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麒：旧时往事（上）
旧时往事（上）
－－作者：蔡家麒
进入古稀之年，对于往事的追忆明显地多了起来，回忆似乎成了我现在生活中的一部分。现时的我，对世事的看法，当比年青时节要冷静得多，平和了许多，奇怪的是在理性的东西增多的同时，悲悯的心情反而加重了，宽容的胸襟自然也就拓展了。但是，一旦回想起那些深触心灵的往事，受到震撼的心依然要激动起来，难以平伏，有的时候，喉头梗塞，泪水禁不住涌眶而出。如果把它们讲出来，似乎不是甚么了不起的事。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我们的那些经历，可能不一定会全然理解，然而这或许是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一种共同的体验或表现。
我要向诸位讲述的旧时往事，不少是从我家上辈或祖辈人口中听来的，其中有他们亲历过的，也有一些是自己幼小时的经历。这些故事令我终身难以忘怀，并且对于我的成长产生过比较深刻的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常用民族志田野作业的经验来看待和处理有关民族或族群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这些口述虽然讲的都是些“旧话”（old words），但是对于重构一种文化或者重现一段历史的场景，却是一种必要的也是普遍采用的方法。其间，我想到作为一个寻常百姓的普通中国人的家庭，透过我的祖辈和父辈们经回忆而讲述出来的往事，以及幼时的经历和我有着某些联系的社会关系的记述，是不是也能从一个侧面窥见到往昔社会的一隅？进而展示出中国近现代历史面貌中的一角？所以我就将它们用我的话语记述下来。
南京邓府巷老宅
我的整个中学时代是在故乡南京度过的。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前期，我和父母、弟妹同祖母及孀居的大姑妈一起住在邓府巷南口的一幢由祖父遗留下来的砖木结构的老宅里，原有三进。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后，遗体迁往南京中山陵奉安，因其灵柩要经过我家门口，当时的国民政府籍此拓宽马路，将第一进房屋和天井拆除，成了直达中山门的中山东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举家由四川重庆返回南京故里，在这座祖屋里生活了八九个年头，约在1953年，父亲任职于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赵九章先生主持），由南京北极阁迁往北京西郊中关村，翌年母亲带着茹妹和骝弟就北上了，我和骏弟于1955年夏分别考上北大和北医，全家得获团聚北京。记得我们兄弟两人到达前门车站时已近半夜，父亲来站接我们，当晚已无车去西郊中关村，就在候车室席地而卧过夜。其间醒来时，见父亲坐在我们的身边深情地望着我们兄弟两人，我想，他那时的心情一定是很欣慰的。
近年，南京市政府为改造旧城区，2003年夏季将临近新街口闹市区的整条邓府巷旧民居悉数拆除，拟在原址上建成商贸加绿化区。媒体曾报道邓府巷里的一些老居民或因反对拆迁或因拆迁补偿问题不公，加之执行拆迁的行政人员态度蛮横霸道诸因，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竟有人为此自焚身亡以示抗议，一时间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连世界都知道了。2005年春我携老妻回南京，站在老宅的废墟上，望着地上一片片的瓦砾和废土，游子归来空荡荡的心灵无所依托，再也找不出少年时代的一丝踪迹，令我无限神伤！我家的这座充满了几代人温馨亲情的老宅已经不复存在了，邓府巷往日的情景只能保存在逐渐淡去的记忆之中了。
邓府巷是一条南通中山东路、北连长江路的老巷子，大约两百多米长，中间在去西侧的青石街处朝右拐了个弯。我们住在南端的邓府巷口，一扇简易的木门就开在临近巷口处，屋前是我家租出去的杂货店面，堂屋前的天井处有一扇小门，直出店铺就是中山东路了。店铺的丁家大老板曾将一些榨菜坛子放置在我家天井的屋檐下，夜间我曾和弟妹偷榨菜吃。从我家出去沿中山东路西行几分钟就是热闹的新街口，在去往新街口的路上，有一条南北向的马路，过去这一带叫“土街口”，现在称做“洪武路”，当年蒋介石做50寿辰时，这里盖了座“介寿堂”，后来成了“工人文化宫”电影院。新街口的园盘中心树立着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其一手平举向前，令人肃然起敬；这里南北向的中山路上有“新都”（胜利）和“大华”两座大型电影院，是我当年经常光顾的地方，再往西直行是连接清凉山的汉中门了。我家斜对面曾经是旧政府的财政部，旁边有一个新华书店。50年代初受到当时放映的苏联传记片《高尔基三部曲》（《我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的影响，经常在这家书店里阅读和购买高尔基的译作；临近长江路的邓府巷北口，东去的一条小巷尽头就是我和弟妹们上学的邓府巷小学，小学早已搬迁。上一趟和老妻回南京，居然发现小学的一座破败不堪的两层教学楼连着礼堂都还在，叫我激动不已！连忙拍了几张照片。听近处的几个民工说，这座旧楼这两天就要拆了，我暗自庆幸这趟来宁总算没有白跑。
