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千秋英名在
文革是如何被否定的？更精确地说，如何开始从认识上否定的？这就需要追溯至最初的文革烈士。刘文辉（1937～1967），血祭文革第一人。据现有资料，刘文辉拼死公开反对“十六条“，乃第一位倒下的文革烈士，1967年3月23日上海文化广场万人公判大会，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这么一位反文革壮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至今尚未进入公众文革记忆，尚在绝大多数国人视界之外。
家教与教育
刘文辉，出身沪上民国中层家庭。曾外公乃书画大家胡公寿，二位舅公乃辛亥先烈。父亲刘宗汉出身画师家庭，毕业于上海著名敬业中学（高中），先后供职外资洋行、美国花旗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一口流利英语与一手熟练业务。抗战后，出任联合国对华善后救济总署总务科长，三次押送救济物资从海参崴到秦皇岛，全部移交给中共要员伍修权。万万想不到，就为了这临时几个月的专员，1949年后倒了大霉，吃足苦头，牵连全家。上海易色前，一些好心人建议刘宗汉随单位赴台，师兄章乃器（后任粮食部长）则劝其不要赴港台。刘宗汉认为蒋家王朝腐败没落，满腔热情拥护共产党，且自恃沒有任何反共行為，“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1950年，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留用刘宗汉，依靠其对上海人脉的熟悉接收敌产。 1952 年，又被副部长程望、孙冶方聘请到中央船舶工业局，分管总务，因父恪尽职守，工作出色，常获好评。可随着汪道涵等领导调离上海，柯庆施推行极左政策，1956年肃反，还是因国民党“专员”，判为“历史反革命”。
出身松江名门的刘母富有大家闺秀气质，略读诗史，知书识礼，品格高尚，教子严厉有方，从小就向九位子女输送孔孟老庄的教诲，规定背诵《三字经》、《弟子规》。
刘文辉从小性格坚毅倔强，脑瓜灵活，甚有叛逆性，为此父亲通过牧师朋友，将其送入宝山教会学校。在严父的督促下，刘文辉练出一手端正楷书，英文流利。因父亲、叔叔与英美及日本在华工作人员多有结交，刘文辉耳濡目染，接受到一些西方现代理念，且从小入教会学校，接受基督普世观，具有朴素人文理念，怀有仁爱，知晓善恶，一身正气，胸怀大志，为其价值观的形成构筑了一块坚实的起飞地。这是他后来“与时代对抗”的价值来源。其家人评曰：“这既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
1949 年后，刘宗汉因政治审查而失业，全家生活窘迫，刘母只得变卖陪嫁细软支撑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十六岁的刘文辉刚读初二，主动辍学，于1952年进入沪东造船厂当学徒。因知晓事理、埋头苦干，勤奋好学，虚心钻研技术，深得师傅及苏联专家好评，不到三年提前满师，很快担任放样技工（逐步晋升四级技工），1956年7月入团，任船体车间团支书。二十刚出头，66元工资，比两个姐姐都高。每月开薪，第一时间将几乎全部上交母亲，自己仅留一点微薄生活费，还不时要支援外地的大哥。为进一步提高技术，他考进总工会的中专夜校，中专毕业后，他又先后考入复旦职工夜大与上海外国语学院夜大。
青年右派
1957 年整风运动，党中央号召人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向官僚主义及一切腐败作风无情开火。刘文辉作为优秀青年团员、工人骨干、最年轻工长，热烈响应号召，助党整风，写了一些要求“自由鸣放”和政治民主化的大字报。特别是写了一张揭露厂领导官僚作风和生活腐败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揭露厂长抛弃战争年代的患难妻子，与新入厂的女大学生勾搭成奸。大字报贴在沪东造船的中心船坞码头，一下子掀起轩然大波，厂长无地自容，拍案大怒，责令保卫科、团委向刘文辉施加压力，逼他写检查认错并撤回大字报。刘文辉却认为写的都是事实，拒不低头。加上家庭出身不佳，旋划右派，撤去工长，开除团籍。
这场灭顶右祸压得他迷茫不解，不就是听从号召帮助厂长改正错误吗？咋变成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他百思不得其解，默默在车间里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接受改造。
自从戴上“右帽”成为另类人，二十岁的刘文辉一改原来的活跃勤奋、乐于助人，变得沉默寡言、小心谨慎、面无笑容，不敢出头露面，唯恐再惹是非。1961年纠偏，沪东造船厂为刘文辉摘帽、恢复团籍，刘文辉将重新得到的团徽寄给军官二哥，既告知平反，亦示不需要团徽为自己“护航”，他要轻装走自己的路。由于反右运动中的“帮助”，各种检查、批斗、孤立、改造、监督，泼在他身上的污水深深渗透心底。他对家人说：“父亲参与联合国救济署工作，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还向解放区押送过救济物资，怎么会成为‘人民的罪人’”？ “我一定要分辨是非，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我承担莫明其妙的罪责？反右运动的起端、根源、目的是怎么一回事？”这份来自天性的叫真，成了刘文辉一生苦难的起点。
