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建民：一路坎坷谱悲歌——我所知道的王佩璋
一路坎坷谱悲歌
——我所知道的王佩璋
作者：萧建民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政治风云的变幻紧密相联，息息相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整肃改造、口诛笔伐、毁谤贬谪，猛烈批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酿成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多少知识分子英才俊彦惨遭迫害，历经坎坷磨难，甚至含冤去世。北大中文系才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年轻学者王佩璋，就是其中之一。
王佩璋 1930 年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一个地主家庭，后举家迁往北京。王佩璋天资聪颖，幼承庭训，敏而好学，但因系庶出，其生母病逝后，遂遭家人歧视冷落甚至打骂，她不堪虐待，离家出走，发愤苦读，考入北师大女附中， 1949 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在五星红旗下走进大学校门的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我的四舅杨乃雯， 1929 年生于北京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健康开朗，明净率真，儒雅敦厚， 1949 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一次，杨乃雯和王佩璋在北大学生食堂同桌就餐时偶然相遇，二人谈论文学，讨论历史，志趣相投，灵犀相通，之后相知相恋。北大民主广场，留下了他俩漫步的足迹；未名湖畔，回荡着他俩琅琅的读书声。每逢周末，王佩璋便随杨乃雯回到北京东单象鼻子中坑杨乃雯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家中进餐，然后返校。
1953 年 7 月，杨乃雯、王佩璋双双从北京大学毕业，结为伉俪。我家中保存着一幅他们寄给我父母的结婚照。三寸黑白照片上，四舅杨乃雯风华正茂，神采奕奕；四舅母王佩璋戴着无框眼镜，清秀高华，气质优雅，眉宇间隐然透出一股书卷的灵气。照片背面题写着：大姐、大姐夫惠存，落款为：乃雯、佩璋。
从北大毕业后，杨乃雯进入国家计委工作，曾与朱镕基同事。王佩璋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被安排作俞平伯的助手。俞平伯（ 1900 ～ 1990 ），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享誉文坛、蜚声中外的诗人、学者，著名红学家，与胡适并称为“新红学派”创始人，这时是文学所一级研究员（当年文学所只有三名一级研究员，另二人是：钱锺书、何其芳），精研古典文学，散文诗歌成就斐然，博学宏通，著作等身。俞平伯其时正着手《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勘校整理。王佩璋在文学所作俞平伯的助手，非常称职，非常尽责，她如鱼得水，如鸟投林，不知疲倦，不遗余力，考证、勘误、校订，承担了众多具体细致而繁琐复杂的基础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心血和精力，所校点的稿纸堆放得跟书桌一般高矮。
王佩璋文学造诣深厚，文字功底扎实，文风细密从容，一手毛笔小楷秀丽流畅，是人才济济的文学所崭露头角出类拔萃的年轻学者。她对《红楼梦》极为熟稔，对红学研究亦颇有心得。王佩璋熟悉古典诗词，所写诗词字句精巧、清新雅丽、对仗工整、韵律谐畅，就连俞平伯也大加赞赏。据四舅杨乃雯讲，俞平伯称王佩璋所写诗词“无一字可改”。
1953 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红楼梦》排印本。对《红楼梦》素有钻研的王佩璋目光敏锐，当即发现了其中的许多问题，立刻写出文章《新版 < 红楼梦 > 校评》，投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对该版本进行批评，指出多处错误。《光明日报》社将稿件转至作家出版社后，作家出版社重新审查，回信表示：批评“合乎事实”，承认“工作粗疏，错误严重”，对王佩璋“表示无限的感激”，并且还邀请王佩璋“协助工作”。
同年，对外宣传的刊物《人民中国》杂志社约请俞平伯写一篇介绍《红楼梦》的文章，俞平伯应约写成《 < 红楼梦 > 简论》。完稿后，为谨慎郑重起见，俞平伯请老朋友、中央主管宣教工作的胡乔木指正。胡乔木阅后，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尔后，俞平伯将这些意见转告了自己的助手王佩璋，让她代笔写成修改稿。然而，文章发表时，并没有署上王佩璋的名字。