邓府巷北口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今天叫做“长江路”，昔称“国府路”，距巷口不远的街对面是当年的所谓“国民大会堂”，1947年国民政府选举总统的地方，由此再往东就是“总统府”了。记得南京刚解放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参观蒋介石的总统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座总统府简直像是个私人大别墅，多数是两三层楼，门窗都比较小；二楼上蒋介石的办公室大约只有10多平米，几件沙发，陈设都较为简单，很一般的办公桌上放置的台历正掀在1949年4月23日，那是南京解放的日子。说起来蒋的办公室比今天的一些县长豪华办公室真是差远了，这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吧。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些40年代后期南京城里的街头即景，它们将永远活跃在我的记忆之中。作为旧时的首都，四乡或更远地方的贫苦农民都跑到南京来找生计，拉黄包车的、蹬三轮的、赶马车儿的、卖菜和卖小吃的、收破烂的等等，大街小巷里经常流动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每天清晨，巷子里拉粪的木桶车经过时，家家户户听见摇铃声都提着马桶出来倒粪，然后是一片用竹帚加上小贝壳刷马桶的刺耳的声音，一时间整条巷子充满了粪水的气味。上午穿过大街小巷的是叫卖生牛肚或挑副像澡盆的担子边大步走着边摇晃着水盆泛起水花卖活鱼的，这叫卖鲜鱼的活计真要有些体力和技术。早上这一带卖早点的除了大饼和烧饼油条外，有卖烧山芋（白薯）的，然而最有南京特色的数挑担叫卖米粉做的“蒸儿糕”了，边做边卖，热腾腾的，是婴幼和少牙的老人喜欢的食品。下午四五点钟之际，学生开始放学了，有吃“下斋”（点心）的习惯。每次家里煮大锅饭时，母亲把米饭全部盛出，留下锅底的锅巴，往灶里添一把茅草，遂将铁锅里的锅巴铲出，装进铁制的饼干桶中，我们放学回来，取出几块锅巴，放在中号碗里，搁点荤油和盐花，用开水一冲，就上五香萝卜鲞，那滋味真叫香脆可口！但是，那时沿街叫卖的小吃品种不少，有卖老菱的、酒酿饼的，有挑副担子卖热糖粥藕的，有现烤好的放在铁制饼干桶里的“金刚其、蛤蟆酥”；小吃店里有卖“四喜汤圆”的，一碗有四个大汤圆包着桂花、玫瑰、豆沙和鲜肉四种馅。最叫我难忘的是每天下午从邓府巷里一路叫卖出来的油炸臭豆腐干，那声音特别洪亮：“油炸干儿喔”，给他四分钱，遂从油锅里拣出两块现炸好的干子放进小碗，倒点儿酱油和辣椒水递给你，就在路边上吃将起来，那香脆、咸辣的滋味真叫美极了！这小贩往新街口方向沿路叫去，到了“雀蒙眼”（黄昏）时氛，又沿路叫回，这时他将炸好的大量油炸干儿放进锅里，加以黄豆牙、五香八角和盐用水煮着，这叫做“回炉干儿”，可以权当晚饭时的一道菜。南京夏天奇热难挡，每至黄昏时分，沿街人行道上各家都摆满了竹床和凳子，屋里太热，都跑到大街上来乘凉，有些人彻夜睡在外边。这时，有卖夜宵“叮当面”的，就是馄沌面，摇着小铃铛。见有些住在楼上的人，叫住卖叮当面的：“买一碗儿”，就从楼上系下一个小箩，里面放上钱，一会儿馄饨面放进箩里被提了上去，挺有意思的。再就是深夜叫卖油炸麻团的，是位小伙子，将麻团放置在手提箩筐里，上面还盖有一块厚棉布，我常在冬日的夜里于睡梦中听见邓府巷里走动的叫卖声：“麻团喔……糖麻团……热麻团”。白天走街串巷的有穿长衫的算命先生，有卖剔牙、挖耳朵、抓痒扒、剪刀和鸡毛掸子的，还有收废旧物品“挑高箩”的。一年夏天，我在邻居黄家九姨婆家里玩，她叫住了一位卖扇子的老人，只见他身上前后背挂着一片缝有许多大小的布口袋，插着各式的扇子，手里拿着把芭蕉扇，边走边吆嚯：“蒲包扇儿……芭蕉扇儿……油纸扇儿……鹅毛扇儿……”九姨婆问道：“这把芭蕉扇儿怎么卖？”“八分钱，太太！”“我看不值这些钱！”“那您老人家给几个钱呀？”“两分钱还差不多。”“哎哟，太太，两分钱还买扇子呀！”“你不卖就算了。”卖扇子的人悻悻的去了。九姨婆对我们说：“买东西要学会还价，一般总是对半还要拦腰砍，你们咯晓得？”这些移动在南京大街小巷里的小贩，都是些社会底层中的城市贫民，不仅方便了当地的居民生活，还成为当年南京城里的一道独特的民俗景观，现在不会再有啰。
让我回过头来说说，当年我们同老祖母住在一起，邓府巷老居就成了蔡氏家族各房及亲友们经常聚会的中心。祖母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每逢大家聚在一起时，她老人家都要讲一些往日的事体，父辈们每常从中做些补充，这就造成了我从小对历史产生兴趣的一个原因。到了80年代，我常用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经验来看待和处理有关民族或族群“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资料，觉得这些口述虽然讲的都是些“旧话”（old words），但是对于重构一种文化或重现一段历史的场景，却是一种必要的也是普遍采用的方法。这里，我想到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家庭，透过我的祖辈和父辈们经回忆而讲述出来的往事，是不是也能重新展示出中国近现代历史场景中的一角？所以我就将它们用我的话语记述了下来。
家世
听祖母讲，祖父这支人的祖上相传是从浙江温州或者河南地方迁来南京一带行商的两兄弟。行前携带一只绣花鞋，作为日后认祖识宗的凭据。蔡氏原籍祠堂有定期祭祖之仪，从外地返乡的后嗣，须出示本宗族的凭证，方能参加祭祖的仪典，还可以招待食宿，分得族长给予的离乡川资。后来两兄弟中的后人失落了绣鞋，从此便无法归认了。另据父亲对我们讲，我家蔡氏先人曾是驻扎在温州的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的部下，以营制聚集一些蔡姓的兵丁及其眷属，称为“蔡家营”。天京被清军围困之际，天王洪秀全命李秀成到天京解危，蔡家营随之前往。内中有兄弟二人，行前携有一只绣鞋，作为日后认祖的凭证，后在战乱中遗失，未能归宗。父亲此说之根据已无从知晓。
