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昕：百年愚园路，掩映的都是故事
百年愚园路，掩映的都是故事
－－作者：范昕
愚园路不长，却也不短，全长2.7公里，东起常德路静安寺，西到中山公园，连接静安与长宁两区。这是上海一条兴起于上世纪初的老街，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汇集，见证了中国私宅建筑在民间的最后一次辉煌，每一幢房屋、每一条弄堂掩映的都是故事。
先有愚园，再有路
愚园路是先有园林也即愚园，再有路的，顾名思义。1911年，租界工部局筑愚园路，愚园路即以愚园得名，从愚园通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万航渡路以东段属于租界，以西段则在中国地界，算是“越界筑路”。当时，愚园的正大门就开在愚园路上。
愚园在今天的愚园路东端，常德路、南京西路范围内，即吉美村、康泰公寓一带。据钱化佛口述、郑逸梅执笔的《三十年来之上海》一书所说，愚园的前身为申园，是旅沪宁波巨商叶氏的产业，1890年被四明张氏购得，重建后改称“愚园”对外开放。 
右图：清代吴友如绘愚园（资料图片）
园中具亭台竹木之胜，景点甚多，景色如画。入园过小桥，可见一楼，楼后是个水池，池中建有舫亭，然后为敦雅堂，堂后筑假山，可谓“背山面水”的做法。假山之上，即为花神阁，阁内镌刻着闽人辜鸿铭英文诗、德文诗诗文。园中水池的东、西、南三面，均筑有亭、榭之类的建筑。值得一提的是，园内有很多娱乐设施，比如园之西北设有球场、弹子房等，也备有茶点酒肴，供游人食用。园内甚至蓄有虎、豹、猩猩、孔雀、仙鹤、吐绶鸡等珍禽异兽供人观赏，要知道，当时上海是没有动物园的。每逢节假日，愚园成了游人的好去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人雅集也往往假座愚园：1900年，唐才常、容闳等人发起的中国国会，就在愚园中的南新厅举行；柳亚子等人组织的南社，也曾多次来愚园雅聚。
可惜，愚园在二十余年的历史中五易其主，至于它在何时消失，也不得而知，估计被毁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
愚园消失了，愚园路却延续了下来。这条路成为了高档住宅区，汇聚着当时租界西洋绅士、洋行买办等名流。道路两旁的房子多为划定了地皮之后，各家各户自行设计、建造的，因此除了在高度和公共设施上依照统一规定，其他均未受约束。这也造就了迄今中国私宅建筑在民间的最后一次辉煌。
洛公馆：投资家的乐园
左图：1911年，约翰.D.洛克菲勒委托沙利文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了现在的愚园路753号住宅，日后被称为“洛公馆”
洛公馆位于愚园路753号，包括一幢800平方米的别墅以及一幢5500平方米的英式老式八层公寓。它已不仅仅是建筑，而是美国建筑大师路易?沙利文在上海的百年建筑设计作品。沙利文被称为“现代主义之父”，他认为建筑设计应该由内而外，必须反映建筑形式与使用功能的一致性。这同当时学院派主张按传统式样而不考虑功能特点的设计思想完全不同，例如作为建筑结构的柱和梁要做得清晰可见，建筑内外都应如此，清楚地表现框架支撑楼板和屋顶的功能。 
右图：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
除了设计师，洛公馆大有来头的还有委托人——约翰.D.洛克菲勒。1870年，美国纽约，还是毛头小子的洛克菲勒在自家的小实验室里提炼出了经久耐燃、十分光亮的照明火油，在色泽、比重、硫量、气味等方面都达到了标准，在新生的美国还是创举。可他没有资金办厂，于是找到了银行家莫里森。最终，两人达成合作，将公司定名为“标准石油公司”，也就是日后驰名中国的“美孚石油”。在美国站稳脚跟后，“标准石油公司”就向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市场进军。从香港到上海，“美孚石油”一炮打响。它冲击着中国古老的灯草豆油灯，只不过三年时间，“美孚油”就传遍了中国的穷乡僻壤。“三个铜板一勺美孚洋油”，连几岁的小孩子也知道了。
