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定粤（万里次子万仲翔前妻）访谈
蒋定粤（万里次子万仲翔前妻）访谈
作者按：蒋定粤，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三十多年前因参加文学诗社 “ 太阳纵队 ” ，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她对这场灾难细节的回溯，般般透出暴政对人才、人权、人性的无情摧折。
问：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答：我的名字叫蒋定粤，我是在广东出生的。五十年代初爸爸把我们带到北京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了六年，以后就上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就是首都医院。我毕业后在北京朝阳医院当内科医生。一九八零年我来到美国，在加州大学参加一个训练项目，现在我在美国做医生。
问：您当初为什么会参加到 “ 太阳纵队 ” 这个诗社里来的呢？
答：当时就是想找一个地方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实际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只是在星期天在一起聚一聚。当时，诗社发起人张郎郎的妈妈在中央工艺美院教中国文学，她有时候在周末组织诗歌朗诵会，自己念自己写的诗，就是这样。 “ 太阳纵队 ” 那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
最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
【那时候，我们家里兄弟姊妹也爱写诗，逢年过节我们家人经常在一起做诗，一人写一首。当时，郎郎跟我们家很合得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写一些东西大家互相念一念，并没有觉得是一个很正式的组织，就像跟家里人在一起一样。当时我们家里客人挺多的，我们非常好客，比如像叶圣陶的孙子，他叫叶三午，是非常好的诗人。】
问：您怎么认识张郎郎和 “ 太阳纵队 ” 里其他年轻朋友的？
答：我第一次见到张郎郎，是在中央工艺美院的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我的一个朋友叫杨孝敏，她对我说： “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郎郎，是一个才子，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你一定想见他。 ” 我说： “ 好啊。 ”
那时，我才十三、四岁，还在读中学。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诗歌朗诵会，记得那天我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纪念碑》，那是我们家孩子都很喜欢的一首诗，等于我家的座右铭，普希金写道：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里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
我所以能和人民亲近，
是因为我曾用我的诗歌唤起人们的善心。
在最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
而且还为那些没落了的人们乞求过怜悯、同情。
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意志吧！
既不要畏惧污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
也不要和那些愚昧、狂妄的人空做争论。
我还记得这首诗，因为这是我很喜欢的诗。我们当时就借用这些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希望能够在这个 “ 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 ” 。其实，我们最想做的就是能为中国、中国人民做点事，能够使中国变得富强，能够使中国人民摆脱痛苦。
那天晚上，我也朗诵了一首我自己写的诗，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听到张郎郎朗诵他写的诗《燃烧的心》。这以后，我就收到一封信，是张郎郎给我写的，我记得最后一句他写道： “ 我非常焦急地、并且耐心地等着你的回音。 ” 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跟他交朋友没有什么不好，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从此，我们就开始在一起玩，我到他家，他到我家，开始交起朋友来了。我就是这样参加他们的组织的。我们定期、不定期地在他家里，和他周围的一些朋友，比如张久兴、于植信、张新华、杨孝敏，还有其他好多人，当时也没有组织仪式什么的，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是参加了一个什么组织。那时候他们男生写的东西，都是意气风发、发愤图强那个劲挺大的，很有号召性，比如张久兴这个人，很豪爽，做事情，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这些人常去游香山，坐在一起总是做诗，比如丁香花开了，我们就写有关丁香花的诗。我从小就喜欢写诗。我们家里自己也组织海棠诗社，丁香诗社啊。我爸爸妈妈都喜欢文学诗词，觉得跟郎郎他们很合得来，一拍即合。他跟我们家每个哥哥妹妹都很好。
