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伯：抗战时期城市里的童年记事
抗战时期城市里的童年记事
－－作者：莲花伯
用回忆录形式记述童年之事，有一难题，即如何记述和认识当时的人和事。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而且口语说过即逝。我的这篇记述是用现代的语言说清楚事实的经过和由处境决定的我当时的思想和心理状态。
我的老家是民国初期农村较为富裕的农家，我的曾祖父兄弟四人只有我的父亲这一个孙辈 ，他们竭尽全力供他读书求仕，以振家风。可是父亲在二十年代末，中学读书时信奉了共产主义，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基层党员是没有工资的，生活，学习与工作所必需的费用，全由家庭承担，故与家庭一直保持联系。他在国民政府和日伪统治时期，处于被通缉和追扑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在沦陷区生活的他的儿子我，是个两面人。从家庭关系讲，我个人的命运是由父亲决定，自然的与党的事业连在一起的，我诚心希望革命能胜利。然而在家庭以外的社会生活中我又是个顺民，必须适应社会的要求，以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 ，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实现。这种心理上的持世态度，决定了我对事物看法和态度。
这里记述的是父亲处于地下状态时，我们是如何躲避敌人的搜扑以保存自己，同时介绍在我眼中的社会生活。这同一般文艺作品不同 ，不是直接揭示旧社会的黑暗与残酷和日寇的暴行等以及人民的斗争。所涉及的是那个时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时我的脑海里还没有阶级斗争，反帝反封，也没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有的只是修身课里讲的孝悌忠信等经典语句。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 1941 年的夏天。我父亲由平西根据地奉调回冀东。正值日寇实行第五次强化治安，由平西到冀东的山区交通线被破坏，只能走敌占区的一条内线。不料，到了北平以后，联系不上，关系中断。这时，日本人在辖区内实行“良民证”制度，在华北地区叫证明书，也叫“派司”。每个成年人都要随身携带，各种关口，像车站、码头、城门等等，都要检查。父亲没有证明书，非常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走。他曾试图按原路线返回平西根据地，但没有成功。北平呆不了，便求一位老朋友帮忙弄到一张临时通行证，来到天津。天津有租借地便于隐蔽并有亲友可以帮忙。
天津的租借地不受日本人直接管辖，户口与检查相对不严。父亲到天津后，临时住在意租界的一个亲戚家里。为时不久，便被日本驻意租界的特务机关雇用的中国特务所注意。需要在别的地方找房子，安一个家，而且是象样的家，有丈夫，太太和孩子，才能暂时隐蔽下来。我和母亲急忙从老家赶来天津。
找到的房子在英租界的 11 号路，位于劝业场和小白楼之间，是所谓的繁华地带。有意思的是，这间房子是在一座仓库的后院，一所二层楼的楼上。一楼是办公室，白天有人办公。二楼有十数个房间空着，只住有我们一家。可能是老天有意安排，这座楼房的二楼没有电，晚上得用蜡烛照明。没有电，生活不便，可帮了我们大忙。有几次，警察夜里查户口，见楼上一片漆黑，以为没有住人，便没有搜查。
这个后院有两个门，前门通库房大院，白天有百十工人搬运货物，吵吵嚷嚷。后院还有一个小门，穿过一个公共厕所通向一个大杂院。院内住有几十户人家，也是人来人往，进进出出。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随时从前门或者后门，混在人群之中，离开这里。
更为重要的是，大杂院里住着父亲的一位赞同抗日和有正义感的朋友。他是我们的掩护人。姓陈，我叫他大伯。一家三口，夫妻俩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儿。他随时来家通知各种消息和帮忙出面做一些事情。以后发生的几件事情，现在看来，很有趣，可当时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公共厕所里的一天
