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嵬：世间再无马小平
世间再无马小平
－－作者：薛嵬
我未参加过高考。
所以在传统意义上我并不是一个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但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不会这么看。一是我爸妈，一是马小平和他的朋友们。
不知不觉，现在的我也已经长过马小平老师当年教我们的那个年龄。
最近我常常想到他，想起马小平老师就想起我们那些年少的岁月。记忆中马老师不曾老去，永远是年轻人的模样，黑黑的小平头、双目有神、厚厚的嘴唇，经常大笑或者皱眉深思的样子。
我非常感谢那个时代的马小平和我的老师们。在中学，从高一开始，我几乎不上语文课，我经常在课桌底下偷看《收获》和《新华文摘》，这个现象到马小平老师来上课才终结。我逃避语文课，是因为之前的语文老师。有一次，班上考试默写《史记》中的一段，我有些句子忘了，我想读书首先是应该求理解意思，就按照原意用文言文补了几段。第二天，这位已过中年的女老师在课堂上宣读大家的成绩，最后她清清嗓音说：“同学们，你们班出了个大才女！有一位同学自己写了一篇《史记》，她的名字就是薛巍……为什么说她写了《史记》，昨天的默写基本上没有一句和课本上一模一样的……”我脸烫得要命，低着头再也不肯抬起来。我仿写《史记》的“成名作”在同学中传笑了很久，“才女”的称号也伴随着我成长。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位老师站在黑板前面嘲讽的笑容。
不久后，马老师来了。
他当了我们的班主任。一个好的老师会让每一个学生都觉得自己在老师眼中很重要，我没有再在课堂上看小说。
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都疯了，然后你觉得过瘾极了。这是思想的盛宴，这是思想的白粉，很多想法在你脑中左突右旋，希望找个出口，蓬勃而升；许多的情绪在你的心中集聚，你需要找人分享，需要人倾听。一大群以男同学生居多的学生围绕在马老师的身边，他们没有作息时间，毫无愧色地占据了马老师家狭小的教工宿舍，占据了马老师家堆到天花的书柜，占据了马老师家的小餐桌，理所应当似的蹭吃蹭喝，同时，他们也占据了马老师和妻女独处的时光。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小原子弹，兴致勃勃地等待爆发，引导他们，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和精力？多年以后我也做了人妻和人母，回想起当年，最感慨的是关于师母，记忆中她天天要面对一堆各种原因找上门的学生却从未对学生们有过脸色，总是默默地做饭、端水、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马老师说话，几十年如一日，这需要女人多爱那个男人？
有百年校史的湘潭市一中在八十年代还带着盛名，考进去的都是全市的尖子生。我考进一中时是全市总分第28名，这和我后来数学考了28分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为什么成绩下降得这么多？现在的很多家长会问。
其实，整个中学时代是我读书最扎实的时候。母亲从事民俗学研究，在她的带动下，家里每人都有一个书柜。我的姐夫是湘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后又留校执教。姐姐在市里分了一套房子，她和姐夫平时住在湘大，周末才回来。他们的房子在顶楼, 楼下有一个大的荷花池。家中有两个大书柜的藏书。我借了这房子复习，其实是没日没夜地开始了读书。什么书都看，大部分是经典名著，每每是从一本书里看到另一本的引释，然后又跳到另一本的阅读……常常读到了这样的程度：睡着了然后醒来看见灯开着又继续读，读着读着又睡了，然后又醒来读书……这样就到了清晨, 路边买根油条赶去学校。作业肯定是很少交了，马老师没有罚我，我照样干着“纂改”《史记》之类的事情，一学期下来我把那两柜子书基本看完了。感谢老师没有骂我，感谢父母亲没有逼我，感谢那个让我无比幸福的纯读书岁月。就这样，我把一个中学读成了大学。
八十年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欲望才刚刚开始，许多东西还被精神和温情笼罩着，是理想还是欲望呢？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在后来的日子里离理想渐行渐远。正因为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年代，这个年代还充满了细节。