比较确切的说法是我的曾祖父蔡伯龙，据维翰四叔讲，曾祖父居住在南京太平门外靠近长江边上一个叫“下蜀”的龙潭地方，这里有个“蔡家营”，聚居着许多有亲戚关系的蔡姓人家。曾祖父的上代人漕运过清廷的皇粮，自家有一条木船。皇粮奉命停运以后，木船拆卸，曾祖父这房人分得两条上好的船料制作的长板凳和一张“马兀”，即似凳子或茶几一类。曾祖父曾在上海洋钱厂做过职员，长期在外。他遗留下的唯一财物是一把黄铜长把勺和一把紫铜柄匕首，后被维藩大伯父珍藏。
蔡家营濒临江边，因为江水历年涨落漫患，造成沿江上下长期“塌江”，大约至20世纪40年代以前，渐渐沦为长江中的一部分，“蔡家营”作为一个地点和村名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家同蔡家营人的最后来往我还记得。1946-1947年期间，有两位蔡姓的中年人来过邓府巷，他们身着长衫头戴礼帽，参加由父亲主持的家庭祭祖活动；第二次来人是在春节前夕，一个农民装束的中年人挑着担子，给我们送了不少他们自制的“欢喜团儿”和糯米粑粑，都是当地过年时的食品。此后，双方再不见有甚么往来了。至于那次春节祭祖的仪式，我记忆犹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种活动。
这是我家在抗战八年之后由渝回宁的唯一一次春节祭祖，依俗祭祀父辈以上三至五代内的祖先，我觉得很新鲜，那天我特别专注于大人们的祭祀行为。只见堂屋内外收拾一净，堂屋中央安置一张坐北朝南（天井）的八仙桌，桌子南端，中置一香炉，两侧各放着一个锡制烛台。供桌上整齐地摆着母亲和大姑妈烹饪的荤素菜若干碗，内中有一碗所谓的“如意菜”，俗称“炒素菜”，是春节期间南京人的传统菜，包括10种以上的蔬菜，有黄豆芽、芹菜、荠菜、胡萝卜、雪里蕻、腌白菜、千张丝、生姜瓜、木耳、金针菜和笋丝等烩炒而成。方桌的北、东、西三面各置有并列的两把木椅，供六位祖先入坐；满斟六盅白酒，满盛六碗米饭。米饭上面呈园穹形，这是一种祭饭的标记，母亲说，给死人供的饭才弄成这个样子，给活人盛饭万不可这么做。
父亲轻手轻脚地点燃香烛，双手持三柱香，满脸严肃走向天井东侧的大门，小心翼翼地拉开上下门栓，打开两扇木门，朝门外邓府巷躬身一揖，恭请列位祖灵驾临；他随即侧身而立，稍许关上门，恭步走向供桌，将香插入香炉。他是主祭，率先向摆满酒菜的供桌叩头，大家分列两侧垂手而立。只见父亲站在供桌的下方，面朝供桌，静默少许，撩起长衫的前片，向前迈出左脚，右腿跪在草垫上，再收回左腿跪立，行三叩首。他做得很认真。叩毕，先伸出左脚，右腿立起，再收回左脚，两腿并拢，肃立一会，接着是四叔跪叩。这种祭祖跪叩的方式，父辈们做得比较规范，我们小辈人早在正式祭仪之前，在他的指点下已经练习数次了。父亲在旁特地向我们说：“磕头的时候，心里一定要想着供桌旁边坐着的祖先。”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祭神如神在”的意思了。两位蔡家营来的男客向供桌磕头时，父亲和四叔跪在旁边的草垫上向着供桌作“陪叩”，然后是我和两个弟弟磕头。男人们叩完之后，是祖母、大姑妈、二姑妈、母亲和妹妹依次磕头。妇女们跪叩的方式有别于男人，她们是双膝同时跪下，叩毕双腿几乎同时起立，而且合掌朝上做两个揖。
在场的各人磕头完毕，皆肃立于供桌的两旁，男左女右，大家都注目于供桌，用眼睛伺候祖宗们用膳。堂屋里一片肃静，只见烛光的跳动、香烟的缭绕和从菜饭上升起的热气。一种肃穆而神秘的气氛笼罩着堂屋。我又记起父亲对我们小孩子讲过的话：“祭祖时定要保持安静，任何响动都会惊走祖先的。”少顷，大家再依次磕一次头，父亲双手持一满斟的酒盅，在草垫与供桌之间，将酒盅里的酒有规则地倾倒在地上，即从左到右地先倒下三点，然后在第一点和第三点之间，倒下一个上弧形，地上显出个“心”字的字样。父亲边做边轻声说：“这个‘心’字，表示我们后代人对祖先的孝心、诚心和尽心。”随后他将供桌上的饭菜，每样各拣夹了一点放进酒盅里，双手端着走向大门，将这些饭菜倒向门外，一揖到地，以示送走祖先，掩门。
此时堂屋里开始热闹了起来，大家入坐用餐。坐在上座的祖母端起酒盅笑着说：“祭祖名为祭死人，实为祭我们这些活人！”大家都笑了起来。席间，我曾经问过父亲：“祖宗们真的来吃了吗？”他不动声色说：“这只是表达我们后人对祖上的一点思念而已。”
让我难忘的是少年时代我家饭桌上常吃到当地的一些时鲜菜，比如在春季，我家后院临巷用石片垒起的墙上爬满了枸杞，空地上长有木杞和马浪头，它们都属于野菜一类，南京人称之为“枸杞头儿、木杞头儿、马浪头儿”，有一种微微的苦味；夏天常吃的汤菜有菊花栳和后湖（玄武湖）里长的茭尔菜，这些菜蔬多有清凉败毒的功效，今日的一些年轻人恐怕已经不太晓得这些菜食了。有一回在饭桌上，祖母吃了母亲为她老人家做的蒸肉饼，喝了两口酒，兴奋地对我们说：“想不到我一个人引出你们这么多的人来。”她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往事。
旧时南京城北有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叫“北门桥”，从这里有一条南去的马路叫“估衣廊”，过去多半是出售旧衣服的地方。她的程姓祖父和父亲就住在这条街上。程家是这一带颇有点名气的中医世家，在此开设了一个诊所和一间私塾。
祖母的故事讲的是太平天国末期的事，那时她尚未出世。“杨韦内讧”以后，清军步步进逼，被包围的南京城形势日益吃紧。天朝动员了全城居民挑土、扛木、抬石，于城内构筑工事，保卫天京。她的祖母参加了修筑防御的工事，每常于夜间回到家来拆裹脚布的时候，一双小脚磨的尽是血泡，甚是痛楚。
大约这期间天王洪秀全罹患眼疾，红肿不能见光，先后用了许多的方子似不奏效。此时祖母的祖父有幸被召进天王府，为洪秀全诊治眼疾。他诊望得极为仔细，认为天王患的是“风火眼”，系内焦外灼所至，无须用甚么补药一类，遂开列了几付清热解毒、平肝理气的汤药，亲自煎熬让天王服了。未久，天王渐觉缓解，能够睁开双眼见到光亮了，甚是欣喜，旋命左右赐官程老先生，尊授“摸天侯”。
