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77级大学生大概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
77
级大学生大概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
－－作者：许纪霖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 77 级。
今年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 40 年。我自己是一个 77 级的大学生，不久我们大学同班同学聚会，我们班里大概 40 多个同学，后来一算到今年大部分都退休了，只剩下 4 个现在还在岗，主要都是大学里的老师。岁月如梭，真是太快了。这 40 年对我们来说，这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半生，但是我想说的是，恰恰 40 年前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在高考之前，我是下过三年乡。我 1975 年中学毕业，上海当时政策是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可以留在城市，一个必须下乡，我姐姐留在城市，我是必须下乡的。我在农场，一开始做建筑材料的预制板，每天要扛水泥，放进混凝土搅拌机里面搅拌，但是因为有一些小才气，会写一些小文章，那个时候工厂需要有人做宣传，然后就抽调到工厂里面管宣传，顺便也管图书，还可以有机会回上海采购图书，借这个小小的方便读了很多书，实际上是给学习打下了很多的基础。
青年时期的许纪霖
我当时是在上海郊区一个农场，但是上海人特别希望回城，不要说上海和外地，市区和郊区的差别都太大了。回城，那个时候叫上调，起码得五年，在没有恢复高考之前，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农村里面熬五年，然后回城。 1977 年的秋天，我母亲那时在重庆工作，我和我一个同学一起坐船从上海到重庆，我们就在江轮上突然听到广播说要恢复高考，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人多兴奋，突然感觉到有希望了，可以回城，你的前途突然展开了，一片辉煌。
对我们个人来说，大概最切切实实的就是突然我们有了希望，让我们个人有了前途，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前途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也是整个国家的，实际上高考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1905 年把科举给废了，那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才有了 21 世纪以后中国的很多变化，但是 1977 年恢复高考，这也是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想就没有后面的改革开放，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明白，最重要的是人才。过去毛时代是讲“又红又专”，结果是突出“红”，张铁生这些“白卷英雄”以工农兵大学生的名义进了大学，真正有才华的青年很少有机会，但是恢复高考的决策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有句话叫知识是第一生产力。像我们这些人大概只会读书吧，从小是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长大，又喜欢读书，读书是我当时唯一的娱乐。那个时候中学不像今天，读书是不太难的，在中学我是门门考一百分的，算是一个学霸。
许纪霖 1978 年在华东师大
我所在的农场里喜欢读书的人不算太少，特别是我所在的这个单位算读书风气比较好的，当时参加高考的同事起码有七八个，人们见面就说“您高考了吗？”。很多知青就觉得，这是我们唯一的离开农村的途径。
从我们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到高考，大概也就三个月，复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77 级（复习）时间太短了，凭的是你原来在中学里面打的底子。因为我当时中学毕业时间也不算太长，底子打得比较好，所以当时是蛮自信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录取率只有 4% ，但那个时候没想这么多，就是凭着一种自信就去考，也考取了。
我们参加高考在南汇县，南汇县现在已经成为浦东新区的一部分了，考四门课。那个时候考试，家长也不管，人是很成熟的，这是你个人的事，家里人没这么多的担忧。我和公社同事一块坐着农场的拖拉机去的，路上大概半个多小时吧。当时这也是个大事，所以各个单位也蛮重视的，都开着拖拉机进城。我们在南汇中学考，一个教室大概坐了 40 个人，一人一个位子，重新回到中学的课堂，感觉非常亲切。
放榜是通过单位发给你的。录取的时候单位必须同意，通过单位把录取通知书给你。我当时考的也算是高分，但第一批没有录取，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语文考的不算太理想，报的第一志愿又是中文。当时录取可不像现在从高分到低分（录取），那是靠抢，校长带了一帮人到里面去抢档案。幸好后来有个老师李春光给邓小平写了封信，说第一届高考学生实在是太优秀了，能不能扩招，小平同志又批了，我就作为第二批扩招的学生进去的。
