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家麒：旧时往事（下）
旧时往事（下）
－－作者：蔡家麒
重庆、南京
抗战期间，我们蔡氏家族全部都来到了大后方。到了重庆以后，各房人开始陆续分赴各地谋生去了，直到抗战胜利。祖父母和大姑妈一家住在沙坪坝津南村；我们一家不久去了 重庆郊区的南温泉居住；二姑妈一家去往綦江，开了一爿旅店为生；维藩大伯父一家去到昆明西南联大；维翰四叔随农业银行去了贵州的安顺；维屏三叔于1938年底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修完博士学位后辗转香港、河内、昆明来到重庆，不久和三婶夏叔纯完婚。1943年三叔被调往印度加尔各答做领事工作，他们一家5口去了印度，后来全家一直留居海外。
这一路上逃难的开支，祖父负担不少，他认为这是自己作为“上人”的责任。在重庆，祖父母和大姑妈及其子女住在沙坪坝，7口之家的生活包括表哥表姐们的教育费用，往往是依靠祖父往日的积蓄，也有大伯父的资助。平素祖父习惯从各个方面节撙下的钱集少成多，每隔一段时日，总要去一趟银行存钱取息。有的时候去得太早，银行还没有开门营业，就坐在附近的台坡上耐心等待，间或在街边的小摊子上买一小包炒蚕豆，独自剥着慢慢地嚼（gu），用以打发时间，但总要留上一些带回来给外孙们分享。他习惯过那种清苦的日子，很多好的东西对于他都是奢侈品。觉得自己既不会做生意，也不会甚么手艺，这么多张嘴要生活，他不能指望别人，其实也没有甚么人可以指望的。儿女们虽已自立，但各人皆有难处，从来不想依靠他们的接济，唯有节省，别无他法。祖父十分注意把日常点滴的积蓄用在应急的关键时刻，他的漫长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确信这个道理，而且率先身体力行地坚持这么做。
祖母曾经多次提到一件小事，似乎对祖父耿耿于怀不能原谅。那是一次祖父少有的兴致颇高的时候，居然带着祖母去逛附近的红庙市场，这实属多年难遇的佳事。因为祖母是裹小脚的，祖父向来嫌她走路慢，不情愿同她一块堆儿出门。这天他们在市场各处转转，照例是只看不买。临近中午了，祖母觉着累乏，脚也有些疼，不经意地在一家卖汤圆儿的铺子前站住了。祖母一向喜欢糯米食，见到一大锅又白又大、热气腾腾的汤圆儿，被吸引住了，况且肚子也确实走饿了。于是乎两老一前一后进了店铺，找了处长板凳坐下来，借此歇歇脚。看见周围客人的面前，都摆了几大碗儿，正吃得起劲。堂倌来了，问要几客，祖父回答说：“一客！”他怕堂倌没听清楚，转过身又说了一遍：“要一客！”而且还伸出一个食指来标明。祖母不知道“一客”是多少，没有理会。一刻儿，端来了一碗儿汤圆，竟是4个！祖父随即吩咐堂倌再拿一个空碗来。祖母方才明白：“就是一碗儿呀？”祖父望着她：“怎么？嫌少噢？这个嘛只是尝一尝，也不能当饭吃！”祖母顿时来气，恨不得马上站起身回家，但是堂倌送来了一个空碗。祖父慢条斯理地朝空碗里拨出两个汤圆，倒了点汤递给祖母，自己慢慢地吃起来。临了，还要了碗热汤，同样是分着喝了。自此，祖母发誓再也不跟祖父上街去了。
我大概在10岁的光景，于一个假期里，秦光表兄带着我去沙坪坝看望祖父母。祖父见了说我长得太瘦，经常在早上亲手冲一杯奶粉端给我喝。祖父给我的印象，是个少有笑容的严肃老人，一双忧郁而深沉的眼睛，咀边留着些稀疏的猫一样的胡须，耳朵比较背，所以表哥们戏称他“聋聋”。他对儿孙们的爱，从来不放在脸上和咀上，对于他们的学习、做事和为人要求却很是严格。他做事总是胸有成竹、有条不紊，而且认真有毅力。我见过祖父写的毛笔字，工整苍劲，同他的做人一样，几乎是一丝不苟的。
记得我到沙坪坝的当天晚上，我们在大姑妈的房间里聊天，祖父和祖母为着在第二天买菜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祖父讲应该买些牛肉回来炖着吃，他说，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要用文火才能煮的烂，又讲到如何挑选牛肉，应多割些“腱子”肉，炖起来才叫好吃，继而批评大姑妈买东西不用心挑拣等等。祖母一旁提出了异议，觉得牛肉炖起来慢又费火，耽误事情，不如买点儿新鲜的小鲫鱼来红烧，好吃又好弄。“笃！”祖父把水烟筒往桌子上重重地一搁：“小毛鱼有甚么吃头？上次吃鱼还没有把你咔够！”于是祖母又顶过去，互不相让，大家不欢而散。
第二天早上，祖父在大姑妈的门外叫道：“大姑娘！”大姑妈拎着菜箩走出来。“不要听你妈的，还是买牛肉，记住多要点儿腱子肉，用心拣一拣，还还价。”大姑妈接过菜钱。她从菜场回来的时候，既买了牛肉，也买了一些小鲫鱼。这天在饭桌上，祖母果真又被鱼刺咔了，在天井里一边用力咳，一边还赔出了好些眼泪。
