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申：我的中学时代
我的中学时代
－－作者：许国申
我是1954年出生的，1966年小学毕业正遇上文化大革命。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之后，学校召我们回去读七年级。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说是“复课闹革命”，其实也无所谓“复课”。唯一的课本是毛主席语录（当时叫红宝书），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大部分时间都搞大批判，“破四旧”。大批判批的是封、资、修，“破四旧”破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上午常常读报纸，写大字报，参加批斗会，下午常常戴着“红小兵”的袖章排起队伍打着红旗到大街小巷喊口号，晚上还要以行政村为单位集合一起环村绕宅呼口号。口号是统一印发的，就那么几句，其中很多是“万岁”，很简单。有时候还要叫几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当时合称“四类分子”）来汇报，叫他们老实改造，重新做人。至于殴打，那是造反派的事，我们年纪小，没有参加。
这样的日子很无聊，大概过了一二个月，我就不去学校，在家参加生产劳动了。那是集体化时代，农村里的人都要靠挣工分生活。男子正劳力每天10分，妇女5分，像我这样的小孩2分。由于从小苦惯了，我没觉得苦。有时候看着青年男女打情骂俏，还觉得几分有趣。
在这段时间中，记忆最深的是一次抗旱，时间好像是67年秋天水稻抽穗、玉米出天花的季节。我们生产队总共20多户人家，那一次却集了六七架水车（那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电，没有抽水机、拖拉机以及粮食加工机械，生活相当原始），其中大半是三人水车，还有一架是四人水车，男女老小全出动，两班轮换，车了三天三夜，把水从溪滩的一个渗水潭里提到地势相当高的庄稼地里去。脚底踏肿了，这不用说。奇怪的是不知是第二个晚上还是第三个晚上，我竟然在车水的时候还能睡觉——那晚后半夜换班的时候，我被换班的人叫醒，发现自己的双脚还在机械地运动，而身边的伙伴已经换了一位。类似的事，我在书上也看到过两回——那是一边随着队伍走路一边睡觉。
抗旱那几天，是我们吃得最好、吃得最饱的日子。白米饭还有猪肉，都是送到地头的，可以尽吃，而且免费。
68年下半年，中学招生了，我们66、67、68三届小学毕业生分成两块：少数人到原来的老中学——画水中学就读，大部分在本地的五七中学（文革时期办的学校都带“五七”字样，是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办的）就读。我被推荐到画水中学就读。
说是读书，却没有书，只有几张用薄薄的黄纸手工刻印的讲义。上课的时间不多，三天两头要开批斗会。批斗的对象有老师，也有学生。不但白天斗，晚上还要把他们抓到寝室里斗。最可怜的是一个学生，才十六七岁，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听说他喜欢画画，有一次在玻璃上画毛泽东的油画像，不小心弄碎了玻璃，他很害怕，赶紧偷偷地把碎玻璃扫干净倒进厕所，结果被人告发，就成为“现行反革命”了。那时的我头脑简单但心地善良，总觉得这些被批斗的人与我无冤无仇，尤其是这?ldquo;现行反革命”，更是让我同情。更讨厌的是“三忠于”（忠于共产党领导、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每顿饭前都要肃立面向毛主席像手举红宝书三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实在没有意思，放农忙假（大约半个学期）后，我就不去上学了。直到年底看见同学放假回家从我们村边经过，我才匆匆跑到离家约4公里的学校挑回我的铺盖。
在画水中学那两个月，还与全校师生一起，到离校五六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做水库，记忆中那个水库的名字叫里山。还有一次，是与同学一起徒步翻越山背岭（从画水通往东阳县城的一条山路）到东阳县城，当天往返，行程大概六七十里。至于去干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到东阳县城。
69年正月，突然有一大群同村同学来叫我上学。这时候我才知道又有新的政策——“就近入学”出台了。我本来是喜欢读书的，成绩也不错，但是有过两段不愉快的读书经历以后，我却再也不想读书了。感谢当时的班主任吴立栋老师，亲自登门还带上同学来劝我，我终于拗不过老师与同学的盛情，加上家人及邻居的苦劝，重新回到学校。
