留在上海照料丈夫，阿奶也只好妥协了。
大大在上海解放前夕做出的这个决定，使得二个叔叔、二个婶婶以及他们已经出生和尚未出生的十三个子女，还有孃孃和她后来生养的四个子女，全部都由上海市区户籍变成了川沙农村户口。解放后，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城市户口与农业户口的天壤之别使二个婶婶和孃孃，甚至他们的子女抱怨了几十年！我的孃孃在几十年后一提起大大当年的决定还忿忿不平地说：“‘不出城门’为什么一定是不出川沙城门呢？也可以是不出上海城门的！”
既然回到川沙乡下种地了，就要有田地可种。家里的那几亩地是无法让一大家人赖以生活的。公元一九四九年年初，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大陆面临全面崩溃，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军政官员纷纷变卖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把不动产变成黄金，携款逃往台湾。川沙乡下的田地价格因此一下子变得便宜了许多。我的大大顿时觉得机不可失，于是倾其所有金银细软、积蓄，甚至把阿奶、孃孃手腕的金镯头、耳朵上的金耳环也撸下来，凑起来买下了大约三十亩良田！这就是我的大大在解放前夕做的第二件大事。大大做梦都不会意识到：自己做的这第二件大事很快就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政治后果！上海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我的大大范叙洪因为拥有四十亩良田被定为地主！考虑到范叙洪解放前一直是在上海做营造厂生意为主的，所以按土改政策，我的大大的正式成分是“工商地主”。在解放后的几十年岁月中，在后来进行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中，“地主”这个成分就像一顶永世不得摘除的铁帽子、铁面具，紧紧地扣在我的大大头上，也紧紧地扣在他的子孙后代头上，影响了范家整个家族每个人的人生命运！
老眼昏花、古稀之年的大大漫不经心地刨木料、锯榫头、凿榫孔，做成的小板凳却榫缝严密、纹丝不漏，哪怕你用力往地上摔也不会摇动的。
华昌路的房子只留下我父亲一家人后，大大便把空闲的房子出租。华昌路2号的房子租给了一户苏北人，姓周；10号的房子租给了一户绍兴人，姓史；12号的房子租给了一户姓孙的江西人，8号楼下的房子租给父亲在铁路局的同事，姓包。后来包家搬走了，8号楼下便租给了江西人的侄子。这些房客都成了我家的老邻居，恩恩怨怨、风风雨雨地共度了几十年岁月。至于房租，便宜得惊人，每月租金仅二元六角至三元五角不等。房客们把房租交给我母亲，每隔几个月或半年，大大便从川沙乡下到上海来，收拢房租作为他和阿奶的生活费，同时在我家住上一些日子，找些零星的木工活做做，以此维持生计。
我计算了一下，我和大大的年龄相差五十八岁。所以，当我长到稍懂世事的年龄时，大大已经是一个六十五岁奔上的老人了。大大的三房儿子娶妻后生育的头胎都是女儿。我是大大的第一个孙子。我的出生自然让大大高兴了好一阵子。据说，给我办满月酒的酒席在华昌路摆了好几间屋子，当时宾客簇拥，贺礼不绝，十分热闹。不过，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过眼云烟了，唯一留下一点痕迹的，是华昌路房子里用了几十年的一张白木方桌和四只方凳，外面涂过一层淡黄的泡力水。我母亲说，这是大大的徒弟庄阿毛在我满月时送的礼，是阿毛伯伯亲手做的。
