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求知：集体户的屋
集体户的屋
－－作者：薛求知
我们刚到东沟插队时，大队找不出大房子来整体安置我们22位上海知青，就把我们分散安置。约12位安排在原大队部的东西屋，有8位男生安排在老马家的西屋，还有2位女生安排在老郎家的西屋，这样的格局大概维持了半年。
盖新房
政府给每个知青有300元的住房安置费。大队决定利用这笔钱，队里再贴一些材料、人工，给上海知青盖一排新屋。大队书记郎智林是个有魄力有想法的领导，他亲自挂帅领着一拨人来实施这一工程。
郎书记是这样设计的，这排居所不仅能解决现在的居住问题，还要为将来做打算。将来是什么，小青年们将来还要结婚立新家。屋的北面是一条走廊，东西各有一扇进出的门。朝南是一字排开的十间小屋。每间小屋有2.5米宽2米长的一张炕，一条过烟道连向室外，过烟道上有铁板灶口，可以热热水，炕下地面约有2.5平方米。新式的木窗镶玻璃，每间有一木门。每间户外有一灶台铁锅，这样就有十个灶。走廊中间打一口压水井，另外还砌了一个水泥池子接水。整个设计在1970年代的东北农村绝对是很现代很超前的。集体户的同学听了都很兴奋，大家憧憬着住进新房的日子。
开春后，郎书记领着人就开始施工了。新房位置在道西，老赵家西面，小学校舍的后面。这样学校正好挡住了来自开阔南大地刮来的风，应该算是一块不错的宅地。墙体底部先用大石块砌起半米高，然后支起夹板，里面用土和轧碎的稻草合成混合土敲打起来的，东北叫这 “干打垒”。垒墙的土，则就地取材，就在房前的空地就地挖取。这样房子盖起来后，门前就会留下两个大坑。
墙体起来后，就把事先做好的房架支立起来。这在农村盖房过程中是个关键环节，一般会请亲戚朋友来帮忙，然后大家吃一顿。但集体户盖房是个集体工程，我们那时也是不管不顾的主，所以也就省去了这个环节。只是看到房架立起来了，上面铺上了红色的瓦，房檐则是一块木板，和门窗一样，被漆成了天蓝色。由于房子靠近公路边，又是有一般民居两套那么长，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都是很显眼的。据说这在三道也是最先建起来的知青大宅。
搬家的日子到了，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把行李箱子从老乡家搬到了新房子。新房很漂亮，天蓝色的门窗，铮亮的玻璃，柠黄色的炕，走廊整齐的灶具，有点像当时东北的旅店。把大家高兴得不行，老乡们也络绎不绝地来串门参观。
小单间
民以食为天，吃还是头等大事。在过去半年里，集体户都是合灶吃饭，22人一个伙食，由大队请了老齐头烧饭，人多口杂，大家早已对合伙吃饭厌倦了，搬了新家自然就按郎书记的设计，开始了分伙做饭吃饭了。我当时到供销社买了十盏油灯，定量供应的豆油，加上队里分的油也都分给各位保管。
分灶吃饭，开始时还新鲜，各室烧各室的，烧饭时好不热闹，也有炸油条氽黄豆的，一幅办家家的架势。但好景不长，不久便厌倦了。有时一天三顿变成了两顿，有的不愿做的，到别人房间蹭饭吃，而做饭的房间也心存不满；而有的则从箱子里挖出存货，悄悄地开起小灶，也有不愿做饭，又撑不住的，则干脆到供销社买饼干吃。好在那时已经冬季，不必天天出工，可以捣来捣去，或干脆躺在炕上干靠。
来年开春时，见分灶模式实在是弊多利少，于是集体户开会商量，还是重回合伙模式。由于当时分属两个小队，形式上也是两个集体户，于是两个户分别做饭，这大概有又维持了一年，关于这一段，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已不多。只记得加工粮食还是一起做的，通常没苞米面了，我会在走廊里招呼一声，便上了屋后苞米楼，陆续有些人加入，大家借着月光在苞米楼里搓着苞米粒。然后由轮到值班的两位同学，第二天淘洗晾干，拿到磨坊去加工成苞米面。巨大的苞米面槽就放在走廊里，做饭的同学需要用时就到那里去舀。玉米面有时会消耗得很快，我们也曾怀疑过有人会来偷，因为那时老乡家里缺粮，我们大大咧咧，走廊的门不锁，有时甚至不关，但谁也没真正去设过防。
重合伙
1970年冬，东沟大队的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两个生产队取消，以大队作为核算实体，下面分别以壮年（主要驾驭牛马），青年民兵，和妇女组成三个劳动单位。小队一合，两个集体户同学觉得本来就住在一个屋檐下，干脆也合起来算了。那一阵子， 大家似乎也过了懵懂期，心劲很足，定下原则，男生负责包下全年用的烧柴，女生则轮流做饭。
