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谦：一个老干部怎样成了“右派”
图：右为王玉惠
一个老干部怎样成了“右派”
－－王玉惠访谈录
整理：萧谦
问：您先说说您什么时候离开家乡出来参加工作吧。
答：我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份出来的。我跟几个同学到了晋察冀边区。人家说那儿有个师范学校招生了，我们就到县里开了介绍信，就到了易县的龙华，学校就在那儿。考什么我忘了，好像就是面试。才招了一个班。这个学校一共也就是两个班，一个班也就是三、四十号人。其实就是个干部训练班，也没规定几年毕业。去了就是学习党的基本政策、时局。有两个班主任。我们那个班主任姓徐，解放以后是北京政法学院的院长。另一个班主任后来到保定去了。我们在那儿也就上了半年课吧。那时候上课真艰苦，也没灯，晚上就开讨论会，比如白天讲的什么课，晚上一个小组，六、七个人，有的时候就以一个宿舍为单位。宿舍也就是农民的住房，那个村儿里全村儿也没几间完整的房子，都是半间儿，半截儿墙，上面围了好多草，草帘子围起来的那种房子。我们一个宿舍也是住五、六个人吧。夏天我们就到大河套里去捡鹅卵石，一个人抱一块，然后就在屋里垒个床。垒上两块石头，石头上铺上草，山上打来的草，晒干了，铺上。有的有席子，有的没席子。那就是一个宿舍。晚上也没灯，有的时候有一个灯，比如一个礼拜就发那么点儿油，拨捻儿那种油灯。白天讲什么，晚上就讨论。不然干什么呀，年轻孩子。开讨论会，白天上课。一个礼拜呢，还要到山上打一次柴，还要去背一次粮。上山打柴，回来就是做饭。小米儿不知道哪儿来的，反正就是我们学生自己，自力更生，自己打柴、做饭。
问：有菜吗？
答：菜？有啊，有菜。有管伙食的管理员，就到附近农村儿去买点儿菜。就是熬萝卜，熬白菜，一点儿油都没有。那会儿大家年轻，一点儿也不觉得苦。我刚一到的时候，我还有点儿不习惯，因为我们老家，保定那边儿，叫敌占区，那个地方伪军经常骚扰，所以农民在村里边，一会儿嚷：敌人来了，赶快跑！大家就乱跑。谁知道往哪边儿跑，有时候跑着跑着，就跟他们跑上对头儿了。有一次我大哥，跑啊跑，跑对头儿了，这怎么办啊？就进了村边儿的一个农家。进去以后，伪军就追进来了。然后他就爬墙头儿，那个伪军就拽他的腿。他就一蹬，赶快的就跳到那边儿去了。就没把他抓住，就跑了。凡是抓住了，就挨顿揍呗。有的时候他要是高兴，揍你，你给他点儿东西；有的时候，就拽着你去了，不知弄到哪儿去，更受罪儿。所以人们就乱跑，所以我一到解放区的时候，我一听见喊就惊吓，就说：快跑！他们就说：你又来了，这是解放区！不要跑！
问：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答：（笑）就觉得特满足，就觉得没有敌人骚扰了。头一年六月份去的，第二年春天，我们就搬家了。搬到苑岗去了。
问：这在哪个省？还在河北？
答：还在河北省，河北易县。第二年春天就都毕业了，好多学生就都分走了。有到部队的，有到地方的，反正是到哪儿的都有。我呢，还有一个同学，我们俩就留校了，大概是留在学校卫生室。卫生室还有一个校医。留在学校呆了几天，后来又招一批生。这次招得多，不是两个班，三几个班。像赵丽芳她们就是这一期去的。在苑岗。大梁岗，苑岗，这一溜十八岗。
问：这都是易县的小地名？
答：对。小村镇吧。在苑岗又学习，就等于工作了吧。在苑岗没呆多长时间。这是四四年； 四五年， 八一五就解放了不是？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了。投降后，我们就从苑岗搬到涞源城。搬到涞源城以后，好像又招了一次。我想想，这是四六年，又招了一次新生。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就从涞源城往张家口开了，就来张家口了。我们到宣化，我们那时候是晋察冀边区第二师范。解放以后，察哈尔省会就在张家口，我们在宣化，好像教育厅也在宣化。我们边区第二师范跟原来那个伪师范，张家口师范，它叫察哈尔省师范，合并了。还有一个察哈尔省联中，察哈尔省中学……好像把我们几个学校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到联中，一部分到师范。好像就是接管学校以后吧，就把根据地的这个学校分了两部分，分到师范。到了师范以后，我就又回班学习去了。我呢，老想学习，就又跟班学习。这是四六年。学习了一年多吧……
