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轶：中国弃民
中国弃民
－－作者：萧轶
原标题：《活着：汪光大的一生》
核心提示：
汪光大回忆到，那天，南昌大街小巷的各类门店皆闭门，门口挂置硕大的毛泽东黑白头像。他说，那天的南昌就是一座巨大的殡仪馆，处处弥漫着惊悚与悲伤。每隔几步，便有红卫兵站岗。汪光大每走几步，便要被红卫兵拦下来，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背完后继续走向下一个红卫兵站岗的地方，然后继续被拦下，继续背诵……他还特意说，那天，他不能“戴孝”，甚至连哭的权利都没有，脸上也不能露出悲伤的表情，更不能表现出喜悦，弄得他走在路上，不知如何是好。
王光大的人生故事，如同电影《活着》里面的福贵一般具有历史性
大概大二期间，我与修远兄在江西师大青山湖校区后门处，一起围观了一起城管殴人事件。当时，与我们一起围观的还有大量的路人、派出所警察、电视台记者、报社记者，还有一位骂路人、派出所警察、电视台记者、报社记者的老人家。他骂路过的群众不伸张正义，他骂派出所警察与城管沆瀣一气，他骂电视台记者没有职业精神，他骂报社记者没有良知。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差点被派出所所长殴打并带走。他把派出所所长一推，继续骂道：“我已经快七十岁了，卖书也很难活下去，你们抓我吧，我就有饭吃，有地方睡觉了。”
当时围观的群众从黄昏到天黑，一直只有这位老人家在为被城管殴打得头破血流的水果摊主鸣不平，其他人如我等都在派出所与城管的淫威之下，不敢发声。就这么着，我记住了这位老人家。从他刚才的话语中，我记住了他是文教路上旧书店的卖书老人。
第二天的课程完了，我骑着单车去找到那位老人。就此知道了他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阴历五月初四，也就是端午节的前一天，汪光大出生于赣南一个叫做弹前的地方。两年后，汪光大全家迁往南昌，住在万寿宫三元殿，也就是现在的万寿宫。那时候，汪光大还不知父亲是做什么的，只知道是因父亲工作调动，才举家迁到这里的。对于童年时代的记忆，汪光大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并非汪光大不愿去记住那个“烽火连三月”的战乱年代，而是那时的他还小，尚不足以记住童年的往事。
一九四九年，也就是汪光大九岁的时候。共产党攻打南昌城，国民党开始大部队撤退。自此，汪光大方知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至今也不知父亲担任的是什么官职。国民党带领部队及其家属，先是坐船离开南昌城。后来，水路半途被共产党封锁，便改为坐车实行撤退。汪光大随部队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弹前。当时的形势紧张，国民党经常夜查户口，深怕当地人中有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据汪光大回忆，蒋经国作为专员抵达赣南之后，下令逮捕腐败官兵，赣南生活一度好转。父亲清廉，家里未曾因有国民党官员而得到过任何好处。
当然，共产党军队穷追不舍，国民党在赣南再次失守，只好继续进行撤退。汪光大父亲再次随国民党部队进行撤退，从赣南到重庆，从重庆直接飞往台湾。因局势所限，汪光大父亲未能带上家属，汪光大、汪母、汪祖母及汪弟扔留在弹前躲避战乱。而汪光大的大伯，因医术高明，前往香港慈惠医院（音）做了医生；七叔在国名党抓壮丁时，被时代卷入部队生涯，生死未卜。汪家在弹前生活了不过一个多月，为了生存，只好折回南昌。
回到南昌后，汪祖母以六十之岁，在南昌街头摆摊卖小吃。母亲因战乱频繁迁徙，早在折回南昌之前便已患重病，只好卧病于床榻，挣扎着打毛衣换取家用补贴。同年，汪光大就读于珠市小学（据汪光大回忆，大概是现在南昌市珠宝街地段），隔壁便是联立二小。两校紧邻，所以两校学生可以随意到哪个学校蹭课，汪光大便经常在两所学校之间跑来跑去。在小学的五年时光里，因母亲病重、祖母年老，家庭窘困，汪光大上午在校读书，下午只得砍柴烧火，帮祖母做小吃，以帮家里度过困境。
