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铭记家乡的山·水·人
铭记家乡的山·水·人
－－作者：袁伟时
（一）从山乡看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百年大变，处处、人人都留下变迁的印记。近年与故乡接触较多，心弦一再被触动：这不就是中国变迁的侧影吗？发愿记下，又深感动手晚了，先辈一一离去，许多情况难于弄清了。亡羊补牢，随手记下若干鳞爪，为家乡的过去留下几片枝叶。疏漏之处，留待异日修改补充。
离乡别井65年了。家乡不但给了我永世不变的乡音，也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1931年末来到世间。按照当时的称谓，出生地是广东省兴梅专区兴宁县罗岗区。那时，汕头和周边各县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兴宁成了粤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兴梅专员公署设在这里，管辖兴宁、梅县、平远、蕉岭、五华等县。经济畸形繁荣，与韶关和江西来往频繁，纸醉金迷，商业很发达；纺织和酿酒、造纸、制笔墨等手工业也颇为兴盛。它又是军事中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就设在兴宁县城郊神光山下。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挂帅，兴宁和梅县的地位倒过来了。叶帅的故乡是梅县，梅县就跑到前面去了。即使在梅县，原来公认梅州中学比东山中学办得好，但东中是叶帅的母校，各方大力扶持，自然把梅中抛在后面。地区招牌变换几次，现在叫梅州市，兴宁归其管辖。兴宁长期叫县，几年前也改称市。罗岗则过去叫区，现在叫镇。政治变幻改不了百姓的习惯，依然称为兴宁罗岗。
罗岗是兴宁北部的山区，隔几十里地，就是江西南边的寻乌。
以我家所在的蕉坑村来说，它在区政府所在地罗岗圩旁边，但开门见山，举目是山。山，永远是那么翠绿。笔直高大的杉树，无边无际的松涛，漫山遍野的鲁箕，还有一片一片的油茶、柚子和杜鹃。坐在家里就能听到雉鸡飞鸣；要是正在念高中的蕉村叔在家，往往立即拿起猎枪赶去，我则跟在后面去捡猎物。从大人口中常常听见哪里有老虎、豹子露面；后生们不时上山打野猪、黄猄，常常可以吃到他们的战利品。有一年我还看过一帮人在罗岗圩尾河旁劏老虎，腥味四溢，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围观这难得一见的盛事。家乡人相信戴上颈圈，鬼神摄不走孩子的灵魂。我小时候有一个银颈圈，上面挂着各有寓意的小物件，其中就有一颗虎牙。
这些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山林茂密！蕉坑村有一个地方叫崩岗湾里，显然是山体滑坡的遗痕，我记事时，那里已长满密密麻麻高大的松树、杉树，遍地鲁箕。各间围龙屋或四角楼后面肯定有一片或大或小的风水林。动风水树，神人共愤，没有人敢轻易尝试。当时没有听说过环境保护四个字，实际上人人注意保护环境，难怪家乡如此优美。
最迷人的是水！弯弯曲曲的罗岗河，十多二十米的河面，两岸是连绵的翠竹、芦苇和赤孽花。水车、水碓、陂头点缀其间。蕉坑村前面的罗岗河有两条水陂（水坝），最大的是柳树陂。水陂是用松树为骨干，再用鲁箕草和砂石塞住空隙。松树不怕水，越浸越硬、这样的水坝容易修筑，却不易冲垮。陂头上弯弯曲曲的河道既宽又深，实际是颇具规模的水库。附近的农田因此可以自流灌溉，收成很稳定。只有大旱年景，才用得着脚踏或手摇的水车。陂头的小瀑布下是小水潭，夏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到那边去玩水，一片欢声笑语。