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尚未起床，便被一阵轻微但又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母亲披上衣服，跳下床。打开门一看，是陈伯伯。一进门便对父亲说：
“刚刚得到消息，今天，全市大清查，挨门逐户地搜查，但不断绝交通。你没有证明书，要躲一躲。”
说完便走了。父亲好象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吃了几口昨天剩下饭冷，临出门时说：
“我要出去海游了，如果下午 6 点钟不回来，就不要等了。你们明早雇车去意租界的亲戚那里，求他帮你们回老家。这里的东西都不要管了。最后冲着母亲说：
“回家以后，照顾好老人，看好孩子”。说完转身便走了。
现代的人看来，不就是几句话吗。普普通通几句话，有甚么大不了的。可是，对当事人来讲，却是痛苦揪心的，这是涉及到生死离别的几句话。
父亲走后，母亲和我才回过味来，一时不知所措。刚来天津不久，人生地不熟，面对的又是如此严峻的局面，不知如何是好。如果父亲晚上没有回来，我们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打听到他的消息 ? 如何救他 ? 难道我们就一走了之。如果留在天津，又该如何呢 ? 兵荒马乱。怎样生活 ? 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
母亲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停下来整理一下东西，或是向窗外望一望。这是母亲的习惯，遇到危险和惊恐时的动作，以安定情绪，打发时间。偶尔会不经意地自言自语：“天无绝人之路”。这可能是母亲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和自信。我随着母亲在屋里走一阵，便跑到大院里瞧瞧，到街上走走，去探听风声。外面的世界仍同往常一样，行人来去匆匆，车轮滚滚，小贩的叫卖声时起时落，孩子门在路旁玩耍。引人注目的是，街上有警察模样的人在走动，说明搜查仍在继续。回到屋里，见母亲仍在做同样的动作，心神不安。在儿子面前，却又强作镇静。
中午到了，母亲没有心思做饭，我的肚子也不觉得饿。等待，等待，还是等待。时间好象是越过越慢，越是接近傍晚，越是焦急不安。天快黑了，我忍不住再次跑到大街上。见路灯亮了，警察摸样的人没了，啊，搜查结束了，赶快跑回家，告诉母亲。可是父亲还没有回来。
不一会，陈伯伯来了，说他们那里每家都查过了。见父亲尚未回来，转身就走了，说是去打听打听。我们木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快到六点了，父亲还没有回，这时我的脑子是一片空白，好像是停止了思维的存在。母亲站在哪里，呆呆地注视着表针的走动。门声突然一响，父亲推门进来了。不知是惊还是喜，母亲 “啊”的一声坐在了床上，动搀不得。我也喜出望外，紧张的心立刻松弛下来，不知道说什么好，愣愣地望着父亲。过了好大一会，才恢复了常态。母亲站起身来，吩咐我去通知陈伯伯，说父亲回来了，她去升炉子做饭。
晚饭时，父亲讲述了一天的经过。早晨离家后，便避开大的马路，穿过小街小巷，到中国地三不管的地方，那里人起的早，街上人多，乱哄哄的，混在其中，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走着走着，一股刺鼻的臭味迎面扑来。仔细一看，面前是一个大的公共厕所。进去一看，里面杂乱不堪，大小便遍地皆是，臭气熏天，苍蝇蚊子到处乱飞，因为那时中国地的厕所是旱厕，没有冲水设备，粪便池一两天才清理一次。可去的人很多，川流不息。杂乱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是，父亲便装做解大便的样子，蹲在那里，一直蹲到太阳西下。路灯亮了，才站起身来，走出厕所，雇了一辆三轮回家来了。
母亲大吃一惊，说道：“那怎么能行？那，那么多的人，进进出出的，怎么能够呆得了，多危险呀”。
父亲笑着说；
