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应律：徐仲伟：民国实业家的桑梓情怀

1989-06-04 作者: 蔡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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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民国时期的徐仲伟

徐仲伟：民国实业家的桑梓情怀

－－作者：蔡应律

1、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人

徐仲伟一生做了两桩好事。

一是创办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企业，从而奠定了西昌最初的现代工商实业基础。二是促成西昌和平解放，从而避免了千年古城西昌毁于战火。

人生一世，能做下这样两桩好事，够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人。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想写这样一个人，一直。只可惜数番动了念头又数番放下。原因是，劫波过后，月转星沉，物是人非，资料难寻。这次再起念头，是因为写《西昌赋》，觉得无论如何绕不过去，觉得把徐仲伟放进《西昌赋》里，是必须的。换句话说，《西昌赋》里不提到徐仲伟这样一个人物，说不过去。结果，仅仅为了在这篇赋里写下“仲伟实业初创”这六个字，我下了大毛，翻箱倒柜，几乎将书房彻底颠覆，就为了查证、核实注释中必须要提到的相关史实。可惜徒劳。只好打电话拖累朋友，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一本徐仲伟先生的子女为纪念乃父诞辰一百周年而做的小册子。现在所写各端，也都基本源于此书。

在《西昌赋》里，我对“仲伟实业初创”六字作如下注释：

“徐仲伟（1908-1990），民国西昌实业家，儒雅而擅书，创办报社、电厂、瓷厂、银行、相馆、影院、卷烟厂、园艺场等本土最早一批实业。又曾手书‘烈士陵园’横额。”

从下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我解释得客观、简略而节制。

2、西昌现代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徐仲伟先生，曾用名徐光杰，汉族，家贫，1908年2月出生于西昌川兴皂角树。仲伟幼学勤奋，成绩优异，每以前三名而获学校助学金奖励，并从而能在17岁时，顺利毕业于西昌宁远联合中学高中部。之后进入社会，初任小学教师，教授童蒙美术、书法。未几，即投笔从戎，以抒其热血报国之志，曾辗转南北，先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担任文书，在贵州绥靖公署任上尉参谋等职。毕竟书生意气，难容军中腐败，思想意识，乃逐步转向实业救国；期间得吴晋航先生之邀，而毅然离开军界，转至重庆和成银行，任总务主任。

金融和实业，这其实才是徐仲伟先生施展拳脚之所。因为聪明好学，脑筋好使，于银行业务中窥得先机，徐仲伟先生一步步涉足股票和期货，并由此而掘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事实上，我还在安宁河边当插队知青时就听人说过，徐仲伟“年纪轻轻捏着两个腚子出去”，数年之后回来办了一批产业。腚子即拳头，意思是两手空空出门，满抱财物归家。在那种累死累活一天挣几个工分值几毛钱的年头，想不透这徐老前辈所“抱”之财来之何处。现在明白了，股票和期货，生来就是聪明人的设计，让聪明人搂钱。

我们知道，在外面混出了模样的旧式闻人，一朝衣锦还乡，大抵买田置地，扩修老宅，重建祠堂，耀祖光宗，荫蔽子孙。徐仲伟抛却陪都重庆的优裕生活和大好前程，拎着这“一桶金”回到了西昌，却是回来实施他的实业救国理想。

这一年是公元1940年，徐先生32岁，意气风发，豪气干云。其报国志向、桑梓情怀，在他的此一行动中展露无遗。

那时的宁属西昌地区，完整保留着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生产模式，现代工业，一无所有，尚属空白。徐先生回到故乡，正好白手起家，一展抱负，从1940年到1949年的近十年间，先后创办了西昌建宁报社、美新卷烟厂、电力公司、打米厂、面粉厂、华宁瓷厂、新昌银行、建宁电影院、泸山园艺场、维新纸厂等一大批企业。这些企业，经营好坏，寿命长短姑且不论，关键在于，它们大抵是西昌历史上新出现的东西，是地方工商业幼芽。

它们从无到有，改变了宁属地区没有工业的现实。

徐先生是西昌现代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在创造历史，书写历史。

这期间，徐先生因其才干和名望为地方军、政当局所器重，而被委以要职，既身兼二十四军之行营上校秘书，又充任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委员、西昌县参议会副议长职。