白天，不时有木排、竹排越过陂头，顺流直下，可以到达兴宁县城。罗岗圩屹立在河边，一边是街道，另一边是竖满杉树、绿竹的约十间做竹木生意的树园。每间周边是木片钉出来的樊篱，与河边的柳树相映成趣。
粗壮的麻石嵌出来的坝尾桥，有个突出的桥墩，我喜爱坐在那里发呆，仰望蓝天远山，俯观清流激浪。去白水寨外婆家，或者学校带我们到到雷公岬远足，都可以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此外，去深不见底的柳树陂钓鱼，运气好可以钓到一斤左右的大鱼；有时背着小鱼篓跟着蕉村叔去河里打渔，背回来一两斤鱼并非难事。
家乡是广东省认定的著名古村落之一。先祖父述初公营建善述围是这条古村落的核心建筑。人们谈起客家人的建筑，以为代表作就是围龙屋，其实有另一类型叫四角楼，善述围则是其代表作。灰塑，壁画，刻在石柱上的对联，印象中不比山西阎锡山的故居差。在中门的石柱上刻着两句古诗：“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正是罗岗美景贴切的写照！
农村居民喝的是井水，但圩上居民就在河里挑水喝。倒进缸里后，用尾端挖了一个洞，内藏明矾的竹筒搅几下，让泥沙沉淀。
罗岗的水，也有为祸的时候。1945年夏天吧，大雨加上上游的洪水冲来，大片农田被淹，水浸罗岗圩，好些店铺倒塌，黎汉雄开的罗岗大饭店就倒塌了。最惨的是河边的树园，竹木漂走，房屋夷平；坝尾桥旁第一家树园老板张官麟被水冲走，尸体被冲到下游十几里处。凹下的公路桥被冲毁，多年无法修复。
1991年，阔别44年后第一次回乡，蕉坑村一带的罗岗河成了小溪，罗岗圩旁边的河面漂浮着各色垃圾，几乎成为臭水沟！长排岗上的杉树只有碗口大小。处处都记下历史的深沉和艰辛。
什么时候柳树陂消失，罗岗河成了小溪？集体化后几经折腾，各地林木遭殃，水流慢慢减少，木排、竹排消失。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官员提出要“去弯取直”，增加耕地，改善灌溉。用心良好，辛劳苦干，增加了十多亩耕地，改变了原有生态，罗岗河成了一条小溪，估计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原来的宽广、幽美的状态了。不能怪那些组织“会战”的农村干部，在计划经济笼罩下，他们肩负保障农民生活的重任，当时高官尚且不知环境保护为何物，何况日夜奋战在基层的干部！他们真心相信集体化－－公社化－－学大寨是康庄大道，有谁知道后果如此严重！
至于长排岗上的树木，二十多年来，我多次回乡看到，总是那么稀疏，好像永远长不大。我好奇地询问，承亲友们告知：尽管山地的产权划分到户了，但每户只有一亩左右，那棵树长到差不多了，老是被人偷去，大家就懒得经营了。记得文革期间在干校，奉命帮助周边生产队，也累见好端端的树，没几天准被人斩掉，只剩下树根。集体财产，不要白不要，不是你偷就是我斩！没想到几十年后，流风余韵依然难于消除。
（二）在农耕时代徘徊
20世纪上半叶，美好的自然环境，没有带给罗岗人富裕的生活。
经济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农历2、5、8圩日，周围几十里的乡民挑着各种各样的产品来赴圩，满街都是人。
乡民的产品和千年前没有什么差别：猪，牛，鸡，鸭，糕点，米粉，凉粉，竹木器具、各种粮食，还有松香等等。
唯一算得上现代工业的，是远房堂兄袁伟良办的发电兼碾米的工厂。走近罗岗圩就能听到机器的响声。后来，家父俊森也在圩尾办了一间同样的厂。货物主要靠肩挑和独轮手推车（鸡公车）。人到哪里都靠两个脚。善述围号称富裕，十几家人只有两辆自行车。绝大部分村庄则根本没有。坐轿的也一年难见一回。除了猪要两个人扛，柴、粮食、竹子、木材……都靠肩挑。逢圩日，公路上连绵不断的是人肩上绑成的三角架的竹子或杉树。平日，头上绑着水布，肩挑盐箩的江西老表，十来人一队排成单行，步伐明快、整齐，北上罗浮回赣南。汽车主要用于货运，没有专门的客车，货车司机后面有一列“二隔”可以挤上四五个人。公路已经通到罗浮，但到那里的汽车很少。汽车主要往县城方向开，由于路段垄断，罗岗的车通常开到合水，再转车到龙田或兴宁县城。家父就办了一家汽车运输公司，有三四部货车行走罗岗－－合水线。