马小平老师身上一直保留着八十年代理想的纯净。
在我眼中，那时的湘潭一中像一所大学，或者说比现在的很多大学更像大学。在自由但是热烈的学习气氛引导下，我们班出现了空前高涨的文学创作热情。整个教室的后面贴满了学生的作品，诗词、散文、评论什么都有，谁都可以抒发己，自己拿纸写了贴上墙。涌现出了唐伟、董克纯、王亚林等一大批文学新秀，有些人字写得不好看，每每还让书法最好的黄勇同学誊写了贴在墙上。每天都有新作品，教室整墙都飘着文字。过了几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上一来几乎每张作品都会有红色的陌生字迹在旁边点评。这不是马老师的字迹。谁也不知评论者是何方神圣。有同学戴炯带领好事者深夜潜伏在教室。谜底揭开后才知，原来是其他班的同学看着这里热火朝天，每晚进来，效仿语文老师的评论，题字后过瘾而去。
正是在湘潭市一中，我举办了平生第一个讲座《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开讲那天，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莫奈、梵高、高更、毕加索……坐在台下的前两排全是我的授课老师，除了语文历史的，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来了，连白发苍苍的退休老师也来了。老师们怕我冷场，前来给我打气。看着台下的老师，我在心里暗暗发奋：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对得起这些老师！2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的开场白：“这个教室的门是敞开的，我希望大家的进出像思想一样自由……”听完我稚嫩的演讲，天已经黑了，坚持到底的老师们向我表示祝贺，那天真是一生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给学生办讲座，现在恐怕很多大学都做不到。
在高一下学期我们就面临着文理分科的预选。我在美术老师李湘源的引导下，把当时较冷僻的美术史论作为专业，准备报考中央美院史论系。美术史论需要绘画的基本功更需要较高的文化成绩，尤其看重美术评论的写作。我有一个学美术史论的师兄，连续三年专业成绩考了全国第一，却因为文化成绩没达标没被录取。成了艺术考生，也意味着不用参加高考的数学考试。
很快，1989年来了。
6月来了。
班上的男同学筹划着去北京。有几个已经不来上课了。有几个激进的男生头上绑着白带子，内穿着写着字的白背心（后来叫做文化衫），等马老师一来就齐刷刷的打开衬衫露出里面的标语。班上涌动着一种不安定的气氛，马老师的课上不下去了，同学们开始和他激烈地讨论着时局。马老师大手一挥，说：“算了，不上了，这节课就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怕同学们私自去游行影响更大，学校组织大家一起去游行。上了街，同学们激动的情绪平复下来，慢慢恢复了正常学习。
紧接着，高三来了。
生活中只剩下复习。毕业后十年中，我还每每在梦中记起一张张白白的考试试卷，一张接着一张，怎么都做不完。在正常复习的同时我还要学习中西方美术史。我大约看了300多万字的美术史，把里面的要点和细节都做了笔记。我是真心喜欢这门学科，那时买到一本好书很难，像熊秉明先生（吴冠中先生的同学，定居巴黎）的《罗丹艺术论》我是借来一周内抄完的。
1990年，高三最后一个学期来了。大家都在传阅着各个大学的招生简章，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之前全国有四所美院开设了美术史论专业，但是当年中央美院的美术史论系取消了招生，浙江美院也不招生。四川美院和广州美院也不招了。什么时候恢复招生？说看教育部的通知再说。这意味着我三年的史论学习连个参加考的机会都没有，更要命的是如果我转去考任何专业，都必须考数学，为了专修史论，我高三基本已经放弃了数学。怎么办？我不甘心，托王鲁湘先生（后来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去问问，却发现王鲁湘已经联系不上，最后只好托了王鲁湘的妻子胥继红代为打听。消息是真的。89年的风波，艺术思潮领域有一部分人走在了前面，美术史论系首当其冲。所以史论系取消了。