“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厕所里又臭又脏，警察是不愿意进来的，也不会到厕所里去检查解手的人的证明书。进来大小便的人，完事以后，马上就出去了。有谁会注意一个蹲在那里解大便的人，即使进来的人看看我，他也不知到我在里面呆了多久。
晚饭后 一天的精神紧张，一旦松弛下来，便感到疲惫不堪，我带着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愉快，倒在床上，很快睡着了。父母亲还在各自讲述一天的经历和心情和以后应注意的事情和应急时的对策。
办证明书要铺保
过了几天，陈伯伯和陈伯母求人帮忙为父母亲弄证明书。有了证明书以后，就可以应付警察的检查，安全得多了。办理证明书是件大事，除向警署提出申请，还需要铺保，即由商店出具的担保证明 。我们到哪里去找认识的商店。掩护人陈伯母想了一个办法，她吸烟，经常到大门口外的一个卖纸烟的小铺买烟，认识店主 ，他有经营许可证 ，便请他帮忙。但店铺小没有图章，无法开具铺保证明 ，于是陈伯母雇辆胶皮 ( 人力车 ) 拉着店主带着许可证一同到了警署。想不到的是，警署值班的人随手拿了两张证明书，填上姓名，贴上相片，盖上图章， 片刻之间就了事了。何以如此简便，可能是办事员的良心发现。为了生计不得已为敌做事，他不愿意借机刁难同袍。父母亲的高兴自然难以细表。
快速搬家
较为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又出事了。一天，陈伯伯来家说，他昨天偶然遇到一个从前认识的特务。闲谈中，特务无意中露出：
“这一带住着一个曾在天津和唐山活动过的共产党的头子，详细情况还不清楚”。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即决定，马上搬家，陈家也立刻离开这里。于是我和母亲收拾东西，父亲出去安排新的住处。为时不久，父亲便回来了。同时叫来三辆三轮车，停在大门口。全部家当，都装上了车，左拐右拐，转了好多个弯，最终到了法租界的泰安里。从决定搬家到搬到新的地方，不过三个来小时。
新房子很小，十余平米。不过家具简单：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个凳子，一个煤球炉子，锅碗瓢盆数件，另有衣物包裹数个，只此而已。
新找的房子在法租界的泰安里，离劝业场很近，但胡同里却很安静。原来父亲早有准备，随时留意街上的招租广告。有合适的，还去看看房，见见房东，谈谈条件，以备必须之需。这是一座住宅楼，住有六户人家。二房东人见我们一家三口，是个过日子的人家，也就放心了。
法国巡警的敲门
还未安排就绪，就听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来，到了门口，停了下来。接着响起了不轻不重的敲门声。我和母亲为之一怔，马上放下手中的活，不知所措。有谁来呢？不会是亲戚朋友，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搬家。是房东吗？不象。作为街坊邻居，敲门的声音要缓慢得多，而且是轻轻的。这种连续不断的不轻又不是很重 的敲门声，又是谁呢？母子二人几乎同时把目光转向父亲。
父亲毫无惊慌之意，示意我开门。我打开门一看，大吃一惊，门口并排站着两个人，都是大个子，比房门还要高，胖乎乎的，更吓人的是，穿着一身浅黄色的警服，低着头看着我。原来是“大老法”，法租界的巡警，站在马路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巡警。这时，父亲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面带笑容，点了点头，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两元伪币“联合票”，给了他们。巡警接过后，并没有离开，反而说：“我们哥们三个”。意思是说，两元钱，三个人，不好分，再加一块吧。父亲又给了一块，两人道了一声谢，便走了。
过后，父亲告诉我们说，这样的走路声和敲门声，不会是来抓人的。不要害怕。如果是抓人的，他们会轻手轻脚，不声不响地走到门前，猛然推开门，直闯进来，或是用力撞开门，夺门而入。如果是来查户口，则会用力敲门，连喊带叫，以显示自己的威风。这些法国巡警是来要钱的，总得要文明点。