问：撤退的时候呢？
答：到撤退，又往外撤，又往涞源县撤。走了三天三夜，我呢，那时候就成了收容队的负责人了。
问：那时候入党了没？
答：入了呀。
问：哪年入的？没说呢。
答：我想，四六年，出来那年就入党了。
问：那四四年就入了。
答：对， 四四年出来就入党了，秋末就入党了。往外撤的时候，我跟着收容队，我们最后走。过三岗村。我们一个老师的老婆，好像是敌占区的，她没吃过那苦，过河她也过不了。我就拽着她走，三岗村的水呀都过了膝盖，就走不出去，我们俩就在里边转。我那时候小还瘦，她三十多了，又胖又大，她不敢走，又近视眼，我就拽着她。我们俩在河中间儿转圈儿。后来过来一个同学，说：别看水，眼往前看！看河那边儿！看河岸！往前走，看河岸，这才把她拽过去了。撤到涞源，我忘了叫什么村儿了。到了那儿，呆了一个冬天。第二年春天，四七年就开始反攻了，扩大解放区。这时候就松动多了。我们就不到山沟里去，我们就到了前全房。前全房的时候又招了一批生。招了几个班，忘了。那时候我就到教导处工作，当教导干事了。教导处在前全房住到第二次解放吧。四七年就开始反攻，就扩大军队，动员参军。我们全校都参军了。我们班里，参军的时候我们都报名了，都轻装了，把衣服也都给了老乡了，什么都不要了，第二天就准备走。准备走的时候，我们原来的班主任，后来他解放以后是柴沟堡师范的校长，他就找我，还有我们班的宋传柱，找我们俩谈。他说，参军走了以后吧，学校还要扩招，还要招好多新生，你们俩就留校了。
问：又留校了。
答：（笑）又留校了，他说你们俩就留校了，帮助老师们招新生。结果我们俩就没走，其他人就都走了。慌慌慌慌慌的，整天班里边大家都走呀走呀，到哪儿的都有。我记得有到部队的，到部队就当机要员。还有到省里边的，到察哈尔省财政厅的。我们有一个同学，叫李惠中，解放以后，进城以后，他到财政部去了。他当时留在财政厅，后来从察哈尔省财政厅，从张家口，就到财政部去了。反正去哪儿的都有，都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又招了一批生。联中呢，后来又跟我们察哈尔师范合并，合并以后就叫察哈尔联中了。他们中学的，这时候郭柱，还有他哥哥，他们一批人，就是察哈尔中学合过来的。
问：那王翠芬呢？
答：王翠芬是调干，她什么时候去的，记不清了。她是调干，她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后来因为爆炸，她受伤了，养好了以后就到学校学习去了。她好像是这种情况，她不是招的生，她是临时调干去的。
问：那您后来第二次回张家口是什么时候？
答：后来回张家口？张家口一解放，我们就回来了。
问：那是哪年了？
答：四八年底。四八年底一解放，我们就到了张家口。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我回班学习去。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个班才8个人。就是升高中的时候，才8个人。我们学校还挺重视的，都解放区来的。
问：那学琴是什么时候？
答：我忘了。第一次解放，我们撤出去以后也没学习，就参加土改了。土改我们能干什么，就宣传队呗，反正到哪儿都是做个调查呀，跟人家搞些宣传什么的。那时候我们师范接收的察哈尔省师范，像岑玉昆哪，赵宗南哪，就是那些积极分子，他们都是原来那个察哈尔师范的。我这个人呢，可能也有点儿遗传的因素，我摸什么都一摸就会，琴我也一摸就会了，就弹个简单的曲子什么的。简谱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学会了。琴哪，二胡啊，小提琴啊，那时候宣传队没人哪。你要添上人唱歌，唱歌要点儿有乐器配吧。所以他们就选中我了，就跟着他们去宣传队搞宣传。后来解放，进城以后，还有宣传队。解放区来的，人家都挺重视的，总也吸收点儿吧，就把我吸收进去了。我就老跟着他们，在学校里边搞音乐，搞文艺晚会，拉二胡，拉小提琴。反正深了我根本也没学过，都没系统，根本什么也不懂。就是当时需要，就告诉你说，练一练！就摸着个音了吧，反正听着那个音，拉吧。后来那个音乐老师说：你这次拉小提琴！也没人，我也算一个吧。就拉小提琴，也能拉点儿，反正是简单的谱子。拉二胡……所以在学校里，好像谁对我印象都挺深的，你解放区来的，土老帽儿……
问：还什么都会。
答：就是搞宣传，主要是到农村搞宣传。我记得我和岑玉昆他们，拿个扁担担着，这头儿担着手风琴，二胡。他那个风琴也不大，就这么点儿，就这么大、这么高个小风琴。
