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君：中国离婚地图
中国离婚地图
－－作者：西部君西部城事
是的，中国人结婚的意愿越来越低了。
民政部近日发布的《 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7 年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1063.1 万对，比上年下降 7.0% 。结婚率为 7.7‰ ，比上年降低 0.6 个千分点。
结婚率是反应结婚意愿最直观的指标，它的测算方法是，用办理结婚登记的对数（ 2006 年前的统计口径是人数，也即对数乘以二），除以总的人口基数。所以 7.7‰ 的含义是，在过去的 2017 年，每一千人中，共有 7.7 对办理登记结婚。
结婚率下降，不是 2017 年才开始。 2010 年以来，中国的结婚率在 2013 年达到阶段性的最高值 9.9‰ 之后，便开始持续下降。巧合的是，正是这一年单独二胎放开。
结婚率下降对应着离婚率上升。去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 437.4 万对，比 2016 年增长 5.2% ，离婚率为 3.2‰ ，就是说每一千人中有 3.2 对离婚。
不同的是，离婚率没有像结婚率那样，有一个先升再降的过程，而是一路走高，从 2010 年的 2‰ ，提升到 2017 年的 3.2‰ 。
为什么中国人不爱结婚了？为什么离婚变得更加普遍？结婚率和离婚率有什么地域规律？
1. 婚姻自由度大大提升
影响结婚率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观念，一是人口结构。
观念变化容易解释。比如社会更开放，女性地位提高，传宗接代的婚姻功能减弱等，如果结婚可能牺牲生活品质，那么选择不结婚或者晚婚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早期，除了传统的宗族观念残余外，政策层面对婚姻也持保守态度。比如在 1987 年的统计公报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贯彻新《婚姻法》，人民群众的恋爱观、婚姻观、生育观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有些地方早婚早育、不登记就以夫妻关系同居、婚事大操大办等婚姻陋习相当严重，在婚姻家庭领域里，改变旧的封建传统观念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任务还很重。
非婚同居的多了，结婚率反而下降，这些在今天都是婚姻自由度的象征。
不过观念变化对结婚率的影响，往往还要通过人口结构反映出来。所以，结婚率并不是线性下降的，而是有涨有跌。
为了便于系统观测，西部君将民政部有统计数据以来的结婚率进行了梳理。走势如下：
制图：西部君
1987 年以来，中国的结婚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87 年到 2002 年，缓慢下降； 2003 年到 2013 年，处在快速上升状态，结婚率一度逼近 10‰ ； 2013 年至今，则迅速下跌。
2. 结婚率的两个阶段性拐点
上个世纪 60 年代，有一次比较大的婴儿潮， 20 年后这波人到了结婚的年龄，按道理 1987 年到 2002 年阶段的结婚率应该提高。为什么现实反而下降？
这是因为在八十年代末，又出现了一次更大的婴儿潮，作为分母的人口基数变大，导致结婚率跟着下降。比如在 1990 年，出生人口达到 2621 万人，是中国历史的最高点。
同样受这波婴儿潮的影响，中国的结婚率在 20 年之后的 2013 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因为当年出生的婴儿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巧合的是，《婚姻登记条例》正好也在 2003 年颁布，婚姻登记管理转变为婚姻登记服务，政策的人性化，同样促进了结婚率的提高。
中国的结婚率 2013 年之后开始下降，观念之外，人口结构老化也是重要原因。 2011 到 2016 年，中国 20—40 岁的人口比例下滑超过 2% ，适婚年龄段的群体数量减少。
结婚率的变化，计划生育的影响不可忽视。 1982 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它不仅影响到出生率，还会对婚姻意愿产生影响。一旦不需要像以往那样生育三四五个孩子，结婚时间完全可能后推。
比如， 2002 年的民政部统计公报提到， “ 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显示出成效，登记结婚对数连续 6 年呈下降趋势 ” 。
在结婚率下降的同时，登记结婚的主要年龄也在发生变化，晚婚晚育成为主流。 2012 年以前，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体中， 20—24 岁一直都是占比最大。不过等到 2012 年开始， 25—29 岁的群体，成为登记结婚的主流， 2016 年的数据显示，其占比达到 38.2% 。
