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海权：“下乡办学”记事
薛海权：“下乡办学”记事
－－作者：薛海权
近年来由于当年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一代人都已进入老年，这部分人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原因以及大环境的眷顾或“遗弃”大致都找到了人生的最终定位。这部分人有的对那段人生经历充满无限美妙怀念，然而有的人却不堪回首、苦不堪言。不管怎么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深深烙在共和国的历史之中。如今的的人们可能对“知青上山下乡”耳熟能详，但是，对另一种类似的“上山下乡”有多少人了解，不得而知。不知道是否是不具有普片性，还是当年只是个别地方的个别行为的原因，这事很少被人提及，社会影响力显然不如“知青下乡插队”。这个所谓的“上山下乡”就是“到农村去办学”。
1968 年底，遵照“伟大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就在人们用锣鼓和眼泪将“知青”送往农村时，我们这个城市里的三所“文革”前的所谓重点中学接到了一个命令：下放农村办学。其主旨是响应“伟大领袖”，“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和“教育要革命”的号召。我们学校要去的地方是长江中的一个泥沙於成的洲。
1969 年元旦过后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学校两个年级：初一和高一 ( 因为“文革”本应考初中的三届学生统统算作初一生，至于那些高中生为什么没有去农村插队其原因已记不清了 ) 十几个班，加上教师、校工 ( 包括“牛鬼蛇神” ) 一千多号人在下关码头乘船出发了。没有欢送“知青”下乡时的锣鼓喧天和悲悲切切。只是觉得老师们看起来兴高采烈的眼神后面隐含无奈和茫然。船顺流而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船停靠在一个泥滩，一个两根木桩支撑的木板算是码头了。下了船才知道要到驻地，近的还要走上四五里路远的还有七八里路。要知道当时天可是下着鹅毛大雪，而且当时的农村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路，一遇到下雨下雪天其泥泞湿滑可想而知。学生和老师除了身强体壮的人被要求自己背行李外，其他人的行李由驻地农民用架子车帮助运，然而“牛鬼蛇神”们就没有那份待遇了，不管是男是女，也不管年老体弱一律自己背行李。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学校“革委会”的人还安排学生跟着这些“老牛”们。可怜见的，这个地方四面是水，天下着鹅毛大雪，路泥泞湿滑，真不知是怕他们逃跑还是怕他们兴风作浪 ? 看来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是“阶级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他们的“专政”。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颇像托尔斯泰笔下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押往 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景象。
当我们来到目的地，洲里的唯一中学，眼前的 景象却不仅让我们也让校“革委会”领导们傻眼了。这所可能原本就十分简陋的学校由于近三年没有使用如今更是破败不堪，教室的门窗别说玻璃就连门框窗框都已不知去向，在这数九寒天里又如何住人？
面对眼前的景象校领导倒颇有些英雄气概。将师生归拢起来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其内容已无多少印象，个别词句却印象深刻，什么：眼前的情况苦不苦，我也认为很苦，但是，想想当年“红军长征两万五”，想想“世界上包括如今还没有解放的 台湾同胞在内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现在的这点苦算的了什么 ? 同学们你们说是不是 ? 见我们回答不够响亮，他又重复问两遍，虽然还是不能让他满意，但也只能这样了，毕竟他也站在冰天雪地里。
校舍无法住只好另时安排，将就安置在农民家中。不得以只好这家安排十个，那家安排八个。可当时的农民家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床就更不用谈了，只能在老乡家里的泥地上铺些稻草，再铺上我们自己的床单。虽然依然谈不上舒适，但总比住在既无又无门又无窗的教室要好的多。由于厨房也无法正常使用，除了蒸些米饭，菜食根本无从谈起。每天三餐除了酱油汤泡饭还是酱油汤泡饭。这样的生活维持了近一个月，直到那所学校的教室的门窗安装好。可是正经的床铺还是没有，依然是稻麦草铺就的地铺。偌大的教室用缠上稻草的竹竿在中间做个隔断，一边住女生一边住男生。都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在近乎毫无隐私的情况下，又渴望了解异性又羞涩的气氛没日没夜的在仅仅只用一个竹竿和稻草作为隔断的墙间窜梭。
