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木公：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真实经历
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真实经历
－－作者：许木公
1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又称文革 (1966.5 一 1976.10) 是建国以来，最动荡不安阶段，被称为“十年浩劫”。毛泽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通过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把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中国才有发展前途。
1966 年 6 月 1 曰，《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一时间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为什么红太阳商店，反修路等等。红卫兵还在街上剪行人的小裤腿、烫头发 ; 揪斗学者，文艺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毛泽东这时却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他的笫—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发表，更把运动推向高潮。一张大字报，全国乱了套。
北航的红旗战斗队的头子韩爱晶夺取了党政大权。一天上午在操场，召开全院批斗大会。把系主任以上的第一把手，基本上都揪了出来，当作走资派批判斗争。我们教研室于主任，党支部书记孔主任。都是老革命，老干部，给他们的罪名是修正主义分子。起因是中苏决裂前，党委宣传部听取他们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方针是对的。因此认定他们是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等变相体罚。大会斗完，小会斗。在批斗他们的小会上，红卫兵要他们承认错误，他们坚贞不屈，死也不低头。红卫兵小将把于主任的脑袋按到讲台上瞌打，血流满面。
我与他们相处挺好，他们对我帮助很大，我一直尊教他们。面对他们的委屈，我内心傍徨，纠结，当时我想，如果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也是，大家都是。况且他们并没有公开散布，是党内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有什么错？后来在有红卫兵参加的教研室会议上，我便提出自己的看法。岂料一个小将说：许老师你是保皇派，跟他们划不清界限。文革中我只是政治经济学小组的组长，也成了保皇分子。
2 、自动对号入座
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常教学工作中断，近 5000 学生全部停课，停止招生，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遭到全面破坏，处处笼罩着恐怖主义气氛，人们傍徨，恐惧，无助。人人都可贴别人的大字报，人人都可能被别人贴陷害的大字报。有些干部、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面前胆颤心惊，对国家，失去希望；对自己前途失去信心，最后走向自我灭亡。
单老师当时和我住在一幢宿舍楼，虽不在一个单位，但常有交往。他高中毕业，在学校负责文艺宣传工作。运动开展不到三个月，他就在宿舍自杀身亡。究竞原因是什么，人们都说他有历史问题。他经常情绪低沉，最后服毒自杀。杨老师是我的同事，教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他比我大二岁，湖南石门市人。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有学问，写有一手好毛笔字，是大家认可的秀才。我来北航时，他是党支部组委。我们都有密切交往，他曾经几次带我到北京大学找他们系的专家、教授取经。
文革开始不到一年，有人贴他大字报，说他是三青团骨干。教研室的造反派决定开会斗争他。一天上午八时左右，红卫兵小将说，请许老和老王，到杨老师家通知他马上来开会。我们到他家后，家中开着大门，屋内外无人，厕所反锁着，打不开。老王个高，趴到窗上一望，大叫一声，老许不得了，杨老师上吊了。老王赶快从厨房，拿来莱刀，乒乓几下，砸碎了玻璃，要我爬进去，把厕所门快打开，他急忙跑到保卫部叫人。我从未干过这种事，心脏急速跳动，心想救人要紧。进去后，我首先想去掉他的绳套，但我一人怎么也解不开，心急如焚。我为了壮胆，嘴中不住说，老杨你不应该这样啊！很快保卫部校医院来人了，认定他获救无望。
我离开杨老师家，才发现我的右手掌被玻璃划得鲜血淋漓，身上也是血斑点点。医治后，一年多才痊愈。杨老师上吊前，吃早饭时，坚持与他爱人，每人吃半个煮熟的鸡蛋，寓意两人即将分离。死后留下二个才十多岁女儿。文革后清查的结果，发现他是三青团的小队长，没有什么大问题。领导说他是自取灭亡，把自己划到牛鬼蛇神一边去了。
3 、批斗彭德怀
