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求知：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
－－作者：薛求知
常言道：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我们当年在东沟插队时（1969－1975）的文化生活，真有点这种味道。尽管农村的农活很辛劳，尽管那是一个贫瘠的山村，但是人们对文化生活追求的本能没有泯灭，年轻人对新生活渴望的热情不可阻挡，于是便有了山坳里星星点点的文化生活。
看电影
最有印象的还是看电影。
那时看电影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来自县放映队，通常是上一站放映的大队，用马车或拖拉机把放映队送到东沟。通常是两位放映员，加上一些放映设备。下午放映员开始在东沟小学前的操场支起架子，挂上银幕，这时放映队来的消息并会不胫而走，传遍全村，传到地头。干活的人们便会兴奋起来，心里有了期盼，手脚也会麻利许多。吃完晚饭，人们就早早来到操场，记得也没凳子（在家坐的就是炕），就是抱个木墩子或拣块大劈柴绊子，就地坐下。孩子们最兴奋，叽叽喳喳象麻雀炸了窝。天幕降黑了，放映便开始了，未通电的时候，放映队还自带一个小型发电机。那时尚在文革期间，片源有限，放的通常就是那几部“经典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再就是将八部样板戏拍成的电影。这些片子都是看过多遍了，不少演员的台词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将出现什么景，大家也了然于心。但由于文化生活实在匮乏，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去看。有时白天干活太累了，也会迷糊过去，待电影中解放军发动总进攻，军号一吹，炮火轰鸣，又会醒过来。
另一个来源来自地质队，东沟南山上有铜矿的矿脉，安图地质大队便派了一支分队，驻扎在东沟搞勘探。地质队有自己的放映队，也会轮流到各野外勘探点放场电影，连带慰问一下驻地老百姓。地质队的银幕通常安在南山脚下，公路边上，大家看电影便可依坡而坐，也别有一番趣味。地质队的片源也差不多，那时全国就那几部电影在放。老三战是黑白片，而样板戏则是彩色片，加之不少唱段大家都熟悉，也就有耐心看下去了。但是也发生过，有人看电影时睡着了，身子一歪滚下了坡。
一天，听王志昌说，放映队将在中心大队放映朝鲜影片《卖花姑娘》，而东沟此次则不会来。王志昌是东沟的文艺青年，鼓动我们一起到三道去看。一想起那来回30里路，心里便打退堂鼓。但也有人经不住他蹿腾的，跟他一起去了一拨人，第二天在地里劳动，他还好一阵子炫耀。
后来，大队盖起了礼堂，放电影便转入了室内，这下可以遮风挡雨了，但片源情况仍未改善。现在记得起的，只有那放映机工作时卷片机嗒嗒的噪音，还有就是一卷胶片放完时银幕上闪过的那些杂乱的符号。
排戏
大队郎书记有远见有魄力，1973年在我们集体户房后盖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大队礼堂，礼堂大门朝东，隔着公路正对这村庄出来的道。礼堂约有30米长，12米宽，西头还搭了一个台。地面则是一个大斜坡，还搁了一些长木板，以作坐位。我记得，李晓良当时是大队的木匠，和瘸腿的崔木匠一起为礼堂忙活了很长时间。这么一个大队礼堂，当时别说是在三道，就是在整个延吉县也是蝎子巴巴－－独（毒）一份。梨树、平岗下来的老乡路过东沟都好生羡慕。
那年我已入了党，还当了大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也想搞点分管范围内活动，以显示不是不作为。我提议搞一场本大队的文艺演出，节目全部由民兵连的青年们自编自演。由于是自己的倡议，我特别来劲。编了两个节目，一个是相声，由我和王汉青合演（现在想来汉青实在不是演相声的料，但是不知何故找了他）。另一个节目，是个独幕剧，大概是讲地主分子如何用软招破坏学大寨修梯田，之所以讲软招是记得有送狍子腿的细节，剧本深受当时文艺模式影响，充斥阶级斗争，假大空。由于是独幕剧，就有若干角色，记得有王志昌，苏衡，潘瑞芳，我本人，齐凤春（二丫，她后来嫁给了王志昌，不知是否是那时结下了缘）等人参加排练，排得还挺认真，有道具，有服装。其他节目还有样板戏唱段，民歌等。
演出还是成功的，孩子们大概是第一次看真人演活报剧，笑得前仰后赴。老乡们也很给面子，不但来了不少人，掌声也很热烈，倒是相声笑点不多。该剧后来还被邀请到三道公社去演了一回。
