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惟昆：悼念我的同学陈一谘
悼念我的同学陈一谘
－－作者：葛惟昆
一
半个月前，陈一谘逝世于美国洛杉矶家中。按维基百科的介绍：陈一谘（1940年7月20日－2014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陕西省三原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担任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中方主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他被认为是1980年代在中国主持农村、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智囊首脑、农村体制改革的主推手[3]，受到胡耀邦和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的器重，在六四事件中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于6月4日以辞职及退党明志，被迫流亡美国，后遭到李鹏秘密通缉[4]。2002年发现罹患癌症，于病中撰写《陈一咨�o��/录》于2013年六四前夕出版[5]。
《陈一谘回忆录》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关于在北大的一章“燕园春秋十年”提到很少几个同学的名字，我被提到两次，不由勾起我无限的追忆。
我于1959年从北京四中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年正值大物理系分成四个系，物理、技术物理、无线电，和地球物理。我分在的物理系，学制六年；前四年分成四个班，每班40余人，后两年再重新组合为五个专门化：理论、光学、半导体、磁学、金属。我一入学分在三班，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就是陈一谘，他长我两岁，在中学即已入党。大约两年后他转学中文系，分班之前最后两年的物理系59级三班，我是团支部书记。这是我们作为同学的交集。那时的北大，政治空气森严，要想转系，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但陈一谘凭他的毅力和坚持，竟然转到与物理毫不相干的中文系，堪称奇迹，而他后来的一生也确实是敢于创造奇迹的人。当时听说由于他是大学问家吴宓的亲戚，认识中文系的著名教授林庚等，似乎也起了作用。在陈一谘创造奇迹的一生中，确实也受到慧眼识英的伟人的提携，尤其是胡耀邦和赵紫阳。
陈一谘的转系，主要是兴趣使然、加上点身体的原因，或许也和他的抱负有关，毕竟物理学离政治舞台太远了。他入学时成绩很好。当年排学号，北京同学排在最前面，以5902开头，02代表物理系。陈一谘是5902003，我是5902021。就是说他在北京学生中考第三，而我是很靠后的。001号的同学叫金亿鑫，他虽然后来没有家财万贯，但业务还不错，曾当过中科院长春物理所的所长。巧的是同班还有一位同学叫钱万富，可见我们的上一辈也早就追慕财富了。北大物理系的59级，既躲过了反右和大跃进，又在文革前（1965年）毕业，被认为是学得比较系统的一届。可惜一毕业就赶上文革，到我1978年再考研究生时，13年宝贵光阴逝去，所以这个年级成才的也不多，只有一位山东青岛的同学解思深当了院士，远少于比如1962年毕业的那一届。
二
《陈一谘回忆录》第一次提到我是关于同班朝鲜族同学崔明岩，由于他反映了家乡“大跃进”中的问题而受批判的事情。他写道：“崔明岩受了批判，却还没有按‘敌我矛盾’处理。这是我一生违心整过的唯一的人，为此事我至今都感到内心不安，后来，在美国我还曾和同班同学葛惟昆谈起过。”此事我当然也记得，同时也同样有一些愧疚的感觉。我没有参与对崔同学的批判，但是当时崔同学精神上已经不太正常，经常一个人在校园游荡，很晚也不回宿舍。我和几位同学奉陈一谘的指示，分别跟随监视崔同学，这让我一直感到不安。但是公平地说，我们当时还是为了防止他出事，记得他常在水边渡步，有时往水里扔几粒石子，我很怕他想不开而投水。没有两年，崔明岩就因病退学了，可惜了一位少数民族的高材生。
然而几年以后，真的投水事件就发生了。陈一谘转学中文系以后结识的女友沈达力，一位高挑聪慧的上海女孩，62年17岁考上北大，是学校田径队的跳高运动员。我因为担任北大田径队队长，也认识沈达力。1967年3月17日，在对陈一谘残酷批斗、并波及沈达力之后，她吞服了来苏水后跳红湖自杀。我当时听闻此事，惊痛不已。位于燕园西北隅的红湖曾是游泳池，现在早已破败荒芜，但每当路过该地，总会闪过沈达力之死的悲剧。
其实即使在文革之前，北大的政治空气已经令人窒息。陈一谘在文革之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因为他在1965年亲往中南海递交了三万言的《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后来被称为《反党宣言书》。而事情的起因，是他为我们同班的黄伟民洗脱冤情所写的《让事实说话－－和黄伟民的关系》的材料。黄伟民是我们在物理系59级3班的一位福建同学，和我也私交甚好。因为他酷爱哲学，思想活跃，与我同好，故时常交谈，还带他到家里去过，看看我父亲（中央党校哲学教授葛力）的藏书。在我任3班团支部书记期间主办的墙报上，也有他大篇的哲学文章。五年级以后他在理论班，我到光学班继续任团支部书记，彼此就很少来往了。临毕业时听说他出了事，被打成反动学生。在陈一谘回忆录里详细记述了原因和经过，盖因黄伟民和清华的两个同乡好友在1963年组织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会》。他们被打成反动学生，其中一位文革中自杀、其父捧着儿子骨灰返回厦门当晚也自尽了。
