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恋爱政审
恋爱政审
－－作者：裴毅然
2006年饭后散步，拙荆随口一句“揭密”，抖出一节尘封23年的“恋爱暗坎”，惊愕之余，击键成文，以示世人。今天青年只能当“天宝遗事”了。
我们结识于1982年，本人28周岁，她25周岁。按今天眼光，也到了“怎么还不着急”的晚恋时节。我们的结识靠其母搭了一截桥，她托人拉我们见的面。当时没有网络、手机，连私宅都没有电话，更没有如今铺天盖地的“公共红娘”，找对象基本依赖人脉。首次见面，准岳娘一身职业装端坐主座，发炮连珠，攻势凌厉，从籍贯住址、家庭成员、职业经历，一路问到最令我张不开口的家庭出身，整一个“严密审查”，很伤本人自尊。其女与牵线人都甚感尴尬，担心我会承受不住。本人火气确实在一点点上窜，若非旁边坐着一位浓眉大眼的文静靓女，较有“感觉”，怕是早就按捺不住拂袖而去。也算缘分，那天本人克制力超强，一一礼貌回答了准岳娘的“查户口”。
岳母出身亦不佳
丈母娘属于那个时代典型的妇女干部。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16岁的她放弃报考大学，投身革命，加入新政权，上了十分荒僻的市郊五云山顶，接受机要员保密集训，长期担任《浙江日报》总编于冠西（后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机要秘书，久浸红色染缸，全身一股掩饰不住的政治气息。幸好当时已不太讲究成分，我又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省级机关青年干部（似乎有点前途），这才同意女儿与我这位“可教育好子弟”接触接触。饶是如此，当她听了本人父亲为国军少校，还是扔过来一句：“现在是不讲成份了，要是以前……那是不行的！”此时，我并不知道如此讲政治的准岳娘，其实出身也不佳，其父乃邮局高级职员（英文分拣）、留用人员，更黑色的是其祖父乃前清正二品侍郎，她也属于“可教育好子女”范围哩！
暗中政审
首晤后，以为“审查”结束，无论如何没想到“好戏还在后头”。见女儿与我走动日勤关系日近，大有“确定”之势，她暗中托人通过组织到我所在单位－－浙江省政协－－“了解情况”。知道我不是党员，便找团组织“了解一下”，岂料我连团员都不是。好在我已28岁，准岳娘推想有可能超龄退团，这才没有追根刨底。若知道我原本就没入过团，肯定会向女儿施压－－“郑重考虑”，要她收回感情。最要命的是我的顶头上司与准岳娘熟稔，老同事 + 老邻居，准岳娘向他“交待任务”，他积极性很高地对我全方位考察。我当然知道这位领导的嘴唇悬着自己的爱情，但毕竟年轻，做不住筋骨，仍不时流露一二傲气。一次，这位脾气盛烈的领导为一点小事向我拍桌子，我竟本能地自卫反击－－也拍了他的桌子。于是，他向准岳娘发出最高“橙色警报”－－脑有反骨、顶抗上级，绝无前途，此婿不可选！准岳娘自然第一时间“据实转告”。好在其女纯洁，政治意识淡寡，坚信自己的考察，终于成就“国共合作”－－共产党的女儿嫁了国民党的儿子。
也有正面表现
当然，我也有准岳娘认为非常好的正面表现：首次上门，下厨炒青菜（没炒坏），添了两次饭（其实至少要添三次），生活能力与身子板似乎较好。老泰山英年病逝（50岁），我认识拙妻三年前就“走了”，准岳娘为此特别关注我的身体。也巧，认识两三个月后，其女生了大半年的肝病，GPT居高不下，本人忠心不贰，持爱不退，多少有点“证明力”。
丈母娘有两位女儿，后来得知连襟也享受了“政审待遇”。连襟是小姨子的大学老师，丈母娘之兄正好任教江西冶金学院，十分方便“政审”。连襟也不是党员，却是团员，团组织反馈意见“群众关系不佳，不善于联系群众”，政治前途似乎也不妙。那年，二十岁的小姨决定带人回来见“母亲大人”，毛脚女婿也动足脑筋买好礼物，丈母娘飞驰电报，最重要的关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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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带他来！” 可怜那位“毛脚”只好拆了礼物自己享用。幸好小姨爱情坚定，态度牢固，毕业后分配回杭，再带连襟进门，丈母娘终究吃勿消强行阻拦，我们两位先生才最终各抱恋人归，“甜蜜”至今。
出身的重要性
一位沪友，六六级初中生，1980年代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家住长宁区独门独户老房子，上下三楼，1947年十三根“大黄鱼”（每根大黄鱼五两赤金）顶下，其父为工商界统战对象，公私合营后月薪仍有380元（当时上海定不下来，由北京定的，柯庆施原定不得超过350元）。这么有铜钿人家，人又长得高大帅气，一米八四，1968年9月分配至上海国棉二十一厂，同天报到300余女工，男工仅20名，15∶1狼少肉多，不时有漂亮女工示好，还有主动约他“逛马路”。稍热络后，姑娘便问：“侬啥格家庭出身？”这最普通最应该的了解，偏偏戳到这位小伙子的最痛处，他总是挠挠头，很不好意思地放低声：“可不太好，我家里是‘资产’。”（按：资本家）“资产”两字一出口，姑娘立即转身，连声招呼都不打，也不过渡一下，一听出身就扭身，就这么直接、这么“阶级分明”。几次下来，这位资产阶级后代算是真正“触及灵魂深处”，彻底领教了出身的重要性，至今提及这一“阶级压迫”，仍怀“深仇大恨”。