问：二、三十公分。
答：挑着就走了，一头儿挑几个。换着挑，一会儿到这个村儿，一会儿到那个村儿，搞宣传。什么都要宣传哪，比如说，参军，要宣传；土改，要宣传；搞一个大的活动，都要宣传。宣传找谁去啊？就学校这些学生还可以嘛，唱个歌儿啦，好像那会儿不怎么跳舞，就唱个歌儿，演个话剧啊。那会儿我们还演过什么话剧，我也忘了，我还去演过。我这人根本就不适合演，他们非让我演。演过一个什么，也忘了。所谓的话剧，就是……唉，凑合呗。那时候搞宣传，各种乐器都摸一摸，反正都能弄上来，都能拉上来。要好是好不了，也没谁教你啊。简谱会了不是，就照着那个谱子，那个弦儿，反正就是那几根弦儿，几个位置。就那么凑合，拉得准拉不准的，就那么回事儿吧。
问：您前头说，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几个同学一起出来考试，考学校，那离开家乡之前在哪儿上学？
答：我是事变以前在县城里边。我姥姥在县城里边。我是在我姥姥家那边上的小学。
问：满城县？
答： 满城县城。卢沟桥事变以后，城里边特不安全，我姥姥、舅舅、舅母他们都怕出什么事，就把我送回老家去了，送回我们村儿里去了。这是三七年吧。其实三九年我出来过一次。
问：那时候出来是去的哪儿？
答：三九年出来去的是狼牙山。
问：又是易县。
答：又是一次。我历史上没算这次。为什么没算呢？我觉得那次我出来的时间也不太长……
问：也没好好革命。
答：（笑）也没闹革命，糊弄了那么几个月，后来就闹病，病得不行。我出来那时候，是我一个姑父把我带出来的。我大姑父他原来是北师大的，在北京上大学。他和我父亲当然挺熟悉。我父亲那会儿在北京育才中学教书。他呢，觉得我们家我妈也有点儿文化。我这个姑父， 七七事变以后就没再回北京。他就回老家，回到我们满城县，搞抗日活动，地下活动。那时候都是敌占区，不敢公开地搞。他公开的就是个小学教员，不知是在哪个村儿里边当小学教员，但是到晚上他就满世界串。那时候各个村儿都有组织。我还小，那时候我不太了解。他有时候晚上去我们家。他没饭吃，去我们家吃点儿饭。我就经常见他。后来呢，他就跟我妈说，这孩子们总不能在家里耽误了，总是出去上学好。所以他说，边区有一个学校招生呢，让玉惠去吧。我妈就同意了。他那时候在专署工作，结果他就带着我，一直的就奔着狼牙山了。我记得我们在狼牙山底下有那么两栋房子，挺大挺大的，就像礼堂似的那么长，就像现在的兵营似的。房子里边也是铺的好多草，
我们就在那上边睡觉。在那儿没呆几天，日本鬼子就扫荡了。我们就开始转移。我记得我们那队长是个四川人，腰里别着杆枪，又黑又瘦，四川话说得挺重的。他就说，你们谁都不许掉队！你们要掉队的话，我就枪毙了你！我绝对不让你当俘虏，绝对不让你当叛徒。反正那时候挺紧的。那时候特别艰苦啊。我们就从狼牙山开始转移了。那年秋天，三九年，雨水特别大，走到哪儿下到哪儿。那时候，我才十二岁啊。我记得我们队长这么一掐，就把我的腰掐住了，说这腰只有这么一大掐。那时候我最小。后来是转移，跟着敌人转呗，他带着几十个人，也不容易。过滹沱河的时候，我不会凫水，水发得特别大，特别深。怎么办呢？人家会凫水的就过去了，我们也就是十来个女生，也过河。我记得，这事儿都记得挺清楚的，两个男生把我架住，咣叽咣叽踩着水就过了河了。那次好像也是到苑岗。从狼牙山到苑岗，我记得，发那大水哟，特别大，忽悠忽悠的，我就站在村口儿上看哪，看着一块地就冲走了，看着一棵树就冲走了。吓得我们就赶快往回跑。都住的老百姓家。第二天睡起来以后 ……
问：就生病了？
答：对。早晨起来，水把鞋都漂起来了。衣服干的都没有，就使老乡的锅，把做饭的锅烧干了，把衣服熥干了，再换上。就那样，那么点儿个孩子，搁不住这个呀。天天儿又走好远的路，结果就生病了，又生疥，又发疟子，身上老潮湿，干不了。身上生疥，痒的，挠的，破得一块一块一块。后来我姑父一看，怕我死在外边怎么办呢，他怎么交代呀，所以他……
问：他一直跟着那学校？
答：他没有跟着。他当时可能是在专署搞文教的。他看着不行，就把我弄回去了。还有我们好几个同学都回去了。都病了，都没回来。回去以后，结果把我弟弟也传染上了。农村那时候缺医少药，什么也没有，就这么抗着，一下儿半下儿也好不了，闹了两、三年。我奶奶就老是跟我妈闹，我妈也没办法。太阳一出来，我奶奶就领着我们上大麦场上去晒太阳。冷啊，哆嗦。就那么闹了两、三年，疥也不好。后来慢慢儿慢慢儿地好了。后来这才又……
问：才又革命？
答：这才又出来，第二次出来。所以前边这一段我就没有写。我觉得写上那一段儿吧，事儿多了。
问：主要是不是没证人了？
