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 :新中国第一次扫黄:北京12个小时解决所有妓院来

1989-06-04 作者: 董倩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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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次扫黄:北京 12 个小时解决所有妓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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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清末时,北京城里有两个顶尖儿的女人,一个是慈禧,一个是赛金花。许多清廷重臣,都是这两个女人的奴才。每天东方泛白,他们浩浩荡荡地进入午门,匍匐在慈禧的脚下唯命是从;夕阳西沉时,他们熙熙攘攘地前往陕西巷,拜倒在赛金花的石榴裙下甘效犬马。想当初,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这是一座灰砖二层小楼,几十年过去,与周围的矮小平房相比仍显得卓尔不群,门楣上“上林仙馆”几个褪了色的颜体大字仍在勉强显示着自己昔日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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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武区虎坊桥十字路口东北是一片纵横交错的老旧街巷,因过去的花街柳巷而闻名的“八大胡同”--百顺胡同、胭脂胡同、朱家胡同、陕西巷、清风巷、石头胡同、韩家胡同、铁树斜街 ( 原李铁拐斜街 ) 、棕树斜街 ( 原王寡妇斜街 ) 等尽在其里。“八”者,概言其多,并非定数,清乾隆二十一年后,北京内城的妓院纷纷迁移到这一带,“八大胡同”遂声名远播。过去的“八大胡同”里妓院林立,分布在妓院周边卖纸烟、拉包车、卖唱的很多,这些“吃窑子”的相关产业也捎带手繁荣了这一带的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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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八大胡同”早已“从良”,是北京城里没有一点绯闻的寻常街巷了。倘若从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或“天上人间”的灯红酒绿中突然来到这里,你甚至会觉得寂寥清冷:灰墙残瓦、老房旧屋,仨俩蜷缩在阳光下闲聊的大爷大妈,偶尔几个慕名探旧的外国人和背包客缓步走过,似乎提醒你抚今思昔,记住这里曾经的风流履历。

赛金花小凤仙带红的烟花柳巷

许多人是在《中国近代史》中认识了几个有名有姓的妓女,譬如赛金花、小凤仙--这些身世复杂的女人连带她们的生息之地--“八大胡同”也染上一种迷离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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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清末时,北京城里有两个顶尖儿的女人,一个是慈禧,一个是赛金花。许多清廷重臣,都是这两个女人的奴才。每天东方泛白,他们浩浩荡荡地进入午门,匍匐在慈禧的脚下唯命是从;夕阳西沉时,他们熙熙攘攘

地前往陕西巷,拜倒在赛金花的石榴裙下甘效犬马。想当初,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这是一座灰砖二层小楼,几十年过去,与周围的矮小平房相比仍显得卓尔不群,门楣上“上林仙馆”几个褪了色的颜体大字仍在勉强显示着自己昔日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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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电影《蔡锷和小凤仙》让人们对这位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妓女刮目相看,许多外地人到北京后专门找到“八大胡同”探访她的遗踪。相传小凤仙曾是陕西巷云吉班一个姿色平常的二流姑娘,因不懂献媚邀宠,经常把客人气走。现在的云吉班旧址是个大杂院。二层小楼,前后两院,尽管破旧不堪,仍可看出当初堂皇的雕花房檐。

“八大胡同”中的老百姓喜欢用他们特有的幽默来“修理”这里的名声。在陕西巷宾馆门口,一位姓郑的老大爷说,“八大胡同”的名声虽不济,但在中国近代史上还真能“抹”上几笔,那时候,这里档次不低,是上层官僚和他们的弟子的安乐窝,袁世凯的儿子等“四大公子”就是这里的常客,这些人呼风唤雨、参政议政,说不定多少馊主意就是从妓女们的鸾床上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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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从蔡锷和小凤仙那事儿上论,这里还算是一处反封建的纪念地呢!据说,在北阀战争时期,有许多青年醉心于此,从而失去了革命斗志。有一位叫做李六庚的老先生每天早上敲着一面大锣到八大胡同去喊话:“你们这些青年人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他也会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眼泪汪汪地告诉路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他精神失常,忧愤而亡。从大礼纱帽胡同、棕树斜街、陕西巷、百顺胡同到韩家胡同一路走去,遥想李老先生的百年激愤,你会想到什么?

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扫黄”

李六庚老先生的悲鸣没有能够压住八大胡同的箫管之声,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才清街静巷、喜获新生。北京解放后,政府为了限制嫖客去妓院,曾经想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办法,他们将“嫖客查讫”的大圆戳子盖在嫖客们的身份证、货单、甚至衣领子上,以至于许多嫖客一见到警察就大叫:“快跑!盖戳子的来了!”一时间传为笑谈。