后来到六三、六四年那时候，文艺界的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家就好像一个避难所似的，没有人来过问，我们家也很大的。张郎郎他们都常来我家，一来就讲故事。我当时心里觉得郎郎是个光芒四射的人，他能倒背如流。
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都看一本小说。有好书我们就传著看，我家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先看，然后到他家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传着看。大家都看了很多的书，一个暑假，有时候我能看一百本书，就这样，我浏览了古今中外很多名著，这是我主要的精神营养。
当时，凡是那些外面买不到的书，我们就尽量去找。我记得有一个荣宝斋的人，老是提着一些古书到我们家来，我爸爸就买下来，我就拿去看，我们大家也传着看。我爸爸也有内部的借书证，我们也能借到一些当时看不到的书，这对我们的思想有挺大的影响。
问：文革中，您是什么时候感到有压力的？对于你们的迫害到了什么程度？
答：我自己心里有一点内疚，就是因为 “ 太阳纵队 ” 的事，特别张郎郎的事，使我的家人和朋友受到了极大的迫害。当时张郎郎在美术学院念书，离我们家比较近，他差不多每天下了课都到我家来吃饭，然后我们一直聊天到半夜，他再回学校去住。
因为张郎郎和我、和我哥哥们的交往非常深，所以文化革命的时候，张郎郎被通缉，当时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就把他藏到我的一个朋友的家里。结果，把我朋友的家也抄了，他叫周正阳，把他房子都没收了，后来他回到北京也没地方住。
那个时候，因为张郎郎的逃跑，牵连了几十个人，文化革命中都受到了惨酷的迫害。有好多人该升级也升不了，有的被当成反革命对待。我自己的家人也受到了很残酷的迫害。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里的那些革命分子，有些人我直到现在还觉得，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当时做错了。
我不得不点一些人的名，我觉得他们太狠毒了。有一个叫鲍炮，他现在好像在国内还被尊称为美术家呢！他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叫赵国维，他现在美国洛杉矶。还有一个叫沈燕祥，他现在天津。他们当时把我们全都抓到美院附中，关起来，每天晚上提审，用噪声器吵得你根本不能睡觉，还用强光照你，拿皮带抽人。
在他们没有找到我之前，他们就到我们家去，美院的红旗派、革联派两个造反派，轮流到我们家里造反。当时我哥哥蒋之翘把 “ 不准武斗 ” 的《六六通告》贴在客厅门口。但是，他们还是先后把我哥哥和妹妹抓走了。
我哥哥叫蒋建国，他现在北京政协工作。还有妹妹蒋定穗也被他们抓走了。他们一定要问我哥哥和妹妹，我在哪里，张郎郎在哪里？后来，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我家里骚扰。
我哥哥蒋建国的耳朵被他们打聋了，当时医生诊断是耳膜穿孔。鲍炮和赵国维还用烟头烧我妹妹蒋定穗的脸，我妹妹脸上现在仍然有很黑很深的伤疤。你说，作为一个女孩子那时候那么年轻，就遭受这样的痛苦，我想起来就很心疼。后来，我妈妈也因为这个得了阵发性心动过速，一犯病就得马上送医院急救。
再后来，我们把这情况告诉了周总理，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才把我哥哥和妹妹放出来。那时候，红卫兵每天在房顶上站岗，占领了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电话他们都要听，因为他们想等我打电话回家，好发现张郎郎在哪里。
逃到钱塘江
问：那么张郎郎是怎样被捕的呢？
答：那时候，整个北京都是通缉令，要抓张郎郎。我们当时就有一种知道自己将要死去的预感，当时真的有这种预感，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抓到。张郎郎离开了北京，到天津去了。他给我发了一个电报，说： “ 我觉得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你，你一定要来找我。 ” 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管了，马上就坐上火车到天津去了。可是，当我到了我朋友家的时候，郎郎已经感觉不能在那呆了，他又留了一个条： “ 你一定要到上海来找我。 ”