拙妻二姨（中师生），1960年代杭州小学教师，娴静漂亮，1968年与杭州铁路局一青年干部相恋。这位青年干部乃单位重点培养苗苗，要打结婚证明（没有单位证明无法办理结婚登记），单位革委会领导断然拒绝：“根正苗红、大有前途的青年苗苗，怎么可以娶这种家庭出身的老婆？”其实，“高级职员”、“留用人员”，并不怎么“黑”，尚未列入“黑五类”。无奈，这对情侣只得分手。拙妻至今还清晰记得二姨坐在卫生间马桶上痛哭。当年，拙妻12岁，第一次亲身感受“失恋”。不久，“二姨”草草另嫁，三十多岁悒郁而死。
当代青年很难想象长辈人生中竟会有那么重要的“家庭出身”，政治细胞深入社会生活每一角落，一句“组织意见”，关天系地的大事－－连着前途关乎命运，也决定爱情，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组织鉴定”。“组织”从头管到脚，不仅“关心”你的爱情、决定你的工作，甚至干涉的性格、兴趣。，最可怕的是有权审读你的日记，严密检查你灵魂深处的一脉一跳。说来不信，学生分配工作都有政治级别，如分到上海西郊公园的俞华昶（1980年优秀纪录片《莫让年华付流水》主角之一），政治级别已经很高了－－“市级保密”，即十分可靠，可担任市级保密工作，但还不是最可靠的“中央级保密”。俞华昶为何未去保密单位而去了西郊公园饲养动物，想来保密单位这种好地方，“名额已满”，轮不到只有“级别”没有门路的工农子弟，俞华昶才以“巿级保密”沦为动物饲养员。
孙道临也遭政审
孙道临、王文娟，一代名伶夫妇，1940～70年代红透寰内。这对红伶夫妇的结合竟也遭遇政审。2012年9月1日上海《文汇报》，越剧名旦王文娟撰文悼夫，忆及当年与孙道临恋爱，她三十五岁，孙道临四十岁，但因孙的政治问题，一波三折，差点难成姻缘。原来，青年时代的孙道临入学燕京哲学系，参加燕京剧社演出，任北京“民先”负责人，曾经被捕，但既未暴露身分亦未给组织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又积极寻找组织，然未果。就这么一段履历，拦住了这对大龄情侣。上海越剧院领导找新党员王文娟谈话：“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那是很严重的历史问题！”当王文娟为孙道临辩解，领导很不满意：“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领导们轮番找王文娟谈话，暗示如果坚持结婚，就得考虑退党。最后，由老党员张瑞芳反映给老熟人周恩来，由邓颖超在家接待王文娟，告知孙没政治问题，可以结婚，“政审”才算真正结束。[1]全靠周恩来才成好事，但有多少人能得“总理过问”？
拙妻之所以守密多年，把牢嘴门整整23年半，倒不是为了照顾我与丈母娘的关系，而是她觉得此属“正常行情”，呒啥说头，“那时候不都这样么？” 再说，自己姆妈的“外调”也是为她好，否则丈母娘何以吃吃力力去搞什么政审？谁天生会有这样的“政治意识”？顺便交待一句，婚后丈母娘对我的认可度逐年增高，近年很积极将本人拙着分送亲友，不时流露“女有所归”。
写出这段恋爱政审，延宕至今才拿出来，当然有点顾忌冒犯丈母娘。不过意在提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不远的往昔，我们这一代的情恋可是如此这般呢！我与连襟的“爱情政审”还算好，毕竟已入1980年代，红色政治处于强弩之末，1950～70年代，那才是真正“激情燃烧的岁月”，红色政治不仅毁了一代大陆情侣的幸福，还带给他们一系列难以尽述的终身悲剧。1949年后，亿万大陆人民可是生活在一个颠倒错乱的意识形态之下。如今，我们这代人已开始逐渐进入“历史皱褶”，我们必须留下自己的脚印（决不同意中共的“淡化”），更迫切要求被颠倒的意识形态必须颠倒回来，国家走上“普世价值”的大道，而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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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中共自己都说不清楚内涵的方向。只有结束红色逻辑，中国才算真正走出“被颠倒的时代”，才能确保不会出现第二个“重庆唱红”，确保后代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1]王文娟：《我与道临：七条琴弦谁知音》，原载《文汇报》2012年9月1日，《文摘报》2012年9月27日摘转，第五版“文坛走笔”。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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