大队礼堂建起来，起到筑巢引凤的作用，延吉县文工团还到大队也来演出过一次，在山村，那水平绝对是盖了。鲜艳的服装，化了妆的演员，他们还在台上铺了地毯，跳起了朝族舞，唱起了欢快的歌。印象最深的是小号手独奏，吹奏了一段《天鹅湖》中那段最出名的小号曲，令人难忘。而老乡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一个宣传计划生育节目的台词：“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快拉倒”。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到集体户吃夜宵，有几个成员我们都认识，那简直就是狂欢夜，吃菜喝酒，把我们集体户的存货造了个干净。
乐器
刚到东沟插队时，我带了一把二胡，而颜林宝带了口琴，这大概是当时集体户所有的乐器了。 记得颜很喜欢吹口琴，吹的都是一些节奏明快的乐曲，还会用复调。在单调枯燥，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听到一点不同于语录歌和样板戏的音乐都会感到清新，昏暗的油灯晃动着，发出忽明忽暗的黄光，我们就躺在炕上静静地听着口琴声，也常会产生思乡之情。
我的二胡是在新沪中学受同学刘林吸引，他拉得一手好琴。由他教会了我五音的基本指法，后来买了一本二胡教程自学的。所以相当业余。但在文革中，大家沦为逍遥派，无所事事，民族乐器却大普及开了，拉二胡的，吹笛子的不计其数。我也在家里猛练了一段，包括刘天华的《良宵》和曾加庆的《山村变了样》。到了东沟，晚上无事，我也会掏出琴拉上几曲，自我安抚，自我陶醉。一些东沟的年轻人也会好奇地围拢来听。
某日，一队在老谢家评工分，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评工分。期间，王春林突然起哄要我给众人拉二胡，拗不过，便回户取了琴，拉了一曲，拉的是什么已忘记了，反正为了适应下里巴人，我拉的是一首刚流行革命歌曲。那次评分给了我三等，是一队知青中最高的。
下乡的第二年，苏衡带回来一件洋乐器，一把二手货的小号，小号装在一只箱子里，给人很高档的感觉。苏衡在上海时已学会了吹基本音，所以也会常拿出来鼓捣几句，难度最高的就是模仿《天鹅湖》独奏的那几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延吉文工团的号手吹奏此曲会如此激动）。但小号要吹好难度很大，跑音跑调也是常有之事，吹多了，腮帮子还酸痛，所以也影响了吹者的积极性。由于有此基础，苏衡后来还一度出任民兵连的号手，和徐树轮流一清早吹号，招呼民兵出工干活。
有一回，王志昌告诉我们他有一位在中心二队的老同学家中有一把闲置不用的小提琴。我们听了立马就来劲了。让他无论如何想法带我们去看一看。后来碰巧有一次，我们一同到三道办事，便去了那人家里。他从炕边拿出一个破提琴盒，从中取出一把琴，琴很旧，质量一般，也就是一把学习琴，琴弦只剩两根了，琴内的音柱也倒了，即使如此，我们仍爱不释手，非常想得到，于是就出价八十块要买，那人推托，意思大概是说琴是三道学校的，不便转手。我们反正是软磨硬泡，硬是把琴搞到了手。回到东沟，苏衡手巧，设法把倒掉的琴柱立了起来，我让家中从上海寄来了弦和琴码，琴弓抹上松香，挥手一拉，正经的提琴声出来了。于是我们利用一点二胡功底，拉起了小提琴。集体户又多了一种乐器。
对提琴的情有独钟，还源自一次在东沟偶然的音乐欣赏。河西林场的高音喇叭很响，那边广播时，东沟村也能听到。有一天夜晚在户外，听到林场喇叭正在转播广播电台播放的小提琴独奏曲《千年铁树开了花》（以后很久才知道这是由阿克俭改编，潘寅林演奏），演奏者运用了非常花俏的提琴技巧，顿弓，连跳，双音，旋律也优美，让我站在寒冷的冬夜里听得如痴如醉，流连忘返，觉得小提琴才是最美的乐器。多年后出国，我收集了很多小提琴的CD，还娶了一位曾经是专业提琴手的太太，大概冥冥之中这些都有联系。
唱片
我们在东沟还玩过唱片。大队为了显示现代化，学习林场，安起了高音喇叭，买了一套扩音设备，就放在我们集体户的小仓房里，这样一来，我们便成了这套设备的主人了。大队买这套设备，主要就是为了用大喇叭通知个事，喊喊出工。我们觉得这也太屈材了，决心要扩充功能。
我利用到县城开会的机会，买回了一些唱片。这种33转的塑料压模小唱片，每张才3角钱。每面有一首歌曲或乐曲。开始买的也就是一些旋律好听，流行的乐曲。如《迎宾曲》，舞曲《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洗衣歌》等。我们会在晚饭后，时不时放上一段，让东沟上空也时常飘点音乐。可惜，我们的功放和喇叭不匹配，经常声音放响一点，喇叭线圈就会烧断。这时就需电工邹越明出马了，爬到礼堂的屋顶上，把喇叭取下来修理。