及后天朝的情形每况愈下，眼看着南京城就要被清军攻破了，城中原先不少蓄长发者私下剪剃，悉改满清装束。然而长头发刚被剃刮掉，头顶前端露出个青色的头皮来，生怕清军见了生疑见斩，于是乎用热茶汁连同茶叶拼命地揉擦头皮，以饰其伪。程老先生对此不屑一顾，斥之为“奸伪之徒”。某日，清军破仪凤门攻进城，老先生令家人四散逃命，自己却穿戴上天王所赐的官服，端坐在厅堂之上。清军闯入，见此“长毛叛逆”竟毫无惧色，跳过去就是一刀，程老中医当场毙命了。这时祖母的父亲程德和才20岁出头，未婚，他同家人逃散至城内干河沿一带被清军所掳，见他是一介文弱书生，又询知是个行医的“郎中”，时下清军中正发生痢疾流疫，其中一头目有意留下他，命他掮一条红漆的大板凳，随军出城回营，方才幸存一命。这条板凳是专门供清军头目随军途中休息时用的。后来程家外出逃命的人陆续回到家中，程德和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子承父业，日后也成为南京城北一带的名中医。
父亲讲，他的祖父蔡伯龙离开蔡家营初到南京时，就在估衣廊赁屋住下，当年程、蔡两家是近邻。
蔡伯龙生育有二女一男，这个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蔡寿昌（1873-1947），字与九。幼时在程德和的私塾念过书，程德和及其长子程鹤亭当过他的教师。祖父14岁时丧父，无有家产，常靠典当度日，两个姐姐早就嫁人了。其大姐夫洪佑之是南京城内的国画师，常为亡人绘制遗容为业，我在40年代末于洪氏的女儿即父亲的表姐董洪氏处见过他生前彩绘的遗作“男女百像图”；其二姐亦即父亲的二姑妈，嫁给了安徽芜湖旧县镇长江北岸的白马洲韩姓地主家。
父亲的二姑父韩八铭于20年代来过邓府巷蔡家老宅，对父亲等讲述过一段有关韩姓家族的有趣往事。韩氏先人韩成，早年曾随朱元璋于鄱阳湖与陈友谅相战，某日朱陷于危险之困境，旋命手下将领韩成穿上朱元璋的服装，佯扮成朱跳湖而死，朱乘机逃逸，故有“韩成替死”之说。《明史》韩成传有相关的记载*。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传说一日他和刘伯温在城中微行私访，至“骂驾桥”（今长江路一带）稍事歇息，偶遇路边一菜农，与之闲谈。菜农说他母子二人在汉西门附近种菜为生，其父韩成当年替朱元璋跳湖而死，如今朱做了皇帝，反到将他们忘掉了。朱元璋方知此人是韩成之子，当即赠他一把扇子，著他改日到某处相见。母子见此扇非同一般，其中有识者发觉此乃皇家之物。韩成之子再次见到朱元璋时，问他需要甚么，答曰，因不识字知书，难以为官，愿意要一些土地营生。朱说，城内外土地悉尽分封，可将南京以西长江中的大片洲地赏给他。择日，管划封地的官员和韩成之子于南京以西长江边某地同乘一舟，扯帆逆江西行，至日落时分，官员朝岸边的沙洲射去一箭，言此为朝廷所增之地，悉归这位韩成之子所有，言毕落帆返航。这段传说，父亲也曾听过他的堂叔蔡学泉（俗称“小叔叔”）谈及此事
让我们回到我的祖父的生平上来。
他在青少年时期参加过科举考试，中了个“童生”第一名（四叔说是考中秀才），于是在家中开设“门馆”（私塾），以维持清贫的生计。由于年轻资历浅，时常要仰仗他的大姐夫洪先生前来坐镇，协助教读。清末，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办学堂的风气盛行了起来，私塾教育已经过时，祖父门馆的学生越来越少，不多久终于闭馆歇业了，立时祖父同他母亲原本贫苦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南京地方有一句俗话，叫做“咬一口生姜喝一口醋”，意思是人处在艰困的逆境中以积极的生活态度，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度过辛酸的时日。祖父那时正是以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苦挣苦度的。
祖父一生从未经过商，在他看来读书人只能为官而不善于从商，这个思想不仅贯穿其一生，而且对于子女后代亦颇有影响，我们蔡家后人迄今竟未出现过一个生意人便是证明。再说当年他连做些小本生意的本钱都没有。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祖父抓住了一个机会，在南京考上了首期“南洋高等警察学堂”，毕业后供职于南京警察署当下级巡警。那时的下级巡警，既无制服也不佩带枪支，穿的是自身的一件旧蓝布大褂和毛布底布鞋，其唯一不同者是戴一顶署里发下的警察帽子。照今人看起来，这种警察的装束实在是不沦不类，十分可笑，然而在当年，这顶警察的“官帽”是很管用的，老百姓见了对之颇为肃然。大概在这段时间里，他娶了祖母。
祖母程秀娟（1871-1960）是程德和的第三女儿、程鹤亭的三妹。因为程、蔡两家在估衣廊是邻居，程氏父子见祖父为人老实厚道，遂结成这门亲事。程家的境况显然要比蔡家宽裕些，三小姐未出阁以前，平素在家中做些“络锦”的手工活计，这是旧时南京居民中流行的络丝织锦的家庭手艺活，多由妇女在家操作，收入归自己支配，亦颇自在。祖母自从嫁到贫寒的蔡家，须整日操持家务，加之婆婆很是守旧，作为媳妇只能长年忍气吞声，可谓受尽了煎熬。她和祖父生育了四男二女（维藩、良玉、采玉、维垣、维屏、维翰），因为缺奶，全靠“嚼饭”一口一口地喂养了六个儿女，所以她的满口牙齿很早就脱落了，肠胃也不好，可见她的艰辛之状了。
清末到民国初年，祖父的差事是一点一点升上去的，早先是“巡弁”，即下级巡警的职称，工作是常年遍行巡区各处，逢年节则须彻夜出巡，防盗防火；未久升为“巡记”，继而升任“巡官”。清末宣统年间，南京市辖江宁县和上元县，南京城里大约有4个警区，祖父曾经升任江宁县东三区龙王庙（今南京城内杨公井一带）警区区长。在这期间，他奉命带领一批巡弁赴安徽秋湖集中操练，待返回南京时爆发了辛亥革命，署里倾向革命党的下级巡官逼着他降下龙旗悬挂白旗，投降革命。可怜这个从来不曾过问政治的书生，手持白旗，站在众人面前颤抖不止。此刻，我想祖父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定然是异常的激烈。这绝非是一般的举动，如果挂错了旗子，岂不是召来满门抄斩的大祸？这段往事，伯父在他的两册手稿抄本《先父行述》中有记载，可惜我后来遍寻该稿本无果，大概是在“文革”期间被伯父自行处理掉了。民国元年，祖父的差事被解除了，在家闲赋了好些年。
