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回忆我的中学教育
回忆我的中学教育
－－作者：茅于轼
重庆南开中学是 1936 年张伯苓创办的。应该说这是张伯苓的远见和运气。一年后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接着国民党政府把首都从南京迁到重庆，重庆很快变成了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许多党政要员和文化名人聚集于重庆。南开中学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所中学。
当时许多国民党要员的子女都在南开上学。和我并排坐的一个同学就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外甥，但是大多数同学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而且政府大官的子女在学校里面也是完全平等的，都要凭本事考进去的。我不是政府要员的子女，我也考了两次，头一次没录取，第二次才通过，进了南开的大门。
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这和现在个别家长开着高级轿车送子女上学，比阔气，比级别的风气截然不同。南开同学个个有志气，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可能和学校的平等气氛有关，和家长不培养子女的特权思想有关。
重庆南开中学直接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办学，但是学校里有充分的民主气氛。当时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和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对学生都是免费赠阅的。我所在的班上有些关心政治的同学经常就当时的政治问题辩论。那时我的思想还很幼稚，不懂得政治，也不关心他们辩论的结果。但是却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讨论政治是老百姓的权利，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发表任何一种意见不管是对是错都能得到保护。从南开中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当时的民主壁垒之一的上海交大，更加强了我的民主意识。
抗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倒行逆施，控制言论自由。我的一位同宿舍的同学，就因为同情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的控制，被抓去，最后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后来国民党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进而发动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极其不得人心。上海交大发动了 “ 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 ” 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南开中学的校训是 “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 ，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或政治要求。但是 “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 的口号适合中学生的理解，容易为中学生所接受，而且学校把这两句话贯彻到行动之中。
允公允能就是要求每个学生培养自己的能力，适合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为社会服务。 “ 允公 ” 还有遵守公共秩序，约束自己不损害社会的利益，并且要有社会责任感的意思。南开学校的校规是很严格的。学生在公共道德上犯规是最严重的错误。这使得南开的学生懂得真正的是非界限是什么。我没有听到过南开同学有犯贪污罪的，也没有犯玩忽职守罪的；倒是过分关心国家大事，犯了 “ 政治错误 ” 的，被划为右派的特别多。
“ 日新月异 ” 对青年人来讲特别有意义。青年人每天都应该有进步，每天都是新的，不同的；每天都要有创造。南开中学特别鼓励学生从事各种课外活动，打垒球、照相、唱歌、演话剧、做航模、办壁报、应有尽有。
那时我和沈逢吉、张若衡一起办了一张英文壁报，一共出了四五期。为了约稿，我鼓起勇气去女生部联系，说完几句必要的话目不斜视地赶紧回来。南开虽然是男女合校，但是男生部和女生部是完全分开的。平时从来不来往，只有到了有活动的时候才在一起。上演话剧是男女生见面的机会，我才有机会光明正大地一睹女同学的风采。我们的这张壁报锻炼了同学们用英语写作的能力。这张壁报上的文章有的水平很低，有的很高。这无所谓，只要写了就好，学校领导从来也不过问我们写了什么内容，只有英文老师偶然鼓励几句。
沈逢吉有在中央大学英国文学系当教授的父亲，得到家传英语当然好。张若衡则是班上自学成才的英语状元。他的英语水平超出班上一般水平几个数量级。我们那时所记的单词不过两千多，但是张若衡记的单词超过七八千。他能够不假思索自如地用英语写作。他来自湖南一个贫困家庭，身体很不好。他最怕上体育课。毕业以后听说他患了肺结核，那时候还没有专门治疗肺结核的药，所以肺结核是十分致命的病，尤其对于贫困的孩子而言。我非常担心他的命运，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南开的课外活动特别多，但是正课仍然是主业。几门课不及格就要留级，不论是谁，都没有例外。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用功，没有一个马马虎虎的。但是要考试及格并不难，因为几门主课的老师都非常好。只要上课时认真听课，课后认真做习题，及格就没有问题。我的中学阶段正值抗战，流离失所，所以一共上了八所学校。回忆起来，凡是老师教得好的课，我都有兴趣。相反，老师不好的课，都成了我害怕的课。因为听不懂，还要考试，怎么能不害怕？南开的特点是没有让我害怕的课。
我念完中学念大学，风风雨雨经过了七十多个春秋。现在回想起来才懂得南开为什么能够给我这么大的益处。为什么现在中学的问题那么多？过去身在其中不识真面目，现在回忆起来才感觉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意义。
他一辈子从事教育，不断思索如何办好教育，改朝换代，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独立的教育思想，那是自己多年总结出来的。他在一生中直接教育的人数达十万人，间接受他教育的（他的学生的学生，按照他的教育思想来教育的）达到一百万人。
教育有其本身的规律，并不因为朝代不同而不同。我们有时候把一切都政治化，把教育生硬地和政治扯在一起，甚至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其结果是教育不能适合青年人的具体情况，不能满足青年人的切身要求，最后是事倍功半。不但浪费了资源，尤其是耽误了一代青年人。
张伯苓办学校丝毫不墨守成规，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又能照顾到贫困家庭的困难。他采用董事会治校的办法，一方面把教育办成产业，合理收取学费，不但使得办学能够有持续性，而且还能越办越大；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影响力，从社会募捐，多方面筹集资金，还能帮助家境清寒成绩优秀的学子能上得起学。
他一生办学不用公家的钱，他办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为的是避免受到政治风向的影响，保持其独立性。可惜他的教育思想没有得到承认，更谈不上发展。一直到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才逐渐重新被发掘，被研究。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愿意献身于教育的仁人志士，更多的人懂得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可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不受干涉的办学环境，让他们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学习张伯苓，超过张伯苓。时代在前进，我们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教育如果还不能急起直追，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值得担忧的。
转自《观念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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