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和母亲便开始注意听人的走路声和敲门声。为时不久，便发现，原来人的走路的脚步声各不相同，尤其是在木制地板和楼梯上行走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敲门的声音也不一样。不久，我们便能识别几个常来的邻居和来访的亲友的脚步声和敲门声。一听敲门的声音，便知道是谁来了。可怕的是，遇到不熟悉的敲门声，就紧张起来了。是谁来了？是警察、宪兵，还是特务？使人心惊肉跳。这种心理反应，成了习惯，现在叫条件反射。这件事情成了我们生活的乐趣。
上学要保人
安顿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被送到附近的天申女中附小，即现在的鞍山道小学，读四年级。入学条件不多， 除了交学费外，还要有就近的担保人。这就为难了，原来的掩护人已经离津。意租借的亲戚又离得太远。怎么办。想来想去，只得求助于住在同院二楼的齐家 。说起齐家，对我们的帮助至今难忘。齐家来自山东，颇有戏剧性。齐先生那时四十多岁，年少时参加了义和团。后来逃难到天津，从做小生意开始到自己开了帽铺，将妻儿接到天津。一家三口，儿子叫齐森震在法汉中学读初一。卢沟桥事变后生意不佳，停业在家。为了获得精神的寄托，全家入了基督教并做了洗礼， 成了虔诚的基督徒。每周都到近旁的维斯理堂做礼拜。 儿子有时平日晚上也到维斯理堂的小礼堂唱圣歌。我们搬来以后，他们喜得温顺的邻居，可以把基督徒的将主耶稣的仁爱精神体现出来。 常来我家坐坐，帮我们做事情，并被邀请我们做礼拜，儿子带我晚上去唱圣歌。我们提出上学要有保人时。齐先生满口答应，在保单上盖上他的手戳。
父亲去根据地接关系
最关键的事情是父亲如何接上党的关系。如果没有组织关系，就麻烦了。 也就停止了党的活动，没有组织关系的党员是不能与任何党员发生联系的。父亲要去接头的是冀东的党组织。即使留在天津工作。也需要通过冀东的党组织把关系转过来，何况接上关系以后还要进行审查。冀东当时已经没有完整的根据地，冒然前往是不行的。那时我的大舅父每隔半个月来我家一次，从老家送点钱和粮食来。从老家来天津很容易，坐火车的人不多，买票容易也不贵。当时流行一个顺口溜，市上有三大贱—打咸盐，火车票和小学教。于是便求大舅父到远离城镇的亲戚家，哪里能找到八路军，求他们与上级联系接关系事宜。时隔两个多月才得到回音。上级党组织通知父亲到路南的 一个游击区接关系。父亲整理好行装，一副商人打扮，到农村收购农副产品，当地称老客 。临行时说好，如果不发生意外，大约一个多月，接上关系以后便可回来。我和母亲不要动，以免回来找不到安家的地方。这对全家来说，又是复杂又矛盾的心情。父亲急于去接关系，关系接上以后，有了工作，出了事情由组织处理。 他担心我们母子两人，如何应付突发事件 。母亲的心情自然是矛盾的。既担心又高兴， 离开这是非之地。但是去的地方又是烽火连天的游击区。不知要经过多少关卡。何时再见面不得而知。总之留在天津使人心里不安，去根据地又何尚不是如此 。唯一的希望是赶走日本人，但何时能胜利 老百姓那里知道，老天爷也不知道。我只想父亲能早点回来，维持这个有父母在的家。
父亲走后的发生的事情
父亲走后。家里安定得多了，我每天去上学，母亲无事与齐太太聊天。齐森震放学后约找我去外面玩耍下棋等。可是我们的生活与命运却不像个人所愿望与相像的那样，我这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经受了过早来临的经历。我不理解为什么人的命运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如此诡秘。这些问题直到我年迈才明白一二。
1941 年 12 月 8 日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人叫大东亚战争。这对抗日的军民来说 是个可喜的日子。美国直接参与对日的战争，预示着日本的末日能早日来临。但同时也对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从中国的占领区掠夺战略物资。天津的汉奸商人认贼作父，帮助日本人在华北地区搜罗粮食。天津的粮价顿时上涨，后来，有钱也难买到。天津市民，尤其是穷苦人家，饥不得食，有的流落街头，论为乞丐。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时而发生一些使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印象深刻或疑惑不解的事情。