答：也有证人，其实那回出来的几个女同学，人家后来好像都参加工作了。
问：她们后来算没算？
答：她们都算了，她们岁数大呀，另外她们一直没回家，要不回去一段儿又回来了。我就回不来了呀，病了呀。所以后来第二次又考学校，老想上学。唉，这是前一段，这一段历史上没有。后来第二次，从四四年出来，才算，有历史，有证人……
问：有文字记载的。
答：有档可查的，有档案的。
问：前边那个没档案？
答：没有。
问：那后来，第二次回到张家口以后，上了高中？
答：念了两年高中。一年吧？都不到两年，市委非要调我走。那会儿干部缺呀，没干部。要有点儿文化……
问：您那会儿主要已经是老革命了。
答：解放区来的。我这个人吧，大概他们看着我总像个干部，不像个小丫头似的，所以老调我。唉，第一次调我，我不干，我又回去了，回学校，我就想考大学。回去以后呢，人家第二次又调：你再不服从调动，开除你党籍！那会儿还怕这个，所以也就服从了。就调出来了。这是五一年或者五二年吧，调到市委组织部干部科。反正我高中就念了一年多，没念多久。没有等到毕业，就把我弄出来了。都不调王翠芬，他们好像觉得王翠芬没什么文化。其实王翠芬跟我岁数差不多，就非调我。
问：论资排辈儿，您是排在前头的。
答：人们看着我好像有多么大的文化似的，其实我也没文化，不过，我这个人不说话，不爱叻叻，就好象肚子里有点儿水儿似的。其实我也没有多少水儿。从五一年、五二年调出来，在市委组织部呆了二年吧。我找那部长，找他两、三趟，我就说我上学去。他说，你当个普通知识分子有什么意思？你好好工作吧。不行。总而言之，我反正不想当官儿，政治上不想怎么样，我就总觉得人得有点儿文化，尤其是第二次解放以后，我觉着我们祖国需要建设，总得有文化；没有文化，你怎么建设国家呀？干什么你也得有文化呀。所以就老想着学习，老不安心工作。
问：那最后也没落上开除党籍，也没落上上学。
答：后来人家说，干脆，调到学校去工作去吧。五三年，调我，还有乔淑杰，还有工会的一个，调了我们仨，到河北省教育厅集训。到保定，集训了一个月吧，回来就分到学校去，这一分到学校，就一辈子没离开过学校。
问：就分到这六中了？
答：不是，开始分到女中。女中后来改成六中了。六零年改成六中的。
问：就是这一个学校？
答：嗳，就这一个学校。就这么简单的历史，这一辈子，就完了。
问：您是五四年到的女中？五三年还是五四年？
答：五三年。
问：那您结婚是哪年？
答：五五年哪。
问：接着说。
答：还说什么？
问：到了学校了啊，然后就快到五七年了不是。
答：对，是，就到五七年了。
问：说五七年吧。
答：五七年。五五年生的老大，五七年生的老二。生老二以后，刚过满月，就开始反右。我当时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跟他爸爸说，你要有意见，通过组织系统提啊，你别和他们搞到一块儿，乱吵。我知道，因为我做支部工作，我知道这个学校老师的基本政治情况，我都清楚，谁是什么人，谁情况怎么样。
问：您那时候当什么干部？
答：他们说我是支部书记，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在支部做支部工作嘛，还有一个支部干事，我们俩。我就跟他说，他不信。他是从复旦大学到了北京外语学院，又学了一年半。本来他们这一批人准备赴朝的，当翻译的，结果不是停战了嘛，突然停战以后，他们就分到各个省。那会儿还是察哈尔省。分到各个省，然后就充实到教育口上了。他就那么分到张家口来的。到了张家口，他还是过去学生那样，头脑特别简单，学生味儿特别重。他就不以为然，他说好像就你们是革命的，别人都不是革命的？你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但是我又不能把彻底的底细情况透露给他。我又不能跟他说这些，他是个群众哪。他才是个团员。
问：还不够退团的年龄啊？
答：不够，那会儿没退呢。结果呢，他给人家提意见。
问：还不是通过组织系统？
答：是，就是在组里边。有一个伪警察，心眼儿特多，就看着他特单纯，一个学生啊，就看着这点儿，老鼓动他，鼓动他说这说那。
问：那伪警察那时候当什么？
答：也是个教员，语文教员嘛。他就给人家提意见，给教导主任提意见，反正提的意见不怎么好听。结果那时候我生老二，也不知道这详细情况。等孩子满月以后，我上班以后，他就已经挨批了。因为我那时候搞支部工作，教导主任和校长好像都是支部委员，我就找他们谈，我说，你们不能相信那个人，那个伪警察；我说，你们不能相信他的话；我说，他说的这些话能是真的吗？