在此期间，俞平伯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红楼梦》的评介文章，有四篇是由王佩璋执笔代写的。这四篇文章是：一，《 < 红楼梦 > 简说》（《大公报》 1953 年 12 月 19 日），二，《我们怎样读 < 红楼梦 > 》（《文汇报》 1954 年 1 月 25 日），三，《 < 红楼梦 >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东北文学》 1954 年 2 月号），四，《 < 红楼梦 > 评介》（《人民中国》 1954 年第 10 期）。此外，王佩璋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曹雪芹的卒年及其他》、《 < 红楼梦 > 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等文章，具有较高研究价值，足见其深厚学术功底。
初出茅庐的女大学生王佩璋对国家级著名出版社的批评激发了另外两个“小人物”（毛泽东语）向名人挑战的豪情。 1954 年 10 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和蓝翎合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批评俞平伯“以反现实主义唯心论的观点分析研究《红楼梦》”。毛泽东看到该文后写信表示支持。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红学大批判震动全国。文艺界、教育界人士或被动或主动投入这场大批判，学术之争演变成了政治围攻。一向谨小慎微的学究俞平伯始料未及，不曾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这场大批判的焦点人物，遭到万炮齐轰，烈火烧身。在大批判的讨论会上，出席者皆为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教授，如周扬、老舍、何其芳、吴组缃、郑振铎、聂绀弩、冯至、启功、舒芜等。名不见经传的王佩璋也常常受到邀请出席会议，与这些名人平起平坐，共进午餐，何其荣耀，无比风光。事后王佩璋每每提及，格外兴奋，倍感自豪。
在一次座谈会上，王佩璋发言，对自己捉刀代笔替俞平伯写了四篇文章的详细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并且批评俞平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后来写成《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发表于 1954 年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情况被披露出来以后，王佩璋显然成了“苦大仇深”的“被剥削者”，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同情。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对此进行了批评。俞平伯也做了检讨，说“这种封建师徒关系的作风是很不好的”。王佩璋俨然成了批判大军的重要成员、新生力量的化身，被卷入了政治风暴的中心。
由此，俞平伯和王佩璋关系变得紧张，阴影笼罩。直到 1957 年由俞平伯、王佩璋二人勘校的八十回本《红楼梦》出版，王佩璋为了稿费的分配问题还闹过纠纷。王佩璋认为自己做了大量具体繁琐的工作，十分辛苦，理应至少和俞平伯平分稿费，闹得很僵。后来由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出面调停，双方矛盾方得解决。
王佩璋少年失怙，缺慈少爱，致使她脾气执拗，性格倔强，在工作和生活中，在单位和家庭里，处处争强好胜，大事小事都绝不服输。她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常常在办公室跟同事辩论，并颇为自得。也许她的胸无城府直言不讳无意之中得罪冒犯了他人，被误认为恃才傲物，狷介自负，孤芳自赏，自视清高。
红学批判大潮结束后，王佩璋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她感到很不得志，非常委屈，怅然失落。“反右”前夕，在单位的一次“鸣放”会议上，王佩璋作了长篇发言，她敞开心扉，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力陈自己成长奋斗的历程，抱怨自己辛勤劳动努力工作而未受到应有重视，同时，还讽刺某些人是“新贵”，作风像“公子哥儿”。后来，这番发言被定为“右倾言论”，对王佩璋不啻晴天霹雳当头一棒。政治运动中，既有政治高压、疾风暴雨，又难免有明枪暗箭、冷嘲热讽。不谙人情世故、书生气十足、天真地憧憬着神圣学术殿堂的王佩璋猝不及防，遭到沉重打击，茫然不知所措，从人生的顶峰跌入了万丈深渊。
1958 年，大跃进浪潮席卷全国，一部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多为屡忤权势者、与人不睦者）被下放到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拿惯了笔杆子、坐惯了书斋的王佩璋被下放到北京国棉某厂。她认为自己在单位不受重视，反而被贬到生产第一线搞体力劳动，心里憋屈郁闷，精神痛苦，神志恍惚，以致在劳动中出了生产事故，损坏了机器。结果被说成是“破坏革命生产”，文学所将她定为“思想问题”，进行小范围教育批判后开除了公职。后来，惜才爱才的文学所负责人何其芳还特意为王佩璋联系介绍到中华书局作编辑，但她终究没去。