洛克菲勒1890年就来过上海，当时他已是亿万富翁，但显然不满足于美国国内的事业，而是想要占领整个中国市场。他先是在四川中路造了两幢洋房，用于“美孚”公司办公，进而又在广东路96号建造了一座四层大楼，甚至还曾在浦东庆宁寺一带购地200多亩。1910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橡皮股票风潮”，导致大量钱庄倒闭、商家歇业，许多投资者倾家荡产，因失败而自杀者近百人。洛克菲勒家族企业倒是受益者，曾利用“橡皮股票风潮”赚取了近百万两白银。1911年，约翰.D.洛克菲勒委托沙利文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了现在的愚园路753号住宅，但由于种种原因沙利文的原设计改变了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愚园路753号住宅1913年竣工后，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并没有入住过，而是作为当时美国在上海的投资家们聚会的私人会所，一时间赫赫有名。洛克菲勒家族与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周学熙关系密切，用支持周学熙为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以换得其在上海的政治保护和贸易特权。可惜，好景不长。宋教仁遇刺案引发“二次革命”，进而导致袁世凯下台。这使得洛克菲勒家族在上海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非但投资不顺，而且失去了政治保护，其家族企业等于被赶出上海。从此愚园路753号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1924年江浙战争孙传芳全面控制上海，愚园路753号又变成孙传芳手下浙军旅长颜景崇的公馆。1927年北伐东路军白崇禧率部进入上海，愚园路753号则划归国民政府军营，至1949年解放前归空军所属，大部时间为空军飞行员公寓并命“江宁公寓”。空军国民革命军至1926年已有40架战斗机、12架运输机、2架侦察机。
1964年3月，八连进驻愚园路753号，直至2010年。1963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曾授予这支部队“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这支部队于1949年6月进驻上海市南京路执行警卫任务。因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社会情况仍然十分复杂，八连却坚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侵蚀，团结人民群众，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全连干部战士勤俭节约，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愚园路753号这座长宽仅几十米的小小院落，则见证和记载了“好八连”迈进新时代的每一个步伐、每一则故事。
汪公馆：金屋曾为藏娇
汪公馆位于愚园路1136弄31号，是一幢哥特式城堡建筑，占地7200平方米，主建筑面积2159平方米，楼高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共有大小厅室32间。其豪华程度当时上海滩少见：房厅、客堂均用东方传统艺术装饰，室内配以彩绘壁画；门窗紫铜拉手，空铸梅花窗栏，四坡顶正面装有老虎窗；半圆形阳台，罗马式栏杆；楼南花园更是达13000平方米，园内绿树葱郁、绿草如茵，水池、小桥、假山、花坛，百花四季吐艳。
1930年，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兼大夏大学董事长、校长王伯群为迎娶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作为续弦，建造了这幢住宅，交由协隆洋行柳士英设计，辛丰记营造厂施工，1934年落成，耗资30万银元。1935年，王伯群与保志宁就在这里举行了婚礼。王伯群声名显赫，保志宁也来头不小，她是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的侄女，面貌清秀，善于辞令，可谓大夏大学学生中的佼佼者。相传王伯群在得到她首肯时，曾被约法三章，一是遣散原有妻妾，二是建一套安静舒适的住宅，三是存一笔为数可观的款项。这才有了愚园路1136弄31号住宅。
不过，保志宁作为第一任主人在这幢豪宅里仅住了两年半。因王伯群在任职交通部长之际大兴土木，不仅在愚园路兴建私邸，也在南京兴建交通部大楼，在大夏大学兴建群贤堂（现华师大文史楼），并且三大工程均由辛丰记营造商独家承包，最终涉嫌经济犯罪，为舆论所谴责，加上朝中派系倾轧，检查部门提起公诉，从而被免去交通部长一职。1937年抗战爆发，王伯群又随大夏大学撤至贵阳，离开了上海。
上海沦陷后，1939年起这幢建筑成为“汪公馆”，被汪精卫用作伪政权驻沪办公联络处，1940年更是成为南京伪国民政府的行宫。一时间，陈璧君（汪精卫妻子）、周佛海、李士群、诸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伙汉奸特务皆在此出没，甚至将愚园路1136弄内10余幢花园住宅全部霸占。那段时日，这里是戒备森严的，重要路口筑垒设防，100多名武警日夜守卫，出动装甲车游弋，故1136弄水泥路面下有密铺钢筋，一般市民根本不容近前。