我就又坐上火车到上海。我是下午到的，他们说，郎郎上午已经到杭州去了。他又留了一个绦子说： “ 你一定要到杭州来找我。 ” 后来，我又到杭州，那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张郎郎和他姐姐在龙井村那儿等我。我在杭州下了火车以后，坐了一个三轮摩托车，咯噔咯噔到了龙井村。
那一天我觉得是我人生最高兴的一天，能够再见到郎郎。这以后我们就想，可能我们只有几天的活了，人家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我们就沿著钱塘江顺流而下，到了富春江和钱塘江交界的地方。那时候正好是四月份，溪水从山顶一直流下来，蔷薇花开得满山，山都变成了粉红色，美极了，美极了。可是，当我们回到杭州的时候，中央美院的红卫兵已经在村里等著我们了。我们都一块儿被逮住了，押送回北京。
文化大革命毁灭了我们这年轻一代人的所有理想。文化革命成了大革文化的命，无数的文学作品都被冠以毒草的头衔被铲除。当时，我们家也把我写的所有日记、诗歌、散文等等都烧了。
文革的时候，我自己信奉的是李卜克内西有一首诗里写的两句： “ 现实也许欺骗我们，未来对我们却永远忠诚。 ” 当时我们只好用这样的一种精神来鼓励自己，现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可是，我们还有将来，我们就是以这么一种心情去捱过毒打。
红卫兵在杭州把我、张郎郎还有他姐姐一块儿带回北京来了，然后就在中央美院毒打。当时他们打张郎郎打得很厉害，打我也是那样。但是我们有一个秘密的沟通系统。中央美院的男厕所和女厕所是挨著的，我们每天都互相通一封信，或者一首诗，就在他们监督之下。郎郎去厕所经过我被看守的那个房间，所以我看到他去了以后，过一会儿我也去。我就选一个和男厕所离得最近的那间，下面有缝，我们就在那儿传递信息。
我还记得最后一封郎郎给我写的信，他说： “ 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把你找到。 ” 当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想，我绝不能就这样死去。
“ 枪毙！枪毙！ ”
问：这样的迫害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什么样特别难忘的事情发生？
答：后来我被送到农场劳改，记得郎郎的妈妈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够到监狱里去看看郎郎，因为他已经被关在北京南边的一个什么地方。可是，当时我是没有自由的人，根本去不了。我们里面是没有探亲假的，每个星期只有半天自由，然后，大队拉著到张家口城里去洗澡。第一个冬天基本上就没有让我们洗澡。一开始我们就是被当成劳改犯那样来处理的。
在那里，像北大的学生，清华的学生，我们都是在一个连队里。我们刚去的时候，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给我们办学习班。两年以后，抓 “ 五一六 ” 分子，把她揪出来了，我们又给她办学习班。你看，在那时候到底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谁也说不清楚。只要趋炎附势，报纸怎么说，他就怎么说，那样人就是对的。
问：您当时知道张郎郎的情况吗？
答：那时候，他被判处死刑，在北京被斗得很厉害。这些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被隔绝的，我那时在外地劳改。有一天，我收到我妹妹的一封信，她告诉我： “ 今天我心都碎了，张郎郎被五花大绑押到工人体育场去斗，主持人最后问大家：
“ 像这样的人该不该判死刑？ ”
“ 枪毙！枪毙！ ” 整个工人体育场就这么喊。
我妹妹回家以后就哭得泪人一样，而且说，当时他们把张郎郎的头都剃光了。北京人应该记得这件事的。后来，张郎郎的母亲叫我一定要结婚了，不要再等郎郎了。
问：您说您的哥哥，他耳膜被打穿孔，后来，他的听力怎么样了？
答：我哥哥听力下降很多。他后来还被关在看守所五年。他是在兰州被关起来的，因为他十七岁时才上中央美院，就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了兰州。那时候，我家里的许多兄弟姐妹都受到迫害。
我有一个哥哥叫蒋之翘，他很爱开玩笑，他在单位里就因为说了一句话，他说： “ 基干民兵都是鸡蛋民兵。 ”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第二天他去上班的时候，办公室楼上楼下贴满了 “ 打倒反革命分子蒋之翘！ ” 的标语。他们上纲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和赫鲁晓夫说过的 “ 中国人是一堆肉 ” 是一个腔调。他回到家里什么话也没说，就自杀，他喝了洗相片的药水，好在被及时发现，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去洗肠，才救活。
我也曾想过自杀。那时，他们把我带回第二医学院批斗，把我放在一个展览室里，让我像动物一样站在台上挨批斗。有一个星期，我每天都站在那里，让全校的人批斗，还叫来校外的工人农民。我站在台上，展览室里放着从我们家抄出来的东西，摆了一屋子。真是把人污辱得不像人了！我当时也想自杀，因为我没有自由，不能回家，被人看守。他们还把我写的信在全校的广播里公布，大会小会地批判。