他们也……那会儿主要是反右啊，都有指标的。比如你张家口市，必须抓出三百或者到多少右派来。
问：“评”右派。
答： 嗳，“评”右派，所以你不够数不行。所以他们也难办，反正有点儿什么，抓住你，这就算。结果不行。后来人家就给他开了两次批判会。我也不知道详细情况。后来就跟我谈。这是一个插曲。我最近看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事。新凤霞也是，人家动员她，让她跟吴祖光离婚，新凤霞就说，我不会和他离婚，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要等他二十八年。她就坚决不和吴祖光离婚。回去以后，他们那评剧团就把她也划成右派了。我也是这种情况。老余划成右派以后，我当时因为什么言论也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他们定我也不好定，所以过了一年，才把我定成右派的。这个阶段，就动员我离婚。我去了法院一趟，就说，要和他离婚。法院那些人是从政策出发，并不同意，一看我掉眼泪儿，因为当时老二那么小，老大也就两岁多一点儿，人家看着，就觉着你先看一看吧，孩子都这么小。后来说得我也……也就找法院说了一次，后来就没再去，所以这婚也没离成，回来就把我也定成右派了。定成了右派，我记得就开过一次会，别的也没说什么，因为也没得可说。他们就找不出，我也没说什么。
问：还老革命。
答：嗳，还老革命，还什么都没有。后来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唉，你没有什么，你就是立场错了。意思就是，你嫁了他了不是，你为什么嫁给他呢，他又不是个党员，你嫁给他，你不就是思想右倾吗？所以嘛，也就定成右派了。
问：是不是学校当时缺指标？
答：对，肯定是。我就理解新凤霞那个情况，恐怕全国都是这样。
问：那当时你们学校一共划了几个右派？
答： 就划我们俩。有的老师就说，王玉惠始终没低头，始终不承认。就是，反正我心里想，我什么话也不说，你们既然这么定了，我也没办法啊，我一个小人物能拗过他们去呀，是吧，政策就这么办了，我就服从，我什么话也不说，但是我心里边，我就觉得，总有一天有个水落石出的，不能这么平白无故的，无缘无故的，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把你划成敌人了。我昨天还是红得要死，今天就成了黑的了。所以说思想上，我就……反正我该干什么，我还按党的政策办，该怎么办怎么办，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爱怎么说怎么说。
问：工资还降了，是吧？
答：降了，降两级。他，老余也降两级，我也降两级。开始降一级，后来不知为什么，大概是说凭什么她降一级啊，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后来又给我降了一级。隔了好长时间才又降了一级。
问：那是从多少钱降到了多少钱啊？
答：从68块降到54块，降两级。记得一级7块钱。那时候啊，真是，那时候他们俩还特小，不过我倒没觉得怎么。后来，我弟弟还挺好，后来我母亲来了一个阶段，我弟弟隔个一个月、两个月给我寄上几十块钱。反正他们俩雇着一个保姆。我一个月50多块钱，那保姆费就25。剩下29块钱吧，我们娘儿仨生活。那会儿生活也简单，一个月反正都入伙，都在食堂吃饭，也就十来块钱吧。他们俩也吃不了多少。也正是六零年困难时期，什么卖的都没有，也就够了。
问：那时候他爸送去劳改多长时间？
答：送去……可能是四年，从五八年，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他可能六一年或者六二年回来的。我后来想吧，学校还好，没开除他公职。他叫劳动教养，没有开除公职。所以他回来以后，还在学校教书。
问：还有户口，还有工资。
答：嗳，还有工资，还在编。所以我想，那会儿学校可能也觉得有点儿过分了，不然，你看，有的就开除公职了啊。有的回来，有的回不来了，你就自己谋职业去吧。他还好，他……
问：去的什么地方？
答：开始在沙岭子。沙岭子呆了……大概两年，后来又弄到黄骅县，河北省黄骅县。那儿呢，好像就半自由了。
问：怎么叫半自由？
答：反正是每天就吃饭，吃完饭劳动，劳动完了回来休息，就这样的。不是特别的……
问：但是也不能回家？