这些详情我看了这本回忆录才得知，而当时，根据和黄伟民的关系和共同兴趣，我也曾被怀疑为反动组织的成员，毕业时也蒙遭劫难。他们查不出任何关联，而我也确实一无所知，就对我在团干部会上发表的“修正主义言论”屡次批判。当时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在团干部学习时号召畅所欲言、实行三不（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秋后算账），于是我就说了一些心里话。例如，针对批判“南共纲领草案”，我表示不理解。因为我在家里看到那厚厚的纲领，它的扉页上明书：“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句话是被批判的重点，被认为是抹杀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当时说：“如果不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那么共产党是为了什么呢？”可想而知，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是享受不了“三不”的。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那以后，以我在学校田径队太忙为名，免去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到毕业时，毕业鉴定一直通不过，因为每个人的鉴定上必须有“拥护三面红旗，对修正主义认识清楚”的字样。这显然对我不适用，因为我被判定为“具有系统的修正主义思想”。当时已开始了北大四清，四清工作队在物理系59级全体学生大会上，宣布14个人不准许考研究生，特别点了四个人的名字，包括我和现在的解思深院士。熬到最后，一再提高认识，终于以“经过学习、对修正主义认识清楚”的二等公民身份得以毕业，而分配方案则从先前订的中科院物理所改为最差的北京市（延庆县）。
陈一谘回忆录中第二次提到我，是说“应校刊之邀，与同班葛惟昆合写了一篇论文《物理学与生产》。”那是我们刚进校不久，陆平接任校长后提出的“苦战三年，建成共产主义新北大”的运动的产物。物理系的一年级新生，要打破资产阶级统治的物理学，重新编写教科书。我们3班被分配了一项任务，就是写那篇很长很长的文章。我成了主要的写手，日夜奋战，昏天黑地。陈一谘在那以后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也是他转系的起因之一。而我则在下工厂与工人结合时，得了严重的肠胃病，平生第一次住了9天医院。从那以后直到现在72岁，也才又住过一次两天的医院。物理系的新生编写教科书，岂不荒唐？但那是大跃进的虚火正旺的年月，什么都可能发生。有一个班提出“打倒法拉第”，备受鼓励和表彰。为什么打倒法拉第？我已记不得了，好像法拉第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出身贫寒、蔑视权贵。为什么打倒他？当然是一场闹剧。
三
读了陈一谘的回忆录以后，当年北大学友曾经的意气方遒和后来的万劫难逃，都历历在目。我们3班向以风格独特受人瞩目。班上一位公认的才子石康杰，是我们解决难题最后通关的好汉，也是我的好友。他来自苏州，眉目清秀、温文尔雅、才气纵横。黄伟民案，石康杰也被牵连，以致精神分裂，被发配到重庆。幸而以后被治愈，文革结束后更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取李政道先生主持的卡斯皮亚留学项目，回国后在西安西北大学任教，深受学生爱戴。但是我们都认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干扰，石康杰一定会成为一位非常有希望的大物理学家。而黄伟民的才华也令人惊叹，因为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开始思索和批判计划经济。从陈一谘的回忆录中我才解了他们当时的观点。黄伟民写道：“三年大饥荒，使我们不能不对计划经济产生深深的质疑。……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意识、政治生态和文化精神中，到处都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抹杀自我、消磨个性、幽禁想象力，就成了‘识时务’的‘俊杰’们的救赎之举。发人深省的是，大力宣扬和歌颂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始终未能（实际上也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扎下根来，而被严重忽视的实实在在的人的品德和素质，诸如仁义、诚信、尊师、孝道和社会公德等等，却遭到摧毁性的破坏。”黄伟民和他的朋友们进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异化。他们的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而他们的悲剧也正在于太过超前了。写到这里，我真为我们北大学子们的才华横溢而由衷地感叹，也为他们的遭遇而深深地惋惜。