反右前，刘文辉就组织二姐、四弟和妹妹学习《毛选》，每人配备一套，定期“查经”，指定学习某卷某文，相互交流、写感想、谈心得。熟读《毛选》后，他开始攻读马恩列斯及其他哲学书籍。从各大旧书店买回《资本论》、《反杜林论》、《马恩书信录》、《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费尔巴哈、黑格尔、傅立叶、欧文……不久，他发觉《联共（布）党史》多有错误。
这一阶段，刘文辉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省吃省用，一年到头穿着工作服，衣服鞋袜补丁摞补丁，却洗得清清爽爽。他自己失去求学机会，尽量省钱培养弟妹读书。那个时代年轻人追求的跳舞、电影等，几乎绝缘。为多挣几角夜班费买书，宁可替同事顶夜班，白天亦蹲宿舍读书。通过大量阅读，他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了解欧洲历史上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认识了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并获悉马克思在欧洲有人仅尊为经济学者，《资本论》仅属政治经济学流派之一，不像中国将马克思奉为“红衣主教”。刘文辉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寅初的提倡节育，均十分在理，对马寅初的批判打击实属愚昧。
1961 年，上级指令沪东船厂支援外地新建船厂，需要输送技术骨干。刘文辉自愿支援嵊泗船厂。此时，他已萌发“出去看看”之念，走赫尔岑流亡救国的道路。上了封闭小岛，依靠自己安装的高性能短波收音机，刘文辉开始收听海外电台，并如饥似渴自学英语，全部业余时间都扑在读书上。每次回沪探亲，他都要背回两麻袋学习书刊。他不断催促四弟每周淘买他所开列的书单，并立即寄给他。
通过十年自学，他通读了《史记》、《资治通鉴》及诸子百家，结合近代西方社科名著，他尤其认同胡适的民主自由思想。握尺既正，辨谬自易。古今中外人类的经典思想哺育出这位“早醒者”。他向弟弟们介绍肯尼迪、戴高乐、尼赫鲁、赫鲁晓夫、铁托、蒋经国、苏加诺、李普曼、基辛格……这一时期，刘文辉从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中认识到民权乃国家之本，只有人人平等自由，社会才会和谐文明，国家才能繁荣富强。
当时，他想偷渡到南洋，不料嵊泗地区开展四清，渔民停航封船，没完没了地学习讨论。1965年东窗事发，他的偷渡计划遭胆怯者揭发。作为反革命主犯，刘文辉被开除公职，押送原籍，戴“反革命帽子”管制三年。嵊泗法院的这张判决书将刘文辉“赶回”原籍，使他得以在上海“完整”感受文革风暴。
反对《十六条》
1966 年5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北京日报》公布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材料。刘文辉气愤万分，他对九弟刘文忠说：邓拓原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写的《燕山夜话》不仅文采好，而且含义深邃，是本好书。
凭着多年政治嗅觉，刘文辉意识到批《海瑞罢官》、“三家村”，乃是党内高层的一场斗争，抛出北京市这些高干，看来针对目标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了。果然，紧接着《五·一六通知》出笼，北京市委被宣布“独立王国”，全体领导统统打倒。刘文辉一再喃喃自语：“国家与民族的大灾难来临了。”他向九弟分析：“北京大学向来是中国政治运动的是非之地，是培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摇篮。毛泽东批吴晗他们、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就是首先向北大开刀，向全国知识分子的核心堡垒开刀。”
《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公布，刘文辉向九弟感叹：“毛泽东从对知识分子下毒手开始，又进一步向党内栋梁骨干开刀，现今要向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大功臣、身边的同事开刀了。这次清洗党内异见分子的规模将超越以往任何一次党内路线斗争，运动殃及范围也将大于任何一次政治运动。”
1966 年红八月，刘家连续几次被抄家，刘文辉精心收集的几百本中外名著被红卫兵在门前烧毁。刘文辉拼命夺书，惨遭拳打脚踢，皮带抽舞，红卫兵边骂：“妈的，这家伙多反动，家里藏了这么多‘封资修’的书，不是外国、就是孔孟的书，没有一本是革命书籍，还当宝贝，全部烧掉，看他今后看什么！”
每天夜里，家徒四壁的昏黄灯光下，刘文辉默默奋笔，有时忧心忡忡地低声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将给毛泽东彻底搞砸了！”“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狂澜奔腾，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十六条》是对中国人民的毒害和控制，是残害知识分子和国家忠良，我一定要大声疾呼地揭露它！遏止它！”
