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征：后人难以想象的经历（下）
后人难以想象的经历(上)
（一）
关收容站不是蹲大狱，没有期限。一个地方偷渡的“卒友”凑够人数，就成批送走。
翟格他们关了七八天，马安有十几个“卒友”落网。于是收容站叫公社武装部来领人。回马安的路上，翟格对女朋友说：“咱们还算走运。如果不是旺季，或者一个地方的卒友不踊跃，关进收容站的家伙就在那里瘪了。”
公社干部把他们弄回去，臭骂了几句，就让他们自己回生产队。逃港的知青太多，公社的官员早就麻木了。
败兵们垂头丧气地往外走，刚到公社大楼门口，一大帮新老“卒友”迎上来，把他们吓了一跳。原来各大队的知青听到风声，早就在这里等着迎接。大家都知道，从收容站放出来的全是饿鬼。没有“起锚”的卒友已经凑好钱，带他们去饭店补一补。四辆自行车也骑来了，物归原主。
于是难兄难弟们互道珍重，跟着自己大队的知青直奔镇上的小饭馆。
翟格原来体重一百二十多，路过一个粮店，站上摆在门口的磅秤，足足短了二十斤。
在饭店，他们四个怎么吃都觉得不饱。一位卒友讲，听说饿久了不要吃得太猛，会水肿。
翟格没在意，心里想，吃不饱才水肿呢。1959年以后经济困难见多了。
谁知他大吃了两天，身上真的肿起来，用手指一摁，窝下去就弹不回来。
（二）
被逮着一次不算事，逃了七八回的大有人在。
翟格他们觉得自己火候不够，更加拼命“操兵”。寒冬腊月，四个人在河里冻得直打哆嗦；三伏盛夏，他们身上的皮蜕了一层又一层。
这样的劳累几乎不值一提，不知多少卒友摔下悬崖，或者让民兵开枪打中，被边防军的狼狗咬伤，叫海里的鲨鱼咬死，被大浪吞没。但“督卒”逃跑的知青越来越多，当局对卒友越堵越严。
1971年，拦截偷渡的防线在澳头，第二年向北推到永湖。警察还在广州的车站和码头抓人，看见可疑的青年就搜，找到下海游泳的东西，就把人送进收容站。
于是，靠近边界的知青又多了一桩差事：帮路途远的卒友准备物资，省得他们一上路就被逮住，出师未成关局子。帮人准备偷渡物资在粤语里叫“扔堆”，大概是帮人扎堆逃跑的意思。
装备是标准的：一个铝制的绿水壶、一双帆布解放鞋、一个帆布背包，里头是够吃十多天的花生油炒面粉。价钱也统一：三十块一份。帮忙的赚一些差价，留着自己上路用。
需要“扔堆”的卒友将鞋码和数量之类要求托人带过来。翟格那边的知青到县城去买水壶、军鞋和帆布包。粮店里的面粉和花生油要凭粮票和油票。知青跟农民一样，是农村户口，收成后分实物，没有粮油票。翟格他们只能到自由市场买高价面粉和食油，回住处用小火慢慢炒。弄得了，搁到路边相熟的农民家里，让订货的家伙自己去取。
农民同情知青，一般都肯帮忙。
（三）
经过一年的准备，翟格和三个朋友再次“起锚”。
因为当局加强了拦截，这回不能再用自行车，全程都靠两条腿。
又是赶集的日子，他们在镇上吃过晚饭，就趁黑上路。
准确地说，不是上路，而是上山。在公路上走不了多远就会被逮住。这次他们不敢用手电，山上的大树经常挡住所有的亮光，几步之外啥都看不见。几个家伙磕磕碰碰，狼狈不堪。
第四天夜里，他们决定停下来休息，等天亮再走。
一觉醒来，他们就迈开双腿。路过一个小水潭，四个人洗了把脸，但没有吃东西。积水没有流水干净，路上生病麻烦就大了。谁知走了一个多钟头还没有碰到河溪，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们只好蹲在一个小水洼的边上吞炒面粉。
到下午五点多，他们已经很累很累，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向前挪。突然，六个民兵从两边窜出来，用步枪对准那些不幸的家伙。夜里打手电容易被看到，白天翻山也容易被看到。五天的苦全白吃了。
这次他们走得远一点，到了保安，先被关进那里的收容站，几天后转到樟木头收容站。那是落网卒友一大集散地，可怜的败兵们从这个站分拨回各市县。
（四）
象棋里的卒子过了河就不能回头。几乎没有任何卒友被抓住两次就收心养性，洗手不干。
翟格他们又操了一年兵，然后第三次“起锚”。
这次，他们下了死决心：白天绝不上路，夜里绝不用手电。四个人昼伏夜行。7月中下旬，天气很热，白天在山里打盹，蚊子叮，虫子咬，个个身上一块块红肿，又痒又疼，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晚上翻山越岭，不开手电，不走公路，跌跌撞撞，荆棘勾挂，人人脸上和手臂都是刮痕，脚底的水泡变成血泡。
