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征:整个大学,人人过关--章振乾教授经历的“三反”

1989-06-04 作者: 袁征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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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1952年厦门大学校领导合影(左起第四人为王亚南校长,第五为章振乾教务长,第六为卢嘉锡副教务长,作者注)

整个大学,人人过关

--章振乾教授经历的“三反”

作者:袁征

1951年冬,全国搞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共厦门市委的官员到厦门大学坐镇指挥,接待他们的有王亚南校长,还有章振乾教务长。

章先生个子很小,秃头,讲话风趣,人缘蛮好。

他是福建连江人,193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念完研究生,随后担任福建省银行董事会秘书、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章先生生性直率,有点倔犟。抗战之后,他对国民党的做法不满,加入民主同盟,领导过福建“省立四院校反饥饿罢课罢研”,保释过共产党员。

他跟王亚南教授是老同事。他在中山大学经济系做事,王教授是系主任。后来王先生当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章先生是研究员。王先生转往厦大,他接任所长。

共和国成立,天翻地覆。当时王教授到了清华,章先生问福建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还能不能办下去。王先生回信说,他跟周恩来总理谈过。总理认为这类学术团体多少带有封建色彩,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得作调整。信的最后一句是:“祝大家革命健康”。

不久王先生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社会科学研究所在1950年并入厦大,章先生担任教务长和经济研究所教授,上任不久,就遇到“三反”。

厦大“三反”的第一步是校领导“检查过关”。

王校长特别慷慨,经常帮助缺钱的师生。他出差,会把自己的存折留给章先生。如果教职工有困难,就借钱给他们。如果学生有困难,干脆把钱送给那些年轻人。

在自我检查的时候,王校长讲了一件事:有个校工的妻子生病,没钱医治。王先生帮了他们。妻子痊愈之后,校工送十个鸡蛋给校长。王先生不肯要。章先生说,如果他买东西送礼,你当然不能要。这些是他们家里母鸡下的蛋,你就收了,别让人家太难堪。王先生收下鸡蛋,检查的时候说自己错了。

没想到他检讨之后,有人骂他贪得无厌:“堂堂一个大学校长,竟贪心到这个地步,连工友家的鸡蛋都要!”

王校长气坏了,但“三反”的规矩是本人“不许狡辩”,其他人“不准护短”。王先生和知情者都不能解释,只好任由别人痛骂。

工学院一位教授得了癌症,章先生到医院看望。那位教授自知不久于人世,希望学校给他妻子一份工作,使家庭不至于断粮。章先生帮了他。教授的妻子送来两只鸡,章先生坚决不收,结果那寡妇流着眼泪离开。运动期间,有人把这件事挖出来,指责章先生“对下级态度粗暴,违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章先生不但耿直,敢于顶撞国民党的大官,而且经验丰富:上过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受过流氓打手的威胁。但他没有见过这时的世面:任何人都无路可逃;各种指责全跟大道理混在一块,完全不近人情。到处流行的说法是,贪污浪费的是资产阶级。其实什么阶级的人都有可能贪污浪费。倒是好些资本家爱惜自己的产业,不肯盗用金钱,随便挥霍。什么“阶级”的讲法是整人的借口,不是真话。章先生一向爱惜羽毛,但这时看了各种情况,听了各种传言,觉得不往自己脸上抹黑一定过不了关。

章先生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违心事:他把1949年以前在各个高等学校兼职的收入计算出来,通通说成是“贪污所得”,全部上交,还说自己“愧为人师,愿意接受最严厉的批判和处理”。

尽管是留学日本最高学府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做法实在笨拙,根本不对当局的路,换来的是一片叫骂:“章振乾,你这是轻描淡写!”“你想蒙混过关吗?办不到!”

章先生本来就为自己讲假话痛心疾首,看到这样的反应更加后悔。第二次公开检查的时候,他不愿再丑化自己,又被指责比上一次大为退步,要老老实实深挖思想。

骂自己不行,不骂也不行,章先生愁死了,以后该怎么办?

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校党委突然宣布,运动第一阶段结束,校领导的检查告一段落,以后他们参与领导“三反”。所谓群众运动不过是运动群众,全部都是幕后的当权者说了算,群众叫骂也没有用。章先生一下子脱了身,仿佛做了一场梦。

在第二阶段,厦门大学分片搞“三反”:文科教师一片,理工科教师一片,职工一片,“个个检查,人人过关”。章先生是理工片的负责人,实际上怎么搞全由党委决定,他只不过是前台的木偶。他明知好些人受了冤枉,但毫无办法,说“我既不是主人,又不是客人。”谁知有人告发,校党委“三反办公室”的《内部通报》写了这件事。章先生看到那张油印的通报,只好把气往自己肚子里咽。

当局说,根据试点,财务人员百分之一百都是贪污的“大小老虎”,要坚决斗争。总务处的事务主任齐先生是章先生的老朋友。在巨大压力下,他承认自己贪污。当时各个机构可以自己组织“人民法庭”,审判“大小老虎”。章先生被指定为庭长,其实所有问话和判决都是别人事先写好的,他是个傀儡。开庭的时候,章先生像背台词那样一句一句问。齐先生一点一点回答,全部承认。章先生照念判决书,判他有期徒刑,然后问齐先生有没有意见。齐先生说没有,于是立即被送去监狱。

看着老朋友被押走,章先生几乎没有用拳头砸桌子!

最让章先生难堪的是,齐先生刑满释放,被厦门大学开除,临行前到章先生家告别。齐先生不记恨章先生,章先生却没法原谅自己。他真希望地板裂开一条缝,让自己马上消失,不要面对惨遭伤害的老朋友。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政府和人民时时守法。搞政治运动,可能是过去政府不认真执法,积下很多问题,还可能是当局要用非正常手段达到某种目的。政治运动几乎总是破坏法制。

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建国仅仅两年。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后来流行“扩大化”的解释,或许会掩盖最根本的问题:这样搞运动有没有得到法律授权?如果没有明文授权,即使不“扩大”,也是违法。

“三反”暴露的风气继续发展,政治运动此落彼起。1955年,当局下令搞“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厦门大学有两个教授被说成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章先生表示怀疑,马上被指责立场有问题,受到反复批判,连他在1949年以前跟国民党官员来往的事也被挖出来。

章先生很郁闷:这样斗来斗去,什么时候才有个完?


转自腾讯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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