3、避免了古城毁损、生灵涂炭

也就是在这期间，徐仲伟接触到了一个人：中共地下党员廖质生。受其影响，从根本上说，是受共产党争民主、争自由、反压迫、求解放的政治主张的积极影响，而同情和倾向革命，并于1949年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成为一名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

几乎与此同时，已经在大陆彻底失势蒋介石决定，中央政府迁往台北，卷土重来的大本营则设在西昌。乃命已去海南岛的胡宗南飞来西昌，同1950年元旦宣誓就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的贺国光共同收集残兵败将，网罗地方势力，执行蒋介石所谓“固守三个月，以待国际形势变化”的指示。

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作战部长的蒋经国，为顺父愿，于1月29日和顾祝同从台湾飞赴西昌，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与会人员有胡宗南、李弥、余程万、贺国光等，研究部署坚守西昌，制订了《建立滇西反共根据地计划》，即所谓“政治台北，军事西昌”战略。

这成了国民党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在蒋经国带给胡宗南的蒋介石亲笔信中，蒋介石一面表明自己“决不离开台湾逃往国外”，一面严令胡宗南苦守待变。蒋经国亦当面许诺给胡宗南再空运1个师的装备和军费来，以使他能继续撑持下去。2月初，蒋经国回台。2月8日至3月23日，共给胡宗南运来7批40架次军火和金银。

光运送物资不行，这期间的2月14－17日，蒋介石又遣参谋总长兼代理国防部长顾祝同再来西昌，给胡宗南打气，商定在大陆的行动方案。蒋介石力主固守西昌，但自觉很难再对胡宗南发号施令，只能恳求他勉为其难，拼死一搏。蒋介石在带给胡宗南的信中说：“此时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之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要胡宗南依凭重重高山，“坐镇其间，挽回颓势……否则党国绝矣”。心慌意乱中，胡宗南拟了4个方案，却因部属大多倾向于转往滇缅边境（后来有800多残余官兵去了缅北山区），而举棋不定。顾祝同走后，胡宗南眼见大陆局势不可逆转，据守西昌孤点“备极艰危”，一再恳求蒋介石准他率部退往台湾或海南岛，“徐图再举”……

鲜为人知的是，胡宗南在西昌还做了一件事情。这就是派他的参谋长罗列向徐仲伟转达一个意思：要他交出所创企业由自己处理，同时安排飞机送徐仲伟及其家眷飞往台湾。很显然，这个时候，徐仲伟在胡宗南眼里，仍旧是一个纯粹的工商企业家，尚不知道他已经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胡的要求自然遭到了拒绝。局势急转直下，此时，刘文辉以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名义从彭县向毛泽东、朱德发出明码电报，通电起义，并命令其所辖各地的部队就地起义。眼见大势已去，恼羞成怒的胡宗南决计要在西昌打一仗，这样也才好回去向蒋介石交差，目标是驻扎在西昌城里的二十四军伍培英一三六师。

时间延宕至1950年初，西昌作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一座孤岛，明里暗里，各种政治力量活动频繁。中共地下党城区小组负责人张剑波交给徐仲伟一个任务，要他通过与时任西昌行辕主任的贺国光的私人关系，规劝贺投向新政权。徐接此任务，即到望远室（今凉山军分区址）见贺，讲明来意，贺现难色，谓：“仲伟，难道你没注意到，你进来时军统的人一直在我的会客室周围吗？起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能调动的部队仅仅是我的警卫连，而胡宗南空运到西昌的部队已超过一个团了。”贺国光说罢，将徐仲伟带到北门城墙一带，并指给徐看火炮阵地和重机枪阵地。贺很清楚，这仗无论怎么打也不能扭转战局，无非死更多的人、造更多的孽而已。他希望徐能够尽快将所看到的情况告诉伍培英，要伍培英率队撤离西昌，以免一战。徐告别贺立即赶往伍培英师部，将所见所闻转告伍培英，“伍培英在权衡了利弊和双方实力后，采纳了父亲的建议，立即把军队带出西昌，使古城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也使西昌人民避免了一场战火之史。”（徐家鼎：《伍培英退出西昌的经过》）－－我不知道彼时“双方实力”的具体情况，就算伍培英的一个“师”远超胡宗南的一个“团”，这一仗打下来，除了古城毁损、生灵涂炭而外，也毫无意义。因此，伍培英能在徐仲伟的劝说下及时带队撤出西昌城，实为明智之举。