高考前，我参加了全市最后一次语文预考，作文题是《支柱》。命题中说不限体裁，我就放开胆子，写了篇小说。在文中我塑造了一个生活失意的人物老五－－一辈子没有老婆孩子，没有钱，而且老了。回到老家。在最贫瘠的地方待下来。水贵田薄。老五坚持在屋前种了颗树。每天绕几十里地担水回来浇，像对待女人一样对待这树。树渐丰茂，老五精神十足。突然一夜，大雨雷电冰雹交加，老五起来护树。不料山顶石头崩裂，滚落砸伤了老五的脊椎。树断了，老五垮了。村中人轮流帮他，过了春，树奇迹般发了嫩芽。城里读书的伢子告诉了老五了一个新词：支柱。老五躺在床上看着渐高的树苗，想，这就叫支柱吧。
这写法在当时十分离经叛道，文章被其他老师评了不及格。马老师找到我的卷子拿给当时是语文组长的何纯老师看。两个人大胆地认为写得好，后改判了满分。这篇文章在年级被传阅，其他班的语文老师读完后告诉同学们：这是破例，这样写很危险，高考的时候可千万不能这样写啊。
从此，小平老师和何纯老师就叫我老五。如今，只有何纯老师一人叫我老五了。
高考那天就那么来了。
我起了床，吃了早餐，突然发现没有事情做。我坐到栏杆上看街上的路人，猜他们的职业、看街上的炸油条的、卖菜的小贩和幼儿园手拉手的小朋友，大街上到处都是人，阳光照在我身上，我却觉得寒冷，感觉游走在社会之外，唯恐被抛弃。游荡了一圈，我还是去了学校。我想象着教室里面同学们考试的样子。马老师看见我，走过来问我：“你真不参加考试?”“不参加，有什么用，考不起！”。“你考考语文，哪怕是只考作文!”我沉默着，我有一种无力的愤怒，我还能奢望碰到马小平和何纯一样的老师，再给我一个满分？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你理想做什么?”马老师后来问我。
“我想做一个洗手间的看门人，所有的人进来都不会注意我，但我可以观察每一个人。”我们俩都沉默了好一阵子。
多年以后，我在《理想是个有病的人》中写道：“理想是个有病的人，需要时不时停下来，聊聊现实给他的伤痛”。
高考后我参加了当地的成人考试，报考了群众艺术专业，成了一名夜大生。我的文化课考了第一，第二名的成绩和我相差了143分。
1993年，我大学毕业了。上午刚参加完毕业典礼，中午我就坐上了火车去了深圳。我只想赶快离开这个小城市。经年后才知道那不是城市的问题。
照理说，我应该是被高考毁掉的孩子，但我被阅读、中学教育和深圳这个城市救了。
1992年，马小平老师到了东莞教书。我到深圳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马老师。由于路不熟、不知具体哪个学校，找到了万江中学，却意外知道我非常尊敬的初中班主任杨涌老师在这里。找了一圈，由于天黑只好回了深圳，至今为憾事。
又过了十年。马老师调到了深圳中学。这次见面我吓了一跳：怎么还是老样子，你的学生老了，您还没有老，用钱理群先生形容马老师的“少年气质”再贴切不过了。
我们开始聊中学时代、聊湘潭，聊认识的老师还有学生，还有学生的恋爱，原来马老师不是书呆子，谁和谁好，他都知道。他专门提到我的一个同学张宇冀，带他在上海逛一个酒吧喝几口又逛另一个酒吧，一晚上几乎走遍了整条街的酒吧。我才知道，原来老师也去酒吧的。
马老师当时住在深圳中学旁边的宿舍里，楼房很旧，上顶楼前还要经过一个大铁门。他告诉我，这防盗门还是学校给加固的，但是没有用，前几天小偷来光顾了，偷走了电脑。他满脸悔恨地说，里面全是我的资料和文章，我宁愿他偷我别的的东西。我环顾了一下房间，都是书，我说：除了电脑值点钱，您这没的可偷的。
深中专门给他成立了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室，他和我谈起中学生的精英教育。我说在美国有全国青少年领袖组织，对于中国这还是个新鲜事。后来得知邓白洋和马小平老师合作了一期素质训练夏令营。我因此从此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开始感兴趣，后来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我提出了全学科教育和注重美学素质教育的方法。
全学科教育我是这么做的：一门单独的学科往往和其他学科不可分离，比如说历史里面有地理有建筑有文学有物理……艺术中也有数理和工艺，这些和当时的经济、制度、人文都密不可分。你往往从一点可以追踪、寻溯到多门学科，可以学得很深很广，这样就可根据你的兴趣点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对美学素质教育，我很看重。美学不等同于美术，不是光是画画和欣赏艺术品，我们关于这点做得远远不够。一个人懂得美，总不会坏到哪去。他看见美的东西会有感知，会不忍心破坏。现在有些大学生有技术有知识，但不懂得美，这是教育的缺失。要他打一份文件，他会排得杂乱，不忍去看。生命之美不会欣赏，生活之美不会欣赏，人生就更加无趣。