1967 年 7 月 26 日上午，我从阜成门外洪茂沟家中，赶到学校来开会，才知道要批斗彭德怀。我们拿马扎坐到学校的操场上，除我校师生外还有部分地质学院的员工，约有几千人。当时我想，北航造反派头子韩爱晶这个人真不简单，居然能把这样一位大人物揪了出来。参加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吴啥等人。批斗时间不长，会后被一一押上卡车，游街示众。当我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还看到押解他们的卡车，在口号声中缓缓驶过。
这是北航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我一生中难以抹去的反思。我敬佩彭德怀，我为他的下场鸣冤叫屈。他功大如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有什么错，有什么罪？我怒斥韩爱晶，为他后来的下场，被判刑叫好！韩爱晶是江苏涟水人，生父为革命牺牲，继父是一个干部。性孤僻，后考上我校，文革中与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等人，被公认为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他在批斗彭德怀的内部小会上，带头对彭老总进行逼供和殴打，致使肋骨骨折，肺部受严重内伤。 1983 年，依法判处韩爱晶有期徒刑 15 年。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我更憎恨以中央文革为首的极左势力，没有他们这帮人的授意，韩爱晶一伙也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胆大忘为。
4 、老子英雄儿好汉
1966 年 7 月全市风传这样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的意思很明确：老子是老革命，儿子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老子是“牛鬼蛇神”，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难怪有人说，这副对联是“鬼见愁”。对联在北航一贴出，产生轰动效应，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
一天的黄昏，当我路过 2 号楼前，看到台阶周围聚集着许多人。一打听，说是红卫兵正在辩论这副对联。我心想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不是表态了吗 ? 他说这副对联是“血统论”，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翻版，还有什么好辩论的。正在此时，只见一位红卫兵，高声问一位年轻老师，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对不对？这位教师回答说：“当然不对”。话音刚落，这位小将“叭”一声，打了这位无辜教师一个耳光。
文革期间，我们家住在阜成门外。坐在公共汽车上，我想到我们教研室的叶老师，红卫兵无中生有，怀疑她是叛徒，在辩论会上她据理反驳，被红卫兵一巴掌，打倒在桌子底下，精神受到严重创伤，至今未愈。如今又看到红卫兵亲自动武。心想辩论会成了流氓打人会了。
当年红卫兵其所以如此嚣张，说穿了有最高统帅撑腰 ; 当最高统帅态度一变，又开始抓“ 5 。 16 分子”，把红卫兵打翻在地。
5 、慰问老院长
我一到北航，就有人向我介绍武院长的先进事迹。说他 1926 年，年仅 15 岁便接触了共产党人，参加政治活动。 1928 年，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一面宣传反帝反封建，暗地里却宣传共产主义。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国民党拘捕。他在法庭上怒斥法宫，做了 7 年监牢。他把牢狱作为扩大共产主义阵地，自己独立成立共产党支部。出狱后，为了找组织，他不顾日本飞机的狂轰烂炸，奔赴延安。经过多次曲折审查，他矢志不移，终于恢复了组织生活。在担任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期间，他以拉人力车为掩护，为党作了许多贡献。 1954 年，他被任命为北航党委书记，院长。
我进北航笫一次过组织生活，就同他在一个小组。每次开会他从不迟到，不早退，和我们一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平易近人，没有官僚习气。他深人学生食堂，同校工一道挑土挖荷花池。在一次支部会上，他要我们给他写个讲稿，谈谈解放以来的新气象。党支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根据报纸上一篇文章，加以发挥。指出解放以来有十多十少，自行车多了，走路的人少了；吃饱饭的人多了，乞丐少了等等。后来他通过广播把我写的稿子全部念了一遍，并说这不是他写的。他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58 年大跃进，他坚持学校学习笫一，抵制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他认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应该是教学，为此受到市委严厉批评。不久，他被调到新疆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