当然，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住历史的演进，也无法改变必然要发生的社会更迭。3月初，解放大军由四川、云南两省，以南北夹击之势向西昌迅速逼近（当年西昌属原西康省）。胡宗南、贺国光乃于3月26日晚从西昌机场起飞，仓皇去了台湾。深夜，解放军和平进入西昌城。

兵不血刃。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堡垒，竟然于平静中实现了政权易手。据老辈人回忆，“只听见夜里响了两声空枪，早晨开门一看，城门洞一带睡满了解放军。”

4、新得资料：一出落幕小戏

蒋介石到底有多看重西昌？为写此文，网上搜索“贺国光”，得资料称：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起义后，贺国光“于12月15日接任省主席，在西昌成立省政府。因辖境只有西昌一地，贺国光没有照规矩设立民政、教育、建设、财政四厅，而是两两合并，成立民财厅，厅长袁品文、建教厅，厅长龙晴初，另委曹良壁为秘书长，王子先为保安处长，赖秉权为田粮处长。但就任未及半年，解放军部队已经攻入西昌。贺国光随胡宗南等，于1950年3月27日乘飞机前往海南，28日转往台湾。”

“孤岛”之上，贺国光“接任省主席”，肯定说，不会是其自我任命，而只能是蒋介石临时指定，“临危受命”。1950年元旦宣誓就职，以一“省”之大，却只辖西昌一地，亦可见彼时西昌，于蒋公介石眼里，实在非同寻常，所谓“政治台北，军事西昌”战略，于此可见一斑。

贺国光的半年省主席，成了民国政权夕阳晚照下在大陆上演的最后一出落幕小戏。

当然，如前所述，解放军部队不是“攻入”西昌的。

5、“我是黄文”

让我们将目光调回到那段烽火年月。

后来的书写者习惯于把那段动荡的时光称为“黎明前的黑夜”。彼时，徐仲伟接受中共西昌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组织一支临时武装，以便于国民党溃退时能及时接管银行、档案、仓库等，同时维持社会治安，迎接西昌解放，随即告诉他，和解放军接头的暗语是“我是黄文”。

徐仲伟接受任务后，说服时任国民党川康靖边副司令员孙子汶，由他拨出部分人、枪，会同徐手下的袍哥组织“复兴社”成员一起，组合成了临时武装“边联”，指挥部设在马王庙内（即今市粮食局址）。随即，由孙子汶和徐仲伟二人联名发布告示，要求市民保持平静，西昌的治安由他们负责。

1950年3月27日凌晨，“边联”成员陈源澄急匆匆赶到指挥部，告诉徐仲伟解放军已经到了西昌。徐乃随陈一道，前往接头。出下西街才行至西门坡，也就是今天的个体大厦处，即遇上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对方将二人围住，剌刀直指胸膛，徐一面高喊“我是黄文！”一面卸下腰间左轮手枪递去。然而对方不来反应，刀逼胸膛愈近。徐急问：“怎么你们规定的暗号你们都不知道？”解放军说他们并未接到什么接头暗号通知，随即派一战士到后边请来该部队的团政委。团政委说，他们确实没有接到过这个接头暗号。团政委一行人乃随徐、陈回指挥部，才到门口，徐即命站岗队员将武器交给了解放军。及至进入室内，更见欢迎解放军的横幅、标语，一应俱全，只待天明上街，方才相信，面前站着的，确实是地下党内应人员。

握手、交谈一过，双方即达成协议：“边联”武器及其一切职责，全部移交解放军，天亮即行移交，然后遣散人员，结束“边联”使命。

也就是说，新政权一枪未发地从徐仲伟手上接过了一个完整的、毫发无损的西昌城。

之后，徐仲伟被吸收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任军管会基建处副处长、西昌水电厂经理、县工商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而由他所一手创办的全部企业，也一个不留地，无偿捐给了新政权。