说起来是来农村办学，但是，与其说是上学其实更像是“知青下乡插队”。不同的是“知青”要劳动挣工分，要自己劳动养活自己。而我们与他们不同的是不时的被安排去参加劳动，夏收了去割麦子，秋收了去收稻子，冬小麦播下了去打土坷垃，到头来全是做贡献。一切用度还得依靠家里提供。讲起来是到农村办学，可是真正上课学习的时间能有整个活动时间的三分之一就不错了。
由于我们这些小子经历了那几年在社会上的“磨砺”，身上或多或少沾染上了“痞气”。老师们对我们上课不上课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至于我们的言行举止不论是好是坏除了所谓“政治错误”外几乎全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那个年代尽管我们的年龄不大，身上“匪气、痞气”浓厚，但是，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还是分得清。打架钳毛、偷鸡 x 换糖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就行。但世上的事情真的很难说的清，有些事却让你躲也躲不掉。
我一个同学，闲得无聊在河边闲逛。见一个社员牵着一头水牛遛弯，他突然来了兴趣，非要那个社员让他骑一骑那头牛。那时，我们这帮城里来的小子早就“名声”远扬，那人岂敢不答应乖乖的将牛交给他。谁知没走出多远，那牛看见另一头母水牛，正处在发情期的公牛猛然冲向母牛趴到其身上。它这一冲动不要紧，却将我这位同学重重的摔在地上，造成小臂骨折。原本就是少不更事的孩子的顽皮之举，结果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可怕。学校“革委会”的人不知从哪得到消息，说有人利用这个事件在社会上散布“下乡办学纯属瞎胡闹”。这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可是捅了天的事。在那个“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思维影响下，立即有人想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定是不乏有人借这事反对“伟大领袖”的上山下乡的指示。学校对这位同学的家庭又是查成分又是走访街坊邻居，追查“污蔑下乡办学的出处”。调查的结果，我这位同学家庭三代历史上一清二白，既不是“走资派”更和“地、富、反、坏、右，臭老九”挨不上边，是正宗的“工人阶级”。有“伟大领袖”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头。这位同学幸亏家庭出身好，这事经调查确与他家没有任何关系才没有再在他身上纠缠。试想如果这位同学家里哪怕有一点点问题其结果就不可想象了。可怜我这位同学身体受了这么大的痛苦，精神上还要经受一番惊吓。
那个时期有一些口号在全国上下喊的震天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的尾巴要不得”。上面经常往农村派各种各样的工作组，有传达“伟大领袖”“最高指示”、组织如何进行“文革”的工作组；有检查落实“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组；有抓“投机倒把”工作组。这些工作组无论召集社队干部开小会还是社员大会都会到我们学校来，我们这些学生也常常成了听众。这些工作组的人对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训起话来的口气令我们常常感到“汗毛立正细胞跳”。记得有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组召集社队干部开会，要求他们挨家挨户检查谁家在房前屋后私自种了“违法”的东西，检查谁家多养了鸡鸭。可是这些干部感到为难，毕竟乡里乡亲的，他们找出各种理由想推脱，一会说是大忙时节要组织生产人手不够，一会说他们经常见着有“资本主义苗头”就开批斗会，社员们谁还敢“违反政策”。总之就是想办法推脱，不想干。这让工作组的人大为恼火，当场将那几个社队干部狠狠批判一通。撂下一句话，大意是，你们不干我让学生去查，等查出问题再来批斗你们。他们跟我们学校“革委会”的头儿一商量，头儿满口答应。立即从各班抽调人手跟着工作组挨家挨户检查，这可让我们这帮小子找到了撒欢的机会。一时间村子里鸡飞鸭叫，房前屋后除了自己吃的菜蔬，老乡们私自种的谷物统统被拔了精光，我们有的人逮着鸡鸭当场把脖子扭断。工作组的让我们那些鸡鸭统统拿回学校，说是晚上找个地方埋了。为什么要晚上，说是怕让社员知道了会去挖。谁知到了晚上，我们都睡觉了，却飘来阵阵煮鸡鸭的香气。有几个人偷偷跑到食堂侦查了回来骂道，“他妈的，告诉我们晚上把那些鸡鸭埋了，全他妈埋到他们肚子里去了。”