竹木水上放排；车站中堆满一大包一大包的米。在熙熙攘攘的店面中，困苦随处可见。那时家父在街上开了一间南华号杂货铺，卖油盐米醋糕点之类。经常有农民拿着几个铜板，来买一勺即1%升米！当时量米筒最小的是合（十分之一升），伙计只能随手拿一把米放入一个圆锥形的纸角中给他。站在旁边的我，内心为之一缩；这一勺米，煮粥也是很稀啊！他们显然以吃番薯等杂粮为主，白粥、米饭难得一见。
最悲惨的是冻饿而死。本地人没有听说饿死的，乞讨的“叫化”多是外地人。未成年的我，最怕看死尸。可是，冬天早上上学，快到罗岗圩的时候，挨近一处水碓有间浅窄的土地庙，常常见到禾杆草遮盖下有双僵直的脚伸出到路边，我赶快走过，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看一眼。据当时住在街上的黎念广同学说，在她家饭店附近的店门口，早上也经常有冻死的尸体。
抗日战争，潮汕沦陷，大量潮汕人逃难到兴宁。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潮汕人北上，到江西去寻求活路。谁家愿给一两斗大米，他们就把十来岁的小姑娘留下，一步一回头，含泪离去。
与薄弱的经济相匹配是卫生和医疗条件很差。农村喝井水，罗岗圩乃至兴宁县城都是到河里挑水吃，挑回来后倒进缸里，拿起一根底部开个洞放着明矾的竹竿，在水缸里搅几下，让杂质沉淀。
当时农村最流行的疾病是疥疮、痢疾、疟疾、肺结核。那时还没有链霉素，染上后者，几乎必死无疑。我有两个堂哥就死于肺结核。当时整个家族约100人，算是比较富裕的，比例居然高达2%。儿童的死亡率很高，我有两个弟弟夭折，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当时有句骂人的话：粪箕撅的！夭折的孩子连棺材都没有，放进粪箕中，拿到山岗上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将粪箕也撅在上面，旁边放着碗筷，让小阴魂找饭吃吧。小孩拉屎拉出一条长长的蛔虫，几乎是人人都有的经历。
街上有几间中药铺，有中医坐堂或出诊。中医穿中装，手上拿着一把折扇，来回都安步当車，显得特别斯文。到我家出诊，开完药方后，蕉青叔送上诊金，他必然摇摇右手，表示不要给啦，左手却接过来，慢慢离去。儿时感到很奇怪，想笑又不敢笑。现在看来，这就是“儒医”范，也是好些儒者的自然风范吧。有两间卖西药的，醒群大药房和耀明药房。老板彭醒群和陈耀明行医兼卖药。他们是另一种派头，头戴当时流行的“通帽”（越南至今仍挺时髦），脚蹬自行车，行动迅速。开得最多的药是阿司匹林和大健皇（奎宁丸）。给孩子印象最深的是“鹧鸪菜”（驱蛔灵），味道不错。此外，民间也施药。我祖母的痢疾药就很有名，周围几十里都有人来要。据蕉美满姑回忆，她经常随祖母入山采药；主药是五指草，配上蘿网藤、乌脚魯箕、凤尾草；晒干后，磨成粉，按一般煎中药的方法煎食。祖母的储藏室中有两个很大的缸，下放石灰，一个上面放着一包包的药，另一个放着令我们嘴馋的糖果等食物，都用缸盖盖好，可以保存很久。
罗岗墟上一间旧祠堂里有家政府办的卫生院，唯一印象是他们的护士到二中（罗岗中学）给我们打过一次防疫针。
最旺的要算卖布兼缝衣的布匹店，其中铺面最宽的是维新社。做件新衣服，对哪一家都是大事。妇女们经常的劳作是一针一针纳鞋底，做布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广州等地出产的胶鞋才在鹏兴隆等商铺中出售。有两处卖鸦片的，门口贴着“谈话处”几个大字，透过门帘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躺着吸鸦片的人。还有分散在农村各处卖鸦片的。蕉坑村公路旁的玉树山房的裕牯，就卖凉粉兼卖鸦片。抽大烟的人比例很低，整条蕉坑村不下四五百人，恐怕连1%都不到。赌博、卖淫亦稀少。没有公开的赌馆、妓馆，偷偷摸摸干的，都被人指摘。同班一位姓巫的同学，据说他妈妈卖淫，同学们老笑他背钱袋的，气得他说要打人，但没一次敢打。我一个过继来给早逝的伯父传宗接代的哥哥，因为染上赌博恶习，屡教不改，被我父亲赶出了家门，不知所终。