为了彻底清除妓院,聂荣臻市长于 1949 11 21 日下午 5 30 分宣布立即封闭全市妓院,次日凌晨五时许,全市 224 家妓院在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中被全部关闭,共集中妓女 1316 人,统统送入妇女生产教养院进行思想改造。教养院下设八个所,集中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等 14 家妓院内,这次历史性的封闭妓院的行动,从通过决议的时间算起,前后只用 12 个小时,北京市就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扫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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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韩家胡同以前叫韩家潭,“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就在这里,管教干部们曾经组织学员们自编自演她们的苦痛经历,《苦尽甜来》、《跳出火坑》、《再生》等一批短剧让许多姐妹大哭失声。她们控诉批判罪恶的领班、老鸨,罪孽深重者被判刑或正法。当时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枪毙领班黄树卿时,他被插上招子,扣上手铐,去天桥刑场执行。其间,卡车由西四绕到东四,经过灯市口转往王府井大街、东长安街、前门并特意经过‘八大胡同’,当卡车经过韩家潭时,教养院的 400 多名学员整队观看,卡车缓缓地从她们面前驶过,她们兴奋地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姐妹翻身万岁!’

1950 年后,以上学员统统有了幸福的归宿, 596 人与工人、农民、店员、摊贩等结了婚, 379 人被亲属领回家, 62 人参加了剧团和医务工作, 8 名被送进安老所,还有 62 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已分别另案处理。最后剩下的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 209 人,政府为她们成立了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对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 ( 包括妓女的子女和领家买的女孩 ) 政府也想得很周到, 43 个送到了育幼所, 24 个随母亲走了,还有 3 个由农民领去抚养,年龄稍大一点的就让她们到工厂学技术, 94 个孩子各得其所。”

改造后姐妹们的生活

改造后的姐妹们有的嫁了人、有的有了工作,有的就住在八大胡同所在的大栅栏地区。老街坊们都很关照,言语中从不触及她们的过去。倘若邻里纠纷,“亲娘祖奶奶”骂出口在所难免,但谁要是语出“妓女”、“窑姐”一类的龌龊话,就会立犯众怒,这种缺德的、挨千刀的骂人话,在“八大胡同”一带往往被视为绝骂。小时候,胡同里住着一个曾经的妓女,终日神情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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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道她的身世,在胡同里看到她,总会生出莫名的厌恶甚至恐惧,在孩子的潜意识里,她们往往是丑恶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上世纪 60 年代末,在大栅栏街道上兴起了一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运动,所有的家庭妇女们都被鼓励离开城市回原籍务农。那以后,再没见到她,据说是受不了城市生活的压力回老家去了。

上世纪 60 年代“文革”之初,一大帮人起着哄,杂乱地穿过大礼纱帽胡同,经棕树斜街往韩家胡同走着,人群中间,一个脸上被各种颜色涂抹得一塌糊涂的中年妇女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写有“反动妓女、破鞋×××”的大牌子在游街,她自己手里拿着一面大锣,边敲边有气无力地喊:“我是反动妓女、破鞋×××--”反动和妓女,破鞋和妓女?没有人去深究其中混乱的逻辑关系,因为那原本就是一个精神倒错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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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头散发被人撕扯着,上面满是人们吐上的唾沫甚至黏痰,间或有砖头砸过来。她头破血流、孤立无助地走在“八大胡同”,从大礼纱帽胡同、棕树斜街、陕西巷、百顺胡同到韩家胡同。仿佛旧地重游,再重温一回跨时代的耻辱。同样以锣开道,孤立无助地行走于“八大胡同”,忧国忧民的李六庚老先生和这个饱受人间苦难的姐妹唱出了两个混沌时代的同一曲哀歌。

1955 年上海妓女改造后奔赴新疆当兵团战士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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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 5 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1955 4 月。 920 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 4 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西上天山的女兵中,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有人轻轻哼唱《南泥湾》。这是上海 1951 11 25 日明文下令禁娼后,她们到了劳动教养所后学唱的。她们从这首歌知道了解放军。知道了三五九旅,她们充满理想地去追赶这支队伍,她们去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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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她们不敢相信,怕不够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刚从血污中爬出来的女性眼里,是崇高的大山!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对她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

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姐妹们写了 1000 多份决心书, 920 个姐妹被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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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上海……一双双望着窗外的眼睛,藏着多少人世苦难,人生隐痛,灵魂追求……

上海妓女入疆改造 5 年后有人做了母亲

娼妓改造的困难和复杂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妓女,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种种劣习。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正因为对娼妓改造的客观认识,上海解放之初还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经过充分准备,直到上海解放两年多后,才于 1951 11 25 日明文下令禁娼。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周密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人道主义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收容妓女,急需治疗性病,特效药盘尼西林我国当时不能生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只有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而需求量却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 7500 多名妓女。为了救治妓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脱离旧的生存环境,去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立业安家,是最理想的结局。她们来了,来到天山南北的大荒原。

一定有劳其筋骨的艰难过程,一定有人格尊严的复苏升华。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她们只是泄欲的工具,人格尊严被剥得一丝不剩,到了新疆,大漠虽苍凉,长天也湛蓝,高天阔地里,她们是有才华的上海姑娘。

那个教唱“南泥湾”的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上海滩岂是一个卖唱歌女的存身之处?只有下水一条路。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

仅仅 5 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转自《精典悅讀周刊》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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