倒是如今，愚园路1136弄31号成了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的去处——长宁区少年宫。
涌泉坊：深藏烟草大亨
右图：“涌泉坊”总弄入口设有2层过街楼，在当年开了风气之先
涌泉坊位于愚园路395弄，因静安寺一条名为“涌泉”的水浜而得名。总弄入口设有2层过街楼，弄口中间为半圆大拱券，两侧为半圆小拱券，拱脚处由仿西班牙式绕绳柱支承，过街楼连接东西两侧沿街房屋。据说这过街楼在当年开了风气之先，自那以后，上海建造的许多新式里弄也多采取了这种建造骑楼的大门样式。同时，这条弄堂在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里也具有开创性地位。所谓新式里弄，指的是上世纪初于上海出现的一种结合了中国特点的西化建筑。建筑一排连为整体，独门独户分为多家，每家一般三层，底楼有小花园，二楼和三楼各自分割，各有功用，整体上类似于今天的联排别墅。涌泉坊弄内有15幢行列式布局的新式里弄住宅和一幢独立式花园住宅，由人和地产公司投资建造，华信建筑事务所杨润玉、杨元麟、周济之建筑师设计、久记营造厂承建，1936年建成。 
左图：涌泉坊弄底的“陈家花园”，有着低调的奢华，宅主原是中国民族烟草工业三大公司之一的华成烟草公司总经理陈楚湘
其中那幢独立式花园住宅是涌泉坊最为出彩的部分，位于弄底：四层高，缓坡屋顶、红色筒瓦、拱窗，屋檐下有持续摆列的小券装饰，坐落在1000余平方米的大花园中，造园仿照苏州古典园林，有假山小阁，小桥流水，山石池沼、曲径亭台，园内树木碧绿，四季花开不竭，紫藤架下设有茶座。此处人称“陈家花园”，宅主原是中国民族烟草工业三大公司之一的华成烟草公司总经理陈楚湘。陈楚湘装修豪宅，自有考量，只见住宅一楼半及二楼半的楼梯房墙上开有彩色玻璃大窗，图案分别为西班牙海盗船、西洋美女等，这两种图案正是当时上海滩畅销香烟的商标，暗合了主人从事烟草生意的身份。
说起华成烟草公司的崛起，有这么一个歪打正着的故事。1925年，陈楚湘无意中瞥见京剧名伶吕美玉的一帧时装京剧《掉足恨》半身剧照，深感惊艳，便独具匠心地以此剧照为底本，请名画家谢之光精心绘制商标——钩金圆形人像框，周围点缀数枚绿叶，衬以虎黄色美术图案，作为新推产品“斑斓牌”香烟的烟标，随即投放市场。不想，吕美玉瞧见后怒了，以“形象侵犯”的名义要与华成打官司。此事曝光后经新闻媒体一番炒作，旋即成了上海滩的热门话题，反而使得斑斓牌香烟名声大振，销路大开，不满一年即盈利累万。凭借这场官司，斑斓牌香烟成了上海滩的名牌香烟，华成公司则也成了国内烟厂中的名牌。
陈楚湘却是一个不喜张扬的人，当卷烟的畅销给他带来巨大利润时，他只是买下了涌泉浜的一块地皮，填浜建房。没错，涌泉坊就是陈楚湘投资新建的，那家人和房产公司就是他所注册的。陈楚湘将涌泉坊的新式里弄住宅租借给了与陈家有些关系的亲朋好友居住，并特意将自己的住宅建在弄底，给人的感觉是，他仅仅住在一条寻常的弄堂里，直至今天，许多“老上海”都不知这条弄堂深处藏着这么一幢美轮美奂的建筑。
岐山村：文人墨客云集
岐山村位于愚园路1032弄，愚园路江苏路路口，与涌泉坊类似，也是一条赫赫有名的新式里弄。1925年至1931年间，美商中国营业公司、中央信托局以及一些富商等分别在这里投资建造中西式三层楼房，共计70幢，加上建于1924年的四层花园洋房东苑别业5幢，一共75幢。清水砖墙或是水泥拉毛的墙面，木窗或是钢窗，整座建筑群呈现出不同质感的视觉冲击。室内设备也格外考究，洋松打蜡地板、壁炉、卫生设施一应俱全，考究的取暖壁炉。当时业主借周武王发祥于岐山的典故将这条弄堂命名为“岐山村”。
弄堂里，官宦富商、文人墨客云集。民主革命人士杜重远在上海时就寓居在此，岐山村25号，当时他结识了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爱国人士，任《生活》周刊主要撰稿人，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西安事变前，他就曾多次和张学良、杨虎城在上海秘密会见，共商抗日大计。岐山村111号，则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旧居。1947年他第一次回国时，就和父亲在此相聚，1955年结束旅美生涯回国后又经常到此看望父亲，随后才举家迁往北京。中国现代派文学开山大师施蛰存曾长期居住在岐山村1018号。1952年因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而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的他迁至岐山村居住，一住就是半个世纪，直至2003年逝世。岐山村也是电影明星祝希娟年少时生活的地方。当年她以影片《红色娘子军》中坚毅勇敢的吴琼花一角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真有影迷为了撞见祝希娟，在岐山村弄堂口一等就是老半天。
