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求知：东沟回忆三篇
东沟回忆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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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薛求知
传达文件
在中国人的生活词汇里，传达文件， 是一个出现频率挺高的词，即使我们当年在那穷乡僻壤之处，也时不时会有“传达文件”。印象深的有那么几次。
1971 年 10 月某一日晚上，大队郎书记来到集体户，神秘兮兮地对我低语，“明天早上在村口集合，到南山上地质队去开会”。我听了不禁好奇，开会就开会罢了，为何要到山上去开。那年，都传闻在东沟的南山山岗上，发现了铜矿。延边地质大队派了一支二十来人的小分队，在南山上挖槽子取矿样。他们就在南山顶上搭了活动板房，在山上安营扎寨。第二天，大队的几位党员，民兵连长，团支书记，再加上我这位知青代表，就结伴缓缓向山上走去。到了地质队的营地一看，还挺有意境的，几棵高大的松树下，坐落了三栋墨绿色的板房，有点别有洞天的味道。其中一栋是地质队的伙房加食堂，会议便在食堂召开，参会的除了东沟的干部，还有地质队的一些骨干。
大家坐定下来，就由地质队队长传达中央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中央关于林彪叛国事件的通报。大家一听都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面面相觑。当年大搞领袖人物的绝对权威，形象工程，林彪是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人物，是被呼“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平时言语，对他都不敢有半点不敬，搞不好都会惹祸上身。他怎么会和“叛国”两字连起来，还葬身蒙古温都尔汗。当年，我自己，还有那拨朴实的农民，政治上都是很幼稚的，听了这事，绝对是对我们价值判断标准的一个颠覆。大家想不明白，也不敢问，只是竖起耳朵听，生怕听漏听错一个字。中午，地质队招待我们在山上食堂吃了饭。下午还安排了讨论，大家都不敢说什么，主持会议者也是小心翼翼作些引导，大家只是在心里打鼓 : 中国出大事了。后来， 1976 年我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是作为延边财校的新留校的老师去延吉市郊区帮忙，在田间收割大白菜时听到的。想想作为平头百姓，听到 70 年代中国政坛的两件大事的地点都是挺奇特的。 1977 年我参加停止十年后恢复的高考，吉林省的作文考题是《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我就写了后一场景的所感所想，结果得了高分，助我进了武汉大学。
又一次在山上地质队食堂听传达文件， 是一份关于刘少奇“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的中央文件。那时刘少奇已打倒多年，所以听了以后没太大的震惊。只记得那份中央文件很厚，有不少照片和交待记录稿的影印件。记得文件中提到，刘少奇历史上有三次“叛变”，据交待， 30 年代，他作为华北局书记曾被捕，当时中央为保持实力，让部分在狱中的中共高干假认罪，假悔过，以求释放，听后感觉到政治之复杂。还有文件中提到刘少奇先后五次结婚，对受共产党多年纯洁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听后也觉得不可思议 , 心想高级领导人原来是这样的啊。
再有一次 , 是传达中央关于批林批孔文件 , 这时我已入了党 , 并当了大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 . 因为这一文件涉及到儒家法家之类 , 还有一些关乎古汉语的知识 , 要传达给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 让他们听得明白 , 确实很有难度。我和郎书记先到公社集中培训了两天 , 也是听得云里雾里，我问老郎搞明白了没有，他也是光抽烟，不言语，最后说：照本念呗。
回到大队，为表示重视，全大队专门放了一天假，大伙不出工，在大队的礼堂里，由我给老乡传达宣讲中央文件。开始，社员们觉得新鲜，也来了不少人，哩哩啦啦坐了半礼堂，还有些孩子以为有什么新鲜事，也跑来凑热闹。当年传达文件，没有麦克风，也没投影，大家手里也没个文本，就凭我一个人，声嘶力竭地在台上讲那干涩的内容。不多时，平时辛苦劳作的老乡们便开始趁这难得的机会，开始打瞌睡，也有溜号的。孩子们一听无趣，便在场子里追逐打闹。因为肩负重任，我也不敢怠慢，还得逐字逐句念念，时不时还解释一下。一个多小时后，我看众人实在进入不了角色，便开始偷工减料，时不时跳过一段，舍去一页，两个小时后，总算把那文件传达完了，实在是一次艰辛任务。不过，那一次我倒是记住了一些林彪引用古人的条幅和词句，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等，也对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观点有了些了解，对于基础教育残缺的我们，这倒是意外的收获。