1977 年底高考，我们到了 1978 年初才正式入学。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是文学青年，觉得文学是最神圣的。当时高考的时候，最优秀的一批人都在考理科，因为文革以后大家吓怕了，觉得搞文科很可怕，那时候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我的理科成绩也很好，由于我从小生长环境的缘故，就特别想做一个文学青年，觉得作家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特别想进中文系、新闻系。那个时候最红的，最难考的文科专业，可不是今天的经济，而是中文、历史、新闻。我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教育系，这是学政治的，很多人就很怕，一个，学政治的被人看不起，第二个，好像它又是一个高危专业，和政治沾边当时是觉得有点恐惧的，所以当时我到大学报道的时候很失落。第一件事就是找系主任说：“老师，我想转系，我想去中文系。”我们系主任也蛮同情我的，皱着眉头说：“如果我答应你，大概我们这里一半人都得走。”那也没办法，就既来之则安之，只能就读呗。
1980 年代的许纪霖
但是，天生我材必有用。 1978 年，大学校园里非常流行演话剧。上海当时有一个话剧叫《于无声处》，是控诉文革的，这个话剧突然爆红，连带把话剧都带红了，所以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学生自己创作，自己演，全校话剧汇演，然后又全市话剧汇演。我就自告奋勇写一个，真没想到我们系用了我这个本子，我们演了以后还打败了中文系，拿了全校第一名，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上海的汇演。我觉得，人恐怕一生未必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安排的，有时候就是有偶然的机遇，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关键你不要有太具体的那些小目标，要有大的理想，等到机会来了你都抓得住。
《于无声处》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如一声震荡夜空的惊雷
我自己从 1982 年大学毕业就留校，差不多到今天已经在大学工作了 34 年，但我深切感受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校园和今天的大学风格、氛围，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今天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属于物质短缺的时代，对知识来说也是这样，今天是知识爆炸，太多的书，太多的知识，太多的资讯让你无法选择，而那个时候是一个知识非常匮乏的时代，第一届学生每一个人都很珍惜学习的机会，真可以说是叫如饥似渴。
我们大学有一个小新华书店，就在河边。下午通常是这个小书店进新书的时候，它的新书售卖在今天叫秒杀，那个时候要去抢，可能就卖个十分钟、半小时就没了。那些国外名著和中国经典都开始重印出版了，都要抢，课间休息也就十分钟时间，赶紧飞跑到书店，看看今天有什么新书，有的话赶紧抢，否则等到你一回头，那肯定卖完了。
说实话，上课学到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是很有限的。当时有一批民国的老教授，那是很有学问的，但是这些老教授年龄比较大了，能上课的机会不多，我们那时候刚刚经历过文革，也不太懂。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给我们上课有徐怀启老先生。老先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到哈佛大学读神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以后还在圣约翰大学做教授，他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第一人。那个时候他 70 多岁，身体不太好，每周给我们开一次讲座，讲基督教史，但我们这些人文革过来的，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马克思说不是说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嘛，没什么兴趣。他的拉丁文非常好，用拉丁文写了一串字符在黑板上，我们下面都没什么反应，现在想想很后悔，那个时候真是无知。有些上课的老师是 1949 年以后的老师，这些老师脑子里还有些“左”的东西，能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那个时候学生还有点红卫兵的脾气，曾经有一个老师在讲中共党史中的某一段，突然我们一个同学跳上台说：“老师，你讲的不对。”他就一把把老师推开，就在那里演说，讲他的观点。你想今天不大会出现这种情形，但那个时候同学还有点红卫兵的遗风，所以有不少老师看到我们学生还蛮怕的。