四个人咬紧牙关，按指南针确定的方向往前走，遇到山就爬，碰到河就趟，一晚大概只能走地图上三公里的直线距离。但没有一个人后悔，没有一个人抱怨。
走了八个夜晚，到清晨，他们攀上一个山顶，突然眼前一亮：大鹏湾！
在悬崖上，可以轻轻楚楚地看到香港的东坪洲岛。他们千百次在地图上指点这个地方，眼前的小岛跟他们想象的一模一样。
大家都说望山跑死马，其实望海也跑死马。翟格他们又跋涉了三个晚上，才到海边最后一座山。那时已经接近拂晓。卒友们都知道，下了海还要游好几个钟头，必须在天亮之前到达香港。不然大白天浮在水面，非让巡逻艇逮住不可。四个家伙在山上躲起来。
第十二天晚上，他们在山上熬到半夜，猜想巡逻的也该打瞌睡了，才背起东西下山。谁知他们低估了距离，走了好久还不到海边，再迟时间就不够了。
还好，三个多钟头以后，他们到了大鹏湾。
不少“督卒”偷渡都是到最后一步失败的。四个人不敢大意，蹲在树丛里看了好一会。翟格对身边的患难伙伴说：“记住，到了沙滩，如果有人喊‘站住’，一定要停下来。”
在路途上，边防军和民兵一般不会开枪打死人。但卒友到了海边，就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叛国投敌”，喝令“站住”还不停，那就开枪往死里打。
四个人快快穿过海边的“国防公路”，提心吊胆地踏上沙滩。
月光明亮，开阔的海滩万物尽现，一览无遗。这对偷偷开溜的人绝不是好事。翟格他们的心砰砰乱跳。三男一女卯足了劲，拼命冲到海边，居然嘛事都没有。
（五）
原来四个人约好一起游，决不分开，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死，下海之后发现不可能。浪潮很快就将他们冲开了，谁也看不见谁。
翟格一个人在望不到边的大海里艰难地爬行。
大概游了半小时，一条船直接朝他冲过来，白惨惨的探照灯光像长剑在海面上来回挥舞。
那时篮球是牛皮做的。翟格把它割开，掏出里头的橡胶内胆，在海里用绳子拖在身后，准备有抽筋之类意外，就作为依靠。看到边防军的巡逻艇，他连忙解开橡皮筋，把球胆的气放掉，整个人沉到水下。
冰冷的探照灯光把他头顶和周围的海水射得透亮。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翟格在水里憋着气，一点也不动。接近三年，他不知已经练过多少次。灯光移开，马达的隆隆声越来越小。他浮出水面，急忙张口喘气，一个大浪劈头打来，嘴巴和鼻子呛满又咸又苦的海水。
游了四个多钟头，他到了东坪洲岛。当手指碰到岸边的礁石，翟格长长吐了一口气。当时只要踏上香港的土地，就能成为那里的居民。他爬到岸上，四处张望，很快就找到教堂高高的尖顶。翟格早就摸清了岛上的情况：教堂边上有个“差馆”，也就是警察局。警察会帮助偷渡过来的人。
警察挺热情。翟格在“差馆”等着。半个钟头之内，另外三个伙伴都到了，一个不缺。
警察用快艇把他们送到九龙警署。天亮不久，慈善组织的人就来了，问需要什么帮助，要不要找工作。
（资料图：1960年代，逃港难民集中居住的贫民窟）
（六）
翟格在香港的第一份差事是电器推销员，走街串巷劝人买卡式录音机之类货物，后来升到电器行的经理，收入挺好。但他不是安分的人，总有冒险的冲动。1983年，到港十载，他辞掉经理职务，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家公司。
香港没有官办企业与民争利，经济发展比较自由。翟格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说，从五十年代开始，“督卒”逃港从来没断过。但过去跑过来的，多数没什么文化。“文革”时期溜进来的知青受过比较像样的教育，有本事，对香港的发展贡献很大。
这话大概有八分实情，两分自夸。
1995年，翟格开始给自己在广州念书的中学捐献，后来以他父亲的名义，设立“翟克教授奖学金”，到现在已经奖励了一百七十多学生。
（注：本文依据采访翟格先生的记录，校对其中歌词时参考了陈协光先生《记忆中的歌》，一并致谢！）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