刘文辉与党员二哥辩论：“这叫马列的什么主义？这是毛泽东的什么思想？还不是搞乱社会、祸害民众，特别是镇压广大知识分子，闹得中国大地百业难兴，民不聊生，死气沉沉。”其时，全民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为“史无前例”兴奋不已，这位思想先行者就已认识到：“国家与民族的大灾难来临了”。
1966 年8月，撰书《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9月28日，再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并由九弟刘文忠复写，寄发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著名高校。刘文辉很清楚后果，对九弟说：“这件事一旦暴露，是要‘杀头’的，我不怕，你怕不怕？”“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的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么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很快，公安部列为重大反革命要案，全力破案。11月26日夜，刘文辉、刘文忠同时在上海逮捕，1967年3月23日，刘文辉被毙。3月20日，这位青年思想者在两张纸上正反两面细细麻麻写下遗书，刺血签名，紧折密叠嵌藏被絮。当年上海监狱沿用旧习，须由犯人自备用品，家属可领回处决犯的衣被遗物，遗书得传于世。
当我读到刘文辉的遗书，心涛拍岸，边读边惊：“还有这样的第一人！”较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反文革烈士，刘文辉的“先进性”不仅仅体现在反文革，而且体现在更进一步的明确反对个人崇拜，这在反文革基层义士中，实属独步。在当年的社会氛围下，反文革已属不易，怀疑毛泽东更是“石破天惊”，敢于公开反对个人独裁则等于神经病，类同反对天上有太阳。刘文辉所到达的认识高度，可谓站在时代之巅。当然，也正因为他站得太高，走在太前面，而且还是个“实干家”——不愿保持沉默，他支付了最高代价——30岁的生命。
遗书由其母拆洗狱被时发现，刘父提心吊胆保存数月，转交下乡云南的五子，“五哥”慑于环境，用毛选下划字的办法隐存遗书，烧掉原稿。据帮助刘文辉抄写万言传单的九弟刘文忠回忆，加上当年的法院判决书，那份寄送14所高校的传单——“驳中共中央16条”，主要内容如下：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毛泽东以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以支援亚非拉输出革命为由，是完全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实质上是毛推行的锁国排他主义，是一场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运动……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暴政，推行法西斯主义……当今共产党内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权力集团的斗争，只有集权与民主、专制与改革、封闭与开放的斗争，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线将贻害无穷……中国要走民主与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适的教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政治大迫害运动”，红卫兵和工农造反派只是毛泽东利用的对象和工具，毛达到目的之后，他们最终将落得“卸磨杀驴吃”的下场……坚决反对毛的阶级斗争路线，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目的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而这场运动真实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中国民主主义者应在抗暴斗争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抗暴统一战线，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军队与干部要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党政军警、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批判资产阶级是一场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划的又一场洗脑阴谋，就如57年的反右派“阳谋”一样……毛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从55年反胡风运动就开始，57年反右是高峰，