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泰尼里神父：1968年纪事

1989-06-04 作者: 蒙泰尼里神父

这样走过

原文 #这样走过的其它文章

分类：

1968 年纪事——《“文革”忏悔录》之四

作者：蒙泰尼里神父

（一）

“文革”前我就读于广州市一间普通中学， 1968 年 7 月，已经停课三年、被折腾得奄奄一息的学校迎来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目睹了一场人间的大屠戮。

这一年 7 月 16 日，“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决定：“对中、小学教职员工实行统一领导，分片、分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办学习班“认真清理教师的阶级队伍，把混进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顽固不化的地方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国民党残渣余孽统统挖出来。”

这个“学习班”自 7 月 20 日就要举办，所谓分片，就是若干个学校集中住宿在一起，时间：一个月左右。事前，各校军训团就发布了“四不”规定：“不准请假，不过星期天，不准串连，不准搞派性活动。”并威吓“不参加者，不发工资、开除公职、送档案给公安机关处理。”

有人以“中教红司”的名义，于 7 月 19 、 20 日连续发出两份“紧急声明”，试图抵制。

马上，当权者作出了反应，“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给广州市‘中教红司’的一封公开信”，警告：“我们特郑重提醒你们：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否则，一意孤行，坚持错误，后果自负。”

( 二 )

其实，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对教工队伍进行的迫害，早已在进行当中了。

在此，我顺便交代自己当时担当的角色。我们几个人，是高年级学生，最主要的，出身都是工人家庭。这样，我们就缺少了“革干革军”子弟那种“皇孙贵胄”的气焰，也没有“狗崽子”那种为祖辈赎罪的负累。故此，我们组织起的“战斗兵团”，就成了“有政策水平”的一个，颇得掌政的“军训团”的倚重。而我自己，也就成了一个帮凶打手。

在 7 月初，军训团负责人就拿出了十几个教师的档案，对我们说：“马上就要清理阶级队伍了，这部分教师，历史问题没弄清楚，你们去抄他们的家，看看有没有收获。”“这两个呢，态度不好，你们去抄，打打他的威风。”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叫“人事档案”的东西，由于 49 年之后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故此每个人都有厚厚的一大本，甚至几大本。最令我至今不忘的，是不少教师档案内都有一个卷宗，上印“大西瓜”三字，并有西瓜图案，散落不少西瓜籽。（究其寓意，大概是指剔除杂质，向党交出红心）。里面的内容，全是“我曾经说过三面红旗的坏话”、“我曾经对共产党的政策想不通”……。经请教人事秘书，才知这是 1959 年“向党交心”运动的产物，当时谓交得越多，对党越显忠诚，墙上还详细列表公布数字，交得少自然意味着对党心怀贰志了。这时我才明白， 66 年揪斗“牛鬼蛇神”，宣读“罪状”时，那些“牛鬼蛇神”纷纷辩解“那是我向党交心时说的话。”看来，教师们是尽入彀中了。还有一事令我难以忘怀，就是不少教师是“特嫌”。人事秘书解释说，只要有人揭发，或外单位转来一材料，说你曾与某特务身份的人接触过，你就列入“特嫌”名单。“谁敢把那材料撕了呢？”，人事秘书说，这一下，令我顿觉世事之险恶。

我带着十多个人，两三天之内抄了十多个教师的家。

（三）

“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开始了，由于是多个学校集中在一起，我得以见到了由清晨到入夜，那种“呼声如雷，举臂如林”的“浩瀚”景象。教师们或分组，或集中，谈认识、写材料、人人宣读、群众评议……到了斗争阶段，更有布置多个积极分子专攻一个“重点对象”的。由于我当时是学生，算是一个局外人，对斗争会虽然天天目睹，记述起来还是不得要领，特别缺少那种切肤的感受。到了我参加工作，在 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才真确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恐怖。当时，全厂的几百人围成一周，要“有问题的人”站出来坦白交代，还不时由事先布置好的“积极分子”把若干“问题人物”冷然揪出。以至一些人，不知道哪一类“问题”要交代，又怕万一被人揭发就“从严”，吓得当场撒尿。有一对本车间的夫妇，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呼喊声中，颤颤巍巍站起来交代了多年前接待过“地主成分”的亲戚，被当场宣布“宽大处理”，更多的人吓得瘫了……这种会，工厂开完，系统内几十间厂又集中在一个大学操场，开几万人大会。寒风冷雨，谁也不敢离开，那一种恐惧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啊！（我当时年轻，没有家庭问题，还是感到彻骨的恐惧）。