理想幻灭，事业受挫，王佩璋处境艰难，落寞悲苦，受到几度刺激后，不幸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障碍，断断续续，时好时犯。为纾解心理压抑、排遣精神苦痛，她常常购买很多本不需要的皮鞋、衣物和被单、布料等，堆放在家闲置，还购买大量连环画时时翻阅，也常在家里用布料做做针线活。有时病情发作，与杨乃雯为家务琐事争吵，有一次竟手持厨房用的铁制火钳，闯到杨乃雯所在的工作单位国家计委办公楼楼下叫骂。杨乃雯苦不堪言。就这样，一直拖到了文革。
1966 年夏，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凡是历史上、现实中有这样那样“问题”、“污点”的、甚至家庭出身不好的、解放前出过国留过洋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统统都被冠以“牛鬼蛇神”，头戴高帽脸涂墨汁胸挂黑牌游街示众、被批斗抄家、遭侮辱打骂。种种丑行暴行，泯灭人性，惨绝人寰，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五千年文明古国被“红色恐怖”的血雨腥风笼罩；朗朗乾坤，一场浩劫铺天盖地而来。即便是养病赋闲在家的王佩璋亦未能幸免，在劫难逃。她被无情揪斗，野蛮殴打，被逼下跪，被剃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拿着扫帚去扫大街，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人格尊严遭到粗暴践踏，身心受到极度摧残。性格刚烈、清高孤傲的王佩璋岂容得如此凌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66 年 7 月的一天夜里，王佩璋饱含怨恨，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以作最后的抗争。家人发现后紧急送往附近医院，因为是“牛鬼蛇神”，是批斗的对象，医护人员冷漠怠慢，并未及时施以积极有效的抢救，王佩璋不幸撒手人寰。可惜这位北大中文系才女未可限量的才气戛然而止，英年早逝，年仅 36 岁，令人扼腕唏嘘！如果她是一个平凡的人，做着平凡的事，也许能平安地度过平凡的一生，可偏偏以她的才华、她的性格以及她所处的时代，酿成了她人生的悲剧，成为那个疯狂荒唐的年代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倘若她一生顺遂，健在至今，当是 80 高龄的耄耋老人了。（多年以后，俞平伯在回忆与王佩璋共同勘校整理《红楼梦》的文章中写道 : “余年齿衰暮，无缘温寻前书。同校者久归黄土，不能再勘切磋，殊可惜也。”足见其伤感惋惜痛悼之情。）
王佩璋的命运是悲惨的。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像王佩璋这样含冤去世的人又有多少？王佩璋的悲剧，是大批惨遭迫害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1966 年 8 月下旬，我从成都赴北京串连，去复兴门外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看望四舅杨乃雯。丧妻之痛、政治压力令四舅悲恸哀伤，神情黯然。临别时我提议一起去照个相留作纪念，四舅说，他不喜欢照相。事后想来，他是没有这份心情。我的外祖父杨荫培上世纪二十年代即是北京电报局职员，系京城有名的集邮家，所收藏的邮票不乏中外稀世珍品，晚年与儿子杨乃雯同住，大量邮册在文革“大破四旧”抄家时被洗劫一空。为此，外祖父心疼不已，气急交加，竟一病不起。
文革中期，四舅杨乃雯随机关干部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结束劳动后，因受王佩璋问题牵连影响，被个别干部排挤打击，未能回到原单位国家计委，遂迁往天津，被安排在天津市和平区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与一名纺织厂女工再度成家，于 1995 年 10 月郁郁而终，享年 66 岁。
每当翻开相册，端详着四舅杨乃雯和四舅母王佩璋的遗像，就不由得想起王佩璋悲惨的命运和杨乃雯不幸的遭遇，想起我的父母在十年文革中身心所受的摧残，不禁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仍然拒绝反思、不知忏悔，文过饰非，若无其事，反而说什么要“一致向前看”，还流行说“几个忘记”，什么“忘记过去”，“忘记恩怨”……可是，我做不到。那段荒诞无稽的历史，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此文承蒙我的五舅天津大学教师杨乃霆大力支持，谨表诚挚谢意）
转自《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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