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一贯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的延续，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迫害，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知识分子不要屈辱、轻易自杀，而是起来反抗，抵制洗脑，就是要死，也要学越南僧侣一样，去上海人民广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以此来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中国应该走军队国家化道路，部队是国家的，是人民的……（《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第90～93页）
大雾弥夜的文革初期，一位初二学历的青年能够众醉独醒，公开反对文革，血荐轩辕，令我这位自以为见多识广的文革研究者，也倒抽一口冷气，耸然大惊。我十分惊疑：这位少先队中队长出身的车间团支书，叛逆思想从何而生？提供深入思考的思想资源从何获得？1957年还在家中组织弟妹学习毛著，1963年怎么就能看出中苏大争论是转移视线，逃避“七分人祸”的指责？1966年居然站上时代之巅，成为“反文革斗士”？他是如何开始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因为，对刘文辉那一代青年来说，从宏观上检视毛权威与史无前例的文革，实属几无可能的历史局限。刘文辉的二哥，地下党出身，参军入朝，负伤立功的少尉，曾劝诫三弟：“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而且也是每个革命青年应具有的品质。”
刘家苦难
1967 年3月23日，按张春桥的指示，枪毙刘文辉等人为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祭旗。那天，通知全市造反派头头上文化广场，由上海夺权革命委员会主持，也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要枪毙的第一号人物就是刘文辉。据目击者称，刘文辉第一个被五花大绑推出来，台下有他的一位堂兄，发现刘文辉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刘文辉头露青筋、脸颊通红，但坚毅昂首站立台上，两旁警察强制摁头，要他低下，他拼命挣扎要呼喊，但张不开嘴。刘家人后来得知：文革时期所有政治犯在公判大会与押赴龙华机场枪杀过程中，嘴中必塞橡皮塞子，以防喊呼口号，同时頚部绑着塑料绳子，扣紧喉咙防止发声。还有内部人告知：文革中对政治犯都采取“割破声带”，你们的三哥同样不例外，起码事先已被敲落下巴骨，怕他“临死前猖狂一跳”——呼喊反动口号。
刘文辉被杀那天下午，数百人团团围住刘家，拥塌后花园篱笆，砸碎门窗，声嘶力竭发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忠、刘宗汉！”老父刘宗汉被里弄专政队押着，跪在家门口，头戴高帽，上书打上红叉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刘宗汉”。脖悬一块厚重大牌，上写“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背上再用墨汁写上“严惩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某某处无一不打血红的大叉叉。
派出所民警冲到前面，掷出刘文辉的判决书与法院通知，高叫：“快快交出枪决刘文辉的子弹费！”刘母忍着眼泪，默默拿出二角钱。民警拿到“子弹费”，一边挤出人群一边说：“对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暴虐一直持续到天黑，刘家门窗不断遭石头袭砸，刘家只得用床单挂在窗上，稍挡春寒。夜静后，一家人围在电灯下，大姐颤抖双手，惊恐万分地打开民警掷下的那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边哭边轻声念给父母听。
第二天，“枪决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辉”的海报贴满上海大街小巷，首先贴到弄堂口和门墙上。此后数月，一批批“参观者”天天围着刘家指指戳戳，说老刘家出了三个反革命分子，全上海“杀、关、管”的典型户。不久，刘家长女单位江南造船厂没收刘家二楼16室，理由是这家出了三个反革命，反革命老头还有什么资格居住工人新村？必须扫地出门。造反派把刘家所有东西，傢俱、衣被、生活用品通通扔出门，一些人趁火打劫哄抢。大姐夫为保护四个孩子，开始拒绝老丈人进门。
一个堂堂高级白领，一个为了爱国不愿赴台留港的金融人才、一个积极支持儿子参加地下党与抗美援朝的知识分子，只准随身携带三件工具——大扫帚、垃圾畚、铁锹，白天扫地、通阴沟，流浪新村街头；晚上只能龟缩在楼梯墙角，夜里冻得刮刮发抖。外孙为“划清界限”，只能偷偷摸摸给外公送吃的与替换衣服。一周后，刘宗汉在饥寒交迫下病倒墙角。派出所与里弄专政组怕出人命，强迫大姐夫接收老丈人，刘宗汉这才结束不堪的“门外流浪”。