听母亲讲，祖父对于饮食不考究。有一回在南京，母亲刚过门，做了一些饭菜让公婆吃，祖父尝了尝便向母亲招招手：“二媳妇，你来，我告诉你，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吃东西要烫、要烂、要淡。”从此母亲牢记老人饮食的三要诀。
祖母的性格同祖父迥然不同，她生性开朗乐观，常讲：“我这个人虽然也识字却糊涂一生，从来不晓得烦心，甚么事体都想得开，随遇而安，不像他爹！”
祖母也信佛，是个极有慈悲心肠的人，她时常对儿孙们讲：“那些苦人啊，能周济就尽量周济他们，不在乎多少，哪怕是一点儿也好。”她对我们讲起过一个她在做姑娘时的故事。那时在南京估衣廊一带经常有个年老多病的花子上门来讨要，她每次总是给他些饭食，或者几纹钱，或者一些旧衣裳，不让他空手失望。后来许久未见到这个老乞丐了，祖母惦记起来。在一个严冬的晚上，祖母做了个梦，梦见有人敲门，她开门出去，四野冰天雪地，一片白茫茫，前方雪地上好像是坐着个人，她走过去，透过鹅毛大雪，瞧了半天才看清楚，原来是这个老花子盘坐在坟地上向他苦笑着，他的周身快要被积雪盖满了。她连忙俯身去搀扶他，老花子却摆了摆手说：“姑娘，我谢谢你了！”言罢，作了个深长的揖，就渐渐地坐化消隐了。祖母说：“这是这个可怜的人托来的梦啊，告诉我，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记得我在南京邓府巷小学毕业的1948年，南京这一类的贫苦人就更多了，那年市内经常发生贫民围抢米店的事。一天，祖母从隔壁一家《大刚报》报社出版的当天报纸上，读到一个孤女向社会呼救的消息。她取下老花镜，长叹了一声对我说：“唉！天底下像这样可怜的妇人真是太多了……”我接过报纸，见她的眼圈儿有些湿润了。她从夹袄里掏出几块钱交给我，叫我马上送到这家报馆，托他们赶紧转给这位走在末路上的人。报馆二楼上的一位职员接过钱，问祖母的姓名，我一时答不上来，只告诉我们的姓。过了两天，这家报纸用了一窄条的小版面，褒扬了“蔡老太太集腋成裘”的精神。我这才记起他们询问祖母姓名的事，祖母笑了，想了片刻告诉我：“我叫程秀娟”。
祖母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慈祥的老人。她和祖父性格迥然不同的是她的乐天派，关于她老人家的许多故事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祖母有个喜好，平素最爱打个小麻将，她一上牌桌，什么都忘了。祖父至为反对她的这个嗜好。在重庆沙坪坝的时候，祖母经常催大姑妈快点儿弄中饭，午后祖父照例要午睡一下，祖母就悄悄掖个装有零钱的小手勒包快步出门，找她的牌搭子去了。这个时候，倘若有谁阻拦她去打牌，她比什么都难受。有的时候，祖父在窗子里瞧见了，就自言自语地说：“我真不懂，这有什么玩头？”那时节，祖母他们打的麻将大约是一种带“白搭”的玩法，停牌快，要不了一个下午就可以打够八圈，然而输赢是极小的，通常是一块钱“进花园”，即一块钱输完了，再输可以不必付钱。祖母打了多年的牌，却不精于算方，而且经常“出冲”，所以多半是输。她是个不善于动脑筋的人。一遇输，情绪就不好，爱生气爱冲人，这种时候，如果有人在她背后指手画脚当参谋，她不管是谁，立时脸一板：“滚！”或者此时有人出牌的动作慢了，她总是不耐烦喊道：“哎哟，你就快(sao)一点儿吧！”这些事过后，她马上就忘了。牌友们深知她的这个脾气，从不多心，只是说：“蔡大妈一上牌桌就认不得人了！”祖父常私下里对大姑妈幽默地讲：“你妈回来，不必问她今天的手气如何，只要看看她的脸就准知道是输还是赢。”要是输了，百般地不如意，砖头儿精瓦渣怪！见人就一冲多远的，要是遇到少有的赢的时候，见她眯花眼笑地回来，逢人就说：“今天手气不错噢，你瞧，赢了不少吧！”掂起手勒包，让你分享她的快乐。老祖母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孩子般的性格明朗的人，她心里从来藏不住什么事情，内心当中的喜怒哀乐总是及时而分明地挂在脸上，抑制不住。
抗战胜利后，我们都回到南京邓府巷老居。有段时间，我和祖母住在东屋，而且是床靠床，以便能够照应她老人家。祖母有个习惯，每夜都要解小手多次，然后坐在床上披件衣裳抽袋水烟，喝点茶水，或者吃点糕饼糖食之类，再睡。冬天夜长，起来的次数就要多些。每天一蒙蒙亮就要起来出恭。早饭后，她要烧三柱香，边念为儿孙们消灾添福的“金刚经”，边梳头，念毕朝香炉作三个揖，这时母亲从附近科巷或新街口菜市场买菜回来，她就帮忙摘理蔬菜。有时下午，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看书，什么《东周列国》、《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西游记》和《18版大戏考》之类，都不止一遍地看过，不过，很少评论它们。平时母亲弄点儿荤菜，诸如红烧鲫鱼、臭干儿蒸肉饼或索粉汆肉圆儿，她就要喝一小盅白酒助兴，酒一下肚，饭桌上的话就特别多，也很兴奋，饭后有时甚至还哼几句不成腔更无板眼的老京戏，这时我们都笑她。她有四个儿媳，有人就问她哪个媳妇待她最好，最喜欢跟哪个媳妇过日子。“都好！我都喜欢！”她总是这么讲，实际上也是那么看的。所以那些爱管闲事的人是不容易钻这个空子的。祖母从来很少议论别人的长短，我家婆媳、姑嫂、妯娌之间没有红过脸争吵过，大家相处比较融洽，我想这同祖母的为人很有关系。祖母常说：“我这个人噢，一生不晓得烦心，对什么事都将就随便，凑合马虎。”大家说老祖母是个福人。