3. 落后地区的结婚率，往往更高
由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不尽相同，结婚率还显示出很强的地域特征。我们不妨看看 2017 年各省的结婚率。
2017 年中国的整体结婚率是 7.7‰ 。以山西为分界，高于全国水平的有 14 个省区。
其中贵州、安徽和西藏排在前三，换算成千分号，结婚率分别是 10.9‰ 、 10.8‰ 和 10.1‰ 。排在最后三位的地区为上海、浙江和天津，分别是 4.5‰ 、 6.1‰ 、 6.1‰ 。
引入人均 GDP 的对比可以发现，结婚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呈负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均 GDP 越高，结婚率越低。
比如结婚率排在前三的贵州、安徽和西藏，都属于相对落后的地区，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准。而那些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像两大直辖市天津、上海，以及浙江，结婚率远低于贵州等地，上海甚至只有 4.5‰ ，不到贵州的一半。
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高，对不婚族和晚婚族越包容，单身男女不会贸然开启一段婚姻，所以结婚率与人均 GDP 的负相关很正常。
再就是人口结构层面的原因。结婚率的统计以常住人口为口径，像上海这种一线城市，是外来人口的集中流入地。 2017 年末，上海的常住人口总数为 2418.33 万，其中非户籍常住人口就高达 972.68 万，这接近一千万的外来人口中，年轻人是占比很大。
对他们来说，在户籍政策和高房价之下，上海是工作地，但未必是安家落户之所，等到登记结婚时往往会退守到二三线城市。庞大的未婚青年数量，稀释了登记结婚人数占比，导致上海结婚率在全国倒数。同理，北京也低于全国水平。
在众多省区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比如江苏经济相当发达，但结婚率高居全国前十，这与它作为计划生育执行最严格的省份息息相关。所以经济发达的影响，更多只能通过婚姻年龄体现出来：
近 5 年来，江苏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每年大约增长 1 岁。 2017 年，平均初婚年龄达到 34.2 岁。
与江苏相反的是江西，它的经济并不发达，存在感相当低，但是结婚率全国倒数第四，全国闻名的高彩礼水平，提供了一种解释。
4. 经济不景气如何影响婚姻观
观测婚姻观念的变化，要看结婚率，更要看离婚率。考虑到二者都受人口结构影响，西部君用离婚率除以结婚率，将人口的因素剔除，以此来衡量婚姻态度的地区差别。
2016 年离婚率进入前十的省区，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安徽、重庆、内蒙古、四川和新疆。这些地区离婚人数和结婚人数的比值，也处于全国前列的水平。
像上海，虽然离婚率没有进入全国前十，但是结婚率太低，最终导致比值相对较高，仅次于北京，排在全国第七位。
在上述排名中，排序与经济的对应关系，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不过落后地区，大部分都排在末尾的位置，而发达的省份，则分散在中部。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那就是东三省。
东三省的离婚率，在全国是出了名的高。以排在第一的黑龙江为例， 2017 年登记结婚 286732 对，而办理离婚的竟然达到了 175277 对，占登记结婚人数的 61.1% 。
高离婚率，以及高离婚 / 结婚比，解读为东北人对婚姻更加恐惧，并不算太离谱。在分析东北人离婚率高时，很多论者提到，这里的城镇化程度全国领先，而离婚率又与城镇化呈正相关的趋势。此外，还有移民文化也导致整体的宗族观念较弱，离婚率上升。
其实还有一种解释：经济状况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东北这几年经济下滑的相当厉害，一方面人口大量外流，这种外流很容易造成夫妻分离的局面，导致离婚加剧。
另一方面对那些留守东北的夫妻来说，经济下滑导致就业困难，收入降低，夫妻双方的矛盾很容易被放大，离婚率提高，结婚率下降，都是潜在的结果。
当然北京和上海的比值也高，未必适用这种解释，但经济同样是影响要素，只是影响的方式不相同。比如两地的高房价，会对结婚意愿产生不小的影响。
还有一个颇为巧合的细节，离婚 / 结婚比排在全国前五的地区，黑龙江、吉林、天津、重庆、辽宁，上半年的经济状态都不算好。虽然这只是一个巧合，但经济对婚姻状况可能的影响不容忽视。
转自《西部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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