如今，我坚持让孩子每年至少游学2次，呆在一个地方，生活上1个月，尽可能深度地了解博物馆、美术馆、当地经济、人文风情。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体制应该给中学老师游学做课题研究提供资金保障。老师不懂，学生如何懂？老师不进步，学生如何进步？在美国，有些中学的老师到了寒暑假可以申请经费对感兴趣的课题实地考察进行研究。比如你感兴趣印度文化，你可以申请去印度的经费，当然最终要提交报告并用在教学中。
冬季的一天早上，马老师打电话给我，说《读者》某期封面文章不知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的，用的是笔名。马老师说这些年坚持写作的学生只有几个了，让我整理一下发表的文章说是要读给现在的学生听。我说我那些悲观温情的东西还是不读为好。马老师说，那也是一种温暖。
日子断断续续地忙碌着。
只过了一年，2004年，马老师病了，开始怀疑是血液病又怀疑是脑部问题，还没有确诊。
马老师在深圳人民医院住院。
我做了一锅墨鱼排骨汤，湖南人爱喝这个，因为怕洒，一路上端着。我还带了汤勺和几个碗。到了医院，趁热端给马老师喝。马老师端着汤喝着，眼里噙着泪花。
那时，我还在做记者，不知怎么聊到了支教话题。有一个老师在云南支教了很多年，一次发大水时失足跌入澜沧江失踪了，当地人很怀念他。老百姓都说他顺水到了缅甸，还看见他在那里做了老师，叫另外一个名字。有人叫他，但他已经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
马老师听了，沉默了一阵子说：“我也希望自己死后也能这样，还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教书！”
我前丈夫接过话说：“您一定能的！”
我跺了他一脚：“呸，马老师以后还要教我们小孩的。”这个说话不靠谱的丈夫第二年成了我的前夫。
出院后，马老师在莲花村静养着。那是老师妹妹的房子，我想老师的工资应该大部分都买书籍了，书籍却只能在自己脑子里保值。后来我见过一次马老师的妹妹，她做培训教育产业，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马老师完全可以过另外一种物质丰厚的生活，但他选择了中学教育。
2006年，我离开了《深圳特区报》，回家写小说。我怕来不及，想抓紧时间做点我想做的事情。
无论从外地出差回来还是过年过节我去看马老师，每次他都送我好多光碟，要我拿给小孩看。有次我去看他，他说我一生都想办个理想的学校啊！现在我病了，等好点的时候我想办个私塾，讲国学、讲人文。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说以后你的孩子我来教他！我说：行！到时，我帮您办一个私塾。
这已经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现在，我具备了开一个私塾的能力，但是一转头，马老师却不在了。
后来再去看马老师时，他已经回深中教书了。
一个冬季的下午，我请马老师去东部华侨城看我们策划的一个项目。在东部的盘山路上，马老师兴致来了，开始背诵他女儿马前的作文，阳光洒进车窗，诗意流动在车间，我被父爱感动着，被马前的优秀感动着，真愿永远地停在这一刻。
最后一次见他，是陪何纯老师、尹放老师去的。这次见面，马老师完全变了，坐在轮椅上，人廋得厉害，头发很少，手颤抖着，一直垂着头。已经不复少年的模样，仿佛一夜间变成了一个老人。师母在喂他粥，很难喂进去，几乎一半流了出来，时不时要擦掉嘴里溢出来的口涎。尹放老师大声说：“小平，何纯来看你来了，你学生来看你来了！”尹放是马老师的同学，经常去看他。马老师还是垂着头，眼睛也没抬，没有一点反应。我的泪马上就要下来了。何纯眼睛也红了。
我见不得这场面。趁着师母收碗，我跟过去拉着她的手说几句贴己的话。师母憔悴得脱了形。我深知长期照顾病人的身心煎熬。05年我姐姐查出了脑瘤，几年中动了3次脑部手术。我87岁的老父亲也瘫痪了1年有余，这几年我历经父亲中风、心脏搭桥手术，几乎天天出入医院。因为亲身经历，更知师母的不易。
我拉着师母的手，泪忍不住下来，师母也在流泪。我为他们都在受苦，她为他受的苦。师母说：小平他心里是清楚的，只是说不出来。他认得出你们，就是不想大家看到他现在的这个样子……
时间过得很快，我要送何纯老师赶车回湘潭了。临走的时候，马老师微微抬起头，举起手努力做出再见的样子，我知道他认出了我们，我也知道他想让我记住他永远的意气风发的样子，这就是告别了。
不久，马老师就走了。
接着，我父亲也走了。
从此，世间再无马小平。
转自《弘爱阅读推广中心》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