后来有一次我到县里开会，在龙井镇的百货商店逛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叠黑胶木唱片，让营业员递上来一看居然都是文革前出的老唱片。我如获至宝，一张张仔细挑拣，不过还是想着为大队省钱，反复比较，最后跳了五、六张，大概有广东音乐《彩云追月》之类，要知道，在上海，这些东西早就在破四旧时让红卫兵砸碎了。到了东沟，反正老乡也搞不清，只知道好听便行了，也无人来细究。
后来还是闯祸了。一年中秋节，是我的生日，我买了几只月饼，找众户友一同赏月、作诗、吃月饼，搞得很热闹，大家意犹未尽，要我拉一首二胡曲，用大队扩音设备播出去。我没多想，顺手就拉了《敖包相会》的曲子，因那首曲的首句是：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那…… 于是乐曲随着高音喇叭在东沟夜空中飘散了开来，第二天，在地头就有老乡神秘的对我说，电台又播那首老曲了，我笑而不答。但没隔几日，长春下放干部老张很严肃地来找我谈话了，大意是说，那首曲子不健康，你们通过广播播出去不严肃，你是党员要注意影响，以后要避免云云。我也说不出什么，大概那首曲的歌词有男女爱慕之意，便成黄曲了。在极左的年代，无数人因为不经意，触犯了大戒，甚至引来杀身之祸，我等也不敢造次，以后便收敛了许多。
写词谱曲
说起来匪夷所思，苏衡和我在东沟还曾尝试合作谱写过一曲《知青之歌》。
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在1973年夏，上海音乐学院也面向基层，到延边为上海知青开办了一个作曲培训班，以普及音乐，也借此发现一些潜在的人才。上海慰问团把信息通报给了我们，大家便推派苏衡前去参加。其中的细节还有待苏衡撰文回忆。我只记得苏衡回来后转述的一些趣事。当时音乐学院也派了一些老权威前来授课，其中有著名男低音演唱家温可铮，中国罕有男低音，温可铮则是难得的一位，文革前就唱开个人演唱会，电台也时有播出。他来延边授课时，在旅馆房间内练嗓子，服务员慌忙开门察看，因为他们从来没听到过人能发出这么低的音，还以为是牛跑到了房间。
苏衡也参加了一次测试，主考老师让他唱一首歌，他便唱了一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苏衡的嗓子大家还是有数的，结果可想而知。但是他还是学了一些作曲的基本知识，回来兴致勃勃要我先写歌词，他来谱曲。这也是赶鸭子上架的活。我试写了两段，为了像那么回事，还有主歌和副歌。苏衡也运用学来的知识，试谱了曲，但是诚然他所说，谱曲的时候，脑子里冒出的总是别的歌的旋律。最后是否留下了成型的作品，我已不记得了。
图书室
我在东沟文化生活中办得最正经的一件事就是办起了大队的图书室。
村里很多当地青年没有读书的习惯，家中基本无书，有书的人家，互相之间也没有交换读物的习惯。县文化馆后来有个计划，就是把他们的一部分藏书下乡，然后每个季度再换一批书，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到公社去申请了一下，争取做三道的试点单位，后来公社批准了这一要求。
我去和老郎商量了一下。村里有一间民居，大概是哪位孤老的房子归了大队。就把房中的炕扒了，把地平整一下，土墙用白灰刷一遍，再做了了几个书架，摆几张小凳子，一个图书室就建了起来。
谁来管理呢？我想王爱兰是个合适的人选，她白天在东沟小学当老师，晚上照看一下应该不会太累，加上她又比较负责、细心。我和她一谈，她居然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于是图书室就开张了。每周三个晚上，在村中的一间小房间内，亮着明亮的光，一些小青年和学生在灯下静静地翻阅着书，这是知识之灯，在“知识无用论”猖獗的年代，还在倔强地闪着自己的光。
这么写下来，当年东沟的文化生活好像不枯燥，还有不少内容，这样看来，我们还算幸运的，还不是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闭塞山村，还不是生活在文化的沙漠。这要感谢上苍，感谢老郎，也要感谢我们自己在贫苦中的乐观生活态度。
2012.2.2
注：本文地点：吉林省延吉县三道公社东沟大队
（作者薛求知现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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