而在这一班同学当中，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陈一谘。他是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是推动时代前行的斗士。他的雄心、乐观、自信和气魄，都高于常人。即使到生命的晚期，仍然同癌症搏斗了12年。从他在中学时就结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先驱者胡耀邦，到他在农村探索中国的前途期间又多次回京拜访胡耀邦，似乎就已经注定，他必定要以闪光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他积极参与农村改革。他自己对我说过，在起草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时，他是主要写手之一。他主持体改所五年，不但深深介入经济体制改革，也参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成为一群立志改革的年轻人的领军人物。陈一谘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它的前期，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他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一书，试图对前十年的中国改革作出理性的总结和分析，而他确实有资格做出这个总结和分析。他在书中的许多资料，令我感触良深，至今难忘。比如他提到：“1958年至1978年20年间，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达到六千亿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由于投资决策的错误白白浪费掉了，三分之一没有形成生产能力，仅有三分之一形成生产能力。”他接着说：“我记得1979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万里就讲：‘如果这个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的确，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伟大进程中，陈一谘和他的同志们功不可没。
四
陈一谘和许多历史人物一样，就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言，他们在历史上应当留下非常正面的形象，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是完人。性格甚至品德的缺陷也往往非常突出。越是与他熟悉，能够就近观察，就越能够发现这些问题。
在陈一谘于1969年离开北大前往河南农村之前，他和另一位北大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樊立勤在一天深夜来到我当时的岳父侯仁之家，因为我们夫妇都是他的同班同学。我给他开的门，他们悄悄进来，说是要到农村去寻找中国之路，想带一批历史书籍。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侯先生非常豪爽，就一句话：“随便拿！”。我们全家和陈一谘一样，都是聂元梓的坚决反对者。樊立勤被膝盖钉钉子的惨剧我们也都知晓，对他无比同情。一谘更是好友，所以自然会鼎力相助。然而现在看到关于樊立勤的材料，似乎他也不是个头脑很清楚的人，陈一谘回忆录中对他也颇有微词。
陈一谘中学时代就认识了胡耀邦，1978年调入北京也源于给胡耀邦的一封信。他在政治上有雄心壮志，这在他后来写三万言书中更可见一斑。这和我们一般的物理系学生有巨大差异。当我在1984年初从英国读完博士回北京时，他邀我去他刚成立的体改所谈了一次，当时的口气是：“老兄大才！我们是向紫阳推荐干部的。”意思是希望我转向搞政治。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没有接受这个邀请，一直据守在物理的圈子里。
再与陈一谘有些接触就是六四之后在美国了。我1988年到美国工作，他1989年去美国后，从同学处找到我，互相拜访了一次。在普林斯顿，他绘声绘色地详细给我讲述了如何在黄雀行动中被营救的经历。他说先有内部人帮忙到了海南，然后有人告诉他在海岸见到一个陌生人后，“他向后转，你就跟过去”，然后上一条小船。船有两层底板。遇到险情，就钻到底板下面，这样在酷热的夏天辗转到香港。一路惊险艰辛自不必说。他一见我，又总是说：“老兄大才！”鼓动我跟他们一起搞民运。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和保留，并不愿意与搞民运的人为伍，包括陈一谘本人。
在美国陈一谘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时，问我：“你搞物理能当牛顿吗？”我说不能。“能当爱因斯坦吗”，“当然不能”。于是他说：“那还搞什么物理，跟我一起干吧，将来当开国元勋。”这话着实吓我一跳，但我也知道这就是他的风格，也是他的抱负、他的野心。听他在电话中向别人介绍我，也是夸大其词，令我尴尬。这种江湖气是我难以接受的。在美国还看到过其他几位民运领袖，气概也都自命不凡。所以我对他们不信任，不相信他们能比他们想取代的人更好，不相信他们能给中国造福。陈一谘到我在的学校来时，我请他吃饭，有一位学中文、研究中国的美国朋友在场。对于他的夸夸其谈，这位朋友事后对我说：“I have never seen any one so arrogant！（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傲慢！）”由于这种虚夸的信心，他们对形势的判断是盲目的，而民运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更是人所共知、也令人不齿。陈一谘在这些人当中其实是相对沉稳和冷静的，但终于摆脱不了脱离现实、自以为是的窠臼。
五
我把陈一谘当成同学和朋友，即便我不参与他在海外的政治活动，我对他个人的事情总是尽力协助。我从美国给他已离婚的妻子带过他的私信，因此也曾有机会和这位女士交谈。在香港，我也接待过他。这都是人之常情，也包含了我对他的尊敬和友情。对于他的辞世，我感到非常悲痛，虽然我早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甚至比我预期的还要晚一些，这是由于他对命运的坚强抗争。想起他，也会想起沈达力，想起燕园的诸多往事。
斯人已逝，哀哉，痛哉！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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