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征：后人难以想象的经历（上）
后人难以想象的经历（上）
（一）
翟格用自行车载着妹妹，拼命蹬。他气喘吁吁，汗水流进眼睛，也顾不上擦，只想着赶快把父亲抢出来。
他父亲的名字跟他的相像，或者说，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跟自己的相像，叫翟克。翟克1933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留在学校当助教，出过厚厚一本《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后来成为农业经济系教授、系主任。
1952年，政府学着苏联的样子，搞院系调整，把翟克弄到湖南大学，接着又弄去中央财经学院、山西大学。1959年，广州办中南林学院，又把他请回来。
林学院在白云山边上，当时是广州的远郊。
夜深了，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天气闷热，翟格骑了四五十分钟车，衬衫让汗水湿透了，贴在身上。远远望到林学院的大门，他的心砰砰乱跳。
“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省里定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翟克榜上有名。
这场运动里，中南林学院的学生特别冲，在广州家喻户晓。那天下午，翟教授被揪到市中心的永汉路和大南路游街。当时正是盛夏，他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脖子上挂着重重的木牌，顶着毒辣的太阳，让年轻人又踢又打。
翟格兄妹没法忍受。父亲五十九了，这样下去，不死也残。
晚上，他们耐着性子，等到十一点半，就推出自行车，像两只疯狂的小兽，冲向林学院。
（二）
当时还没有打派仗，学生们不觉得有威胁。教学大楼居然没有人站岗。
翟格叫妹妹在门口把风，自己轻手轻脚摸到楼上。他顺着走廊找。课早就不上了，多数教室都是空的，桌子板凳扔得乱七八糟。接着他看到一些教室里住着学生。那些年轻人折腾了一天，个个睡得呼呼响。后面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屋子。
翟格走进去。并在一起的桌子上躺着五六个人。这些挨整的教授和学校官员心事重重，都睡不着，用惊惶的眼睛望着他。其实教室没上锁，学生看得不很严，他们大可以逃跑。多年的高压使挨整的人不但失去了反抗的胆量，甚至失去了逃生的本能。
翟格找到爸爸。他把一只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别作声，另一只手把父亲扶起来。
俩人小心翼翼地往外走。出了大楼，翟格让妹妹坐在自行车的前杠，父亲坐在后架。他跨上车座，左脚在地上撑了几下，就拼命蹬起来。
校园里空荡荡，他们没碰到一个人。
回头这一程，翟格觉得累了。但他不敢放松。三个人一辆自行车，很显眼，而且很容易被追上。他用尽所有力气，心里不断对自己喊：“快，快，快！”
整件事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
翟格将爸爸藏在一个老同学家里，后来又转移过两次。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躲避只能一时。到当局着手恢复秩序的时候，翟克教授自己回林学院投案，随即被赶到农村干校，留住了一条老命。
（三）
翟格1962年高中毕业，进广东文史馆老学人办的夜学院，在英语专业读书。过了两年，广州文史夜学院办不下去，解散了。翟格先在街道服务社干杂活，然后到广州氧化铁厂当合同工。
“文化革命”在学校闹起来以后，工厂受影响。工人跟着学生分成两派。
翟格的老爸是“反动学术权威”。工作组领导的革命派打压翟格，所以他成了对立的造反派，还当上小头目。两派傻乎乎地斗来斗去，发动“革命”的人渔翁得利，搞掉对手，接着着手稳定自己的统治。
1967年底，工厂里掌权的将翟格当反动分子抓起来，开大会小会批斗。这回轮到他挨拳打脚踢了。关了两三个月，他被放出来。
后来党政机关和工商企业不断“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秋天，工厂要把翟格踢回梅县老家。