文革中武院长受到红卫兵的批斗，遭受痛苦折磨。北航红卫兵把他巧妙地藏了起来。一天教研室的龚老师和陈老师，约我和其他二位老师，躲闭暗哨，在集体宿舍一个房间去慰问他。他说我在旧社会，有过多年的牢狱生活，什么苦都吃了，这点考验不算什么！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实在少有！文革后，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继续关心着北航的发展。为我们系联系研究员，协助我们提高教学质量。
北航人都很怀念他。好人长寿，如今他己 103 岁高龄。
6 、抄家
文革中抄家是一种常态。我校党委副书记胡晓先家，被抄出一些有蒋介石头像的旧邮票。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说他企图变天，留恋旧社会。我老伴爱好集邮，看到形势不妙，我回家后赶快把老伴保存的珍贵邮票付之一炬，以除后患。岂料有一天晚上，老伴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突然来了七，八个造反派成员，一进家门把我九岁的女儿关在厕所审问，并动手打她 ; 把我十一岁的儿子关在小房间问话。同时家里箱箱柜柜，旮旮旯旯，被他们翻了个遍。老伴紧张得一个劲要喝水，要上厕所。我虽然惶惶不安，但我想到前几天，中央有一个文件不许抄家，我就跟这些懂得法律的家伙、有的还是我们的好邻人争辩。我说你们搞法律的凭哪—条、哪一款来抄我们家 ? 这些话都是对牛弹琴，浪费吐沫，他们根本不听。
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折腾，最后把老伴押上汽车，带走了。汽车开行前，留下一句话：“有事情会通知你！”那夜我无眠，坐如针毡，想得很多。当抄别人家时，我的心情是漠然无情，无痛苦感。事到临头，才体验到抄家对人的精神和人格的打击。在那种无法无天，混乱的年代，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第二天一早我找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要人。留给我的记忆是他们对此事也知道，告诉我你先回去，不要急，会放人的！过了二，三天老伴才回来。
事后，我才知起因是，老伴是他们单位，仅有的铁捍保皇派成员，她们收集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张鼎成的一些材料，证明张是个好干部，造反派就是为追讨这些材料来抄家的。这就是荒唐的文革，带给我们家的灾难。
7 、一场激烈的辩论会
1968 年，我们教研室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召开了一系列的小会大会。事先由造反派的领导人提出要清理的重点人。针对每个人成立专案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小组长，负责内查外调，初步摸清重点对象的问题。然后，通过教研室大会，请当事人到会交代、检查、批斗，最后由群众审核，报上级审批。
在北航众多单位中，其他单位清理阶段，都很顺利，领导决断定案。唯有我们政治教研室，还有校医院这两个单位，领导感到碰到老大难问题，收不了场。关键是我们政治教研室有几个刚直不阿，不跟风，不唯上的老师。
小小的政治教研室不过 30 多名教师，要清理的对象就有 5 人。其他老师的问题，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有肖老师的问题，难以定夺。文革中肖老师主动交待了反右运动中自己曾写日记，同情全国知名的一些右派。造反派成员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个右派，应定性为漏网右派。开始没有反对意见，我想大家有顾虑，怕首先表态，弄不好把自己也划成了右派。
首先站出来表示疑异的是吴老师，明确提出反对。接着造反派中有人指责吴老师是肖的同学同乡，有包庇的嫌疑。在这个时候我毅然站到吴老师一边。我觉得肖老师是自觉向组织表白的问题，不应拿来定罪。再说他一直表现很好，并没有反党行动，不能扩大打击面。双方激辩中，彼此怒目相视。特别是每次吴老师发言时，有理有据有节，常常一次发言就是—个小时。大家很爱听。
文化大革命冤枉了许多善良的人们，所幸我们的肖老师没有被人推到敌人一边去，最终成长为哲学教授。
8 、非正常死亡
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不仅有许多人被审查，被批斗，也有一些人含冤而死。这里只讲我的所见所闻。
一天午饭后，我去主楼办公室休息。当我上楼梯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我走一步，她也跟着上一步。我从下一看，是教基础课的一位女老师。过去我们经常见面，我进教室，她走出教室，有点头之交。所以见到她，我也没有与她讲话，彼此仍微笑示意。我坐在办公桌前休息，还听到我顶层皮鞋击地的响声。不到一刻钟，听楼下有人大叫：快来人呀，有人跳楼啦！等我从四层奔下去，只见围拢一圈人。挤上去一看，正是那位女老师。接着保卫部，校医院来人查验，宣布人己死亡。保卫部有人跟我透露，运动以来，北航主楼和四座副楼门洞前，都有人从高层跳下，自杀身亡。最惨的是校医院一对夫妇不堪运动的陷害，全家自杀。