记得有一年将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选当届的吉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发下来一本候选人的全名单和他们的基本情况介绍（单位、年龄、职位、出身等），让基层酝酿讨论，现在回想来，我就记住了三个人，一位是时任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初中文化程度（和我们当时一样），一位是吉林大学的唐敖庆教授，化学家，出身地主（哦，地主家庭出身的也可当选人大代表，有盼头了），另一位是长春光机研究所的王大衍研究员（不知为何记住了他）。文革后这后两位都是大名人，成了院士，唐当了吉林大学的校长，王当了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 王淮湘则没那么幸运， 1977 年他因“四人帮”案被免职，后来还被开除了党籍。 话说回来 ， 尽管当时也是走走形式，但不管怎么说，那年头，连这么底层的农村农民都能看到省代表的全部名单和基本情况，应该说民主还算是实行得可以的。时隔 40 年之后，我作为一位教授，在上海，中国著名的高校工作，每次上海市参加全国人大的代表是哪些人，什么情况，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也不知中国的民主进程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传达文件”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特有的现象，而对当年东沟“传达文件”点滴的回顾，也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国政治的乡间映像。
2012.3.2
夜查户口
我们到东沟插队不久， 1969 年 4 月， 中苏之间因为交界河中的一个小岛（珍宝岛）发生了军事冲突，形势一下便紧张了起来，据说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整个东三省因与苏联交界，自然更有剑拔弩张之势，各种谣传四起。知青也处于惶惶不安之中，也有人觉得与其在这穷地方过艰苦劳作的日子，还不如参军上前线，光荣一把。当时年轻气盛，无知幼稚，不少事情都有点想当然。
但是有些事情，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着。我们一到东沟，就被编入了民兵，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是适龄青年，无一遗漏，都是民兵。那时民兵连长是马保山，瘦瘦的，个头不高，但很干练，一脸严肃。他讲授的动作要领给人感觉还是训练有素，很到位的。后来，在 69 年冬天，他也确实参军当兵了。由于边境有了情况，民兵这边便加紧了训练，除了走队形，还会有些真刀真枪的训练，如枪上肩，枪上刺刀，拚刺刀，大吼一声“杀”。还有一些战术练习，记得有一次，被拉到河滩边上，就在河卵石上练冲锋，卧倒，滚爬，一个下午，就把裤子磨破了，手也磨出了血。
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半夜拉练查夜。
夏季的一天半夜，大约两点钟，突然民兵排长冲进了我们集体户，招呼大家赶紧起床，说有紧急情况，马上集合。因为是在备战阶段，大家不知是真是假，也不敢怠慢，马上就穿衣跑到了集合位置。马连长一脸严肃说，接上级命令，有苏修特务潜入，命我部马上急行军到平岗大队搜查。于是一大帮人，便摸黑沿着公路向平岗大队急行军，一路黑灯瞎火，只见山岗的轮廓。记得当时队列中还有孙喜燕，用山东话说了一两句开玩笑的话，边上马上传来训斥声：安静，跟上。
东沟到平岗有十来里地，快走也得一个小时。待到了平岗， 连长便布置了任务，三人一小组，按一趟趟房挨家查验户口和人数。于是便一家家查了起来。只听一阵阵敲门声，黑黑的窗户一家家亮起了灯，村中的狗也在不断地吼叫，仿佛战争片中鬼子进村了一般。
我也随他人敲进了一家人家，东北人男女都习惯不穿衣服光膀子睡觉，所以生人一进屋，大家都有点狼狈，看进屋的人手中有枪，人家也紧张，慌乱之中找出证件，我们也是随意清点一下屋里的人，马上便撤了出来。
民兵们陆陆续续查完了分配的人家，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马连长也不像开始时那么有精神头了，清点了一下人数，草草讲了几句就往回走了。现在想来这整个可能就是一个演习，可演习也不该扰民啊，再说私闯民宅这可是犯法啊，可那时候都没这些意识。
回来的路上，天还黑着，大家迷迷糊糊，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走，太困了，我这才相信，人能一边走路一边睡觉。等到了东沟，天已蒙蒙亮，天边翻出了鱼肚白，又一天辛苦的铲大地的活还等着大家呢。
2012 ． 2.
