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应律：触摸西昌图书馆

1989-06-04 作者: 蔡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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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西昌图书馆

－－作者：蔡应律

由写小桃源书店而涉足西昌市图书馆，两番入馆采访后发觉，馆不大却幽深，宁谧的外表背后掩藏着呛人的历史烽烟，平庸的门面背后珍藏着动人的人文细节。

1、前辈心血，艰难成长

一城一地之图书馆，乃一城一地之文化圣地、精神库存，需要一城一地之民众世代积累、小心爱护、经年培育。

西昌市图书馆始建于1928年2月（民国十七年），由宁属行政会议提出兴办宁远通俗图书馆案，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长胡子昂主持会议，决定由各机关法团首长捐一月之薪资，以充初期购书之用，馆址设在仓街董公祠（即今四小），次年正式开馆。

初期图书甚少。首次扩充于1930年，由龙云（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总指挥）自商务印书馆订购《万有文库》一套，共3298册捐赠入馆。1936年，又得西康省政府主席兼24军军长刘文辉捐赠《四部备要》一套共3264册，得文昌会移交《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共819册，此为第二次重要扩充。1938年西昌文化协进会成立，刘文辉捐资万元充图书馆发展基金，以其利息添补图书。

至此，图书馆初具规模，馆则一度由主持馆政者易名为“文辉图书馆”。1945年，刘文辉令将其改名为西康省西昌图书馆。

1950年6月，图书馆并入西昌民众教育馆，馆址即著名的城门洞三角地。

1956年9月，正式成为西昌县图书馆，馆长即是罗祥辉。

2、“黄金10年”

之后，图书馆迎来了自己的黄金10年。

南街与顺城街交接处之三角地乃是西昌当年城建中心，位置优越，又号称公园，有花木水池，是众人心仪之所。主政者将图书馆摆放于此，堪称英明。图书馆自身则勤勉有为，但凡图书采购，编目，外借，报刊阅览，资料查阅，少儿借阅，宣传展览，农村图书室之图书流通辅导，等等，都做得有声有色，是读者量最大、图书管理工作最繁忙的第一个黄金十年。

我本人1961年从会东考入西昌高中而有幸成为这一时段的读者之一。因为在西昌没亲没戚，又没有路费回家，高中3年所有的节假日和寒暑假，差不多都在书店和图书馆打发的。记忆中图书馆因为人气太旺，周末下午和星期天还把报刊摆放到室外来，以方便更多的人阅读。我尤钟情于《新观察》和《世界知识》，《新港》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播火记》，曾读得我两眼迷离。

“上山下乡”运动起，我去安宁河畔插队当了农民。开初两年，不时能见到穿白衬衫戴草帽的城里干部从田埂上走来，朝知青们散油印歌单。就知道，这是图书馆、文化馆来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抢占农村文化阵地了。

一双泥腿站在田头，我仅能怅望他们来去匆匆的“文化背影”，那虚拟的“阵地”到底是怎翻模样，却是至今也不甚了然。

3、一场自我毁灭的文化浩劫

先是“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当时那叫归口管理，学校、医院、书店、图书馆、文化馆、电影公司等“条条”归在“文卫口”，属知识分子成堆因而也是“问题最多、最不能让人放心”的地方。“四清”运动工作组将这些人集中起来，天天学习，必须逐一“下楼洗澡”，人人过关，直弄得个个心惊肉跳。私营经济小桃源书店尤其是要整的重点，其门市已被清洗，店主熊兆鑫先生（书店创始人熊励修之腿疾儿子）被逼不过，交待后营巷老宅有一书库。工作组遂派了罗祥辉、张正宁等3人去后营巷，一看，很吃惊，整个四合院里，楼上楼下，全是书。

工作组让3人弄来夹子车选些有用的拉走，其余全部烧掉。就在熊氏老宅照壁前的大树下焚烧，由工作组监督着，整整烧了3天……罗祥辉等人，运动中自身难保，叫选书，不敢涉及政治，便选了些医药、科技方面的，拉了4夹车到图书馆来。