若干年以后，南京警务当局一度起用了一些清末的旧警职人员。祖父在其老上级的保举下，被派往江北六合县任警察东区区长，次年升“警佐”，接眷迁居六合。他随身携带一支防身用的勃兰宁手枪，他说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用它的，区里还给他配备了一名勤务叫“茆四”的，伺候他和家人。
祖父的仕途并非平步青云，这可以从他的四个儿子先后出生所取的乳名诸如“寻官”、“升官”、“罚官”和“得官”上看出。其第三个儿子维屏生于民国元年，时值改朝换代，自己的官职被发落了，故名“罚官”；及至四子维翰出世，他获得了六合县警察区长之职，故名“得官”也。
江苏省六合县城西临安徽滁州，是个水陆码头的交汇地，商茂交通发达，从江北到江南多半经由此处，素有南京的“江北门户”之称。长时期以来六合县城云集着许多苏北灾区的游民到此找寻生路，作为一种社会的毒瘤——烟毒、匪盗和娼妓一类也在这里麇集，社会状况相当混乱不安，南京警务当局派祖父前往履职，这自然是件风险极大的差事。我想，祖父凭籍着他多年警务工作的经验，定会考虑到内中的困难与危险。但是，面对着6个年幼的孩子，连身8口之家，每天都要吃饭穿衣，压在身上的沉重的生活担子，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这份差事。
据维屏三叔自传体笔记《难忘的往事》（台湾惠友照像排版有限公司 中华民国74年3月）所记，有一回，祖父探知有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头目途经六合而住下，他只身一人前往旅社与他会晤周旋，请他急速离去，避免麻烦。此人知是警察区长特地来当面善劝，是给他面子，立允他往。祖父在审问“烟”、“匪”、“娼”一类的犯人时，注重以德感化，有的时候甚至像一位教书先生般的苦口婆心，不轻易动刑。旧时的六合地区，贪官们弄钱的机会是很多的，祖父认为，自己身为一个区的警长，倘若贪财枉法，则手下的一帮人更是上行下效，其官职也不会久长。他相信只要自己为官清廉，则“官久能自富”。他在六合县期间的廉洁作风，每每载于当地百姓的口碑上。鉴于他长年同犯人打交道，职业充满了危险性，在长子和亲友的多番劝请下，大约在50多岁就辞去警职还乡了。他在离开六合县城的那天，有些居民沿街摆设香案欢送他，县贫儿院的儿童仪仗队奏乐为他送行，就连当地的一些乞丐也称他是个“青天”！这比起那些赃官离任时往往趁黑夜逃遁的仓皇情状，显然要堂皇体面得多了。提起祖父的警察生涯，我想起50年代在南京看过一部老舍先生原著被搬上银幕的电影《我这一辈子》，讲述了老北京街头的一个警察之一生，他也是经历了清末到民国，最后冻饿死在街头的动人故事；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石挥的充溢着人性的表演，微妙微俏。透过这个老警察的为人和办事，我似乎窥见了祖父当年的一些影子。
祖父出身贫寒，一生勤奋克俭和为人正派，从不收取不义之财。他自律的信条是“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他信佛，戒杀生灵，不准许家人杀鸡宰鸭，连鱼虾也不能买活的，有关这方面的禁忌比较多。他平时除了吸一点水烟之外，别无其他的嗜好，他过惯了“粗茶淡饭保平安”的简朴的日子，深知在贫困境况中挣扎的滋味。他总是告诫子女们：“不要谋求大富大贵，能有小康的生活足矣。”要“常常有时思无时，莫到无时思有时。”父母也就将这些家训时常教诲于我们兄弟姐妹。祖父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节撙下来，让四个儿子都修完了金陵大学的学业。当年左邻右舍的人说，蔡家向来以“咸萝卜鲞饭”出名。有的时候连油锅也不起，省油省火，在饭屉上蒸一大碗拌以腌菜卤的“毛豆拖干面”，蒸好后，祖父用筷子在碗中间划一半，就是中午和晚上的菜了。他用毕生的积蓄，先后在南京的街面上购置了几处砖木结构的店铺连带后进居住的房子出租。40年代后期，我还记得这些承租的老房客，有开白铁店的、杂货铺的、箍桶店的，还有豆腐作坊店，这就是祖父兢兢业业的安排。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念金大的时候和她谈恋爱，常年穿的是大姑妈做的一件旧布大褂，衣襟歪朝一边，毛布底鞋，袜子上有许多的补丁。祖父从六合卸掉差事以后，全家回到南京城北鸡鹅巷、银鱼巷赁屋住了一个时期，20年代买下了邓府巷的三进住宅，到了30年代后期，又在临近新街口的上乘庵青石街（今洪武北路东侧）添置了一幢较好的宽大住宅，前后有三进。他原想将各房儿女团聚一处，怡养天年，可惜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全家弃宅逃难，参加到西去的难民潮的洪流之中。10年之后，祖父因心脏病逝世于重庆沙坪坝津南村，终年七十有四。他始终未能盼见回到日夜苦苦思念的故乡南京。
逃难
震撼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了，蒋介石政府的消极抵抗，国军几乎是节节败退，南京的国民政府和所属的各机关部门纷纷迁都重庆。从沦陷区传来的消息，百姓们陷入水深火热当中，亡国奴的日子连牲畜都不如。在终日惶恐不安之中，我家就有了逃难的动议。根据秦亚男大表姐的回忆，较早提出离开南京外出避难的是我的二姑爹李敬仁先生，大家都习惯地称呼他“nucle 李”。他在1930年患过伤寒，痊愈后身体一直羸弱，但善于思考和策划。鉴于当时的战乱形势，二姑爹家在三牌楼楼子巷的一位老房客称，他老家在巢县的故居有房子，多次邀请二姑爹一家去巢县他家避难。当时的想法，只是逃出南京，在距离家乡不远的地方避一避，待到局势平静以后再举家返回。此时，除维屏三叔正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最后一年外，全家分成三批先后从南京、杭州、天津出发逃至安徽巢县和芜湖。祖父母的意见是让下一代人先走，他们是最后一批离开南京的。实因祖父舍不得他的房子，尤其是青石街那幢新添置的大房子，后在父辈们的竭力劝说下，方才勉强同意去芜湖暂时躲避。现据侨居美国九旬高龄的秦亚男大表姐回忆所提供的逃难情况，详述如下。