答：也不能回家。但是冬天让他回来了一次。我记得他哪年回来了？ 六零年回来一次。还不错，人家让他回来了……十几天吧。他那个厂子的厂长挺同情他的，就说你回去看看吧，孩子都那么小，给你多少天假。这是不容易的，一般的不让回呀，你看谁回来呀？谁都不让回来。
问：就是他劳教的那个地方的工厂厂长自己决定的？
答：自己决定的，就让他回来了一次。回来看了看，呆了十来天，他又回去了。他说那时候他们主要是看地，跟我说，哎呀那个大螃蟹可大着呢，那麦田里边，到晚上，看地就捉一大盆子，一大洗脸盆。他们南方人就喜欢吃这个东西。捉一大洗脸盆，回去就煮一大盆子，大伙儿就吃。他们队长还说：给我俩！给我俩！他们就给队长俩。他们就你吃几个我吃几个。有时候天天儿晚上都捉螃蟹。那螃蟹可多着呢。捉螃蟹啊，捉鱼，其实还是比较松宽的。
问：麦田里边怎么捉鱼？
答：河里边儿的水，灌到麦田里，浇麦田，所以鱼就跟着跑进来麦田里边儿去了。还有螃蟹。
问：那后来，再回来以后，四清的时候，你们参加了吗？
答：参加了。四清的时候，市里边儿老是想着我，忘不了我，四清的时候，我们又去，六四年，就把他们哥儿俩都留在家里，他爸一人带着他们俩。都上小学没上小学呀？
问：六四年上小学了，刚进小学。
答：刚进小学，是吧？就他们俩，反正就食堂打饭吃。我记得我回来，他爸爸还买了二尺布，给他们俩一人做了一个背心儿，这儿剜个窟窿，也不怎么缝上的，边儿也翘了。那俩背心，穿了好几年呢。他给他们俩做背心儿，一人做一个，他们就仨人每天食堂打饭吃。也不带着他们俩。我呢，中间儿回来。四清也可严着呢，根本不让回家。
问：四清去的哪儿？
答：万泉县。
问：为什么让您去啊？
答：这就等于……就是说让你下乡，也就给你个学习的机会呗。
问：等一下，您第二次出来，十七了？
答：十七。
问：您要是那时候填履历，从十二岁开始填上，他们上面会不会觉得您……
答：也承认。我要写上的话，也承认。那时候搞运动，搞得挺麻烦的。我这个人吧，不想多事儿。到时候调查……
问：您就怕人家到时候再找麻烦？
答：对。后来……
问：再把那姑父牵出来，姑父是国民党？
答：不是，我那姑父最后牺牲了。那是四四年，快解放的时候，日本鬼子快投降之前。他原来在专署，后来下我们那敌占区，还有封锁沟，过封锁沟，到我们那个地方去，满城县南边不知哪个村儿里边，反正是搞地下工作呗。去他们仨人吧，就有叛徒、有汉奸报告了，报告日本鬼子了，就包围那村儿，包围了三天三夜，也没捉住他们仨。这鬼子呢，就假撤，撤出去了。实际上呢，没有撤走，就在村外边来着。但是他不知道呀。结果这三人饿了三天。他们钻地道里去了。房东老太太还给他们扔了几棵白菜。吃白菜，但是光吃那也不行。后来三天听着走了，他们就上来了。老太太就说，我赶快给你们做点儿饭吃，吃了你们赶快走吧。这老太太刚把饭做熟，他们仨还没吃呢，日本鬼子就又进村来了，这一进，一下就进老乡家里了。进来就堵在屋里了，出不来。他们又没拿枪。出来就让人家给捉住了嘛。
问：没拿枪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答：那一进老乡家一看就看出来了嘛。像我那姑父，白面书生，一看就不是农民。就把他们仨捉住了。这仨人吧，可能有一个叛变了，两个没有。我姑父是最坚决的，敌人要把他带走，把他拴在那马尾巴上，拽着他走。他一边走一边在地下滚着走，一边喊：打倒日本！他喊口号，一直不屈服。最后敌人没办法，结果把他用刀砍死了。张家口后来的监狱长，他是和我弟弟一块儿出来的么，他说他上那个村儿去，还看见了，看见我姑父的尸体了。日本鬼子把他砍死以后就走了，可能就带着那俩人走了。就不要他了，就把他放那儿。后来呢，当然那村里边也有我们的党组织，人家那村里人一看，知道是谁，他们那个村儿可能还有他一个亲戚，赶快连夜就回我姑姑家报信儿去了，赶快告诉他们家里，就说谁谁谁牺牲了，就在我们村儿里，怎么回事。当夜他们家里边，可能他父亲、他弟弟，就套着车，到那个村去，把他拉回去了。拉回去以后，就悄悄儿的赶快埋了。因为那时候他们村儿和我们村儿离着县城就几里地，也不敢声张啊。这个监狱长，去年我弟弟来，看他来，还说他看见我姑父了。他说，我一看就是他。因为他经常下乡，人家那个地方，我们党组织的人都认得他呀，都知道他。这就是四四年。反正离着八一五就不远了，都离着解放不远了，多可惜啊。三六年、三七年就参加革命，都快解放了，艰苦奋斗七、八年，最后你看，在那关键时刻牺牲了。后来解放以后，追认为烈士。他们家里边都按烈属待遇。我出来就是他把我带出来的。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母亲这思想非常了不起。我母亲啊，她受双重的压迫呀。一个是封建的，一个是家庭的。我母亲的一个同学，上我们家去了两、三趟，动员我母亲出来工作。因为我母亲那时候是高小毕业呀。她是我们县城高小毕业，她有点儿文化，所以她的同学就上家里，动员她出来工作。她不能出来呀，我们仨，你想想，我，我弟弟，还有我妹妹。她要出来，这仨孩子怎么办呢？也不能带，人家也不能允许你带这么多孩子啊。所以我母亲就一直也没出来。