当然，因为汪父是国民党军官，又没有南昌户口，汪光大一家经常被盘查户口，生怕国民党在大陆布下“黄雀行动”。四九年之后，共产党害怕国民党反攻大陆，下令在南昌瓦子角一带挖战壕。据汪光大回忆，他们全家包括病卧在床的母亲也去参加了。在“三反五反”中，汪光大全家被定义为“反革命分子”。因为这个身份，汪光大一家没有其他单位敢要，连汪光大在读书期间也被其他同学瞧不起。在那之后，汪光大害怕一切有关“阶级”、“革命”的词汇。他回忆道，那时候开始，他活一天算一天。在同学的交往中，也不断受挫。出生成分好的同学在学校不愿做事，汪光大为了讨好他们便代劳，然后同学给一颗糖果或者一块饼干给他作为回报，这些是他家里未曾买过的。
一九五八年，汪母病得差不多了，与其说死神在向她发出召唤，毋宁说她开始准备离开这座人间地狱。汪光大将病重得已经不行了的母亲用板车拖到南昌第三人民医院，刚开始是家贫而没钱支付医药费，被医院拒绝了。汪光大只好找第三医院的好朋友帮忙，无奈好友敏感于汪母的反革命身份，在医院里公开宣布不认识汪光大一家，又怕汪光大与他母亲在医院呆着不走，又偷偷将汪母送回家。
两个月后，汪母无力支撑下去了，撒手人寰。汪光大那时刚好成年，十八岁了。母亲的去世，再次给家庭雪上加霜。卧病在床的母亲无法得到应有的医治，本来就是一件让人无法接受的现实，母亲去世后，连火化的费用都没有，更是沉痛的打击。因为没钱，汪光大和弟弟用竹床把母亲抬过八一桥，将母亲偷偷放在瀛上火化场就撒腿逃跑。至今，汪母连一块墓碑也没有。汪母的去世，虽然是沉痛的打击，但对于当时的年代，汪母的去世似乎等于一种解脱，在某种程度上也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年五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五月以后又称为“三面红旗”。1958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命名。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地方很快出现了小社并大社再转为大搞公社的热潮。
在这个大历史的背景之下，七十多岁的汪祖母被收编到群联食堂洗碗。七十多岁被分配到食堂，对于年老体迈的汪祖母来说，虽然残酷，但偷偷带回家的剩饭剩菜却是不小的回馈。当时，汪光大就读于南昌九中，汪弟就读于南昌五中。和那时候的学生一样，汪光大上午读书，下午就在学校农场种菜养兔子，晚上大炼钢铁。为了炼钢铁，全国人民发起了砸锅卸门的运动。汪光大家里有一口锅，被学校以开除的威胁让汪光大强制带到学校亲手砸烂扔了进去，融化在炉火之中。汪光大说，没办法，不砸锅的话，我不能去学校上课，要完成任务。家里没铁了，就要上街头去捡铁块来补充。
值得一说的是，虽然身份问题在那个时代被硬性地扣上了耻辱的符号，但汪光大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每月还能拿到七块五毛钱的奖学金。汪光大回忆说，我每个月即使拼了小命地吃，也只能花掉六块八毛钱，就可以吃得非常好。当汪光大向笔者回忆时，突然生出感慨：真讽刺啊，那个时代怎么还让我感觉真好呢，因为吃饭不要钱。
初中时，老师见汪光大的文章写得不错，便让他修改一下，寄给了《南昌晚报》。没想到，这篇文章竟然刊登了。一篇文章能换得四毛钱，让他高兴得一发不可收拾，汪光大便开始不断给《南昌晚报》投稿。《南昌晚报》主编看到他稿子写得不错，便让他担任《南昌晚报》特约通讯员。平日在街上碰到的突发事件或者值得上报的新闻，汪光大便立即记录下来，发到《南昌晚报》去。
有一次他看到一位保管员经常熬夜加班，连一张废纸都不愿意随意扔弃。汪光大便写了一篇稿子寄给了《南昌晚报》，没想到这篇稿子给他惹来了麻烦。有读者举报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走资派。虽然当时汪光大是以笔名发表的，但是稿费单到了学校办公室，有关人员在学校等着稿费单的到来，当场抓住前来领稿费单的汪光大，对他进行审问。在报社那会，领导总是叫他多写些无产阶级典型，他不信，去采访资产阶级与商人，弄得报社很伤脑筋。再后来，因为各种运动不断接踵而来，汪光大为了不牵连《南昌晚报》的编辑们，便让主编等不要再联系他了。他的撰稿生涯，也就从此划上了句号。
