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介人：追忆三反五反运动
追忆三反五反运动
－－作者：董介人
新中国建成之初便面临两大任务，一个是建立并巩固各级权力机关，一个是建立城乡新的社会秩序，后者尤其艰巨。单从工资制度来看，当时的情况还是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干部生活待遇虽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但是差别很小。河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的夫人没文化，只能在幼儿园里当清洁工，这还算是照顾。副厅长家里有两个小孩，夫人家务劳动很不轻闲。有人劝副厅长申请家庭补助，不要让夫人再去幼儿园做清洁工了，厅长回答：民政部门是主持这项工作的，自己虽然符合受补助的条件，还是不去申请的好。河北省长杨秀峰的秘书曾向人诉苦，省长从保定去北京本来应该乘软座，偏叫买硬座。有一次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去北京，坐了两小站，一位老人上了这一节已经坐满了乘客的硬坐车厢，省长示意警卫员给老人让座 ; 又过了两站，一位抱小孩的妇女上来了，省长示意秘书让座，秘书和警卫员担心如此下去再过两站省长恐怕也要站起来了。幸好，没再上来需要让座的人，省长总算安坐到北京。此后，无论省长怎么说，秘书根据规定，再也不给省长买硬座票了。那时，机关工作人员每天早晨按规定学习文化或基本政治理论，每周用半天时间开生活会，内容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都是有效的自我制约的办法。
1951 年冬，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这次运动的起因和河北省有一定关系，简单地说是由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引起的，该二人后来被毛泽东批准处决。运动一开始，绝大多数人举双手赞成，因为的确有些人对 城市里的花花绿绿产生羡慕之情。对照进城前学习过的《甲申三百年祭》，实在为共产党能否保持纯洁忠贞担心。而且培养群众对官吏的监督力量，也正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及至运动开始之后，却感觉到暴风雨式的方法方式出乎意外，各地也确实发生了些意外的乱子。尤其没有想到，意外竟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在 1951 年 10 月本人从保定调到石家庄市教育局工作。一个多月后，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河北日报》登出一则实名举报信，揭发我和另外三个原省妇女干部学校的领导人员合伙贪污了六万斤小米。这所妇女干部学校是原冀南行署民政处建立的，专门培训抗日期间参加工作的妇女干部。那些干部大都是文盲，开会不能作记录，传达上级发下来的文件也很困难。每期受训人数不多，实行的是供给制待遇，每人每月 135 斤小米。其中 90 斤发给伙食管理员作伙食费，其余部分发给个人，名之为津贴。所有小米由学校经手，每月按人名领取发放。这所学校开办的时间不长就随着建省而迁到省会保定，转归省妇联领导，我和其他原学校领导人员都另行分配工作。算起经手的全部经费 ( 当时以小米折合 ) 并没有多少，因而不仅我对六万斤小米这个数字惊愕，就是民政厅里的几个原经办人员看了也发笑。因为是实名举报，我当然知道其诬陷的原因。举报人由于文化水平太低、不适合学校工作被建议调离本单位，故而心怀不满。但是，几天之后，省长杨秀峰在河北省广播电台上讲话，指名道姓点到这个案子。由此，人们不敢不当个案子来认真处理了。我本人刚刚调来石家庄，市教育局的批斗会上因此只是逼着我交代在原单位的贪污情况。我只能如实交代用过公家一个笔计本，又用过一个笔记本，又用过一个笔记本等，还交代绐家里写信用过公家的信纸。当时，干部实行供给制，身无余财，最大的一笔是 1950 年发给县级以上干部每人一套精装的《干部必读》，价值若干。批斗大概历时两三个月，从保定来的案子在保定结束了，我这里也就结束了。结论很简单，只说了句：“集体没有贪污，个人没有贪污”。我一直紧张着的身心不能适应这么突然的轻松，一病倒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而诬告者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被重用了。
及至我有空回老家看望父母，才知道家里人早巳从收音机里和《河北日报》上听说我贪污的数字不小，筹划着卖田地、找亲友，凑钱赎我，怕的是我当了“典型”。这期间家中曾听到邻村一位在武汉工作的“三八式”干部在运动中自杀了，更是愁上加愁。
1952 年暑假后，我调到石家庄师范学校任校长兼书记，正赶上经手一个被打成贪污分子的案件的结尾。学校的会计王金禄，被批斗时交待了贪污情节，查对时一件也没有，学校没法处理，只好劝他翻案，并把调查的实情告诉他本人。但是王金禄坚决声称：“交待属实，绝不翻供”。学校没办法，只好放下。王金禄不久提出‘因病辞职’，学校只得同意。我到学校后，正赶上给王金禄办了个“辞职照准”的手续。王金禄回家后不久，就因心脏病而去世。中国有句古语：“士可杀而不可辱”，王金禄可能是感到“既已受辱，无颜苟活”，实在未免过于清高了。
以后，又听到一位从武强县调来的同志说的当地一件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故事。武强县的财政科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成“大老虎”，所交待的贪污数字之巨已很难计算，但领导上没下令停止，人们就得继续追查，并勒令交待大的、不要避重就轻，这位科长在后期批斗会会上只得交待：“中国这么穷，都叫我贪污了”。这次会上当即予以肯定，并要求继续考虑，还要交待更大的。再一次开批斗会时，这位财政科长交待：“我把中国卖给日本了，‘七·七事变’是日本人找我要账来了”。会上对此予以肯定，并照例令其继续考虑，交待大的。忽然上级一声令下“运动结束”，这一堆交待的材料再也无人过问了。
后来，又从书刊上看到中央某部一个处的“三反五反运动”情况，也是由上级下达任务，规定指标，严定责任制，因而对这次大规模的‘运动’得以管窥一二。
当年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前，最高领导曾说，这是“进京赶考”，考试不及格就成了李自成。经过几个月的考试，证明了我们的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考试及格了。不过，策划考试总过程的最高领导者可以说并没有考好。令人伤心的是，对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了这么严重的污辱践踏，事过之后，从来没有表示过内疚。如果再追问：在这次大规模的事件中学到了哪些治吏理民的方法、建立了何种制度 ? 恐怕也只能说是“没有”。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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