6、半生蹀躞，无言以对

适值中年，徐仲伟刚走过人生历程的一半，他一生中所命定要做的两桩好事已经做过。此后的半生，趔趄蹀躞，人如一叶失舵的小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狂澜巨浪里颠簸沉浮，几欲灭顶，徐仲伟之名，几乎被人遗忘－－那么你看，叙述完徐先生精彩的前半生，我手中的笔头，似乎，也黯淡而枯涩了。

但是，其实，徐仲伟的后半生也不乏精彩。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为精彩。

徐先生后半生投身建筑业，从1951年任西昌大礼堂工程处副处长开始，毕生从事工业和民用建筑设计、施工－－还是列个清单吧，由他领衔设计、建造或部分设计建造的项目，西昌大礼堂外，有西昌专区医院、海滨招待所（即今邛海宾馆）、西昌电影院（1000座）、益门砖厂、益门水泥厂、西昌剧场（700座）、泸沽水泥厂、西昌一砖厂、西昌三砖厂、木里电影院（1000座）、西钢水泥厂、西钢礼堂（2000座）……

徐先生没有学过建筑设计，那完全是在担任西昌大礼堂工程处副处长时，凭着一腔子工作热忱，事事亲历亲为，从实践中学来的。

百废待举，建筑设计人才奇缺，他要学以致用，就是蒙冤入狱，在劳改队里，他也在抓紧学习。

毫无知觉，阴影便罩在了他的头上：1952年，他的党籍莫名其妙被拿掉了。“三反”中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改。罪名竟是贪污。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徐先生是谦谦君子、儒雅之士，他把那样多的企业无偿捐给国家，却会去贪污公帑？如此耻辱伴随其后半生，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牵累全家屡遭迫害、被受折磨，直到三十二年后的1984年为其平反昭雪。这个时候，他已退休六年，并因脑溢血瘫痪失语，躺在床上已经四年了……

是的，从1980年到1990年，徐仲伟先生的人生最后十年，是在瘫痪失语中度过的。也不是彻底沉默。十年中，他两次发声，总共说过三个字。1984年，某日，有关人员到徐先生家来，宣告对他的“贪污”冤案平反时，他说了一个字：“好。”也是这一天，电力公司到家中来，发还他应得的股息三千元，他说了两个字：“不要！”

其实哩，徐先生早在瘫痪失语前就很少说话，相当缄默。这一方面是修养所在，另一方面，则有点曾经沧海难为水和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味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插队农村返城，家在西昌南街，有一段时间喜欢到下西街三号徐老先生家里去看昙花盛开。昙花开在夜里，从黄昏到深夜，我们在徐氏屋里进进出出，总是端庄热情的徐老夫人十分得体地接待我们，徐老先生则只是埋头自己的事情，读书，写字，绘图，或孤坐一旁，喝茶。

6、字可识人观德

徐仲伟的字，应当说西昌人并不陌生。当年，泸山脚下，“烈士陵园”四个魏碑体大字，是他写的。1979年版泸山光福寺照壁上之“川南胜境”四个带魏碑笔法的行楷，也是他写的。

字如镜鉴。字可识人观德。

光福寺照壁“川南胜境”四字落成，有关工作人员登门恭请徐仲伟先生到现场去看看，希望先生补个书写者落款。被徐先生婉言谢绝了，其理由是：“解放前泸山上的‘川南胜境’是我的老师刘芷汀先生写的，我现在是在为老师补壁，就不用落款了。”

现在光福寺前大照壁上的“川南胜境”四个篆体大字，书写者吴方，西昌人，原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人、海峡两岸书法协会副会长，少时习字，就得到过徐仲伟的指导。

字如其人。徐先生的字端庄，雄浑，遒劲，俊逸，蕴蓄着浓浓书卷气。黄君璧、张大千、商衍鎏、盛光伟等书画界大家，均对其书法作品赞赏有加，并有不少书画作品相互题赠。只可惜，文革中徐氏家庭累受冲击，其毕生珍藏的名家书画和一些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品，统被付之一炬，片纸无存。此成了徐老先生尤其难以释怀的内心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