终于，十年红色浩劫来临了。由于从小被扣上了阶级身份，汪光大比其他小孩对社会的看法更加敏感。在“文化大革命”初始，汪光大就已预感到自身的危险，东躲西藏。于是，汪光大找到了南昌殡仪馆的李老板。李老板是汪光大的邻居，对汪光大的潜在危险肯定了然于胸，便让汪光大进入殡仪馆做事。在殡仪馆里，汪光大白天烧尸体，夜间看尸体，用扇子把苍蝇等虫类赶走，不让老鼠咬噬尸体。就这样，在红色浩劫的运动狂潮下，汪光大躲在殡仪馆里。因为没钱买衣服，尸体换下的衣服也就成了汪光大的衣服。日后，汪光大回忆起来，自嘲道，红卫兵管活人，我汪光大管死人，各管各的，也算是同样级别了。他又接着回忆到，初中时晚上也给有人去世的家庭守夜，一个晚上能够得到两三块钱，还能弄到点吃的，他那时非常乐意帮人守夜。有时候，在给死人换衣服的时候，汪光大便跟他们商量，是否能把死人的衣服送给他，基本上人家看着他的烂衣裳，都一口答应。汪光大说，那些衣服真不错，有的还是新的呢！他抽着烟向我笑道，或许还真是我这一辈子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呢！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这一天，对于身处个人崇拜狂潮之下的人民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般的天变。汪光大回忆到，那天，南昌大街小巷的各类门店皆闭门，门口挂置硕大的毛泽东黑白头像。他说，那天的南昌就是一座巨大的殡仪馆，处处弥漫着惊悚与悲伤。（他的语言是如此之好，以致于我多次插话说没当作家可惜了。）每隔几步，便有红卫兵站岗。汪光大每走几步，便要被红卫兵拦下来，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背完后继续走向下一个红卫兵站岗的地方，然后继续被拦下，继续背诵……他还特意说，那天，他不能“戴孝”，甚至连哭的权利都没有，脸上也不能露出悲伤的表情，更不能表现出喜悦，弄得他走在路上，不知如何是好。红卫兵在他出门之前，便提前通告过他，他是反革命分子，不配为毛主席悲伤；更不能露出任何喜悦或开心的表情。
汪光大读完书后，因为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敢用他。他便四处流浪，随意打工。余干、鄱阳、万年、乐平等地方，汪光大都去过。只要哪里有钱，哪里能混饭吃，他就去哪里打工，什么事都可以去做。他的弟弟也是一样，读完书后便四处打工，主要以做泥水工为主，据他说现在是交警协管，但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
大概五十岁左右，汪光大去万年打工，在那里有寡妇招亲。寡妇叫做程荣花，是位农妇。那位寡妇的亲人里，镇长是她亲戚，兽医站站长也是她亲戚，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家庭。寡妇的丈夫死了之后，需要一个男人帮她把孩子拉扯大。虽说是招亲，但汪光大在她家里基本就是男仆，汪光大每天的工作就是养猪。他后来发现街上好多西瓜皮，便每晚拖一车西瓜皮扔进猪圈。寡妇高兴，就每天给他三个鸡蛋作为早餐，汪光大认为这段人生是他最开心的日子，因为有鸡蛋吃。后来，寡妇家的孩子全都长大了，也就不需要汪光大了。平日里，对汪光大的话语越来越难听了。汪光大也只好识趣，离开了这个家庭。
万年之后，汪光大又去了鄱阳。在上饶市鄱阳县饶埠镇龙窝村，有个寡妇招亲，她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在那里，汪光大第一次拥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身份，正式告别了东躲西藏的黑户时代。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衣服的内口袋拿出一张第一代身份证给我看。但是，孩子长大之后，特别是那个寡妇的儿子，开始厌恶汪光大，把汪光大塞进了挖煤的队伍。大概在煤矿里待了两三个月，汪光大受不了煤矿的生活。某夜，他看到黑煤窑的安全措施欠缺，便连夜逃回了南昌。就在他逃离煤矿的当晚，煤矿塌了。整个煤窑，就汪光大一个人活了下来，其余矿友悉数被活埋于矿下。这似乎是上天注定汪光大命大，四九之后的各种浩劫汪光大都能躲过，逃离煤矿又让他躲过一劫。汪光大笑着说，我真是命大，老天让我长命。他又接着说，活着也没啥意思，但就是不要死，活比死好。