60多年过去了，家乡依然停留在农耕时代。2010年，罗岗镇71853人，非农业人口仅5128人。官方估计全镇人均年收入4000元，不过，农业人口真正留在家乡的不多，到外地打工或经商的估计有一半。这一年财政收入512万。镇上的干部，每月工资两千多。
（三）穷困的根源和出路
要是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总是回答：“广东兴宁”。尽管兴宁早已划归梅州市管辖，我不会说自己是梅州人。梅州，对我说来，太大了；除兴宁外，没什么印象。
地处广东东北角的兴宁也不小，2105平方公里，比香港还大一点。公元331年（晋朝）就设县了，11世纪（宋代）以后，县境便基本稳定。1994年，招牌换记，叫做兴宁市了，在我眼中，它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县。1934年人口已达47万，1949年末人口48万。1949年已有工业、手工业从业人员11.35万人，1978年企业职工则仅有2.74万人；两者统计口径可能不一样，但也可以看出工业凋零的状况。2010年人口113万，其中农业人口90万人，占80%。2010年一般预算收入2.82亿元，财政支出则达18.21亿元，吃的是“转移支付”的补贴饭。当个科长，一个月收入二三千元；典型的穷县。
我家所在的罗岗镇更是穷困的农业地区。1945年人口25000人，圩上约有商铺100间，其中手工业24户，1948年还倒闭了一半。此外，各村还有一些手艺人。现有人口72000人，本地非农业人口仅有5128人；直至2010年工业总产值只有区区7280万元。其余人口估计有一半去了外地上学或工作。
这几年时兴讲“民国范”，说的大都是大城市中上层的生活。农村怎么样？小说，特别是土改小说看多了，留给人们的是阶级矛盾尖锐，贫苦农民缺衣少食乃至饿死的悲惨景象。
家乡的社会生活似乎平淡得多。30多姓人聚居在这里，没有听说过大姓欺负小姓等暴行。最大的刘、袁两姓相处良好，通婚的很多。先祖父述初公与先外祖父鸿山公是袁刘两姓影响最大的富翁和家族，来来往往，没有任何芥蒂。
不要以为有钱的地主，就餐餐大鱼大肉，花天酒地。以我们家来说，按照家乡的习惯，起床后大人到田间劳动两小时左右，然后回家“吃朝”，通常吃粥，有点咸菜。中午“吃昼”，干饭加各种青菜。天黑以后“吃夜”，是干是稀，得看年成。各种节庆特别是过年，肯定有肉吃。年二十八，祖父的“公尝”就分猪肉了。先祖父14个儿子，每房可分12斤肉，那是一间店铺出租给打铁师傅一年的租金；另外，每个男丁可以分一份肉（好像是5斤），由轮值管“公尝”那一家提供；祭祖的物品，自然也在“公尝”中开销。比较富裕的家庭，自己还杀一条猪。这些猪肉除春节吃掉的，都做成腊肉、腊肠，成为整年肉食的主要来源。农忙季节要请一两个上下屋的男劳动力做犁田、扒田、打禾等重活，晚上肯定吃饭，还有肉吃，同一张桌，一道吃。
不时有人上门讨饭，站在门口唱叫化歌，给点米或饭，他们就离开了。
女人不分老少都穿传统的大襟衫，男穿唐装和长衫，多数是蓝黑灰色，什么阴丹士林、大成蓝等等。穿中山装的多半是做官或教书的。穿得破烂，冻饿而死在街头、破庙的不时可见。多数人穿布鞋，妇女们的经常工作是纳鞋底、做鞋。孩子们到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参加童子军，穿童子军服，每人一条木棍。除了操练外，要学野外生活常识：搭帐篷，结绳，分辨方向，找野生食物等等，挺好玩的。不过，念小学时大家喜欢赤脚上学，不小心，踢到石头，脚趾血淋淋的，是人人都有的经验。
一提到客家人的住，人们会立即想到围龙屋。不过，我所在的自然村－－蕉坑，除一间围龙屋外，都是四角楼，那是另一类型的客家建筑，值得另行撰文介绍。