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大大外出了。身材高大然而瘦弱衰老的大大总是穿着一身乡下土布做的旧衣衫，肩上斜背着一个也是土布做的口袋，手里牵着同样是一身土布衣衫的我，慢吞吞地走在大街上。从小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的我，早就知道“地主”是阶级敌人，是坏人，就象《白毛女》里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但是我的大大怎么一点不象坏人呢？”小时侯，每当我跟着大大一起走在人来车往的大街上时，心里常常忐忑不安地这样想，“这个地主是我的大大，我的长辈，我的亲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好在大大脸上又没写地主二个字，谁会知道和我走在一起的大大是个地主呢？！”这样一想，年幼的我心里坦然了许多。
我曾跟大大在上海走亲访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了淮海中路一条弄堂里，那里住着一位同样讲一口浦东话的老中医，他是大大同一村的同乡。就是在这个老中医家里，我听到了老中医转述的私立女中女校长感激大大的话：“范木金可是个善人啊！”
我曾跟着大大在上海浙江路北京东路一带挑选木工用的刨刀、锯条，好奇地看着这个木匠兼地主怎样眯缝起老眼挑选劳动工具。我曾跟大大去送给人家做好的木工活。有一次去了山西北路一家弄堂工厂送货，厂里的一位老师傅误以为我是大大收的小徒弟，不禁疼爱地摸了摸我的脑袋。等到弄清楚我是老木匠的孙子时，老师傅居然兴高采烈地说：“好，好啊！跟着侬阿爷学生意，将来侬的手艺一定不会差的！”我曾跟着大大去过最多的地方是上海的城隍庙。大大对城隍庙周围的上海老城区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大大年轻时敬奉神明的那种虔诚，到年老力衰时似乎已经散尽了，反正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大大到城隍庙烧香磕头的情景，他只是常常有事无事地去城隍庙附近走走、看看。大大在拥挤的人群里蹒跚而行，在狭窄的街巷中久久踯躅。他的脚步停留在一家商铺前，用嘴呶呶它，喃喃地对我说：“喏，这个地方老早就是我学生意的那家木匠铺。现在，木匠铺没了。”我扭头一看，这是一家生意兴隆、顾客盈门的点心店。我又抬头望了望大大，只见他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迷茫、无奈的神情，二只浮肿的眼袋下面，干枯、苍黄的脸颊微微颤动了一下。
我一年年地长大，大大一年年地衰老了。过了七十岁的大大，再也没人请他背着锯子、刨子去做零工了。大大很早就有耳聋的毛病，和他讲话要大声喊，旁人看来很可笑的。大大还患有小肠气，疼的时候常用一只手托住下身，看上去很不雅观。没人请他去打零工了，大大就开始从川沙乡下吃力地扛出一捆捆木料，天气晴朗的日子，他就在华昌路6号、8号的门外摆开木匠作凳打造起小板凳来。木料都是大大在乡下向人买下硬木树，然后砍伐出来的。小板凳上不能有一只钉子或螺丝，全靠榫头、榫孔连接组成。而且小板凳上的榫孔不能象方凳上的榫孔那样垂直凿打，而是必须按同样的角度向二边斜凿。老眼昏花、已过古稀之年的大大漫不经心地在路边刨木料、锯榫头、凿榫孔，做成的小板凳却榫缝严密、纹丝不漏，哪怕你用力往地上摔也不会摇动的。华昌路老房子里我们从小用到大的小板凳就是大大做的，用了几十年，凳面、凳脚都被摸捏得油光发亮了，小板凳还是结实得没有一只凳脚稍有松动。我长大后做过十年左右的木工，这才知道大大的木匠手艺的确功底扎实，这是他从小就打基本功，然后几十年劳作练成的。
大大的话真是阶级复辟言论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觉察到：大大在垂暮之年的这种情绪流露更像是对他自己一生渴求温饱生活的感叹。