在万年、鄱阳之后，汪光大还去过南新养鱼，去过蒋巷养猪。再后来，汪光大回到南昌租了一辆三轮车，以五十多岁的身躯拖着甚至比他年轻两三轮的南昌市民，奔走在南昌的各个街道。有一次，他的三轮车上载着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从青山路口骑到彭家桥精神病院。这位中年男人坐在三轮车上，看着汪光大年迈的腰板，便对他说，年老还拖三轮，以后身体吃不消，不如我介绍你到福州路体育馆对面的街心花园旧书市场，帮别人看旧书摊。从此，汪光大的人生改变了。他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守书人生涯，告别了风雨奔波的生涯。在那个旧书摊上，汪光大帮摊主守了几年之后，摊主去北京做了杂技团的老板，把书都送给了汪光大。
还是有一次，汪光大去进旧书，与人谈起自己的身世。一个处理旧书的人对他说，你可以去洪都宾馆里面的省台办（那时刚成立不久）找找你父亲的资料，看看能否帮自己改善一下上顿不接下顿的苦日子。汪光大听后，笑着说，我哪里敢去，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了是要被枪毙杀头的。但是，说归说，汪光大还是去了。在省台办，汪光大了解到父亲在四九年离开大陆之后，还担任了台北市工商局局长，并娶了一位花莲的女人。汪父去世后，花莲那位女人把他父亲的资产全部变卖了，她也回到花莲老家了。汪光大笑着说，反革命我有份，资本家我没份，这世道真他妈的荒唐可笑。
后来，街心花园改造，旧书市场搬迁了。汪光大为了生存，就来到了文教路。在一个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汪光大每月需要付租金七百五、电费四十五，而汪光大每月买书总共加起来也就一千块钱左右。如今，他已经在文教路卖旧书十二年了。因为没家可回，汪光大每天晚上就睡在书堆里面。他的书店几乎整个下午都被太阳照射，如果是大热天，夜间根本无法入睡，他便出门到街头睡觉，或者跑去跟水果店老板商量，是否能让他夜间在他店门口睡觉。
汪光大卖书不同于文教路上的其他旧书店，他的书店杂乱不堪。别人的书店都整理得有条有理，他去只顾收购旧书，旧书也不分好坏，统统收购回来。日积月累，他的书店基本不是书店了，基本看起来就像是废纸收购站了。用顾客的话说，买书的人进不了店，店里到底有什么书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了翻出来的成本代价也一定不少。走进他的书店，一股尿骚味扑鼻而来，让前来买书的人在很难在这股味道中花心思在堆积如山的杂志书籍中寻找旧书，这就导致大部分人基本上是掠过一眼便干脆走人。汪光大对此也不说什么，也不去改变什么。他对靠卖书发财什么的根本没有任何野心与欲望，也不去迎合顾客的心理。卖书从来都是一口价，爱买不买，不买拉倒。有时候，遇到还价的顾客，他不仅不买，还撕烂别人想买的那本书，一边撕一边骂：不读书就不读书，其他店每本书都卖得比我贵，还嫌贵，别买我的书。他对我说过，整个书店就是他生前度日之本。而当人问起他的子女时，他却告诉人家说，没儿子，女儿都去澳门做鸡了。他觉得一个人在南昌挺好，“一个没钱的老头谁会欢迎你回家？”他反问，“有钱带回去他们就高兴。”他其实是在撒谎的。
不管刮风下雨，汪光大都坐在店门前的破椅子上抽烟或者打瞌睡，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他看到一些大学生经过他书店不买书，或开口便问有没有奇幻小说或玄幻小说，不买正经书时，他的无聊之火便从心起，把顾客都骂跑了，这就导致他的书店门庭冷落。他一边抽烟一边说，现在的学生不读书，不在学校，全跑到网吧去了。学生拿了父母血汗钱天天泡网吧不读书，一个人不过瘾，还要抱着个穿得跟妓女似的妞。文教路附近的江西师大学生见着他都不敢跟他说话，尤其是带着女友经过的男生，更加不敢前来买书，害怕他在开口闭口之间就被骂得狗血淋头。在骂完学生之后，就开始骂教师，骂完教师，又接着骂学校。总之，他经常对着学生如此骂道：中国教育完蛋了，中国也快完蛋了！江西师范大学青山湖校区的学生多多少少都见识过他对大学的谩骂。