行乞与抢夺合一
有些年轻的乞丐，除了乞讨以外，还会明抢。他们在马路上，公开抢夺行人的东西。但与强盗不同，他们只抢吃的东西，不伤害人，当值的巡警泰然处之，奈何他们不得，过往行人也袖手旁观，无动于衷。
借机打人取乐
一天早晨，上学的路上，一同学与我并行，他手拿早点，一个棒子面蒸的窝窝头。边吃边走。突然，一个年轻男子窜过来，伸手将同学手中的窝头枪走。抢到手后，一边吃一边跑。我和同学一时怔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定神以后，该人已跑远。多半个窝头已被他三口两口吃光了。我的同学气得满脸通红，我也无可奈何。自我安慰说，以后可要小心点，干脆不在街上吃东西。
过了几天，我在路上行走，前面有两个人并行，一个大人领着一个小孩。小孩手中握有一包点心，边走边吃。突然，从后面跑过一人，蓬头垢面，赶上前去，一手将点心抢过来，转身便跑，同时用双手捧着点心大口大口地吃。小孩见状，想要追上前去讨回点心。大人赶忙将小孩拉住，嘴上说了些什么。小孩便随大人走了。
这时，不知从哪里窜出两个人来，追过去就打。抢东西的人毫不理会，不论怎样地殴打，手中的食物绝不松手，用双手紧紧捂住，不停地吃。不一会被打翻在地，痛得在地上乱滚，可是抢来的食物仍是不肯放手。对他来讲，肉体的痛疼远远敌不过饥饿的难耐和求生的欲望。他心里很清楚，能使他维持生命的就是那点食物。
使我疑惑不解的是，那些打人的人并非受害者本人，也不是他们的亲友。他们的出现，看来并不是为了夺回被抢去的食物。就是为了打人，而且是打一个不能还手和自卫的人。 面对的是这样的场面，受害者的咒骂，抢劫者被打得在地上翻滚求饶，打人者的牛气。
我感到困惑，应该同情谁呢？恨谁呢？被抢走食物的人，应该同情，是受害者。对窜出来打人的人？该怎样看？是为了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不，不是，绝对不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人取乐，过打人的瘾。人怎么对打人感兴趣，被打者的疼痛，哭叫，哀求，他们无动于衷，反而当成乐事，把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的精神享受。毫无同情心。说实话，我当时同情的是抢劫者。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在走投无路，在面临死亡的危机关头，不顾一切，抢点食物以求生，无可非议，有情可原，值得同情。
人怎么会是这样？同时联想到。住在同一胡同的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不也也如此吗，而且不用借口。
用欺负他人表现自己牛气的小男孩
泰安里住的小孩不多。只有三个人，除了我和 齐森震以外，是南邻的王佐才，年龄与我相仿。个子也差不多，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他见我是外地来的，父亲外出，只要见到我是一个人，找茬欺负人。戏弄人，拦住我。叫我管他叫爷爷，叫我给他跪下磕个头，我当然不肯，不时打我两拳，推我两下，他对别的小孩并不如此。从我当时的体力来讲，满可以与他撕打一番，但我不敢，怕引出是非，累及父母，只能忍而受之。有时上学，不得不叫母亲陪我一程。
乞讨的歌声
人是喜欢唱歌的。有趣的是，唱歌不仅用来抒发感情，还用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如商人，艺人的叫卖的吆喝声，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曲调和惯用的术语。问题是连乞丐的乞讨声，也像唱歌一样，有曲有词。当然，是因人而易。
那时， 整个天津市，从早到晚，到处都是乞讨的呼叫声，即使到了深夜也不停息。 在我们住的胡同里，经常来乞讨的有母子三人。母亲三十多岁，女儿十多岁，儿子五六岁，白天来，晚上也来。几乎每天晚上她们都来，在一大户人家的后门乞讨。时而是母亲的声音，时而是女儿的声音。反复轮唱同一个声音： “修好的老爷太太，有剩饭，您赏口吃吧。”。