回到南京后，我的外婆经常来我家住四天，其间经常是下午一桌牌，兴致高的时候，晚饭后接着来。有时也玩一种纸牌－－“洋麻雀”，外婆是她的“老搭子”。遇到天阴下雨，牌友们往往久侯不至，她就坐立不安，一个人站在堂屋里望着天井，自言自语道：“要命啊，雨下得密簌簌的，咯能晴呀？”我看她实在闷得无聊，就唆使她去看电影，换换口味。以前祖母看的电影都是无声的，现在的电影既有声音又有色彩，有意思多了。每当下午我放学早，就百般地动员她。祖母开头总是推却：“我不能瞧影戏，影戏上的人一晃动，头就发晕。”然而有一次终就被我说服了，雇了辆黄包车陪她去杨公井国民电影院看电影，后来在附近洪武路口一家影院又去看了一两次。我发觉她对新式电影兴趣不大，加上家中大人屡屡批评我太冒险，七老八十的人了，又是小脚，出门撞了车子，不是闹着玩的。所谓“勤有功，戏无益”。以后我也就再没有陪祖母去看电影了。
在南京故居，我同祖母生活了九个年头，我们祖孙间的感情很深。在她看来，我比弟妹们大些，也文静些，很少对大人“邪”过。我常照顾她，替他老人家上街买点水烟丝或糕饼糖食一类，她夜间起来常为我盖被子，怕我受凉。有时塞两块零用钱给我，说：“人长大了，总要用点儿钱的。”我就把这些零钱积存起来买了些文学书籍来读。
整个中学时代我所知道的许多关于南京的民俗民谣都是从祖母口中得知的。比方说关于天气的一些谚语，经常听见她老人家这么说：“春寒多雨水”；“霜后暖，雪后寒”；“一年四季东风雨，时里西风时里雨，六月南风下大雨”；“早晴不出门，晚晴行千里”；“六、腊（月）不登楼”；“六、腊（月）见鬼，二、八（月）瞧美”；“二、八月乱穿衣”；“雨前生毛无大雨，雨后生毛难得晴”。霉雨时节，“太阳廊中现，（还有）三天不见面”。每年冬至后的“数九”天气，南京人有这样的说法：“头九二九，扬花雪柳；三九二十七，香油冻成蜜；四九中心辣，河里冻死老母鸭；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前舞；六九五十四，蔷薇发嫩刺；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担；八九七十二，行人捏纸扇儿；九九八十一，九尽花开寒不来”；“过了正月半，大家寻事干”；再有“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等等。
曾经让我深感兴趣的是祖母讲过一则有关“狐仙”的故事。旧时南京城里不少人相信狐仙（“大仙”）的传说，老一辈人对狐仙还有崇拜的活动。过去在一些砖木结构的深宅大院或老式旧宅里，常伏居着这类行动敏捷诡谲的动物，它们或群居在荒郊坟坑墓圹，或潜入到人户宅院，偷食粮食、家禽和瓜果等，其习性胆小，但极其机敏，我想这大约是同人类长期为邻的缘故。以往南京人常认为家宅清吉平安或出现祟祸一类，多与“大仙”有关，大凡家人无端患病、失火，即是“大仙”在作祟。老人们认为他们“有灵”，每提及皆有所敬畏，不敢得罪之。有的人家常在堂屋一隅或于大堂的佛阁上，供有“大仙”的牌位，进行祭供，祈祷消灾添福；倘若得罪了它们，往往会被闹得家宅不安。值得注意的一说，“大仙”能寻人附体，令人发疯而胡言乱语，做出反常的举动来，尤其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子，整日疯言疯语，就被认为是“大仙”附体，或者此女系“大仙”所变。祖母曾见过所谓的“大仙”，说是尖嘴圆脸，长着白粉粉的、的溜圆的脸庞；其蹲坐时，两个前爪相抱成作揖状；尾巴丰满，据说能携带阴燃之火种（灵火）制造火灾。祖母接着讲了一段传说。有一家的楼阁上，堆了许多平时不用的杂物和家俱，极少有人上去。每晚夜深人静时，常听见楼阁上有走动和打麻将牌的声音。这家的佣人有一天上了楼阁，瞧见四个“大仙”坐在桌边打牌，他没敢惊动就下楼了，也没有向别人透露这件事。第二天他又上去，并将楼阁稍加收拾，入夜仍闻打牌声，第三天他上去时，发现桌边放有一些“头钱”，意思是“大仙”们赏给他的。后来，这家小孩在无意中闯见了一只出游的小狐仙，将它击死，从此老弧仙们不依，开始作祟闹事，家人很是不安。有天老狐仙化成人形，向这家主人提出去茶馆议事（南京的茶馆多是旧时谈交易的场所），家主遂应命前往，双方谈妥了赔偿的条件，方才罢休。