问：那时候您父亲一直在北京工作？
答：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死了，他三六年死的。就是七七事变前一年死的。他肺结核。
问：那时候多大年纪？
答：三十几岁。那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叫敌占区，敌我斗争明的暗的。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女人，在农村里边，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放出去，这非常不容易呀。我出来以后，我大伯、我奶奶，一天骂她，就说，你的心可狠了，你把孩子弄出去，你看看，现在也不知道死活。那会儿和家里根本就没联系呀。那会儿到解放区，根本也没有通讯；敌占区，谁敢通信儿？一个是你自己的安全，一个是家庭的安全哪。你敢让别人知道？都不敢让别人知道。知道你孩子出去了，参加八路军了，那日本鬼子还不把你家全家都杀了？
问：那邻居一看你们家两个孩子好长时间没在家，人家不也会怀疑？
答：谁也不知道，也许上了亲戚家。我就不是在我们村儿长大的，我是在满城县长大的。她原来就不在村儿里边不是。在我姥姥家长大的么。所以村儿里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问：上次说，您母亲那名字，谁给起的？特文，特有学问。
答：不知道谁给她起的。
问：她的父亲也是挺年轻的就去世了？
答： 嗳，也是很年轻，二十几岁就去世了。其实我父亲啊，咱们不太了解情况，他那时候也是挺同情革命的。像我们家，我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抗战开始以后，日本鬼子侵入以后吧，怕人家翻出来，你们家有念书的，还了得？我记得我跟我妈我们俩把这个大柳条箱搬起来，里边我记得有齐白石的画，还翻出来一个共产主义小册子，还有一些进步的书……我和我妈俩人就都烧了。把那些东西都烧了。
问：齐白石的画也烧了？
答：嗯，齐白石的画也烧了。就怕，主要就是怕人家说，你们家有读书的人，哪儿去了？不过有的画没烧，有的画的那个水墨画，那个花卉花草什么的，这些没烧了。有些，像进步的书籍呀。我也识字，我妈也识字呀。反正和共产党沾边儿的那些个，都烧了。我父亲和刘宁一，和王平，解放以后察哈尔省军区的司令员，都熟。刘宁一是我弟弟的干爸爸，我是王平的干女儿。那时候他们仨特别好，他们都是保二师毕业的，保定第二师范毕业的。第二师范毕业以后，我父亲就考了北京估计是齐白石办的一个中等专业艺术学校，他考那儿了。所以他也是各种乐器都会，你看那些照片，原来我们家有什么，笙、南胡、提琴，还有什么？琵琶，什么乐器都有。后来这些东西都弄哪儿去了？后来就让我姑父，就我这大姑父，弄去，说卖了去吧，他也不给谁卖去了，一个钱儿也没卖回来。
问：都给了共产党了，都给了宣传队了？
答：不知道到哪儿去了，都没了。农村里都不敢有这些东西。
问：后来您父亲考了北京，那刘宁一和王平干什么去了？
答：就参加革命了呀。
问：您父亲没跟上那步。
答：他没跟上那步。还有，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刘宁一打成叛徒了么……
问：刘宁一那时候是什么呀？
答：全国总工会的主席，很早就参加革命了，三几年就参加革命了。我父亲为什么没参加？我估计是这样。他有肺病，老吐血。文化大革命中不是60个叛徒么，有刘宁一。后来不是就把刘宁一打倒了？说刘宁一出来，我父亲还出保，保出他来了。还有这么一个过程。我后来听他们说，还有这么一点儿，但是这些都没有什么凭证了。后来和王平关系就特别生，我怀疑是那时候我父亲出保，保了他【指刘】，没保他【指王】。因为什么？你不可能保俩人啊。他俩人都是共产党员，你都保了，那不你也走不了了，王平可能就……对我们就挺生的。
问：那您怎么还当上人家干女儿了？