上海斜土路日晖四村12号，全楼24户人家，清一色江南造船厂工人，监督“反革命刘宗汉”成为引以为荣的阶级立场。三子文辉吃枪毙、小儿子刘文忠“搭进去”长子在无锡农村“内控”、四子进学习班、五子隔离审查，幼女远在陝西，已出嫁的两个长女虽在上海，但无力保护父母。老人只有向外地党员干部的二哥求援，他家是母亲惟一安全小岛。二子虽是孝子，但更是党员干部，党性使他深陷两难。二媳妇乃部队医院护士长，也是党员军人。当部队家属院贴出大字报，勒令“反革命婆娘滚出去”，为了军籍党籍，二媳迫于压力，沉下脸把婆婆赶回上海。“驱婆事件”深深刺痛刘家兄妹，造成几十年的隔阂，刘家几十口人至今与二嫂无来往。但她的二个儿子成年后很敬重牺牲的三爷叔刘文辉。
被赶回沪的刘母，不堪难受地狱般的“里弄专政”——无时不刻闯进来开批斗会，更不忍心看丈夫被折磨的样子，不久逃往陕西宝鸡大山沟里三女儿家，小三线国防单位，相对与世隔绝，总算躲过文革最猛烈最惨酷的年份。
刘文辉遗书
刘文辉遇难后，公安局通知家属领遗物，双亲知道儿子一定会留遗言，细心拆除被单，终于从被角里找出两张折迭很小的纸团，刘父提心吊胆保存下来。因处境非常险恶，经常被拎出去批斗，双亲天天为辉儿遗书担心。1968年春节，云南老五刘文龙回沪探亲，临走前刘父嘱他带回遗书。遗书为两张十六开练习簿纸，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最后的签名和诗词为咬破手指用鲜血写的，比较模糊。
（1967年）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我的亲人，我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已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类别分条为： “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 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论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你们瞭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诗概括之： 从诬“反、右、坏、修、资”/非资非奸非乖暴/反右幸尝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鲁米/锁国应出土玄奘/焚坑犹落揭石子/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在政治上为祖国大公为人。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我死后我国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开放。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否有功由历史评论。但自55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诩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寵、奸，把天下搞得昏天黑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是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耀。等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你们光荣，洗滌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761号）。我的手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
忠弟在一所，他不会死。
请你们将遗书交给我弟弟，另外我附毛诗词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有朝一日将它发表。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创办一份《人人报》，开闙“层层说”专栏。
今三月二十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明或后天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放老实点，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磨钝屠刀，把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必然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的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事啊！