祖母的这个传说，从今天我所知道的有关民间信仰的材料来看，我国华北地区包括北京郊区的下层民众有信奉所谓“四大门”的习惯。据“四大门”的坛主－－“香头”所言，他们家中经常供奉有狐仙（尊称“胡门”）、黄鼠狼（尊称“黄门”）、家蛇（即“长虫”，尊称“常门”）、刺猬（尊称“白门”），有的还把老鼠（尊称“灰门”）也加上，它们都被认为是主宰家宅安吉与祸福的有灵性的动物。这里所谓的“仙”是指这些动物已经修炼成“仙”了，显然是受到道家的影响。这类信仰及其观念行为遍及中国各地，我觉得不宜把它们单纯地视为迷信，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可能更为合适些。
南温泉
我和父母初到重庆时，父亲在农本局找到一个差事。我们住在一个叫“燕舞厅”的街道上，大约在今天的瓷器街一带。床不够用，母亲让我、弟弟和奶妈睡在唯一的一张木床上，父亲打地铺，她就用竹竿儿拼凑着架在两条长板凳上睡觉。她说，晚上蚊子叮咬不说，每次翻身须十分小心，但还是免不了有时睡沉了跌落在竹竿随人翻身滑动造成的空隙下。
这期间留给我的朦胧记忆是屋里耗子特别多，也特别的大，白天不避人，到了夜里就成了它们的世界，甚至跑到床上来猖獗，闹得彻夜不安。未久，父亲由熟人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工作，这是个国民党培养党政官员的大学，校址建在距离重庆南岸海棠溪不远的风景区南温泉，当地人称“南温塘”。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
南温泉属喀斯特地貌，南北两山之间有一条花溪河蜿蜒而过，两岸时有笔立的崖壁，也有青翠的竹丛，月夜里时常听到河上传来的川调民歌或“清音”，很是动人的。北面山上有一条通往重庆的碎石泥土公路，站在山顶的碉堡上，可以眺望到西边远处的长江。距南泉镇不远的南山上有一个“仙女洞”，留有“仙女遗梳”的传说，洞外塑有供人朝拜的菩萨；从洞中淌出一股清泉，每到夏秋季节形成壮观的瀑布，在数十米的高崖上奔泻而下，注入花溪河，名为“飞泉”，是南泉之一景。
我家住在镇西约一公里的小温泉，那是一座紧靠河边依其石面台地而构筑的草顶灰色楼房，从前面看是两层，从后面河边上看却是三层，当地人称它为“高草房”。河对面的崖壁上有一个石窟式的“高崖老祖庙”，正对着我家临河的后窗。在这幢灰皮的草楼里，前后住着四五户人家，茹妹和骝弟就出生在这里。
我大约是在1941年秋季入南泉小学读一年级，那时我还不满六周岁。母亲把我带进教室，看见那些陌生的小朋友围成圆圈在游戏。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感到非常畏惧，背着手，眼睛一直盯着窗外的母亲，生怕她离去，她向我直挥手，意思是叫我跟上圆圈里的同学一起行动。可是我很想跟母亲回家，她却摇着手，我大哭起来。我之所以怕接近生人，实在是因为我的右手大拇指外侧长出一个带骨的骈指，像个钩子，每次见到外人，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右手藏在身背后，或插进裤兜里，不让别人看见。新同学发现了这个秘密，很是好奇，一连几天三五成群地围着我，要看我的右手，我使劲藏起右手，他们就拉我，我哭了。但是没过多久，大家都习惯了，不再围攻我，我也就渐渐地融入这个班级的群体中。原来母亲生下我时，发现是个“六指”，在邻人的提议下，她用自己的头发缠裹我的骈指，说是这样做骈指会枯死掉下的，但是骈指很快就红肿发炎了，母亲不得不终止。后来祖父对父母说，这是胎里带来的，无须去掉，从此就保留了下来，直到我初中毕业，自己跑到南京鼓楼医院切除了骈指。
我在镇边上花溪河旁的南泉小学读到五年级。记得每天早晨上学和父亲上班同路，先从小温泉乘一段船到父亲机关的“高工”山下码头上岸，再步行一小段路到学校。此时他常牵着我的手，边走边替我温习功课，教我背九九口诀，每当背错，他就握紧我的手，向上提一下，直到背正确。中午我去到父亲的图书馆，干妈送来午饭。由于图书馆里有一些父亲的同事在场，干妈总是将好一点的菜放在饭盒上面，让人家看到，不至于说蔡先生家的饭菜太寒酸，这是干妈做事细致之处。下午放学的时候，同学们都要集中在河边的操场上唱放学歌，那歌词是这样的；
“功课完毕要回家去，
老师同学大家道再见；
我们回去不要游戏，
今天的功课今天做完毕。
明早会好朋友！
明早会好朋友！
明天要起早啊，‘再见’！”