大大做好一批小板凳，就送到小菜场去卖。当然又是我这个大孙子陪他去了。这么多小板凳怎么拿到小菜场去呢？我正在煞费苦心地想办法，大大走过来教我用长绳子把小板凳串起来，像串起一串大闸蟹一样，背在肩上去小菜场。小菜场在多伦路，就是现在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过去是一个很大、很热闹的菜市场。我和大大在多伦路小菜场的一角摆开地摊卖小板凳，这大概是公元一九六零年或六一年的事情。那时整个中国正处在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中。小菜场里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购买，连蔬菜也要凭卡供应，每人每天只能买几分钱的青菜、卷心菜，甚至是花菜叶子。那时正在念初中的我总是处在难熬的饥饿之中，一餐饿到下一餐，我的弟妹们当然也是如此。老百姓手里的钱少得可怜，物价自然不高。大大的小板凳用料硬扎、做工精湛，而且卖价便宜，每只只卖六、七角钱。不一会儿，大大的小板凳就被人买走了好几只，我和大大自然很高兴、很宽慰。做了一会儿生意，我就坐不住了。于是，我一个人在菜市场里闲逛起来。看看鸡摊上待售的芦花大公鸡、花母鸡，我不禁算起自己已有多长时间不知鸡味了。逛来逛去，在多伦路那座大教堂的外面，我无意中看见也有一个卖小板凳的地摊。我连忙走上去装作顾客查看起来。那是一般白木做的小方凳，大小和我们的小板凳差不多。我向摊主问价格，那个带着一口苏北口音的老头开价居然是一元、甚至一元二角一只！我大吃一惊，赶忙跑回自己的地摊，要求大大把小板凳的价格提高到一元钱一只。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小板凳质量要比苏北老头的小方凳好得多，价钱却比他贱，这不是太亏、太冤了吗！？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大听我讲完，居然拔直喉咙，大发起雷霆来：“侬这个小鬼头！良心介黑！这几根柴爿料做的小矮凳要卖一元洋钿一只？侬那能开得出口啊！”我被大大骂得目瞪口呆，脑子里却翻江倒海似地沸腾起来：都说地主老财是剥削成性、残酷无情的，我面前这个地主怎么完全不是那样的？！明明自己做的东西可以卖个更公道的价钱，他却要讲良心，卖得那么便宜！再说，地主都是坐在自己的庄园里、抽着大烟悠闲享乐的，哪有七十多岁还自己做小板凳到小菜场来卖的地主啊！
又过了几年，大大老得推不动刨子、举不起斧头了，小板凳自然也无力再做了。大大蜗居在乡下的老屋里，很少到上海来了。我记得大大最后一次到上海来是公元一九六七年或六八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蔓延之时。乡下的堂弟把大大送到我们家就转身走了，我母亲看见大大进屋却又急又怕不知如何是好了。我明白母亲的心情：我们家因为父亲的右派身份已是派出所、街道居委的注意对象了，现在又来了个老地主，岂不是自招灾祸吗！？大大在我们家住了二天不见回乡下的意思，母亲作为媳妇又不能赶公公走。这时，华昌路12号的江西女人看在眼里也急了。江西女人踮着小脚跑到我家来，凑到大大的耳边压低嗓门喊：“你还不快点回乡下去啊？再不走人家要来批斗地主啦！”华昌路10号的绍兴女人闻讯也叼着香烟走来，不紧不慢地为江西女人帮腔：“上海红卫兵批斗起来比乡下人还要凶！”大大这才慌乱了起来，当即表示要回乡下去了。我母亲一边帮大大收拾包袱，还塞给他一些钱，一边嘱咐我一定要把大大送到川沙乡下老宅。
这是一个天朗气清的春天的上午，我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大大回乡下。已经八十高龄的大大像一棵即将枯萎的老树，瘦弱的身躯上，干枯的皮囊在骨架下晃荡。上汽车、过摆渡，大大颤颤巍巍地迈着小步，还不时用嘶哑的声音关照我：“慢唠，慢唠……。”终于过了川沙城，渐渐地快到杜坊村了。春风轻吹，拂面而来的是乡野田土特有的一股清香。我扶大大沿着田埂小道缓慢地走着，一边闻着阳光照耀下庄稼、野草散发的醉人气息，一边顺手拉扯田边庄稼的绿叶，不禁有些心旷神怡了。眼前出现了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田，像一大块金色的地毯一直铺到很远处。大大眯起老眼眺望着这片生机盎然的田地，举起手挥了挥，不无惋惜地开口对我说：“喏，这片田，……本来是我们家的。土改时，没收了。……假使还在，你们的日子……不会这么苦。”当时，我一听这话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原来地主分子对自己失去的田地居然过了这么多年仍然念念不忘啊！