相关链接：愚园路上还有这么些名人宅邸 刘长胜故居（愚园路81号）
这是一幢沿街的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1946年至1949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人、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就居住于此，小楼也因而成为当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秘密机关之一。当时刘长胜住在二楼，时任地下市委书记的张承宗则住三楼，不过，同楼还有一个国民党特务。每次，地下党在刘长胜家中联络，刘长胜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屋外放哨，一发现动静，便将麻将搓得哗哗响。时间一久，人们都以为这家人爱搓麻将。以至于上海解放后，报上刊出上海市委领导刘长胜的名字时，左邻右舍才恍然大悟。
愚园新村（愚园路750弄）
这是一处西式里弄民居。1930年，浙江兴业银行购地在此建造了29幢假四层联立式洋房，总建筑面积约3190平方米，均有煤气、卫生设备。民主革命时期“七君子”之一的民主斗士沈钧儒先生曾居住在愚园新村11号，这幢寓所也是其长子沈谦行医的诊所，现仍由其子孙居住。
值得一提的是，愚园新村的前身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旧居“游存庐”。康有为从海外归来，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1921年便在愚园路建造了花园住宅以颐养天年。园内有池有水，水上有桥，假山有亭，植有樱花、桃花、红梅等1200多株花树果木，并驯养了孔雀、金丝猴、麋鹿等动物，布置十分豪华。当时，康有为还利用沿愚园路的一幢西式楼房开办了“天游学院”，园内建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后面有一平房，是康有为根据《荀子.札论》中“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之义而命名，专门用以供奉祖宗。另一座木结构的“竹屋”，外形使用竹材，室内陈设雅致，是康氏休息和招待客人、亲友和弟子的地方。康有为在“游存庐”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7年时光。花园落成时，他作有“自有天游人非想，默存独乐始于今”的诗句，可谓其闲度隐居生活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路易.艾黎故居（愚园路1315弄4号）
这是一幢英国式双开间三层砖木结构的建筑，建于1912年。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楼居室，底楼前半部分为会客室和餐厅，后半部分是厨房等辅助用房，底楼沿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花园。新西兰共产党员、作家路易.艾黎曾居住在这里。1934年起，艾黎参加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共建立联系。由于他是任职租界工部局的洋人，住处幽静，因此，中共组织常借此开展秘密工作。中共上海党组织曾在艾黎住处的顶楼小间架设电台，用以与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艾黎也曾在此为苏区和红军购买医疗器械、药品以及各种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出去。这一住处同时还是中共党员的接头地点和避难所，史沫特莱曾把刚从东京来沪的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带到此处，以躲避租界当局的搜捕，后又由艾黎护送上远洋轮船，脱离危险。抗日战争爆发时，鲁迅的老朋友日本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也曾因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而住进艾黎的寓所。
转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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