但我确信我的上诉只能在若干年后提出。我将向人民上诉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向先烈们上诉毛贪天下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的事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将向社会贤达上诉，毛焚书坑儒迫害异己，愚民毁纲，亡国亡民；我将向祖国上诉，我作为爱国志士反对毛的战争政策，毛的锁国排他主义；我将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的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写于1967年3月20日
文革结束后，1978年底刘家开始申诉，数次驳回，直至1982年1月才获有限平反。之所以长达三年余，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反文革可平反，反毛则不可。因为反文革属于“路线问题”，而涉及反毛便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问题。刘文辉那几篇文章，偏偏沾惹上麻烦的反毛。
无论如何，历尽周折，饱受苦难的刘家终于等来上海高院平反书，政府赔偿金2000元。不过，至今封闭档案，亲属仍未得到刘文辉最重要的“遗产“——两本小册子原稿，亦无从得知审讯与枪毙刘文辉的具体细节。
九弟刘文忠
刘文辉的事迹能够传世，全靠其九弟刘文忠。同案犯九弟刘文忠，仅仅因为替兄长赴杭州寄信，也支付了高昂代价——失去自由与尊严十三年。
1969 年春，刘文忠走出上海第一看守所，回原单位徐汇五金厂管制劳动，戴帽“反革命”，厂里各类牛鬼中性质最严重最反动，而且最年轻。每天专政组押着，一个个车间转过去当活靶子，直到装配车间晚上八点结束。高潮时，每天被揪斗四五场。以前和睦相处的工友，一下子对他怀有深仇大恨，开口毒骂、动手毒打，口口声声称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批斗频率低下来后，便派给他最重最脏最苦最危险的活，尽管他拖着残腿，仍是“牛鬼蛇神劳改队”主力。不久，增派三项八小时外“光荣任务”——1、打扫最肮的男厕所；2、清理冲床车间早晚两班废料；3、打扫两个车间的清洁卫生与男浴室。
他每天清晨六点到厂，赶在开工前清理晚班工人留下的废料、搬运日班用料；傍晚，工人下班，开始打扫厕所与浴室，十九点才能完工。如果碰到白天批斗，须加班至二十点或二十一点才能回家。此外，他也是厂里任何人都可以差使的“免费劳动力”。
一天，打扫女厕所的那位女“牛鬼”病假，造反队女煞星（人称“张破鞋”）指令刘文忠顶班。他忍气吞声、默默打扫完毕。“张破鞋”进了厕所，出来后说“没有打扫清爽”，逼刘文忠再进去打扫。刘进去一看，三四张血淋淋的月纸纸抛散在地，胃里不由翻恶心。“张破鞋”在旁气势汹汹：“一张一张捡起来！”刘文忠忍无可忍，射出仇恨目光：“下流，你不要逼我！”拿起扫把，转身离开女厕。女煞星冲出女厕大叫：“非礼！非礼！”跳跃式奔进监督组，展示自己弄乱的头髪与上衣，诬咬我在女厕所非礼她，并想行凶“杀她”。监督组立即冲进车间，绑捆押到食堂，通知各车间斗争积极分子，召开紧急斗争会，批斗“现行反革命行凶犯”。
刘文忠被反绑双手，但头颅高昂，双目圆睁，眼中喷火，两个专政队员死命揿着他的头，全扬大呼“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忠！”此时，那个破鞋上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指控在女厕所如何遭受非礼与威胁。
全厂都知道刘文忠老实本分、厚道勤奋，尽管人人喊“打倒反革命”，但没多少人会相信他去“非礼”这位破鞋。她现今姘头乃区造反派头头，一个反革命岂敢去招惹她？但在专政人员对破鞋的“坚决支持”下，无一人敢站出来质疑，倒是出来不少帮腔的。
刘文忠同车间一名女监督员揭发：“他早晚打扫卫生时，经常在车间无人处一边打扫一边煅练身体，在车间门梁上拉单杠，又用三只凳子搁起来练俯卧撑，一边练一边吃胡萝卜，嘴里还数十二、十三，好开心舒服，简直不像个改造管制分子。
另一个女工揭发：“这个反革命每天晚上用冷水偷偷擦身，像幽灵一样躲在车间墙角落里，很吓人的。他的身子壮得不得了，肌肉像运动员一样。不信你们扒开他衣服看。”在女煞星指挥下，几个人松开捆绳，扒了我上衣，一片大呼小叫：“看看！看看！这个反革命分子，身子练得多结实，浑身是肌肉！”
“ 我看到他在食堂打饭，食量大得不得了，一顿饭吃八两！”
“ 反革命凭什么长肌肉？想复辟！”
刘文忠像罗马奴隶一样跪着，任凭谩骂毒打。“革命群众”用拳头、木棒戳他的胸腹，恨不得将他身上的肌肉一块块拉下来。突然，头上冲下一盆恶心的臭水，原来“破鞋”从女厕所掏来脏水，又在刘文忠头上悬挂一只塑料袋，里面放着她强迫刘文忠捡起来的血经纸。
“ 革命群众”见拒不答话，用小木板撬嘴，撬得他我满口淌血，终于大喊：“我只有一条命，你们送我进公安局！”革命群众立即打压：“嚣张！”又用皮带木棍毒打，刘文忠双膝抵挡不住三角铁刺骨的坚硬，从剧痛到麻木，支撑不住，瘫倒在地。
批斗半天僵持不下，革命群众也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批斗结束前，勒令几点：一、不准锻练身体，否则见一次斗一次；二、不准再带仇恨眼光，不准像幽灵一样在车间里乱窜暗躲；三、不准吃得太多，一顿只能买四两，不能超过革命群众生活标准。
这一时期，刘文忠戴帽管制三年，最麻烦的是没地方住。父母原来住房已被没收，父亲被赶到长女家居住。九弟出来后，被公检法强行安置在大姐家，尽管大姐夫不愿意接纳这个反革命内弟，但没有任何回绝权利。大姐家一共两间房，大姐一家六口挤在十六平米大间，九弟与父母三人住十平米小间，刘文忠每天打地铺。