“四清”结束，“文革”又起。

确实冤孽，文革之“破四旧”办公室就设在县图书馆－－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一场自我毁灭的文化战争疯狂来临。一切既有的成果都叫“旧”！摧毁文物、古迹，焚烧艺术品、工艺品及大量书籍。

在图书馆院坝里烧书，同时还弄了些到南门河坝里烧。彼时口号：除了马列毛著和《欧阳海之歌》，别的全是封资修货色，全在被扫荡之列。

焚书坑儒，天大罪孽，莫此为甚。

这期间图书馆长罗祥辉曾偷偷摸摸捡了些回来。而张正宁忆及，工作组曾要他找一辆卡车，将一些书拉到乐跃纸厂去化浆。车难找，又毕竟惜书，拖沓一阵，上面政策松动，这些书乃逃过一劫。

还要感谢郝惠，1943年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县妇联主任，“四清”末调任图书馆长。她把自己的住房后半截隔出来，嘱馆内工作人员将珍贵图书尽其藏入里面，夜间找人来将门窗封死，自身一块“老革命”招牌也还多少管一点用，红卫兵来反复查抄未果，从而保住了图书馆的那份老底。

毕竟是一场浩劫，图书馆仍然损失惨重。

延至武斗升级，作为武斗的一个重要据点，顺城街头的二诊所曾先后为两派攻占到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据点有一地下通道穿顺城街直抵图书馆书库，故而书库遭劫，两派均有染指，一些上了锁的的内部发行资料柜被砸开，资料散落一地。罗祥辉捡了一箱子藏到朱华谱家，其中就有民国初年出版的《金瓶梅》8册及《金瓶梅词话》等。朱华谱即西昌著名的朱老红军，红卫兵再疯狂也对他避而远之，使得这一箱子书被保存下来。

最痛惜的是民国《宁远日报》和《新康报》，从小桃源书店转过来的，有高及桌面的3大叠，怕遭不测，经请示支左部队领导郝祥而转移到军分区支左办处，以为保险。殊不知，武斗过去，再找，已片纸不存……

采访中年近八十的罗老先生喃喃追问：书有何罪？试问：古来有哪一本书把工人农民教坏了，必欲付之一炬？身为此一浩劫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近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当年焚书的火光烟雾，挥之难去。

4、劫后图书馆

与图书馆再建联系，已然是“文革”后期。此时我已去乡下去当了七八年农民后，到砖瓦厂当工人也已经几年。“文革”后期，关闭已久的图书馆门悄然开启，我最早一批办了借书证，但大量的图书仍封存着，能借阅的很少。我因住在城郊，周末回城一次，每次借书又只能借一本。一本书如何打发一周的工余时光？只好捡那厚的借，哪怕臭如《虹南作战史》，也借，就因为它厚，经读。

再后来，由单位开证明，可以借阅某些禁书“供批判用”了，便一次又一次地，开了证明去借。像陈登科的《风雷》，虽一次仍只能借一本，但可指望，看了上集有下集。图书馆的人呢，自是心中有数，他们天生心想读书人、惜疼读书人，所谓“开证明借图书供批判用”，当然首先是因为上面有所松动，但我想恐怕也是图书管理员们为撕开书籍禁锢而作的一种努力罢。其理由就是，他们目光和善，对我这个砖瓦匠之所持证明既不探究，要借什么书，也耐心帮着找。在那精神、物质双匮乏的年头，在那人人斗成“乌眼鸡”的时代，这已经是十分珍贵又切实的关照了。

而劫后图书馆要做的，是另一桩事情：打开封死的书室，霉气熏人，书籍纸质严重下降，赶紧清理，请来二位专家，作技术修补。一位是原国大代表陶文菊，另一位是北师大图书馆搞古文献的张应鹏。