答：那是以前，小的时候了。后来大了就没有了。像我弟弟，和刘宁一他们家里一直都来往着。后来刘宁一的两个儿子，前妻的两个儿子，岁数和我弟弟差不多，比他还大点儿，他两个儿子都参军了，解放以后，后来在满城县驻防的时候，还去家里看我妈去。我妈问他们：你们找谁呀？他们说：就找你呀！所以呢，那时候我父亲也是很倾向革命的。
问：您前头说的那个“大哥”，爬墙头的那个……
答：那是我亲的叔伯哥哥。
问：就是您大伯的孩子？
答：嗯，我大伯的孩子。
问：接着说，四清完了。然后呢？就接上文革了？
答：啊，四清完了。四清去了多长时间呢？半年多吧？我记得冬天我就不在了。冬天我就回来了。暑假以后就回来了。春天去的，秋天可能就回来了。他们爷儿仨，每天就在食堂打饭。四清的时候，我们队长还问别人，说王玉惠结婚了没有？后来他们告诉他，人家都俩孩子了，怎么还没结婚呢。
问：到文革开始以后呢？
答：文革开始，哎呀，我真是，我跟他爸结婚，我给他操了一辈子心。文革又开始了，他这个人吧，头脑特简单，就还是那个学生味儿。他原来在上海复旦的时候，就参加学生运动，净和那些搞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在一起，他就单纯。文革开始了……哎呀，对，四清就是和文革连着呢，我记得我回来没多久就开始了。文革开始以后，宣传队也知道我这情况，没把我看成是重点。
问：工宣队很快就进校了。
答：对，没把我看成是重点，好像都同情我，都觉得这么一个老同志，看我表现也没什么。后来，因为老师们都带班嘛，一人带一个班，就让我也带一个班。那时候有个学生，可差劲儿了。我们班有个女孩子，她知道，也不是谁告诉她我这个历史情况了，她就老看着我，有点儿事就跟工宣队汇报，工宣队也不在乎，也不以为然，工宣队也不找我谈话，什么也不管，反正和正常老师一样，所以那时候我也带一个班。
问：他爸那时候呢？
答：他不行。他这个人吧，就没头脑。我得天天嘱咐他，我说，你少说话，你别老表态，你有问题，你自己还老表态干什么呀？还老表态。开始还没什么，我想，到哪一年哪，老师们都上课了，复课闹革命了……
问：那到六八年了。
答：嗳，开始上课了。他和人家王振华教一样的，都教语文，正好讲那一课，讲《武训传》。我还跟他说，大致上说说就行了，别说多了。他老先生，唉，说武训怎么办学啦，怎么这个那的，
说得多了，人家王振华就没出事儿，他就又出了事了。不是跟学生讲了么，讲武训怎么办学了，好像意思就是说，武训不是反动的，是一个教育家。得，有一个孩子，也不是哪班的一个女孩子，就说：余老师讲错了。就吓得跟工宣队说：余老师讲错了，人家批判武训，他说武训是教育家，给穷人办学，好像是个革命的。就为这个事，又加上他可能和吕XX聊过天儿。吕XX他哥哥也是右派。他就说：我凭什么划成右派？他们就是说，我好像提意见提得不对了。反正就说自己有点儿冤枉，有点儿委屈吧。他跟吕XX说这，吕XX在那情况下，大鸣大放，吕XX也不敢掩饰，怕别人说出来啊。吕XX就说：余永农对把他划成右派心怀不满。这一下，得，又开始闹，不过就开过一、两次批判会，就批判了批判，也就没事了。那会儿我觉得工宣队对我还挺客气的，没有说再把你们重新抖落出来，一直挺相信我的。可能也有人提，工宣队队长还说：王玉惠没事，她纯粹就是被牵连的，她没什么事，没什么事。
问：那后来到七九年平反的时候……
答：我是市里第一个平反的。那会儿，市里那些老同志也都有看法，说王玉惠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就应该给她平反！所以我是第一个平反的。他们告诉我，说你是第一个平反的。平反以后就说，你先回支部工作吧。
问：这都是儿子上大学以后的事了？
答：嗯。他们七八年初上的大学，我七九年平反的。那会儿我就担心他们俩考大学考不上。后来他们俩考得挺好，可是取的专业不太好。我想了，我说，咱们家庭不好，能取上就行了，将来干什么就在自己了。
问：头两年高考好多因为家庭问题不录取的。
答： 我那会儿就说，反正能考上就行，是吧？因为老二那会儿在学校小工厂上班，他们那小工厂的人，因为宣传队的一个孩子要到小工厂，就把他给辞掉了。他在家呆着没事干。不过后来让他代课去了。教导主任张立说，你儿子学得挺好的，他也知道老余教外语，就说，你儿子也去教外语吧。反正一边学一边教吧。结果他就教了外语，教了两年吧，教得挺好的，还做过教学示范，教育局的人还来听课，人家评价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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