当年第一批出来的是二姑爹一家，包括二姑妈及其两个女儿栋如、凤如，还有二姑爹的父亲李茂生、母亲及他的祖母，计7人；另外有一直在娘家守寡的大姑妈及其4个未成年的孩子亚男、秦光、秦毅、秦宁，加上正在金陵大学读书行将毕业的维翰四叔计6人，共13人一起乘火车抵达巢县。这一路上的开销，多由二姑爹负担。稍加安顿后，承蒙老房客关照，在巢县租到另一处房屋，好让我们第二批人到达就能住下。遂去信给杭州的父亲，催促我们动身来巢县。因此我和父母及奶妈——其时母亲正怀着家骏弟，4人由杭州浙江大学出发，经南京至巢县，与第一批人会合，是为第二批。父亲将我们安排好之后，旋即返回尚未获迁的浙大上班。由于有大姑妈照应怀孕的母亲，父亲放心地走了。维藩大伯父和大伯母秦氏及其五个子女桂茹、美茹、家麟、丽茹、健茹7人，原在天津郊区八里台南开大学居住。1937年7月初，大伯父母携桂茹、家麟到北京治病，未久“七七事变”发生，京津地区局势陡然紧张。为防备日寇途中抓人，大伯父母换上一般农民的服装，挤上去天津的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很晚才回到家中。这期间八里台一带常有日军出巡。一日，日军车在南开大学校门附近蓄意丢下一支无枪栓的步枪而去，这时当即有人将这支枪保护起来，寻衅的日军返来取枪，硬说有人拿走了枪栓，以此挑起事端。大伯父深知八里台形势已经十分危急，赶紧携全家逃往天津城里。临行前只带了少量替换衣物和一些大学讲义一类，大伯母坚持将日常用的手摇缝纫机带走。旋即在塘沽港登上了英国太古公司的一条邮轮去上海。邮轮上挤满了匆忙逃难的人群，船上没有水，大伯父下船准备买些水果食物，哪知在他下船购物期间，邮轮启动离岸，他急中生智，雇了条小船朝邮轮疾驰，焦急万分的大伯母再三央求船上水手帮忙，这才放下软梯让大伯父上了船。邮轮南行期间，他们亲见一些病亡的人被丢进大海，后又得知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旅客只得在青岛下船，大家担惊受怕地转乘火车到了南京，大伯父母带上祖父母一同奔到芜湖。此时战情十分紧迫，他们几乎是甚么物件都没有带出来，此为第三批。
随着日寇步步内侵，1937年12月占领南京。此前，政府各机关部门都已忙着朝重庆及西南、西北地区疏散内迁，举国大逃亡的难民纷纷向西部逃命。安徽非久留之地，我家夹在难民潮当中，分成四批先后从芜湖、巢县和庐江逃往四川。其间浙大内迁，父亲只身一人冒着炮火，经历了艰苦恐慌的旅程来到巢县找到我们。一日，在巢县街上偶遇金大校友丁济人先生，痛诉苦情，丁先生慷慨地邀请我们到他老家庐江居住。这时大家决定暂将刚出生的家骏弟连同新近雇佣的小奶妈留交大姑妈和四叔照看，父母和我及大奶妈先去南边庐江丁府住下。大伯父接获南开大学续聘的通知后，决定携眷由芜湖先行入川，他将祖父母由芜湖送到庐江和我们同住，就动身西行了。他先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为高中生教授西洋史一年，校方在沙坪坝津南村给他配备了一套两大间的教师宿舍，这就为日后来川的三批亲属的居住准备了条件。他在重庆站稳基点后，举家迁往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留在巢县的12人，经二姑爹和翰叔商议后，原决定由巢县乘船北上先到寿县，拟到蚌埠改乘火车去武汉入川。但是，两位姑妈一心为翰叔的前程考虑，不愿意他为大家受拖累而困在巢县，力劝他一人先行谋出路。翰叔难舍亲情，坚拒不允。这时二姑爹二姑妈建议说：“那么，你就带着亚男和秦光出去逃命吧！”翰叔一时勉强同意。他们三人刚到达火车站，翰叔就拖着两个外甥男女往回跑，一进门，他动情地叫嚷道：“要走大家一起走，死活在一起！”在战乱中一家人尽量能聚在一起是为上策。于是商定全体行动，当他们离开巢县不久即得知蚌埠失守，只得转阜阳到河南商丘，在商丘好不容易挤上了陇海铁路的火车，孩子们都是逐个从车窗外塞进去的。车经郑州至武汉，然后乘江轮抵达重庆。这是我家人员最多、孩子最多由巢县出发走北线入川的第二批，可见其艰难之状况了。这期间，二姑爹的祖母李太奶奶病逝了，他的父母李爷爷李奶奶非常伤心，大概不愿意跟随第二批人去四川而留下，两位老人曾去庐江与祖父母一起生活过一段时日。在我同父母、祖父母及大奶妈6人从南路经武穴至汉口去重庆后，这两位老人在二姑爹从四川一再来信的催促下，方才由庐江出发走南路入川，这很不简单。当全家20余人会合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所在的津南村14号后，无不欢欣鼓舞，热闹异常。据亚男大表姐回忆，欢聚的那天开了两桌庆宴，女的一桌设在厅内，男的一桌摆在厅外屋檐下。她说，那天欢快的场面，如今似乎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逃难的过程中，有些场景后来多次听到上辈人提及，但是对于这些事情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却不清楚了，我现在仅凭回忆把它们追记于下，可能对这段苦难的历程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当年的芜湖县城人满为患，大小客店里挤满了逃难的人群。祖母回忆说，她见到过客店遭抢劫的事。她和祖父寄居的客店里住着一家商人老小，有天半夜，抢匪用锅烟灰涂黑了脸，拿着长短刀，将一个身着绸缎的老太太绑了起来，用刀抵住其脖颈，要她讲出钱财藏在哪里。老太太吓得直抖，强盗就点燃火把，欲烧她的下身，她被逼指了指床边上用来挂蚊帐的竹竿。原来卷起的钱钞和金条插进竹竿和肥皂里，后又在女人们的大襟衣领、布鞋口沿甚至在一支火腿里都搜出不少的金银细软来。