紧接着改革开放，全民奋发。10折腾，10年荒废。那时的口号是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人们如饥似渴地扑向图书馆，扑向补习班。图书馆迎来了她的第二个黄金十年。读者量出现爆发性增长，工作人员于亢奋中克尽职守，尽力满足读者各方面阅读需要而外，设讲座，搞培训，办书画展，办职工文化补习班、高考补习班、工转干补习班、军地两用人才培训班、电大劳动经济管理班、书法摄影艺术培训班。这些培训，动辄百人，规模大，影响深远。光职工文化补习班，就办了7期，12个班，学员达1215人。

5、多年以后的造访

国门渐开，出版业开始复苏，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的大批出版物面世，更有大量期刊复刊、创刊，自购自订图书即可满足阅读需要，更兼这时家已迁来城郊厂里，而曾经那么熟悉的图书馆也已迁离三角地，故而从此几乎再未光顾过。

再去图书馆，是2007年秋，去州、市图书馆捐赠个人散文随笔选集《氤氲》各5册。这是时隔二十余年后对早已搬迁至胜利大桥头的西昌市图书馆的首次造访。两年后，又携新出版的3卷本《应律选集》两套赴馆捐赠。这次造访，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图书馆呆在这个位置，无论从那方面看，都不算适宜。乃写了篇短文给报纸，建议搬到顺城街中段的大礼堂处，彼时正好大礼堂要拆除。当然，个人之见，不足为据。

新近的两次采访，先是听卸任多年的老馆长罗祥辉先生讲述，后是与现任馆长和古籍室的工作人员接触，并楼上楼下看了一遍。感触颇深。首先是那些整齐成套的古籍文献，看上去真是十分地珍贵，然而由于保存条件所限，又历经劫难，纸质已经变得很脆，翻看一下都要十分小心了。其次是电子网络的介入，使图书管理、资料查询、资讯共享变得非常便捷，馆内有设备先进的电子阅览室免费向读者开放。全国公共电子阅览室示范点（全省就两个）的称号与局促的环境尤显得不协调。好在，规模宏大的市文化中心即将建成投入使用，这其中为图书馆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迁至新址后，图书馆的条件将得到根本改善。

6、有关阅读的话题

写下这些时读到一篇短文：“不阅读的中国人”。文中说，无论在飞机上火车上还是在车站码头，起眼看去，玩ipad、打电话、发短信的多是中国人，外国人则大多是一张报纸、一本书、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安静地阅读或者工作。有人习惯于把这跟国家的软实力联系起来，其实阅读首先是个人修为，国家这一话题，大而无当。而文中所说以及眼前所见，首先涉及的，是当事者个人的生活品质、人生质量。

有文化，能阅读，是人类的福气。

不用说，阅读与社会环境、社会风气有关，前述图书馆的兴衰起落说明了这一点。而最近的这次入馆采访，楼上楼下看一遍，时近中午，尽管天热，报刊阅览室仍有数人在埋头阅读。一位86岁的离休高工，朱镕基清华同学，每天都来，年老气喘，爬三楼阅览室，其喘息声各办公室清晰可闻。阅读即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事实上此一情景强固了我的下一步捐书冲动－－就在半小时前，在与图书馆领导、员工座谈中，我冒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载有自己作品的数十册选本、合集、数百本期刊、以及几大本作品剪报，一古脑儿，捐给图书馆。

我的想法简单：作品一旦发表，即是社会公共资源，我既不能左右它的存废，也不能独享它的未来－－还可以说得更现实点，图书馆对它们的管理，肯定说，比我更专业有效；假设红卫兵运动不再来，则事实上让它们呆在图书馆比呆在家里更安全。而倘使众文朋诗友皆作此想，踊跃捐书，没准图书馆方面迁新址后能辟出一角，弄个“本土作家文库”什么的，也未可知。

当然这事儿需要市作协牵头来做。我呢，也还需要跟家人细致商量，征得家人同意。

想到有可能对这么一家图书馆第三次捐书，不免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