这是我儿时能够记得的唯一的一首歌子，凝聚着我对那段南泉生活的全部情怀，激起了我对于童年时代的许多回忆。其中有趣的是一次放学前同学们都到操场上玩耍，班上有两个同学为争抢小皮球打成一团，这时哨声响了，大家列队唱放学歌，级主任有意将这两个互殴的学生排在一起。在唱“明早会好朋友！明早会好朋友！”时，大家照例要两两相对地鞠躬两次，这两个同学也互相鞠躬，其中的一个鼻子里还在流血，但是散学时他俩仍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这种于人格上的人文教育方式，比起今天重虚名实利的实用主义教育，实有其独特的有效之处。但是，上述的回忆，几乎没有甚么能够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一些痛苦和恐怖的经历迄今都挥之不去，一提起它们，那些景像立即被唤起，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记得雨天里上学，没有雨具，戴一顶大草帽，无论到校或是回家，浑身都是湿的。在泥泞的公路上，先是光脚穿草鞋走，脚磨破了，母亲心疼，让我穿上布鞋再绑上草鞋，一双脚经泥水泡了一天，甚是难受。见到一些同学有伞、胶鞋或穿着桐油涂过的钉底鞋，心里羡慕得不得了。雨天的夜里有时会醒来，看见母亲独自坐在风炉旁边，在竹篾罩上为我们翻动烘干第二天穿用的衣服和鞋袜，炭火微红的光亮映在她散披的头发和低垂的脸上。
最害怕的是夏天的雷雨时节，漆黑的夜晚，那红白闪电透过窗户射进屋里，迅即霹雷铺天盖地，在两山谷地间震响回荡，好像天要被震塌下来似的，特别吓人。有时候我被惊醒了，搂着骏弟坐着，只见父母亲忙着用脸盆、水桶等能够盛水的东西，在房间里跑动接漏。每遇这样的雷雨之夜，很少能够安生睡觉。
有一年，我和骏弟、茹妹差不多同时都患了麻疹，南京话叫做“出痧子”，骏弟出得最重，高烧把他的口腔都烧烂了，同时大便干结难解，成天躺在床上喊疼，着叫肚子胀；茹妹又患“脱肛”，母亲用草纸倒些菜油慢慢地托揉上去。这段焦心的日子，母亲为我们经常做的饭菜是素炒葫罗卜丝，放很少的盐；再就是熬一锅大米青菜粥，调一个鸡蛋在稀饭里搅匀，白、绿、黄三色间杂着，既好看又鲜香好吃。
在南温泉艰苦的日子里，记得最快活的是逢春节全家过河去中央政治学校礼堂看父亲唱戏。父亲一生酷爱京剧，擅长梅派青衣，他的这一爱好一直保持到八十多岁的高龄，时而到戏友中间去吊嗓子，这对于我和骏弟也很有影响。在南温泉期间，父亲常粉墨登场，唱过《武家坡》、《宝莲灯》（“二堂舍子”一折）、《御碑亭》、《春秋配》和《玉堂春》等。有一回春节前夕，他在家里练习“三堂会审”一折，剧中的犯妇“苏三”受审时，有跪在地上大段的吃力唱腔，母亲心疼，特地为他缝制了一付棉护膝，他高兴地套上，跪在骝弟的尿布垫子上就唱开了，母亲一旁边做针线活边欣赏。其时父亲一同事忽推门而进，见父亲跪在母亲脚前，大为惊讶。母亲连忙上前说：“老蔡在练习‘会审’呢！”来客这才收容为笑了。
有一次我和骏弟去附近的佛堂玩耍，听一位老婆婆讲，地下住着许多像米粒般大的小人，我们在地上走动的声音，他们会觉得像是在打雷，如果用一把锤子一面镜子照地捶地，那就把地上的雷电神灵转入地下了。我记住了这位老婆婆的话，回家拿了面园镜和一把钉锤，和骏弟跑到地边，一面朝地上晃动镜子，一面用力地捶打地面，我想象着那些生活在地下的小人们，一定会像我一样地在雷电中害怕得发抖，我心里越是这么想就越加起劲地捶打地面，直到地上砸出个大窟窿。然后想到了下雨，叫骏弟端来一盆水，猛浇在窟窿里。我把自己平时对雷雨的恐惧的压力，全部转嫁和释放到这个类似感应巫术的行为当中去了。末了我站起来，望着地上水汪汪的窟窿，心里感到有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畅快。骏弟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母亲这件事，母亲骂我是个呆子，不许我们再这么做，并且讲解了雷电形成的原理，但在当时我仍旧不太明白。
当年敌机轰炸和躲警报的经历，我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印象极为残酷。有一次祖父母来看望我们，由于高草房早些时候被炸，就搬来南泉镇南山上桃子沟一位父亲同事莫万章（思孟）先生的家里暂住。有天警报后敌机飞来了，我们匆忙从后门跑出来，那是一片玉米地，祖父在后面叫我们散开跑，赶快趴下，话音刚落，两架敌机朝着玉米地俯冲下来，飞的很低，在我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所幸没有扔炸弹和扫射。自从那次逃警报以后，我产生了恐惧。
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重庆一带既频繁又猖狂，经常在有月亮的夜晚出动，有的时候日夜轮番作“疲劳轰炸”。我家近处的河边有一个天然的溶洞，这是小温泉陈家桥附近居民躲警报的地方。那个洞子紧贴近花溪河边，洞口较窄，洞内却既宽又深，能藏许多人，中央政校在洞里拉了电灯和一架手摇电话机，主洞地段还铺设了地板。