说到我哥哥蒋建国，他们当时都是艺术家，其中包括，后来当了中央美院院长的朱乃正、我哥哥、还有陈为楹，他们那五六个人都是中国很有才华的画家，但是却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
问：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遭遇吗？
答：比如傅小石，就是著名画家傅抱石的儿子，还有谢立刚，我哥哥，还有朱乃正，他们都很有才华。那一年，中央美院各系在全国才收了二十个学生。可是，其中七个人都给打成了右派，而以后都平反了。他们都曾被发配在云南、新疆这些偏远的地方。
问：他们这几位画家现在情况怎么样？
答：朱乃正和我哥哥蒋建国在北京。谢立刚好像是在上海，陈为楹，听说文化革命被打残废了。傅小石右手也被打残废了，不能画画了，他可能是在南京。
问：能不能再介绍一些你们写的诗？
答：我不懂政治，也不愿意卷入政治。我们那时候写的诗，比如，我自己写的，像在六二年到六五年在 “ 太阳纵队 ” 期间写的，多数是抒情性质的。我记不得很多，因为诗稿都烧了，我只能记得一些片断，比如：
云彩就像飘浮的白手帕，在季风中飞扬。
爱情绝对忍受不了一个降级的王位。
就是说，在爱情里面好像有一种希望对方对自己完全地尊敬和完全地信任。还比如，我见到一个小孩就说：
怀著希望、慰藉、忧虑、美丽的孩子，
我在凝视著你。
依依垂柳的岁月将逝去，
平庸、痛苦、灾难正在改变我们这一代，
也不会放过你们， …… 。
当时我还是觉得，下一代的命运比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当时也是有时候高兴，有时候悲观。
问：请问，那个时候，在您和哥哥们受到迫害的时候，您的父亲有没有受什么冲击？另外，他对你们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答：爸爸对于我们在一起写诗，一直是很支持的。就像红楼梦里的这些诗社一样，我们每年逢年过节我们都每人写一首诗，然后让他看，他看得好的，就圈一个圆圈，或者有的字，他觉得应该改的就给我们改一改。他很喜欢郎郎，跟他一起下棋、讲他自己过去的故事。有一次，我们给我爸爸过生日，张郎郎写了一首长诗，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很有感情。
抗日名将蒋光鼐
文化革命的时候，我爸爸就看得很清楚，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他不能跟我们讲。把刘少奇揪出来的时候，我爸爸就说过： “ 如果刘少奇是坏人的话，共产党里面就没有好人了。 ” 因为，我爸爸认为，刘少奇克己奉公，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写的，他都做到了。
那时候，毛泽东不是曾多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吗？我爸爸也去了几次，后来我爸爸得病了，得了胆囊管癌，因此有一次他就没有去天安门参加检阅红卫兵，结果，我妹妹她们学校，就是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就到我们家来抄家了。
其实，我们家什么都没有。我爸爸最喜欢的就是图章、石头，家里收集了一点，他买了一些。红卫兵把这些都抄去了。我记得抄家那一天，我爸爸因为生病，已经很瘦很瘦了，红卫兵还念了一封信说： “ 看那些大腹便便的，什么什么的 ……” 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也不知道我爸爸在中国历史上做了什么。可是，我爸爸当时没有说一句话。那天红卫兵来把我们家翻了一个遍，墙板、地板了都翻了。
我们当时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后来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说： “ 像蒋光鼐、蔡廷楷这些人应该保护。 ” 他告诉红卫兵不要再去抄家了。当时总理的话是怎么通知到红卫兵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后来我就跟爸爸说： “ 下次再接见红卫兵，你一定得上天安门去。 ” 因为，当时人们都看《人民日报》，如果谁突然没有上天安门，从陪同接见的名单中消失了，就表明，他被打倒了。凡是父母上了天安门的那些高干、名人的家，就没有红卫兵去抄家。所以，我们就对爸爸说，下次不管怎么样你都要上天安门。再下一次，我爸爸抱病上了天安门，就没有红卫兵再来我们家抄家了。文化革命那时候我们真是给吓怕了，我们家收集的古书也都烧了，因为怕惹事，这是很可惜的。
问：蒋先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答：是一九六七。我爸爸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清朝的翰林。我爸爸十几岁就参加辛亥革命了，一直跟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时候，他是孙中山近身警卫的营长。后来一直跟著孙中山多次讨伐袁世凯。
在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的时候，我爸爸为中国人争了光，在甲午战争以后第一次与外国入侵者作战。日本当时向全世界宣告，在一个月内，中国就是日本的了。日本从上海发动进攻，引起 “ 一二八 ” 抗战。