八道赶考
那是 1973 年。过完年了，苏衡突然请假，说要回上海两个月。我们纳闷，要回上海，应该是年前回去呀，这都过完年了，怎么想起要回去了。后来才知，那时人们在纷传，当年高校要恢复正常招生了，并且要恢复文化考试。苏衡大概是听到风声，开始悄悄行动，回沪复习去了。
三个月后，苏衡回来，人确实变了样，不仅比我们这些天天下大地的白净了不少，更主要的已是“满腹经纶”，文化学识长了不少，并带回来一些数理化的复习书。他也略有炫耀，时不时会提出一两道三角或几何题目，考考我们。我也是个想读书之人，但苦于被耽误了，被他这一撩拨，学习之心大动，也就加入了复习的行列，开始奋起直追。苏衡也很大度，不吝赐教，会时常分享他那比我们早学了三个月的知识。
既然落后了，就要找捷径，我发现“小朋友”（胡云强）有一本简明数学公式汇编，薄薄一本，蝇头小字，便苦苦相求向他借阅，他倒也慷慨，借了给我。我便开始囫囵吞枣，强背公式。记得夏天铲完地，我还和苏衡一起请了几天假，在户里复习。那时小朴挨着我们集体户西面盖了一栋新房，主体结构已完成，还没装门窗，我俩便到他新屋去学习，一来安静，二来也凉快，四面通风。我俩有时各背各的，有时也你问我答，有点互帮互学的意思，也偷得几日浮闲。
记得报名似乎没费多大的劲，和老郎一说，他吧嗒抽了几口烟，便答应了，说之前还有些忐忑，担心老郎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我们，结果倒没有，这点也是我们最敬重老郎的地方，通情达理。我们的名字报到公社去，几天后，便来了通知，太阳、八道、三道报考的青年都汇集到八道公社进行集中学习。因为，从我们东沟到八道公社也有四五十里路，所以写这篇忆文时，我就把其戏称为“赶考”。
三个公社的报名者确实不少，其中有不少是上海知青。招待所是住不下了，活动组织者把我们安排到附近的朝鲜族老乡家里，一家安排四五个人，朝族住屋一般有个可独立的偏屋，我们便被安排在这里。一伙人脱鞋进屋，大家自来熟，天南地北就聊开了。几个小时候后出来去吃饭，我发现我那双平时还舍不得穿的九成新的松紧鞋不见了。问房东，他也说不知，那些年东北人喜欢上海的“懒汉鞋”，大概成色还不错，被人顺手牵羊了。无奈中只得向房东借了一双破球鞋，才得以出行。真是出师不利啊。
集中学习的第一环节自然是革命教育，新形势下，高校教育改革（自然包括招生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等等。接下来是出个主题，开展大批判，要求大家发言，旁边也有几位老师模样的人在观察记录，有点像现在公司招聘时常用的无领导讨论环节。大家都知道这是表现的关键时候了，便硬着头皮进行即兴发言了，个个义正词严，慷慨激昂，我当时也动脑琢磨，怎么讲得和别人不一样。会后一位来自通辽煤校的监考老师悄悄对我说，讲得不错。
第二天学习时，老师念了辽宁省考生张铁生在没答题的空白考卷上写的一封信，大致意思，就是他忙于领着社员抗旱，没时间复习，而有的人则请假复习，这种考试的导向是错误的，是旧体制的复辟。我们当时经过几年文革的磨炼，政治敏感性都很强，一句最高指示，一篇首长批示的文章和信件，一听就能听出其中的政治意涵和可能的政策走向。我当时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我们的复习白忙活了，这次考核也是走过场了。
第三天，文化考核还是进行了，一张考卷，数理化样样有一点，比我们复习的都要简单些。我们都尽己所能把能答的题都答了。考试大概进行了两个小时，我是考试型的学生，考试时总能比平时发挥得更好，一考总是处于兴奋状态。但这一切，后来看来都成了无用功。
记得在此期间还进行了体检，当然是很简单的那种。我有神经性血压高，即只要见到身穿白大褂医生，见到血压计，心跳便会加快，血压也会升高，这一毛病，在这之前我就知道，所以体检的前一天晚上，我就紧张得睡不着，老想着这事。可见当年，还是挺把这次考核当回事的。可干着急也没法子。听说喝点醋可以降点血压，第二天，我问了一下房东，他家也没有醋，便作罢了，硬着头皮去做了体检。
三天折腾完了，总算松了口气。人就是这样，过程走完了，结果就听其自然了。在八道遇到了我在上海的邻居秦清正，他也来赶考。秦在太阳公社插队，邀请我们到他们队里去玩，紧张了一阵子后正好放松一下，我俩就随他到他们队里去玩了两天。在那里认识了他们户里的孙坚和杨莲珠，两年后这两人都成了我在延边财校的同学，杨后来还成了同事。人们之间的联系就会这么偶然又必然地连接了起来。
这次赶考之后，便无任何下文，我和苏衡俩企盼了一段时间后，见杳无音信，便也放下了，投入了秋收。后来听说那年南张芝的两位上海知青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原因也很简单，南张芝有位女知青在三道中学当老师，那段时间被借调到公社，帮老隋的忙，张罗此事。有人自然就不一样了，可惜那时东沟的哥们在这方面还未开窍。辽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自然被录取了，后来成了政治红人，再后来成了阶下囚。
这就是在那扭曲的时代，我俩一段赶考经历。多年后我俩都获得了在欧洲名校读博士的正规教育深造的机会。
2012.8.6
注： 本文地点：吉林省延吉县三道公社东沟大队
（作者薛求知现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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