梅县在广东的东北部。翟格要求去东南部的惠阳。他说女朋友在马安公社，要跟她在一起。领导想，反正是下乡，惠阳就惠阳吧，给他的报告盖了章。
那时候的宣传说，国外人民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盼望咱们去解放。广东挨着香港和澳门，好多家庭在那里有亲戚。外头是怎么回事，广东人心里有数。所以，从五十年代开始，一旦这头情况太糟，广东人就往那边跑。
政治运动闹得乱哄哄。从1969年开始，偷渡香港的人明显增加。“督卒”成了广州话里的流行讲法。这是借象棋里卒子过河，比喻游泳去香港。
经过“文革”头几年的狂热和变故，翟格心里已经一清二楚：这样下去绝对没有希望。他不肯北上，闹着要南下，就因为惠阳靠近香港。
当时许多满怀失望的广州青年都在谈论“督卒”偷渡，互称“卒友”。还有人翻印了边界一带的地图。离开广州之前，翟格经常上茶馆听人讲“督卒”的门道，花两块钱买了张号称是日本鬼子留下的军用地图，上面画着边境一带的山岭、河溪和主要道路。
（资料图：1955年台风之后，香港市民为逃港者送粥。）
（四）
把青年学生赶到农村，一年累到头，还养不活自己，要城里的父母补贴，这是很荒唐的做法。马安公社的知识青年，一百个里有九十八个准备逃港，常年下地干活的，顶多只有一两位。
翟格到惠东，大部分时间是跟女朋友爬山游泳。“卒友”们管这叫“操兵”。不久，一对广州来的兄弟也跟他们一块练。
大清早，四个人一出村子，就扯开嗓门唱：“愉快定眼望远方，碧水茫茫。一片轻波没风浪，楼宇密佈在四方。Hong Kong，Hong Kong，真美丽，心向往！”
当时每个广东知青都会唱好多这样的歌。香港绝对没有歌词讲的那么好。但在艰难的日子里，那些歌曲给年轻人一点幻想，使他们不至于完全绝望。
但“操兵”是准备拼死逃命，不是闹着玩。到傍晚，翟格他们从急流游到岸边，或者从悬崖回到山下，几乎没有力气走回村子。
有时狂风暴雨，打得眼睛睁不开，四个人会在河里一起唱：“做知青，哪里有希望，就要奋起奔前方……做知青，要努力，学游泳！遥望世界那一边，灯火撩人乱……曙光迟早会出现，青山背后，跨过浪头K城见！”
密集的雨水直接把歌声冲进河里，周围没有半点回响。但他们不肯停下来。闪电刺眼，雷声震耳，他们还在拼命唱。
1971年7月，他们“起锚”了。
（五）
那天大家去赶集，在粤语里叫“趁墟”，熙熙攘攘，上路不容易被发现。
四个知青用自行车把他们载到虾沖。他们给每个帮忙的朋友十五块钱，另外约定，如果跑成了，自行车就送给那些弟兄。当时自行车跟现在的汽车差不多值钱。
虾沖已经挺靠边界，再走四天就能下海。他们当然不能在公路上大摇大摆，一下自行车就钻进山林。操了接近一年兵，爬山不算大事。但晚上很黑，攀山崖，下陡坡，穿过树丛竹林，比白天艰难得多。
第二天半夜，他们被一大片稠密的灌木包围了，小树的枝桠纵横交错，混乱的野藤纠缠不清。翟格的女友按着手电筒，四个人挣扎了很久才杀出重围。
他们站在那里喘气，然后往前走，过了没多久，突然之间，几道强光把他们的眼睛照得什么都看不见，七八个民兵大吼：“站住！”
翟格女朋友的手电筒把他们出卖了。
民兵是有枪的，四个可怜虫立在那里不敢动。
（六）
他们被押到惠阳收容站。
那时知青没有别的路可走，“督卒”偷渡的特别多。翟格他们被塞进一间大屋子，一百多平方，竟然关了两百多号人。大家缩着腿坐在水泥地上，白天晚上都一样， 根本没地方躺下睡觉。
每天早上放一次风。“卒友”们老是缩成一团，几乎连路都不会走。整个收容站有五六个那样的大房，恐怕关了上千人。
最要命的是肚子问题。一天吃两顿，每餐只有二两米饭。“卒友”个个十几二十几岁，正是最能吃的年纪，全都饿得眼珠子发绿。
一天下午，房门咔哒咔哒地开了锁，收容站的人在那里喊：“死人了。谁去抬，多开一餐饭。”
全屋人都举起手，个个争着去抬死尸。翟格和另外几个不但举手，还蹦地站起来，所以他被选上了。
三个民兵手执步枪盯着。两个“卒友”将硬梆梆的尸体搬上担架，扛到收容站后头的山坡，刨个坑埋掉，回头多吃了二两米饭。
大屋里每天念语录。那是应付差事，根本不入脑。最实际的是“卒友”们交流经验，一块分析失败的教训。
进一回收容站胜过学一轮补习班。
翟格现在已经年过七十，他说，那些古古怪怪的经历要是不记下来，以后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转自《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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