蕉坑村，几百人，据说是1568年迁入的。令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同一祖宗的后裔，会分化成不同阶级？可惜，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太迟，父辈先后离开，材料很难收集了。不过， 就现在看到的零星材料来说，也是蛮有趣的。
先祖父号称当地首富，有十四个儿子。三位是清代的监生，估计是捐来的；两位秀才。这五位受传统教育的，只有一位伯父在1925年短暂做过广东龙川县的县长，全都老死乡间，默默无闻。受新式教育的有三位：一位留学日本，学陶瓷制造，抗日战争爆发后很长时间留在家乡，无所事事；另两位毕业于国内大学，对发展中国的橡胶工业有较大贡献。祖父的财产按照中国传统给儿子平分后，每一家都不会太富裕。第三位祖母生了包括家父在内的五个儿子（一个早殇），六个女儿，祖父逝世时，四个小儿子和一个满姑，年纪都还小，经济状况就很不好。于是，家父16岁便到圩上经商，加上卖掉部分田产，支持一位伯父念完大学。后来生意做到县城和韶关、汕头等地，不但田赎回来了，还成为他那一辈中经济最宽裕的；供给最小的叔叔－－蕉村念大学，满姑－－蕉美念到高中毕业，我到广州念中学，经济都不成问题了。
抗日战争后期，有个晚上闲来没事，我和一个年纪比我略大的侄子掐着手指计算，祖父名下的男丁已近100。各家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第三、第四代分化更非常明显。两位因肺结核病死，三个念完大学（加上父辈共五位；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念大学的不计在内）；三位无钱读书去当了国民党兵，其中一位后来成了军官；一位因家里经济窘迫到上海投奔树森伯，当了工人。土改时有几户划为中农，两户是贫农。一户贫农，丈夫弱智，我们见他经常口中念念有词，晒晒太阳，分得的田产卖掉不少。一位是过继给第八位伯父的，土改队发动他起来控诉伯父，也划为贫农。
土改中第一任农会会长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没有职业，祖传的几亩田卖掉了。在土改的准备阶段－－退租退押时迫使有钱人交出金饰和金银。蕉坑村有一位做生意的，当通货膨胀来临之际，买了16两黄金，也被迫交出。这些黄金不少被这位堂兄中饱私囊，后来查出抓去劳改了。
从我这个家族看，外出经商或念书的生活比较富裕；困守乡村的，土地越分越小，必然走入困境。这在客家地区带有普遍性。分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动荡，工商业发展很慢。
20世纪上半叶的广东客家地区，兴宁以商业和小手工业著称，梅县则以教育发达为人称誉。兴宁县城附近的织布、笔墨、造纸、制酒等业很发达，但企业规模不大。僻处北边的罗岗没有什么成气候的手工业品。除了守着几块田，劳动力的出路非常有限。
穷人主要靠给别人挑担，挑米，挑盐或其他农产品。有点本钱的做小贩。
家庭比较富裕的则到广州、上海、北京和日本等地读书。20世纪第一个十年，全国出现赴日留学热潮。这股风吹到罗岗则是民国建立以后的事了。曾祖父玉堂公的孙辈，就有筱云伯留学日本学化学，展泉伯留学日本学陶瓷。外公家出国留学的更多：二舅刘洪若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六舅定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泮星表哥也是留日归来的。