北航“校志”对这些无详细资料，但写了一些实情。文革期间，北航院内成立名为“隔离室”的监狱 18 处，先后立案审查 465 人，其中 170 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 20 余人非正常死亡。
9 、墙头草，随风倒
回想文革期间，我跟随共产党做了许多蠢事，作了许多虚功，真是后悔。中央文革指示一发出，我们这些不明事理的人，便跟着韩爱晶的指挥棒起舞。武汉爆发大规模武斗，韩爱晶积极组织全体师生，到京西宾馆去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我也跟着去了。其实武汉的事，和我们这些教师有多大关系！
中央文革发出“揪军内一小撮”，我也随队伍，到郊区西山一带的军事机关前，挥舞小旗，示威游行。在路上步行来回七，八个小时，夏日炎炎，又渴又累。大家一路用边聊天，边嬉戏，来转移疲劳。这纯粹是浪费青春，吃饱了，没事干，被忽悠。游行回来没有多时，最高指示说：”还我长城”，意为谁让你们去揪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要毁我们的江山吗？风向剧变，造反派从此也遭殃了。真是出尔反尔，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群众包括我一头雾水，无所适从。
文革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也造反。 1967 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震惊国内外。我也跟随造反派队伍到现场助威。大家拍手欢呼，齐唱“东方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个个好像吃了耗子药，兴奋得了不得，以为伟大领袖真成了世界主宰、皇帝。
事件的结局。我们的总理周恩来感慨说：“由于斗争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直到 1971 年，周恩来不得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国政府公开表示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
这一系列荒唐的事，使我逐渐认识到，遇事要动脑，不能盲从不能随风倒。
10 、“不三不四派”
文化大革命后期，党员恢复过组织生活，开始整党。把在文革中，表现不够格的党员，清除出党，纯洁党的队伍。造反的红卫兵党员，由于出生好，又紧跟中央，作个不痛不痒的检查，很快便过了关。我是属于重点帮助的对象，几次检查都得不到认可。
我检查说，在文革初期，我是保皇派，保校领导、教研室领导。后来我随大流，大家不想去、不愿干的工作，我都积极参加。比如要支持工厂造反派，让我去协助，我毫不犹豫，打着背包就出发。让我去北京火车站，维持混乱的秩序，三餐不定时，我也是自愿前往。要支援同仁堂药店职工造反，我也跟着造反派一道去呐喊，助威！尤其是大家不愿看校门，因为值夜班不能睡觉，我在那里一干就是几个月。在那里非常幸苦，不仅睡不好安稳觉，而且站在校门口，像疯子一样，见到行人便高声大叫：“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等等。叫得口干舌燥，这个岗位也不是好干的。因此我认为自己不是革命派，也不是逍遥派。我对得起党，我是个不三不是派。
当我话音刚落，会场一下沸腾起来，乱了套。教研室一位最年轻的红卫兵党员萧遥老师，非常气愤、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我说：”许老师你不是什么不三不四派，你是死心塌地保皇派，是教研室走资派的大红人。你在运动中有的发言，具有鼓动性，起了坏作用。’还有几位老师表示支持她的意见。
我想不通，心想你刚来教研室不久，文革中，又生了二个娃娃，经常不上班，倒成了革命派。这次你很快就过了关，而我积极在文革浪潮中’游泳’，却再三被批。再说教研室有二位老教师，和我同来北航，工作、教学上不认真，这次倒成了革命派。这不是是非颠倒吗 ? 我决心顶着，不认错；他们也坚持不让我过关，彼此僵持着。这一来使我很痛苦，那段时间脑子想得很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甚至哭泣。过去的运动整别人，没有体会，这次整到自己头上，才知道运动整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我要感谢潘老师对我的启示。他对我说：“老许，你要学会脑子转弯，适当时要妥协。你退一步，跟他们唱一个调，问题不是就解决了。”他说：“文革初起，我起来夺权。谁知很快，红卫兵又夺了我的权，说来说去都是自己斗，没有是非。”我听了他的劝告，问题很快解决。不料潘老师几年前，己老年痴呆，这就是人生！
事后，我才逐步领悟到，我们教研室整党时的真正领导权，仍然掌握在造反派手中，造反的红卫兵党员整保守的党员。有人说，文革是共产党窝里斗，说得倒也形象。如果再来一次文革我愿像萧遥老师学习，在家生孩子，抱孩子。像我的八弟学习，当逍遥派。这是聪明之举，利用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远离红尘，远离是非之地。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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