教师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也到了“宽严处理”阶段。

某天，全体教师集中，开“宽严大会”，会场周围都是军人（军训团），增加了几分肃杀。由“片”（如北片、南片）的军训团领导宣布，某校某某教师，什么问题，交待得好，获宽大处理；某校某某人，负隅顽抗，拒不交待，把他们押上来，积极分子就把这些教师掐了上台。各间学校合起来也有一群，站列台前，从严处理，统统用大卡车运送到公安看守所去了。

在鸡场杀鸡，其它鸡只犹自优悠啄食，而人是“高等动物”哪。那些掌柄者收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

十多天后，学校军训团领导吩咐我，去把那些个家伙领回来吧。我一个人手持介绍信，到两个看守所（男女教师不在一个看守所），把他们领回了学习班。我在牢房观察孔往里瞄，没有床，地上密密麻麻的坐了一屋人。

其中一位姓冯的体育教师，曾带领我们排练大型团体操，为省、市大型会议表演。我把他从郊区看守所领回来，从走路到坐公交车，几个钟头，没替他提行李，也没与他交谈一句。 90 年代初，他参加我班同学聚会，我对他有讲有笑，执礼甚恭。虽然道歉的话很想开口，但始终未曾开口。

1996 年，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向他遗体鞠躬，道歉的话，只能在心中对他说了，可他再也听不到了；另一位从看守所领回的姓容的女教师，我曾两次抄过她的家，还推打过她。其后她移民国外。去年我托海外的同学向她道歉，同学说，容老师住洛杉机老人公寓，已是“老人痴呆”了，呜呼！她也收不到我的道歉了。

（四）

教师自杀事件开始了！

连续一个多月高强度的折磨，开始有人精神崩溃，各校均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

我校第二个自杀的，是一位姓杨的语文教师。杨老师可是一位高干夫人，她的丈夫江同志，是本市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学校曾通过杨老师，把江部长请来作“形势报告”，无非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修、反一天天烂下去”。可江部长“文革”中被揪了出来，此时正在我省北部“ 103 队”服罪，那可是“罪大恶极”的“黑”字号才能进的地方啊！据说杨老师 1949 年前当过蒋方政权电台的播音员，我还记得她 66 年在大会上怒斥“三家村”的情景，抑扬顿挫，把“牛鬼蛇神”念成“牛鬼神蛇”。杨老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然难逃一劫，由于她家与我住的极近，她还托我从家中往学习班捎来粮票。可怜哪，家中只有三个从 13 到 17 岁的孩子。学习班一结束，回家不久的一个夜晚，她就在家中上吊自杀。我在学校一听说，马上赶到她家，遗体已运走。可怜哪，三个孩子都在家，杨老师半夜决定弃世，女儿就睡在旁边。据军训团领导蓝干事告诉我，杨老师就在出阳台的房门顶上栓根绳子上吊，由于绳子太细，她竟然掉了下来，以致蓝干事早上赶到，犹有体温。杨老师也太狠心啦， 13 岁的女儿就睡在房间里，被她掉下来的声音惊醒了……

（五）

我把第一个自杀的教师的事放到后面来讲。

准确地说，学校第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教师姓何， 1966 年 8 月 8 日，即所谓“十六条”发布的那一天，这位姓何的老教师被连续几个月的打打杀杀吓破了胆，在清晨跑到学校附近的铁道上卧轨自杀，身上的五分钱硬币被碾成杯口大……另一位教导主任 68 年 4 月被学生殴打至死，（见《教导主任之死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