走出去的罗岗人，在好些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人文学术研究最有成就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的先师黎昔非先生。他的《诗经》研究及其他文史研究尽管只剩下零星文章，其功力的深厚和独到的眼光至今仍令许多学者钦佩。30年代，他肩负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的社务，使这份当时影响最大的时政刊物得以正常运转，功劳巨大。抗战时期，他在二中执教，我是深受教益的学生之一。他批改作文非常严格，除了文字本身的训练，还有一条规矩：不懂的东西不准乱写。有一次作文，记不起什么原因，我居然胆大妄为评论起王阳明来。黎老师当面对我说：“这些内容你不懂，不要乱写。”尽管还是从宽给了我80分，但使我终身记住：只写自己知道的东西。
1940年－1946年7月，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司令香翰屏）驻扎在兴宁神光山下，负责保卫粤东地区。少将参谋长是六舅刘定藩。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裁撤杂牌军，六舅回家了，带了一条狗和一部留声机，表明他的清廉。先伯父袁树森毕业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全国第二大的橡胶企业－－正泰橡胶股份公司的襄理，至今仍名气很大的回力牌球鞋是他的一大业绩；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是胶鞋国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先叔父蕉村，是炭黑专家，50年代因打破外国技术封锁的成绩，受到轻工业部奖励；70年代上海冀图秘密仿制波音客机，他负责炭黑部分；他也是炭黑国家标准制定的参与者。
只有发展工商业和走出去学习，才是改变贫困的正道，这就是回顾家乡情况的感受。
（四）读书与意识形态钳制
要入小学了。母亲一早起来就忙开了，准备了一顿特别的早餐：除了腊肉等等以外，还有有很多葱和蒜。母亲说，吃了葱聪明，吃了蒜会算。孩子入学对一个母亲说来显然是大事，在她心目中，读书是好事，至于儿子将来要成为怎样的人，是非常模糊的。那年头，男女不平等。外公鸿山公是家乡刘姓的首富，十个舅父都受过良好教育，但母亲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在她生的三男两女中，祥英姐初中没有读完，三娣妹则没有读过书。母亲的祝愿在我身上，肯定部分落空了，毕生既不聪明，数学也不高明。
那时，小学分初小（1－4年级）和高小（五六年级）。初小叫光华学堂，走十分钟田间小路就到了。光华学堂是先祖父于1920年创办的，最初叫启贤学堂，与曾祖父玉堂公所建启贤楼同名，传统气味十足。这个校名直至1926年没有改变。我1936年入学的时候已易名为光华学堂。当时，很多地方的学校或其他公共建筑，都命名为光华；这是国民党的民族复兴梦的倒影。在此之前，述初公于1906年在家乡最中心的圩镇上创办了新民学堂，距离梁启超提出“新民”概念仅四年。思想的威力可谓无远弗届。
入学要交学费。光华学堂的学费是一个学期一斗米；新民学堂和初中是一箩谷（60市斤）。不过，先祖父的子孙都不用交。原因是述初公“丙午（1906年）倡办新民小学校，捐租二十余石。庚申（1920年）创办启贤小学校，又拨尝租八十余石。”（《袁氏族谱》1930年代版，列传第六叶）以此为基金，惠及子孙了。其他少年儿童就没有那么幸运。小学和初中同班同学黎念广回忆：因为交不起学费，她初中毕业后读不了高中，只好报考不收学费的师范。考取后，吃饭靠同班密友曾惠粦向家里多拿一些米。第二学期，惠粦家里不肯了，她便辍学了。
老师发工资也是发粮食。念广的爸爸做中学教师，一个月一担谷（120斤）。这可能是偏低的。他经常失业，饥不择食，待遇估计高不了。学费和工资都用实物计算，初期可能是市场经济不够发达造成的；仍在温饱线上挣扎，粮食是最可靠的物资。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变为抵抗通货膨胀的方法了。1947年我到广州念高中时，广州乃至广东沿海一带对抗通胀的通行办法是用港币。私立学校收学费、发工资都以港币计算。公立学校的教师可惨了，拿到工资必须立即到街上去换港币，迟去一刻，可能亏了一大截。街上很多换港币的摊档，通常是一张小书桌加一张椅子摆在街边，按市价立即兑换。广州市民称之为“剃刀门楣”，购进卖出都要狠狠刮你一下。