未久浙大疏散内迁，父亲只身一人提着藤箱、雨伞，沿富春江至桐庐，改乘火车往安徽巢县方向去寻我们。快到宣城时，遇敌机轰炸，扔下大量的燃烧弹，宣城顿时满城大火，烧红了半个天。铁路也炸坏了，不少难民背着仅有的一点家当，扶老携幼朝城外四处逃散。从宣城到巢县，沿途灾民不断，日机频繁出动，被炸毁的道路桥梁比比皆是，经常见到路边有痛哭亡人的嚎啕和伤残人的痛苦呻吟。父亲时年二十八九岁，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他说那活脱是一个人间地狱！由于交通瘫痪，这段路程多数是沿着铁路线步行。途中遇有两三同行者，他们主动和父亲打招呼寒暄，都是些着短装的农民或工匠。先是见父亲身穿长衫，胸前配戴一块三角形的“浙大”校徽，后是知道他是一位大学里的先生，就主动为他提箱子，很是恭敬，遂请求父亲认他们是随先生出行的浙大工友，这样可以避免途中被当局拉夫或抓去当壮丁。他们在和父亲同行的期间，当然由父亲招待他们喝茶吃饭。当他赶到巢县地界，途中因桥梁被日机炸毁，只得在一个吵杂的渡口等待渡船。许久见一小木船过来，人们一窝蜂地涌向渡船，立时船上挤满了人，船老大大声疾呼：“不能再上人了，船要翻的！”父亲刚跳上船，小船就离岸了。船老大一再提醒着：“大家不要乱动，船翻了都没得命了！”只见船舷离水面仅有一掌之距！所幸那天风平浪静，众人捏着一把汗，战战兢兢地到了对岸。
在父亲返回浙大期间，母亲因终日操劳，差不多提前了一个多月就分娩了。分娩的那天，她考虑到家中一群老小乏人照料，就独自来到巢县医院。医院里满地是人，许久才找到一位护士，把她领到后院天井里的一张露天竹床上，让她先躺下就匆匆地忙着别的事情去了。母亲久久躺着，川流不息的人流在她的身边走过，却少见医护人员。分娩前的阵痛一阵紧似一阵，她使劲叫唤：“你们快来人呀，我要生了！”一位护士跑过来看了看，叫母亲再等一下，因为产房里正在为其他产妇接生。母亲疼痛得已经无力叫唤了，就在几乎要生在竹床上的时候，才来人把她抬进产房，所幸是顺产，母子还平安。那正是个夏末进入“秋老虎”的季节，天气奇热。第二天早上，大姑妈拎着菜篮赶来医院，见到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娃儿在哪里？”她深怕这乱世之中被人误抱走了孩子。骏弟出生于战乱年代，是个7个多月的早产儿，先天就不足，后天又逢艰难岁月，母亲无奶，几乎没有甚么营养可言，他是我们弟兄四人中体质向来最差的一个，也是离开我们走得最早的一人。
父亲离开家人的这段时间，心中终日焦急异常，特别是目睹了宣城大火的惨状，不知在巢县的亲人是死是活。他日以继夜地赶路，总是在提心吊胆，想到自己如果在半路上遭遇不测，这一大家子老小漂泊异地他乡，怎么得了？他后来回忆说，这段日子他从来也没有经受过这么强烈的国难刺激。待到他赶到巢县寓所，进门首先见到她的大姐（我们的大姑妈），大叫了一声：“姆妈！”就瘫在地上大哭了起来。母亲后来对我们讲：“你们爹这趟回来，像是换了个人形，头毛胡子又长又乱，眼睛血红，人黑瘦得像脱了层皮，衣裳脏破不堪，我简直认不得他了。回到家来，夜里头经常大声说梦话，或是被噩梦弄醒，惊叫着坐起来。”
当年巢县常遭敌机轰炸，县城一带毫无防空设施，父亲在百无聊耐之际，一天于街市上偶遇金大校友丁济人先生。父亲抓住他的手大笑不止，那笑状似乎不是很正常的。旋向丁诉说这段逃难的苦情。“那么你们就来庐江吧，我家里能住得下的，不成问题。”丁先生说得很爽直。
父亲建议全家暂迁往庐江，但是祖父听了坚不允，他说，战乱时期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我家这么多的人已经够麻烦的了，再去打扰人家是不应该的。他要回南京，死也要死在南京。最后，决定父母亲带着我和奶妈先去庐江，骏弟暂交给四叔和大姑妈，其间为骏弟雇了位奶妈。如果没有甚么问题，再把祖父母等人接过去。
这里勾起了我一生之中最初的也是最为朦胧的闪烁记忆。那时我大概才两岁，正在呀呀学语的阶段。我们乘坐一条木船大约是去南边的庐江，在冬日阴晦的天色下，衬托出一个头上包着布帕的老女人，她在船尾面对着我划船，脸面和四周的天色一样的灰暗，四边都是空旷的灰蒙蒙的水，其身旁的风炉上正蒸煮着一锅饭和鱼。她蹲下来揭开锅弄了一下，那饭和鱼的香味随风扑向我，我偎在奶妈的怀里不时地指着饭锅说：“老嗳嗳……吴……”坐在一旁的母亲懂得我的意思：“老太太，等你煮好了饭给我们家麒吃一些。”老妇没有表情地说：“好噢好噢”，我明白这是人家的饭，他们在哄我。不知道是为甚么，仅仅只有在巢湖上行船的哪个灰色的场景残片，却一直保留在我现在的脑际里。
到了庐江，住在丁家旁边腾出杂物的一间茅屋里。附近的一些农户听说我们是从南京大地方来的，常带着白菜、萝卜、洋山芋（土豆）或鸡蛋上门来出售，他们见到屋里的暖水瓶觉得新奇，摸捏着母亲身上的丝绵袍子又软又轻，纷纷说城里头的东西就是好。
一天夜里下了雪，天气很冷，北风通过两扇破旧的木门朝屋里灌，大人们都冻醒了，听见门外各家的狗叫得厉害，愈发地紧张起来，披衣坐着，门上加了根木杠子，还搬了张木桌将门顶紧。似觉门外有脚步声朝茅屋走近，父母亲屏息静候破门入室的强人，后觉脚步声似乎远去了，狗吠也渐渐停了，他们一夜无眠。翌日清晨出得门来，看见雪地上有一些散乱的脚印，放在门外的柴禾发现少了几捆，原来是来此偷柴的。
后来母亲于南京和北京两地，曾经向我多次提及我在庐江时的表现。冬天屋檐上结了不少冰柱，太阳一晒有些冰柱掉在地上，我拿着棍子一边戳捣冰柱，一边对母亲和乳娘恐怖地说：“冰尖儿尖儿呀！冰尖儿尖儿呀！”那是因为当时兵荒马乱，父母经常在我的面前十分紧张地谈论着战争，我就把“兵”和“冰”混成一件事了。有时母亲和乳娘领着我到田边玩耍，看见牛撒尿，我总是要等牛撒完尿才肯离开，水牛的一泡尿撒的时间很长，它不撒完我就不走。这是我两岁多正咿呀学语时的事，给母亲的印象很深刻。