那年冬天，男生结伙上山打柴，近十个人拖三张爬犁，傍晚拖着载满木柴的爬犁回村，女生们都在村口迎接，并帮着推上从桥头到村口的坡，回家也有热菜热饭等着，真有点男耕女织的农家乐味道。
好景不长，来年开春，雪还未化，我们随民兵劳动大军到头道沟挖沟平地准备在东沟大地第一次试种水稻。下午收工往回走时，突听前方传来信息：集体户着火了，大家一听，心头慌乱，赶紧往回赶。到了集体户，只见房顶的瓦被揭去了三分之一，烧焦的房梁、椽子还在冒着青烟，被老乡从屋里抢出来的箱子和杂品扔满了还积着雪的门前大坑，大家好不心疼。
这屋子暂时住不了了。集体户成员又被重新分到了老乡家里去住，这回更分散了，几位女生挤在在邻居老赵家的西屋。我和万钢、侯龙龙、苏衡则住到薛连军家，和他家老人混住在一间屋，虽然吃饭和他们家一起吃，比在集体户要省心很多。但晚上，老人用的尿罐被屋里的热气一熏，屋里空气十分浑浊难闻。
新古典
春暖花开，郎书记又领着老乡开始了集体户房子的修复工程，痛定思痛，他也觉出了原有设计虽然新潮且人性化，却有不少方面不符合“乡情”。于是乘修复机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改造后的屋恢复了东北乡间民居的传统格局：中间占用原有的两小间，朝南开门，改做厨房；西面占用三间打通，南北大炕，给男生住；东面占用两间，也是南北炕，给女生住；最西头一小间拆了炕，用作集体户的仓库。最东面的两间，砌墙隔开，做了大队的卫生所。
我们又搬回了改造后的集体户的屋，男生的大屋显得很宽敞，使人会联想起三道公社招待所的大通铺，女生的屋则和一般老乡家的屋大小相仿。打破了小单间的墙，睡回了大通铺，无形中打破了隔阂，去掉了隐私，大家就更接近了。大家在炕上盘腿吃饭、打牌、下棋、打闹、 开会学习，亲密无间。我后来写的诗中有一句是很真实的写照：“杂粮醇香合家欢，土屋温暖兄弟恩”。
这期间，户友们不仅勤劳，而且陆续在大队各部门管一些事，也有了一些小小的权力，大家齐心要改善我们的家园。我们利用劳动休息间隙砍了花曲柳条，在下工时扛回来，在集体户周围夹起了杖子，把小学校后面，大队礼堂的旁侧的地都给圈了起来。我们自己请人帮忙打了屋内压水井，把挖井的土石，加上外拉的土石把房前的造房子留下的大坑给填平了，在上面开了一块菜地。 由于上了一些化肥，菜地的蔬菜长得十分茂盛水灵，特别是潘瑞芳精心侍弄的芹菜，长得又粗又嫩，让路过的老乡眼红。我们还养了一头猪，十几只鸡，鸡完全是散养，四处找食，我们也喂一些苞米粒，到了产蛋时分，鸡争先恐后急着入窝。这样我们时不时可吃上炒鸡蛋；杀了猪会腌上一缸肉，遇到重要事项（如请车老板拉柴火），我们也可炒出出几样像样的荤菜，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后来由于招工、上学、外迁，陆陆续续走了不少户友，房子便显得大而冷清了。1973年，由于朝阳川知青的到来。集体户的房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剩下的男生搬到东面的房间，而西面的房间则隔了一小间给王爱兰和潘瑞芳住。由于我当时担任了民兵连长，大队把枪柜搬到了东屋的北炕，真有什么事发生，炕上下来就可取枪；东屋里面套的一间小房间则安放了大队扩音设备，这里又兼作了大队的播音室，早晨用广播招呼大家出工，晚上则播些音乐之类。俨然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多功能厅。
多易主
朝阳川知青来了之后，西面的三间隔给了他们，大队又把山墙打掉，续接盖了两间大房。我们算有了邻居，大家交往不温不火。后来见常有邻居从烟囱处翻跃过来，我们干脆在上面夹了杖子，从此各走各的门，交往少了许多。
2005年我们一行当年的户友重返东沟，自然很关心我们集体户的老屋的命运，可能此屋后来又改造过了，粗粗打量，似乎短了不少。村长介绍说此屋已卖给了薛连容的儿子。物是人非，我们隔着杖子，以此屋为背景照了一张合影以作留念。
2009年，苏衡又回了一趟东沟，来信说，村里花了4万块钱又把集体户的老屋买了回来，并重新进行了修新如旧式的改造，有点名人故居修缮的意思，在房子靠近公路处还竖了一块原木牌子，上书“上海知青集体户”。
集体户住屋的变迁折射出我们在东沟的变化兴衰，点点滴滴回忆起来实在也是令人感慨人间沧桑。
2012年1月25日
注：本文地点：吉林省延吉县三道公社东沟大队
（作者薛求知现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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