光华学堂最后一进普通人家设立祖宗牌位的神龛上有个孔子牌位。我们入学第一天集体拜孔，恭恭敬敬三鞠躬。那时是国民党统治时代，尚且不兴跪拜，当下那些国教派带领儿童在孔子像前三跪九叩，这样的表演，实在不敢恭维。我在兴宁县立一中读初中一年级。校本部是原来的兴宁学宫，大成殿上画着孔子像，但从未举行向孔子致敬的仪式。校本部很多房子给日本侵略者炸坏了，初中部的学生上课是在北门外的一座围龙屋－－陈祥吉，更谈不到拜孔了。
国民党在学校中搞意识形态灌输。星期一早上第一节课，全校集中，开“总理（孙中山）纪念周”，仪式上必有的是跟着老师读《总理遗嘱》，唱“国歌”，然后学校负责人或老师“训话”。所谓“国歌”，实际是国民党党歌，开头一句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这首歌不好听，歌词是文言，小学生肯定不懂，大部分初中生恐怕也不知它说的是什么。
令人反感和厌烦的事足有一箩筐。
一是任何时候有人提到“总理”或“委员长（蒋介石）”，站着的必须立正，坐着的则立即要两脚并拢，腰板挺直，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喊“中国国民党万岁！”“蒋委员长万岁！”是开大会必不可少的。
二是在一中，星期天必须乖乖地抄一段《三民主义》，星期一回到学校要交给老师检查。
三是在各校设立“训导主任”或“训育主任”，人人都知道这位主任必然是党棍。责任是按国民党的标准，训导学生思想走正路，不走邪路。
不过，许多学校都设法抵制。通常的做法是不设训育处，教务主任改为教导主任，集两职于一身。兴宁一中有训育主任，二中则只有教导主任。广州的南海中学也只有教导处，主任是郭尓悫老师，是广州中学数学教学四大天王之一。数学教学效果特别好，50年代是广东省的劳动模范。那些党话，他是不讲的。南海中学校长是曾镜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广东文理学院教授，南海县参议会议长。不过，他是严格办学的校长、认真教学的老师，绝非热衷在官场上走动的政客，我们的世界史课就是他教的，用的是英文课本。他曾经是三青团广东省支团干事会成员，但在学校中绝对禁止国民党和三青团活动。至于在中山大学，三青团和国民党更是臭不堪闻，经常成为学生和老师揶揄的对象，甚至包围他们的办公处所，高喊“三青团滚出学校”！“国民党滚出学校”！
近年出现民国课本出版热，网上对民国公民教育交口称赞。我老是问自己，我怎么没有留下这样的记忆呢？一位长期在日本和香港工作的华人教授打电话问我：“我买到现在重印的民国课本没注明初版时间 ，你知道初版时间吗？”民国时期没有统一教材，出版商各自出版自己的教材，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后来在网上查找，才知道公民教育的最好时光在北洋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使是最好的公民课本，也塞进了国民党的私货。我是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长大的，不能说学校完全没有进行公民教育。记得在新民学堂念高小，要进行班会选举。班长袁应伟叫我草拟一个班会章程和选举办法，我写得得心应手，很快就交稿了。有关知识是从课本中来，还是课外阅读的收获，已无法分清。
重要的是看实际。我们这一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捱过来的80后，在不知不觉中吞下不少党国毒药。