1969 年长江春汛来的特别早，而且来水又大又凶猛。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将我们转移到栖霞山的栖霞寺去。栖霞寺始建于南齐永明七年，历史上与山东长清的灵岩寺、湖北当阳的玉泉寺、浙江天台的国清寺并称四大丛林。“文革”前有一部电影《古刹钟声》，虽然是反特内容，但那寺庙给我的印象却是既庄重又神秘。可是当我们来到时看到的景象却是一片破败，大殿里的菩萨神像由于两年多前“红卫兵”的打砸，如今已荡然无存，几进大殿空空荡荡。寺庙后面的千佛崖上的摩崖石刻佛像大多也被砸的面目全非。庙里的僧人大多都被遣返回乡，只有两三个实在无家可归的和尚和一群流浪汉。我们的到来便将流浪汉统统撵走了。大殿和过去僧人的住房便成了我们的教室和宿舍。正经的教学依然谈不上，既然没有要求老师们也就对我们放任自流，千佛崖等很多处具有深厚历史痕迹的场所都是我们疯玩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愧疚的很。电影《古刹钟声》里描写国民党特务利用寺庙的暗室，与共产党周旋的情节极大地诱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于是时不时的逼迫着和尚带我们去找那个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暗室。原本就被破坏的千疮百孔寺庙又让我们给增添了不少“伤痕”。
那年的三月和八月，中国和当时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在“珍宝岛”和新疆的“铁列克提”大打出手。“伟大领袖”出于打全面战争的考虑，将历史上朱元璋的幕僚刘基刘伯温劝诫朱元璋的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变通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根据这一“最高指示”，全国上下各级组织、人无论老幼掀起了挖防空洞的热潮。我们学校的领导生怕落后于人，立即动员组织开挖。然而栖霞山岩石为主土很少，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临了“工宣队” ( 那时按照“伟大领袖”“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全国大中小学校都派有“工宣队” ) 的人指定了一个土丘，命令就在那里挖。按照“工宣队”和校领导的指令每个班必须挖一个洞。长度、深度都规定好了，而且必须在指定时间完成。为了完成任务各班分三班轮流进行。这可让我们高兴坏了，既逃避了上课又可以撒丫子玩了。我们的心思都在玩上了，所以进度慢不说而且质量极差。加之有个别教师流露出言语，说在这大山里挖防空洞意义不大。还有人发现那几个和尚每天远远的瞅着我们挖洞的地方，口中不断的念叨：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原来这里是埋葬历代僧人的地方。怪不得挖出不少带骨头的坛坛罐罐。校领导和“工宣队”管不了那么多，为了保证防空洞按时完成决定召开一次批判会以激励我们的干劲。批判会加动员会在原大雄宝殿前的平台召开，台阶上站着原本就有“帽子”如今又散布不恰当言论的老师和那三个和尚。“工宣队”和校领导轮流讲话，先是对那几个人的言行上纲上线加以批判，什么对“伟大领袖”的指示心怀不满就是反革命言行，什么挖防空洞有没有用是一回事，挖不挖，挖的好不好是对“伟大领袖”的态度问题！还有你们几个和尚，挖了你们的祖坟心痛了是不是？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早就该挖掉了。那个“工宣队”的头儿不知是文化不高，还是一时兴起想侮辱那几个和尚，竟然说，和尚为什么不结婚呢？应该结婚嘛！原本严肃的批判会被他这句话打乱了，引得下面一阵窃笑。那几个和尚立马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地念叨：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以现在的角度看可能匪夷所思，然而这都是曾经的历史。
不知是不是遭了天谴，那些“防空洞”在一场豪雨过后几乎全部垮塌。可校领导和“工宣队”还不死心。要不是全民挖防空洞的热潮逐渐退烧，真不知会不会让我们炸山开石。
如今，如果说对于“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每个人的境遇，看问题的角度或者出于政治理念的不同，耶或是出于无法言明的原因而持不同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那么“下乡办学”没有让我们认认真真上过多少学，学到过多少知识，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是无从谈起。以当时我们的种种经历和行为，在我看来所谓“上山下乡去办学”只能被视为一场“闹剧”而被载入史册。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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