每逢月夜，母亲总是早早将晚饭做好，催促着快些吃，大家带上小板凳、席子、小棉被、暖水瓶、几块饼干，还为刚出生不久的妹妹准备好米粉羹等，匆忙进洞。那时日机多从宜昌起飞，半个小时就到达重庆一带的上空。我们在阴暗的防空洞里吃喝和睡觉，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论前方的战事。山洞保护着大家的生命，躲警报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些时候警报的时间长，许久不能解除，大家无事可做，一些大人就逗孩子玩，要我们唱歌，唱一首就给一块糖吃。骏弟生性胆大脸老，他向身边的人问：“我唱个京戏也给糖吗？”“当然给！唱得好给你两块糖。”于是“一马离了西凉界”、“八月十五月光明”或者“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就成了他多次赚取糖果的拿手戏了。他边唱戏文边哼胡琴过门：“龙格里格龙”，还嘴打锣舌打鼓。有人笑道：“甚么‘龙格里格龙’的，你就干脆说想弄点儿糖果吃吃吧！”大家都笑了，防空洞里流动着一种短暂的欢快气氛。有时，母亲见我们小孩坐不住了，在洞里乱跑，就让我们都坐在小板凳上，玩双手交叉相拍的游戏，她口中喃喃地念起一首童谣：“一抹金，二抹银，三抹四抹打手心。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到张家学打铁。打铁打到正月正，家家户户玩龙灯；打铁打到二月二，家家门前接女儿；打铁打到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打铁打到四月四，一个铜钱四个字；打铁打到五月五，家家户户过端午；打铁打到六月六，蚊子叮扇子扑；打铁打到七月半，各家各户祭祖上；打铁打到八月八，八个娃娃堆宝塔；打铁打到九月九，九个老头来喝酒；打铁打到十月半，人人身上添衣裳；打铁打到十一月，又下雨来又下雪；打铁打到十二月，收拾收拾过春节。”
但是有一回警报的时间特别长，半天未见解除，洞里的人实在有些不耐烦坐不住了，不少人接二连三地跑出洞口去透透气，四下张望。这天正是重庆隧道大惨案发生的日子。突然一排排敌机飞临我们的上空，扔下许多燃烧弹，炸弹落在河里，掀起巨大的水柱，落在防空洞的洞顶上，发出震耳的巨响，许多在洞外的人一窝蜂似的跑向洞里，停留在洞口的人纷纷被突然闯进的人群推挤倒地，一时间洞里洞外乱成一团。母亲急忙奔向洞口找骏弟，在跌倒的人们当中摸寻着，大喊：“小骏！小二！你在哪块？”她听见地上有一个小孩在哭叫妈妈，顺手将他摸拽着起来，一看不是骏弟，叫道：“你们踩着小娃儿了，要踩死人啦……”这时骏弟同两个孩子不知从哪里惊慌地钻了出来，我抓住他：“妈在找你呢！”几乎在同一时刻，母亲朝我们这边看了看，她已经瞧见骏弟了，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一把抱住弟弟上下一打量，“你死到哪块去了？”“我……我和小哥哥他们去洞子里找燕子……”骏弟惴惴地说。
好容易盼到警报解除，众人走出洞外，方见河边、山根有好几处地方冒出浓烟，一些房子和庄稼在燃烧，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糊焦味，我们住的高草房也遭了殃。刚走近冒烟的家门口，邻居匆匆地对我们说：“‘黑毛儿’炸死了！他家的人总是不来洞里躲警报。”我怔住了，心往下一沉，半天回不过神来，拔腿就往山根跑去，父亲在后面喊着：“回来！”我根本不理会他。
我常去的黑毛儿家土墙已经倒了大半，散乱的柱子和茅草还在冒着灰黑色的余烟，他的哥哥忙着向废墟上泼水，他的父亲呆坐在门前炸歪了的树下，黑毛儿满脸血污仰躺在他爸爸盘起的腿上，像是睡着了一样，他的一条大腿和一只手臂全被炸断了，黑红色的血浆浸透了他的单褂。他妈妈蹲在一旁，拿着件兰布衣裳给儿子套上，用她滴下的泪水揩抹了几下黑毛儿脸上的血污和泥土。他们用一块旧草席把黑毛儿的尸体小心地卷起来，两头用麻绳扎起。他爸爸木呆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望着我们无力地说：“你们都是他的同学，送送他！”我们都呜咽了。
几天之后，级主任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同学来到黑毛儿的坟地上，一个小小的黄土堆上压着几块扁石头，几根夹杂在土里的早已枯萎了的细茎小草在坟头上抖索。我们列队站在土堆的小木牌前鞠躬，那牌子上用毛笔写着“李志忠儿之墓”，几个女生哭出声来，接着大家强忍了很久的悲恸都放声哭了。我们的同学黑毛儿被敌机炸碎了。
围坐在坟地四周，同学们久久不愿离去，望着这堆用新鲜泥土堆起来的坟冢，黑毛儿那瘦小活泼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一一闪现。
他是个农民的孩子，黎黑的脸膛上有一双黝黑而明亮的大眼睛，厚嘴唇上方微翘的鼻尖常渗出些汗珠。他向来穿着单薄，胸前脊背上打着几块补丁，赤脚到处跑动。每到冬天，冻青的鼻子下拖着两行清鼻涕，一进一出。他行动敏捷，爬山上树像猴子般的轻快。我喜欢听他说话和唱歌时的声音，那嗓音特别清亮。放学的时候，我们常在公路上赛跑，他总是跑在大家的前头。星期天我们随着他在山前放牛，抓蛐蛐，在山上“逮毛毛”（捉迷藏）、找菌子和在草丛里采撷一种红色的浆果吃，他还约我们去堤坎一带钓鱼。他的水性好，经常一个猛子扎下去，摸出一些河蚌朝我们扔过来。黄昏时分，总听见他的妈妈在屋前叫道：“黑毛儿，黑毛儿哎，回来宵夜了！”