在夜深人静时候，是胡同里发出的唯一的声音，使人揪心，使人烦心，也使人同情。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在那么多的日子里，只有一次，我看见从那富户人家后门的门缝里抛出来几块干干巴巴的窝头。她们母子三人如获至宝，扑向前去，赶忙拾了起来，放在口袋里，千谢万谢。这是她们的生命，是她们生的希望。
古人云：“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而这段乞讨的歌声，却永远不绝于我之耳，深深地印记在我的心中。多年来，在我的脑海里经常不自觉地出现这段凄凉而又悲惨的歌声和她们母子三人的身影。
一生中最后的一餐
在严冬的早晨，会经常遇到的倒毙的人，那时叫“倒卧”。开始时，我绕着走，远远躲开。以后见得多了，习以为常，也就不感到害怕，便走上前去看个究竟。死者多为成年男性。他们衣不遮体，蓬头垢面，有的还穿着单衣，破破烂烂。裸露出来的部分躯体，就是包着皮的骨头，乌黑乌黑的。身子弯弯曲曲，样子象是一具轻飘飘的骨架。他们有的躺在墙角，有的斜靠在垃圾箱旁，还有的仰卧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
一个风雪夜之后的早晨。太阳尚未升起，北风吹扫着地上的积雪，使人感到异常的寒冷。我走在马路上，拐弯处，看见有几个人围在那里。我感到奇怪，走向前去。见一个人曲卧在地上，他的一条胳臂象细木棍一样，联在身上，动搀不得。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微闭着双眼，勉强看出尚有一丝之气，并无痛苦的表情。看来是处于昏迷状态，即将死去。
这时，有一个善心的人，拨开围着的人，拿来几个烧饼放在他的嘴边。也许是鼻子的本能，闻到食物的香味，使他立刻恢复了知觉，抬起能动的那只手，抓住烧饼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同时还发出哼哼的叫声。
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有的说；
“这个时候，这点食物是救不了他的命的”。有的说；
“实际上是延长他的痛苦，还不如让他快一点死去，免得受罪”。
我当时不理解，面对一个即将饿死的人，有人发善心，施舍一点吃的给他；有的人在一旁议论短长，用一点食物来延长即将饿死的人的生命，对吗？
可是，从食者的表情来看，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可以看出。他吃得是那那么兴奋，他忘掉了一切，尽情享受吃的快乐。即使是短短的一瞬间，他并不放过。不管以后会因此受更长时间的痛苦，他在所不惜，是值得的。他总算是享受到了人生的最大的乐趣之一吃的快感。这种快感，也只有长期无食物，饥饿到达顶点，即将死亡的人，才能感觉到的，一般人是感受不到的。即使是帝王富家，美食家，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可惜的是，对他来讲，这是最后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了。
倒在地上的人力车夫
春天时分的一天旁晚，我从法国公园，现在的中心公园，回家 ，发现一辆人力车停在路旁，旁边斜躺着一个人，只见他的一侧脸黑红黑红的蒙着一层土圾。一看便知，是在拉车行走时侧面摔倒。在人力车的底座上放着几张联合票。是雇车人临走时将车钱放在那里的，过往行人视而不见，匆匆而过，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早就听说，人力车夫在拉着顾客前跑中因饥饿摔倒，顾客也被摔倒在地。这次是亲眼看到了。顾客是有良心的 ，把车钱放在那里，等车夫醒过来以后拿走。过路的人也没有人趁机拿走那点钱，也算是讲良心的表现。在这杂乱的社会生活中，我总会遇到有良心的人，他们同情他人，帮助受难者。起码不是借机坑害他人，而且这类人是占多数的。
过了两个来月，父亲来信说，他留在根据地工作，不回天津了，叫我们先回老家。我和母亲与 1943 年的夏天学期终了，离开呆了一年的天津。
这里记述的是战争年代一些很普通的事情，但却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介绍给青年朋友，用以珍惜现代。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