年近八旬的刘父早被折磨成一具“活僵尸”、“木头人”。刘母得知幼子释放“管制”，赶紧从陝西回沪，她知道“管制”生活，常人难以熬下来，怕幼子再走三子文辉的反抗之路。母亲清楚大女婿一家对她非常孝顺，由她隔在中间，幼子的日子会好过一些。刘文忠回家第一天，老母就警告：“你大姐夫一家是无奈接纳你的，你千万不能再学老三，否则我只有死给你看。”
大姐一家笼罩着恐怖，对九弟既怜又惧。尽管刘文忠不声不响、每天早出夜归，仍使大姐一家提心吊胆。大姐夫为保护子女，叮咛四个孩子处处得同小舅舅保持距离。外甥们一个个露出惊惧疑虑的眼光，不敢越雷池一步亲近小舅。在别人面前，更是丝毫不能表现出同情外公与舅舅。家中没有欢乐没有笑声，只有担忧、只有惊怕，成了冷气扑面的牢房，时不时听见母亲与大姐暗暗嗟叹与嘤嘤泣泣。
日子一长，九弟在家里的处境十分尴尬。一个屋檐下，形同陌路。里弄口遇见同学发小，都像遇见“瘟疫”那样迅速避开，甚感煎熬，度日如年。想想何必出狱？回来干什么？既然成了家里的多余者、社会的抛弃者，这自由还有什么意义？连献血的资格也没有。那天，红十字会采血车来厂，他上前捋袖亮臂，专政队员马上责问：“怎么，想打人？”“不，献血。”专政队员一声冷笑：“你的血是‘牛血’，有毒，不够献的资格！”说得刘文忠几乎晕倒。
1971 年5月底，工宣队突然将刘文忠叫到办公室，两位市公检法的人对他说：“据单位领导介绍，你这两年半在厂里改造基本还算老实，不然今天就抓你进去。”原因是刘文忠在第一看守所期间有攻击文革反动言论，现给他一个“老实坦白”的机会，否则随即带我进去，警车就在厂门口等着。
刘文忠前思后想，监牢固为地狱，但在外面受管制也等于下油锅，日脚也难过，家里冰冷如窖，还不如“二进宫”。在“一所”讲的那些话、办的“读书会”，并不是死罪，最多加判五年。于是，我表态：“还是进去吧！”
第二天．警笛再响，他被送进老地方——上海第一看守所。不久，加判七年徒刑，押入上海市监狱，三年后，押至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直至文革结束才平反回沪。
可贵的是：这位残腿兄弟念念不忘他的三哥，决心不让三哥事迹湮没于史尘。他在成功经商的巅峰处自行歇落，隐退著书，专力奉三哥事迹于世人——“千万不要忘记”。北京市政协委员、著名企业家张大中先生，其母也是文革受难者，出资七万“购买”刘文忠百册回忆录，作为对刘氏兄弟悲苦的“历史回应”。
2008 年，刘文忠先生在澳门沉痛出版《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详述该案首末，为历史留证，不仅震撼了我们这一代文革人，相信也一定会让下一代“大开眼界”，真正走进那一段历史。在反文革基层义士中，《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还是第一本成规模的传记，该著必将进入文革研究者视野，成为文革研究的一份新材料。
回眸凝思
刘文辉飞蛾扑火，微躯挡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确实“使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但对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说，需要用鲜血换取认识，需要用头颅证明“烈士的价值”，虽然青山有幸迎忠骨，毕竟枪弹无辜射英杰，代价也实在太大太残酷了，烈士的诞生竟需要以社会的黑暗为天幕！
政谚有云：“领先三年是先进，领先30年是先烈”。刘文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捍卫“领先”的认识，捍卫社会发展必须的理性，耸起一道民间知识分子的脊梁，划下黑夜中的一抹光亮，也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保留了一点颜面——毕竟还有一位如此深刻的清醒者、一位敢于公开反对文革的勇士。就是入狱后，刘文辉若稍识时务、稍稍服软认错，至少可免杀身之祸，当年办案干警亦曾多次如此开导他。
“ 文革之初有义士”，刘文辉昂首走了，将无限的爱国深情化为一纸思考，静静地留给世人，让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自量差距。1982年的平反，其实只是相当有限的平反，他以鲜血捍卫的思想，至今仍属“不合时宜”，仍未得见天日，遑论接受认同。时代与他之间的差距，既是刘文辉悲壮的“领先”，也恰恰就是今天需要补上的距离，需要完成的社会进步。众所周知，只有完全理解先行者，才算真正赶上先行者抛留的时差，才是真正尊重尚未走远的先行者。
一位哲人说：“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残忍的，群体比个人极端的多，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伽利略、哥白尼就是这样的先例，刘文辉也属于“过分优秀者”，同样遭到愚昧群体的淹没。历史的惊人相似，说明历史存在同样未解决的问题。群俗对先行者的不理解，正是先行者甩留出的距离。社会越发展，自然这种“不理解”的时距越短；先行者与群俗的时距越短，说明社会整体认知能力的提高。
青史迎英烈，今天应该有能力迎回这位久埋史尘中的英烈了。
转自《往事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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