学校设在彭山，宋时曾是著名的书院。山上有很多石刻，有诗文，有经文，其中一块叫墨庄岩，一块叫高士岩。我们小时候，那里已经只有一座寺庙了。寺庙四周，就是我们村里最著名的桃园。大概是58年，那里办了一所农中，造了六个教室。文革开始，农中不再招生，改名五七中学，就招我们这三届小学毕业的学生到那里读书了。
入学以后，课本好像是有的，但很简单，而且一个学期也上不了半本。做什么呢？学工，学农，学军。农中有几十亩土地，除了一个农民，全靠我们耕种。学校还大搞基建，造厨房，教工宿舍，养猪场，枕席厂。那几年，我们在校时间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在教室以外的劳动中度过的。我们自己打炮眼炸石块，抬石块，夯泥墙，还有耕地，播种，管理，收获，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大家都干得不亦乐乎。更荒唐的是挖防空洞。毛泽东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后，我们学校不但修建了两个储粮的土圆仓，还挖了两个防空洞。我们班挖的那个，就在教室东边。那里空旷的面积不大，而且底下就是岩石，我们挖的洞只能容几十个人，而且洞顶离地面才一米多。后来想想，不知道那时我们为什么那么傻，连老师也那么傻，——如果战争来了，我们躲进洞里，只一个炮弹落下，就全被活埋了：我们哪里是在挖防空洞，分明是在为自己挖坟墓么！
当然，挖防空洞只是我们的“家庭作业”，我们都是晚上点着灯挖的。每次从洞里出来，身上全是泥，脸也全被煤油烟熏烟了，两只鼻孔黑得像烟囱。可是我们这群孩子，还是觉得很好玩，很有成就感，尽管数年之后，这个洞已经自然坍塌了。
毛泽东说“学制要缩短”，原本三年制的初中、高中都改成了两年制。70年下半年，我就接着读高中了。还是那所学校（那时我们公社已经在离政府所在地更近的吴宅办了一所分校，初中生全到分校就读），还是那些老师，不同的是有了专业划分——有机电班、植保班、红医班（即农村赤脚医生班，办在分校）以及半工半读的枕席班等。印象中专业也不是自己挑的（除了半工半读班），我读的是植保。读初中时什么都干，读高中后干农活的时间就更多了。搞过九二0，以及小麦、水稻等不同品种的对比试验，还搞过种三季稻试验。种过蘑菇，移植成功了广东竹，试种了一大片薄荷，还蒸过薄荷油。此外，还用灯光捕虫，并到农村推广；养过长白猪的种猪，供周边的农户配种。总之，那几年真是忙得不得了，恨不得有分身术，就是读书没有静静地读，以致后来去考大学，连最基本的勾股定理、季风都不知道，更别说物理、化学、英语了。
学军也玩当真。军训是70年冬天，好像有一个月，地点在南江边一个叫黄大户的村子，教官是人武部派来的。冷风飕飕，早上要到溪边敲冰洗脸；寒星闪闪，晚上还要搞野营拉练。手榴弹虽是假的，也会爆炸。打靶实习的子弹却是真的，枪是三八大盖，带有闪着寒光的刺刀。那时候，教官确是把我们当作新兵来训练的。领队的教官叫毛参谋，很严肃，却喜欢讲笑话，“混帐”的笑话我是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的。军训期间，我们还访贫问苦，参加当地农村的劳动，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72年春节，离高中毕业还有半年，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去当民办教师。那一次，我们公社共选了6个民办教师，农村选了3个，我们学校去了3个。不过后来，农村里的3个一直教到退休，而我们学校去的3个却只剩下我了。
别看我读的在山沟沟里的中学交通不便，规模不大，设备简陋，办学条件极差，但在那时，却以落实“五七指示”红遍大江南北，《人民日报》曾以很大的版面专门介绍。那几年，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取经”的人们络绎不绝，总数或达数万。
时代弄人。我的中学时代是奇异的。这种奇异，是时代造成的。如果不是文革，我就不会有这样奇异的中学时代，我的命运也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然而与现在每天10多个小时被关在教室里做作业、考试，连节假日也少有的中学生相比，我觉得还是他们可怜。如果只能在这两种教育模式中选择一种，我宁可选择我的中学时代。当然，我不希望我的中学时代在历史上重演，更不希望现在这样“中学时代”“万寿无疆”。我希望中国孩子应该有崭新的中学时代，我们应该让中学时代的孩子们过上充满梦幻色彩的愉快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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