我爸爸他们坚持抵抗日本军队一个多月，迫使日本三次更换主帅。以后就有第五陆军来支援他们，结果，日本人后来就没有从上海打进来。不过后来蒋介石不给十九陆军军饷的供应。我爸爸他们被迫撤退，撤到福建去了。
当时，蒋介石让我爸爸做福建省的主席，他不愿意。后来蔡廷楷和湘汉平到我们老家去，劝我爸爸出来任职。当时我爸爸说： “ 为什么我们要打中国人？ ” 他不愿意打当时在江西的共产党。如果是要抵抗外敌的话，他是一定要抵抗日本人的。后来，在他们的劝告下，我爸爸就回到福建上任，但他不愿意打共产党，所以就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很快就被蒋介石消灭了。
这段历史当时影响很大，这是满清以后第一个要贯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府。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我爸爸他们曾派秘密联络员和周恩来联络。但是当时共产党内正好是王明左倾路线掌权，他们认为十九陆军不是共产党的军队，肯定是反动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和十九陆军、福建人民政府联合起来。
其实，福建人民政府是中国第一个想要贯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府。由于当时社会条件不成熟，力量也很单薄，因此很快蒋介石的军队就把十九陆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消灭了。接著，蒋介石又掉转枪口把共产党几乎也消灭了，迫使共产党不得不进行长征。现在，这段历史恐怕不太提及了，年轻人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共产党要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
像我父亲蒋光鼐、以及蔡廷楷、李济深、陈铭枢他们这些人，都是真正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批民主革命志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毛主席、周恩来派人跟他们联络，把他们从香港用苏联的邮船秘密送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
据我爸爸说，毛主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伸出手说： “ 久仰大名啊！久仰大名！ ” 一二八抗战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我从心里一直是很尊敬我爸爸。
我爸爸从小就喜欢诗词什么的。他母亲从小就让他弃文从武救中国，那时中国还在满清统治下。后来，他上了保定军官学校，还没有毕业，辛亥革命爆发前，他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部队，做孙中山的警卫。后来一直追随中山先生。
问：请问您父亲对于你们 “ 太阳纵队 ” 的诗社是什么态度？
答：我爸爸他很喜欢诗歌，当时我们在家里写诗，或者讲故事，他有时候也参加。他要是参加，我们就听他讲一些古书里的故事，历史上的故事。 “ 太阳纵队 ” 的人觉得我们家是他们的一个大本营。
那时候，到我们家来的人也挺多的，很多干部子弟，民主人士子女，或者是上层文艺界领导人的子女，都常常在我们家聚会。我们家就在《人民日报》大楼的后面，那里成了一个小沙龙。回想起那时候的生活，我觉得，我们是一群很有追求的人，想为国为民做点事情，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不给我们任何施展才能的机会。
考大学时，我很喜欢文科，想学文学，但是我爸爸说： “ 你还是学医吧，能够更实际地帮助别人。 ” 我想这也好，所以就选择学医了。
问：您父亲对于你们受到的迫害有没有什么表示？六七年他去世，那时候对你们的迫害结束了吗？
答：我爸爸还是沉默的时候多。我们受迫害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六八年我就到解放军农场去劳改了。
被摧残的才子
问：能不能谈谈您下放劳动的情况？
答：我是比较早就被放回到我们学校，北京第二医学院，作为反动学生处理。后来，学校又把我送到了张家口的沙城去劳改。那是一个解放军农场，夏天我们筑堤坝，男生背著泥块修坝，女生就到没膝深的水里去割草，放一层泥巴，然后放一层草。春天的时候，把冰碴打碎，脚插进去插秧。那里有很多很多优秀的男女大学生，他们来自北京各大学，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思想被关在那里。不过，在那里锻炼的有两种不同的人，第一种是我们叫 “ 穿黄马褂的 ” ，就是当时所谓正统的共产党员，单位领导人等等。
另一种就是思想奇异的人，或者是想写东西的人，听美国之音的人。我们就算这部分人。我们的薪水每个月是二十元人民币。而第一部分人，他们的工资有四十六元到五十六不等。我就这样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罪，也没有说哪一天能放我们出去。那时我就觉得，这辈子我可能就得这么干下去了。