我想起了那个时代阶级斗争教育影片《槐树庄》里那个躲在阴暗角落里妄想复辟变天的老地主。然而，大大当时的话真是阶级复辟言论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觉察到：大大在垂暮之年的这种情绪流露更像是对他自己一生渴求温饱生活的感叹。大大一生不懂政治，压根儿不懂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他八十多岁的漫长人生经历中，只知道年复一年的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去谋求一家人能过上衣食不愁、安稳太平的日子。这大概是世上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愿望吧。
大大阿奶的晚年贫困饥寒、缺食少油却高寿而逝，是因为他们一辈子不与人争斗，从没害过人的缘故吧。
公元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大去世了，享年八十六岁。这天中午，华昌路上的公用电话里，乡下的堂弟向我们家报告了这个消息。那时我的父亲还在浙江肖山工作，一时无法赶回来，母亲连忙叫我代表父亲、代表我们全家赶回乡下奔丧。我赶到乡下老宅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我的堂兄弟姐妹们已经从新陆火葬场回来了。我只看见大大居住的那间房子里，桌子中央放着一只简朴的骨灰盒，桌旁坐着目光呆痴的阿奶，她那张满是皱纹、像核桃般干瘦的脸上，没有泪水，没有哀伤。原来，乡下的火葬场业务不忙，下午送去的大大遗体当即便火化了。三叔家的一个堂弟告诉我：大大中午精神还很好，拔直喉咙吵着要喝酒，说是很久没喝酒了。堂弟拗不过大大，叫人去村口小店拷了一角钱的白酒给他喝。谁知半个小时之后，大家发现八十六岁的大大已经躺倒在地上了。这天，二爷叔也没从合肥赶回来，只有三爷叔已经提前回来探亲度假了，正好碰上给大大送终。孃孃当然也从自己家赶来了。
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去，西边的天际被夕阳染得一片血红，红得让人心碎。三爷叔带着我们孙辈沿着屋后的小路走去，捧着大大的骨灰盒，提着铲子、丁镐，穿过竹林，走过菜地，来到一片野草丛生的荒坡。几个堂弟在荒坡上挖了一个坑，把大大的骨灰盒埋了下去，然后盖上土踩实。堂弟们说：“大大是地主，成分太高，不能做坟的。”所以，埋葬大大的那方土地上，没有一点坟包，更没有立什么墓碑。就这样，八十六岁的老木匠兼地主，中午时分还在阳光下吵吵嚷嚷，黄昏时刻就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消失得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然而，从人类生命的延续而言，大大留下了众多的后代子孙。我默默地数了数，大大除了五个儿女之外，竟有22个第三代后人。
落葬回来，众人在老宅前的院场上吃豆腐饭，主菜是蚌肉烧豆腐。三爷叔坐在小矮凳上仔细计算了大大的全部丧葬费用，包括买蚌肉和豆腐的钱。我代表父亲付给三爷叔全部丧事费用的三分之一钱款。天边的残阳终于落下了，只留下一缕猩红的晚霞。一朵灰色的浮云在晚霞中向西飘去。渐渐地，浮云飘逝了。
过了四年，阿奶也去世了，享年也是八十六岁。大大阿奶的晚年贫困饥寒、缺食少油却高寿而逝，是因为他们一辈子不与人争斗，从没害过人的缘故吧。
好多年之后，我因公事去川沙黄楼，顺道去看望二个爷叔。只见二爷叔独自一人坐在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屋里，无聊地、默默地看着黑白电视机里播送的节目，身旁的一张小床上酣睡着一个婴儿。我问二爷叔：这是谁的孩子？二爷叔回答我：这是国良的孙子。哦，这是我的大大范木金的第五代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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