此刻，生龙活虎的黑毛儿那冰冷的被炸坏了的躯体就躺在我们身边的地里。我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还有一桩让我稚嫩的心灵痛苦万状的往事，那是我大概行将升入四年级时发生的。母亲眼见我一天天长高了，答应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为我缝一条新裤子，我非常高兴，差不多天天在盼望能穿上新裤子上学。她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先把我们安顿好上床睡觉以后，独自在昏暗抖动的菜油灯下比过来量过去，将父亲穿旧了的一条西服裤剪改给我穿。我听见剪刀在桌面上剪裁的声音，看见母亲一针针地缝着。一天晚上，弟妹们都睡了，母亲叫我过来试一试裤子，我穿上觉得又肥又大，马上脱下来扔向一边，冲着母亲发脾气，要她立即改小改短。母拣起裤子比着我的身材耐心地说：“你天天在长个子，穿上一两年就合身了。”“你不改，我就不穿！”我威胁着。看见她丝毫没有改做的意思，就从她手中抢过来扔在地上，用脚不停地踏踩。母亲叹了口气，无言地坐在床边，转身为弟妹们盖被子。其实，我是多么喜欢这条西服料子的裤子，此刻又是多么希望母亲前来劝阻我，把裤子拿走。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我愈发地失望了。决计要激将她，从桌上拿起剪子举晃着：“你不改，我就剪烂它！”母亲真的生气了：“我说了，不改！”我像发疯似地剪裤子，一边剪一边撕扯，还哭喊着。母亲站起来走出门去。这时父亲刚从外面回来，问身后的母亲，母亲指着我气愤地说：“你问他！”父亲明白了。抢下我手中的剪子，训斥我，还动手打了我，母亲坐在桌子后面抹眼泪。看见她在为我的放肆的行为而伤心，又望了望地上被我剪碎了的我曾经渴望的裤子。我难过了，心疼了，但又恨她没给我做好合穿的裤子，在这种矛盾复杂的情绪剧烈的撞击下，我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随手从床上拿起一件外衣夺门而出。父亲跟了出来，问我去哪，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只是快步地走。月光将我们父子两人一前一后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到身下的石崖上。父亲对我的教训我不介意，只是我有意要激怒母亲深深伤了她的心，想到她日夜为我们儿女操心劳神，我一屁股坐在台坡上哭了出来。父亲拉起我，我抽搐着，两腿无力地跟他回家。自此之后，我不仅为我的撒娇任性感到无比的羞愧，而且对自己无理性的行为和不能克制的情绪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我想，这样的任性，很可能会导致出不堪设想的后果，我甚至害怕我自己，如果让这种向大人们发邪的习惯保留下来，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还会造成更为可怕更为悔恨的痛苦。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每当我动怒或者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这种自省、自律的自我暗示，往往会从我的内心深处升起：不能再发生那晚剪裤子的疯狂事情了。有了这种的体验，我很少再伤过父母亲的心。
在我的童年的记忆里，还有一位我终身不能忘怀的人，她就是用自己的乳汁哺育过我的奶妈，我一直称她为“干妈”。她是从浙江诸暨农村里来的。据母亲说，干妈的婚姻并非自主，和丈夫无感情可言，婚后不久生一女孩，公婆和丈夫很不满意，待她不好，加上夫家贫困，她很快就私自跑到杭州去帮人家。
我出生在杭州，母亲无奶喂养我。我想这同往日传统社会对妇女进行的“束身”有关。母亲自幼丧父，外婆21岁就开始守寡，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娘家寄人篱下，每逢大年30的夜晚，大家忙着吃年夜饭、放炮竹和掷骰子玩，外婆一人侧躺在床上，眼泪哭湿了枕头，母亲跑来看她，她总是挥手说：“你们去玩！”娘家黄府的舅妈和姨妈们从小就有束身的习惯，母亲到来以后当不例外，因为旧时的中上层社会，素以视妇女们的塌肩和平胸为贤惠之美德，当然还包括缠足。