隔壁那家书店营业额已达6万元，他不仅不佩服人家的商业成功，反而对新闻出版局进行了谩骂。汪光大经常跟前来聊天的买书人说，新闻出版局只顾收钱不管事，盗版书横行也不管，而隔壁那家就是整天在贩卖盗版。骂完了新闻出版局，他又开始骂领导。他说，有个领导下台前要求文教路每个店面安装卷轴门，安装不到一个礼拜就报废了。整条文教路，大概只有汪光大的店门上回悬挂衣服，有时候还故意把大裤衩挂在门中央，俨然成了他书店的招牌了。温家宝总理来南昌视察的时候，市容需要整顿，有网友记录了一段对话，把汪光大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喂，老头，快把裤子取下来。”城管大队检查人员对着老头直叫。“凭什么要我取下来，那里的衣服取下来了没有，他们取下来我就取下来。”老头指着街对面的楼房上晾晒的衣服。“老人家，帮帮忙，今天温总理到南昌检查，你配合一下。”城管人员语气松软下来。“帮忙可以，这属于私人感情。但温家宝他并没有跟我说不能在自家的门口挂衣服。”老头把衣服取了下来。还有一次，江西要举办泛珠论坛、七城会，文化稽查队对文教路旧书一条街进行歇业整顿。唯独汪光大一人的书店偏偏开门营业，见顾客上门便破口骂世：“他妈的什么世道，他们要快活时就不让百姓生存，早点完蛋吧这个社会。”
有两次，文教路上有老人摔倒，没有一位路人敢上前扶一把。汪光大看到后，拖着年迈的身躯，慢慢地走到躺在地上起不来的老人身边，用手指指着周围走过的江西师大学生，要他们归来扶一把。但江西师大的学生，几乎听到他一吼，便加快了脚步，当做没听到；即使听到了，也赶紧扭头就跑。没办法，汪光大只好自己艰难地把老人扶起来，送到师大保卫处去。然后，回来的路上，破口大骂：“这个社会没有良知，都被狗吃了。没有底线的社会，整个社会都在不裹遮羞布地裸奔。”
别看汪光大平日这么愤世嫉俗，但他的另一面却让我们不得不感动。汪光大这话虽然粗糙，但理不坏。江西师大的那帮学生，经常把一些卖不出去的书籍搬到汪光大的书店来。他们知道汪光大基本来者不拒，也了解汪光大一口价不还价的态度，所以他们经常把那些别的书店不要书就拿到汪光大书店来卖。当问起汪光大为何这么做时，他答道，学生也不容易，读书要花很多钱，这些书他们又不要，我收过来让他们多少换回点钱吧？
在一个大热天，因为书店内的温度过高，加上晒热的书堆很难降温下去，汪光大晚上便没有把卷轴门完全拉上，店门的下半截完全可以让人爬进去把他书全偷走。就在那个晚上，一个年轻人穿着破裤衩把汪光大店门附近的近百本书全部偷走了。汪光大说，他当时看到那个年轻人比他还穷，就懒得起来了，干脆闭着眼睛不做声，让他拿走那些书。汪光大认为，人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底线之外，还要有点爱心。
同在文教路的成就书店，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结婚不久。在他四十岁左右，找了一个在阳光鲜奶的送奶工做老婆。没想到，怀孕之后发现，孩子在肚子里就是残疾的，便引产了。几乎每周有那么几天，成就书店的老板都会去汪光大书店买书，汪光大便把他的书放便宜点卖给他，让他以更好的价格卖给别人。
汪光大平日的早餐是对面书店的大妈的儿子每日早上送来的两个馒头或包子。有位环卫阿姨看到汪光大这么落魄，也就在给江西师大源中园餐厅打扫时，跟负责人商量，把剩饭剩菜让她带给汪光大。汪光大把饭盒打开给我看，说饭菜不错，还有鱼肉，就是没有蔬菜。于是，他又拿出一包两块钱买来的次品水果，说这是他用来当做蔬菜吃的。
就这么着，汪光大在文教路这间旧书店里挺过了十二年。虽然苦日子一直都是，但汪光大知足常乐。他指着手中的一份《江南都市报》对我说，那些贪官贪这么多，最后都没好下场，因为他们不懂得知足。当别人问起他为何不申请低保时，他回答说自己的户口是鄱阳的，南昌市政府不给他办理。再者，他说他不喜欢跟政府打交道，便只好自力更生了。是啊，活着本来就不易，知足常乐是多么坦然而又平淡的生活。只是，这种生活之下，又埋藏了汪光大多少苦辛的血汗呢？
当我将他的事情放在微博上后，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说很多本地媒体来采访他他都拒绝了。他说，现在的媒体都什么货色啊，只会吹捧领导，我说的话他们敢不删一个字地登出来吗？我拿着一张书法递给他，昨晚请本地一位书法家好友写的：“活着旧书店”。他看完后说，好，活着。他的书店来招牌都没有，除了门上挂着的他昨晚穿过洗掉的大裤衩。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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