我所在的偏僻山乡，在县城念高中的隔不知多少代的堂哥袁祥麟暑假回来，为宣传抗日，常常独自扛着梯子和黑色颜料，利用公路旁的空白墙壁，画上穿军装的蒋介石像，下面写的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蒋委员长万岁！”我站在旁边看，挺佩服他几笔就把大盖帽画出来了。当时绝对不会问：至上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啊？此外，他和蕉村叔每逢寒暑假，义务为失学儿童在光华学堂办补习班，显示了他们服务社会的热忱。每天我按祖母的吩咐，提着竹篮为他们送午饭。顺便说说，进入20世纪下半叶，“出身不好”的祥麟哥被生产队派去看羊，不慎惹来山火，被捉去坐牢，放出来后与草木同腐，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当时高中毕业生就算知识分子了。祥麟哥教教小学，能力是绰绰有余的；未能用其所长，在处处讲阶级、讲血统的岁月，出身是原罪，在乡村更是救赎无门！
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不知怎样来的意识形态恐惧。中小学同学聚会，一位同学说，当年有人给她看蒋光慈的《鸭绿江上》，跟我说了。我提醒她：看这些书被查到，要坐牢的。初中开始就揣着这样的恐惧过活，党国真能啊！办得好的中学抵制来自官方和民间思想角斗的丹方是把功课抓得很紧，要学生目不斜视，一心只求100分。1949年在广州南海中学，3月12日（星期六）植树节（一说是1948年的五一），全班同学决定去黄埔军校旧址玩。3月11日（星期五）班长何锡良向学校报告，校方同意了，第二天我们到了公共汽车站，又传来消息，说学校不同意了。同学们说还是去吧。黄埔军校虽然只留下一些荒凉的旧校舍，大家还是玩得很开心。星期一上午第三四节课，照例全校集合，在大礼堂举行纪念周。不料，曾校长在会上严厉批评，说“现在是戡乱建国时期”，不能随意集体行动！刚好教我们语文的傅崇光老师（前清举人）教反切，曾专门举“戡”字为例，傅老师的发音很好玩，不少调皮同学经常拿来开玩笑。（删：刚好）曾校长的发音方言味较重，班上的同学都忍不住笑起来了。这下火上加油了！更严厉谴责：“这件事可大可小！”上数学课、英语课，老师也一一批评同学们胆大妄为。结果不大不小，全班同学每人记小过一次，班长记大过。班长和他的弟弟何锡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下一学期双双丢掉了奖学金。比起众所周知的劫难，这件事实在微不足道。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世道历来要的是循规蹈矩、俯首帖耳的乖孩子！
我碰到的老师都非常敬业，并按照当时的环境一心指引我们趋利避害，生怕我们出事。他们中的多数似乎不了解，不让孩子们抒发天性的钳制和高压，带来的是表面的顺从和深远的平庸，也催生少数人的极端。幸好许多教师还根据自己的信念育人，在我们心田种下正直、诚信等种苗。这些教育与党国无关，是他们基于教师天职的行动。
至今历历在目的一件事：有一天下课后，光华小学的校长袁祥文先生，在学校第二进的大厅里召集学生听他讲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有个长工多嘴多舌，总爱在雇主招呼客人时插话。雇主于是下令：客人来了，不准插话，不听就解雇。几天后，又有客人来访，坐下不久，便争论世上什么叶子最大，两人各有主张，互不相让。突然长工扛着铺盖卷闯进来，大声说：“最大是芭蕉叶！”然后扬长而去。
这位长工不惜代价有话直说的形象伴随我一生，永远无法忘记。嘴巴一要吃饭，二要说话。在扭曲了的社会，假话连篇会活得非常滋润；讲真话往往困厄一生；但真实的声音是任何力量都封禁不了的。我想，祥文先生（家乡人人都这样称呼他，显示村民对知识的尊重）就是想让他的学生记住：不管利钝，要正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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