当初离开南京时，原是考虑出来避一避，打算等局势稍微平稳就回转，哪里知道前方的战事总是吃紧，而且愈来愈逼近了，各地失守沦陷的坏消息接踵传来，特别是听到从沦陷区里冒死逃出来的人目睹日寇在南京屠杀手无寸铁的良民百姓之惨状，那就是吃再大的苦受更多的罪也要逃命啊！
这里插进两段往事。
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南京邓府巷老居，从我家的一位在国府路（今长江路）糖坊桥开豆腐作坊店的老房客伍长德先生口里听到日寇进入南京屠城杀人的惨烈情景。那段时日，日寇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挨家搜绑青壮年男子，拉到城郊集体枪杀和活埋；所到之处，搜寻所谓“花姑娘”，以泄其兽欲。父亲的表姐董洪氏告诉说，一天，几个日军闯入民宅，端起刺刀枪，强逼着一位妇女当众脱下衣服。当这个妇人脱至还剩下贴身穿的小褂裤时，双手捂脸做了个害羞的动作，日本兵立即用刺刀挑破她的内衣内裤，扑上去轮奸了她。女人在地上惨叫着。在一阵阵满足兽欲的狞笑声中，两个日寇举起刺刀，朝着她的下体狠戳猛刺，血流一地，连肚肠子也带了出来。
伍长德等人被绑押至汉西门，他同数十名难友在刺骨的寒风中栓成一串，站在一个大土坑前。机枪的扫射声响了，他在中弹之前就昏倒了，紧接着几个饮弹倒下的同胞压在他的身上。之后，日寇还对死难者用刺刀猛扎，伍长德身上中了数刀，所幸不是要害处。待他苏醒后，强忍着流血伤口的剧烈疼痛，不敢有一丝动作。好容易挨到天色发暗，用身旁同胞尸体的血污抹在自己的脸上，一直等到天黑定了以后，极其小心地挪去压在身上已经僵硬的尸体，一点一点地爬过横七竖八的死尸，滚进附近的护城河里，才算活了下来。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他同幸存下来的两位南京难友，在这个法庭上庄严作证，以亲历受害者的身份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犯下的法西斯滔天罪行。
让我们再回到逃难的路途上来。
逃难途中，祖父屡屡发脾气，时常为一点小事和祖母或家人吵嘴，大家都不是心思。在拥挤混乱的小客栈里，重新又收拾行李，准备朝更远的地方逃去。祖父每次收拾网篮时，都要气冲冲地把二姑妈的一双半高跟皮鞋砸了出来：“这种时候，还带这种劳什子东西，怎么穿得出来？”于是大家越走就离家乡越远了。我曾多次听母亲讲，在我们离开安徽庐江时，为了减轻负担，将两口大樟木箱子的上好衣物全部丢弃在原地而逃命。
在长江边上的一处轮船码头上，等候满载旅客的过船的难民如山如海。我们从客栈出来，好容易挤到船码头的进口处，正推涌着要上船，突然发现祖母不见了。父亲心急如焚，立时要我们先上船，他在乱窝蜂般的人群里推来挤去，大声喊叫祖母，都快要绝望了，这时轮船的汽笛响了。他疯狂地冲出人群，沿着来路，怀抱唯一的希望，奔寻到小客栈，只见祖母神色安然地坐在客栈的过厅上。
“姆妈！你真把我们急死了……”父亲一下子涌出泪来。
“我是随着你们出了巷口儿就挤散了，根本找不着路，我怕给人推倒踩死了，索性就回来，晓得你们会来找我的。”祖母边说边迈动她的一双小脚。
不由分说，父亲背上祖母往码头直奔，可是满载难民的江轮已经拆去跳板离岸朝江心航去。父亲灵机一动，冲着岸边的小木船大声叫道：
“划子，替我追上那条大船！”
“你给多少钱呀？”
船夫坐在船头懒懒地吸着旱烟，回头看了看远去的轮船。当然是敲了一笔竹杠。两个船夫一前一后着实卖力地划动着，弄得小船在浑浊的江面上颠簸不已，祖母这才真正的惊恐起来，生怕船翻落水。后来祖母见了河水就眩晕，大概是同这次的经历有关。小船接近大船时大船鸣笛警告小船，不准靠近它，双方并行了一段路程。父亲不断喊话，轮船上的祖父向船长反复恳请说明原由，又付了一笔钱，才让攀登上船。一家人就这样非常艰难地逃到四川重庆。
从我家蔡、秦、李三姓成员在抗日战争初期由南京逃难到重庆的过程来看，当年政府在大多数抗日战场上、在保护和疏散同胞提供必要的战事信息等方面是多么地无能；大多数百姓对于这场战争的思想准备是多么地不足，其逃难的行踪更是盲目，这一切所造成的伤亡损失实在是难以言喻的。当年我们一大家计27人逃离南京，待到抗战胜利后回到故里时已经是22人，其中5人病逝他乡，葬在四川。这五位逝世的人，除了祖父外，二姑妈一家失去了四个人，即李太奶奶、李奶奶、二姑爹和二凤，他们是最不幸的。
再从三个家族在逃难和在当时的后方生活来看，国家、政府和社会均没有能力给百姓提供保障，战乱之中，只能依靠家族成员间的互相扶持自救。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姓家族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情谊，才使得大家在大逃亡的动乱中，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人员失散，更没有人死于途中的非命，而且我们这一代人还能够在抗战八年中继续受到了正规的学校教育，这对于我们的成长与日后所走的生活的道路，不无影响。在此，我想用一首小诗结束这一节。
秦蔡李家患难情，
亲同兄弟手足谊；
子孙后世延恩泽，
告慰先人在天灵。
注：
*《明史》卷105（十册 第3087页）《功臣世表》：“高阳郡侯韩成，癸卯（元顺帝至正23年，公元1363年）七月，鄱阳湖战殁。”卷133（十三册 第3886页）《普郎传》：“先一日，左副指挥韩成战殁。”同卷（第3887页）《程国胜传》：“从太祖战鄱阳。张定边直前犯太祖舟，国胜与韩成、陈兆先驾舸左右奋击。”卷166（十五册 第4479页）《韩观传》：“字彦宾，虹人，高阳忠壮侯成子也。以舍人宿卫，忠谨为太祖所知，授桂林右指挥佥事。”
【此文写于1975-2010年，其间多次修改补充。载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刊《云南文史》（内刊交流非卖品）2009年第3期】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