后来，我们院部把我派到西北医疗队。在那两年，我真的看到贫苦地区人民生活是多么贫困。像有一家人，他们干了一年还欠队里的钱。干一天就挣一分钱，整个家就是一铺土炕，一口锅，四个碗，两个大人，两个孩子，此外家里什么都没有。
我们是去西北送医送药，看到很多人看病没有钱，就送给我们鸡蛋。有很多病都是能够治好的，但是那里真是缺医少药。当时我就想，自己要是一生能够做一些有益人民、鞠躬尽瘁的事，也算没有白活。
中国在七八年、七九年开始了研究生制度。我当时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总想再学点什么，后来我考上了研究生。我有一个姐姐在美国。她当时问我，想不想到美国来进修？我一听，当然很高兴，就到美国来了，在国内的研究生也没有读完。
来到美国以后，我真的看到这个国家由于法治，人人都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在这里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勤奋，你就能有一个好的生活，不需要像在中国那样，要走后门、要巴结。在这里你很容易有一个精神的世界和精神的生活。我觉得，中国的将来应该像美国一样。我总觉得中国是在往好处变。
问：您父亲对于您和张郎郎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答：我爸爸挺欣赏张郎郎的才华。但是，我爸爸也看到他的前景了，曾跟我说： “ 将来他一定要受难的。 ” 后来，张郎郎果然坐牢十年。爸爸看到了郎郎才华横溢，但是郎郎说话太不注意了。
问：您父亲去世后，你们还能不能求助于周恩来总理这样的领导人呢？
答：那时候还可以。因为我妈妈跟邓颖超和何香凝都挺熟，所以，有时好像只有周总理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可能知道叶挺，我爸爸和叶挺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叶挺很有意思，他那个时候每天都在我们家坐在阳台上，拿一张报纸看。我爸爸就说： “ 你怎么每天都在这里看那么多时间报纸？还老看不完，老看那一页？ ” 后来才知道，叶挺是看上了住在我们家对面的两个姑娘了。我爸爸和叶挺是很好的朋友。北伐的时候，叶挺当独立团团长，我爸爸是他那个师的师长。
我爸爸跟周恩来也很熟，像那时候在重庆，周恩来还没有解放后的职位，他们也是经常来往的朋友。所以，我们去求助，他们就把我哥哥蒋建国放了，但是他们还是不甘心，又把我哥哥送到甘肃关了五年。
问：您哥哥被关是受张郎郎影响，还是因为他自己的右派问题？
答：两样都有。文革时只要你有旧帐，就会借机整你。其实我哥哥蒋建国画画还是比较保守的，他是学院派。那时，因为我哥哥照了一张照片，一个女孩在抽烟，躺在沙发上，正好她脚下墙上有一张毛主席像，他们就说他对毛主席不尊敬。那张照片是一个导火线，因此就把他关了五年。
问：您哥哥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他的作品呢？还是因为他的言论？
答：我哥哥是因为说了一句话而被打成右派的。他从小在香港生、在香港长大的，他曾对人说： “ 我从小是在海边长大的，我知道海的特性，如果你随波逐流，你就会很顺利。如果你逆著波浪而行，你就会受苦。 ”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他们就说他反对共产党。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就把他打成右派。此后，他在兰州生活了二十年。他被打成右派以后，谁也不敢发表他的任何作品，他这一生几乎都被葬送了。
当时很多用才华的人受到迫害，比如海默，是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也是因为被打成右派，什么作品都不能发表。我和海默接触过一段时间，也受到他的很多熏陶。海默的那种刚正不阿的精神很值得我学习。他总是讲真话，非常幽默，而且知识非常广博。
张郎郎的母亲陈不文是非常少有、非常明智的一位长者，她看什么问题都特别尖锐。她解放前在上海《申报》编副刊，是副刊的主编，写东西挺有水平的。张郎郎也受了到他母亲的很大影响，张郎郎是一个被摧残了的才子。
问：您后来见到过张郎郎没有？
答：见到过。事情就像是在电影里一样，我们原来常去香山玩，我从巡回医疗队回到北京，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香山。张郎郎那时刚从监狱里出来，他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可能也是香山。我们居然就在那里碰上了，你说天下就这么小，事情也这么巧，都发生在那同一天，那同一个时间。
在香山，我看到有个人迎面走来，看著像他，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不知道他已经出狱了，走近一看，就是他！他也不敢相信那就是我。这一切就像电影里编的故事，可是这却是真的。
问：那时候，您已经成家了吧？
答：对
转自《豆瓣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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