由于没有奶吃，母亲又是第一次育儿，丝毫无有经验，我日夜啼哭不安，其间染上了一次较重的肠炎，浑身消瘦不堪，母亲整日抱着我，异常焦急。邻居的一位老太太见了，建议母亲用红纸写几句话，张贴在里弄的墙上。那纸上写道：“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还说是挺灵验的。但是有位大学教授的任师母却对母亲说，应该去街上的媒行*找个奶妈来试试。于是，一天母亲看中了一位身体较健康的年轻女子，问了些情况后，当场验奶，见挤出的奶水像珍珠一样地在手掌上滚动，当即定下。
干妈来家后，我饱饱地吸吮一顿奶就睡了，这一睡就是好几个小时，动也不动，却把母亲吓坏了，揪我的耳朵、鼻子，拍我的脸，弄了半天才醒来。从此以后，我很快地白胖了起来，成了干妈怀中的宠儿。她时常抱我出去晒太阳，邻居围拢来逗弄我，都说谁能相信这竟是那个额头上曾长出皱纹的瘦伢儿，干妈十分高兴。
我出生到一岁半时，抗战爆发，母亲几度同干妈商议她的去留问题，她都坚决表示不愿意再回去。之后从杭州到南京再辗转逃难到重庆，干妈始终跟我们在一起，吃了许多的辛苦受了不少的罪。我一直是在她的怀抱里逃到四川的。她愈发是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一门心思地照料我的一切，晚上总是同她睡在一起，即使在断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晚我也一定要她搂着我让我摸着她的乳房才肯睡觉。干妈处处护着我，娇惯我，每次都满足我的要求，而母亲不是这样的，儿时我对于干妈的依恋远胜过对母亲，母亲对干妈的唯一的不满意，就是她太溺爱我了。
干妈是个很内向的人，话语不多，只知道埋头做家务，和我们同甘共苦，没有怨言。有几次他知道家中实在艰难，提出这两月的工钱就不要了。父母从不把她当做外人，视为自己的姊妹一般。直到我进入小学，父母亲为她在南温泉觅得一位老实可靠的南京同乡王叔叔，嫁给了他。
干妈离开我家的前几天好像特别的忙碌，有天放学回家，见她身边放了一堆我和弟妹们的破旧衣裳，低头缝补着。母亲在楼下厨房里大声说：“杏姑（干妈名），你放着吧，我会缝的！”“你哪里有工夫弄？”干妈自言自语道。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干妈老是往我的碗里夹菜，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好像有甚么心事，我依稀感到家中的气氛有些变化，像是有甚么事情要发生了。晚上父亲在后房替我温习功课，时而传来前房母亲和干妈低声的交谈，几次都提到“走”字，我似乎猜到了甚么，冲到干妈的面前：“你要走？”干妈不说话。“你不要我啦？”母亲连忙摆手：“没有人要走，你去做功课吧！”“不，干妈，你不要走！要走也带着我走！”“干妈不走，干妈不走，干妈舍不得家麒哩……”她的眼圈红润了。一会干爹来了，和父亲聊天，母亲催我快些去睡，明天好早起上学。干妈替我洗了脚，脱了衣裳盖好被子，“干妈，你也来睡。”“干妈还有事要做，你先睡吧！”原来大家一直在瞒着我，趁我睡着了的时候，干爹把干妈带走了。
大约过了一天，早上父亲领我上学，碰巧在路经高崖老祖庙的山坡上，干妈坐在一副滑竿上，后面跟着干爹，正往他们的新居成仙洞去。我看见她新烫的头发上还插有花，一身新衣服，脸上擦了粉和胭脂，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干妈打扮得如此美丽和好看，叫我更舍不得离开她。我挣脱父亲的手，跑向前去叫道：“干妈，你要去哪儿？你不要走！不要走！”干妈从滑竿上下来，我不顾一切地扑向她的怀里，紧紧抓住她的衣袖不放，大哭了起来。干妈摸了摸我的头：“听话，跟你爹上学去，干妈会来看家麒的。”将我死拽着的双手拿开，坐上滑竿去了，我一直哭着看滑竿拐进了后山。干爹朝我的手上塞了好些糖果也去了。我抽噎着，抹着眼泪，缓缓地跟在父亲的身后，那种顿然失落的感觉令我不断地重复：“干妈走了！干妈走了！她再也不要我了……不要我了……”这种难以割舍的痛苦心情，迄今一旦回忆起来，内心总感到阵阵的隐痛。
四年后抗战胜利了，翌年春上我们同干妈一家乘江轮回到了南京，那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干妈终年约88岁，是我永远怀念的亲人。
注：
*媒行：旧时在江南的一些城市里，有一种专门提供佣人、奶妈的店铺，受雇的多是农村里的妇女，她们手里拎个小包袱，坐在店中的长板凳上等待雇主。
【此文写于1975-2010年，其间多次修改补充。载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刊《云南文史》（内刊交流非卖品）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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