至少对我来说，大量的知识是图书馆来的。那个时候图书馆也是要靠抢。现在很多学校图书馆听说是考试的时候才坐满人，平时门可罗雀，那个时候不一样，图书馆还没开门，学生都挤在那，门一开就百米冲刺一样，去看杂志。那个时候最新的知识都是在杂志上。我现在还记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当年办了一份内部刊物，叫《未定稿》，登的都是一些不适合公开出版，但思想非常解放的新观点的文章。那是要抢的，如果你晚一步，（杂志）被别人借去了，那你就等吧。有时候下午没看完，那时候复印也没有，你抄都来不及，要把这个刊物悄悄地藏在一个角落，然后晚上过来再继续看。那个时候对知识的虔诚是今天学生难以想象和比拟的。
除了看书学习以外， 80 年代的大学有一个我们称为公共讨论的氛围。学生自己组织起来讨论问题，讨论国家大事，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民主的问题。那时候还流行辩论，和前几年大学流行的辩论赛是不一样的。现在辩论赛是有一个题目，然后正方反方要看抽签，抽到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代表你真实的想法，只是锻炼辩论的技巧，而那个时候的辩论是自然形成的，你有什么想法就可以在会上谈，那是一种非常活跃的氛围。 77 级那一代人，他们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的绑在一起的，都有一种今天已经稀缺的家国天下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概 77 级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果按照一种精神的定义上来说，它就是有情怀的人。当时毕竟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文革当中毛泽东就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是“要关心国家大事”就成为我们这代人的一个精神的印记，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990 年代的许纪霖
我们学生那个时候都很自豪， 77 级的大学生在社会上被视为天之骄子，每个人都会戴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那种得意是今天开宝马的人都比不上的，邻居、街坊、亲戚、路人都会投来非常羡慕的眼光。觉得自己既是天之骄子，同时又责任感特别大，似乎天下重任系于一身。 77 级还有个特点，大部分都是老三届，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经历过文革、下乡，现在又重新成为了第一代的大学生，可以说他们既是红卫兵一代，也是知青一代，又是 77 级，所以他们身上有一种很强的红卫兵和知青的精神特征。我算红小兵这代，也算后期知青，只下过三年乡，在班级里边像我这种年龄在 20 岁左右的就没几个，基本上都不是主流。
那个时候毕竟离革命年代不远，公共生活很丰富，但私人生活还是很封闭的。今天你看大学里边，公共空间倒不那么活跃，是萎缩的，但是私人生活很丰富，学生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记得入学的那一年秋天，来了一位新的党委书记叫施平，他原来是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领导过学生运动，还作为学生代表和老蒋当面谈判过， 1949 年后，担任过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他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思想非常解放，给我们大学带来一个新气象。我举一个例子，他来了以后， 1978 年国庆的晚会上，他和夫人首先带领我们跳集体舞，现在看上去好像特傻，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男女之大妨，男女学生在一起跳舞，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那个时候书记就觉得，大学要有一种理想的氛围，青春的氛围，这种氛围有点像回到《青春之歌》那个时代，洋溢的一种集体生活的激情。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还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不像今天，你是面对市场自己去找工作。当时就面临一个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是全国重点高校，必须把一部分学生分到外地去，那个时候上海和外地的差距可比今天要大得多，所以上海同学就非常怕离开上海到外地，外地就像地狱一样。当时为了照顾那些上海知青，华东师范在外地招的又全部是上海人，这些老三届已经有了家庭，甚至有了孩子，他们已经不可能离开上海了，所以到毕业的时候要到外地去工作的，一定是我们这些还没有家庭的小孩子。按理说应该有很多担心，但是那个时候，人和氛围就很奇怪，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觉得谁担心这个事谁傻，境界低。所以大一大二大三没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谁提这个就是谁很俗。这不是说我们那代人是天之骄子，就没有个人前途的担忧，是有的，但的确是有点豪气，有一种英雄气概。
一开始我准备考研究生，但是很不幸，我的导师在我毕业的时候，因为名额有限，他就放弃了招生，按理说我本来应该毕业就去外地工作了，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往往就是一个机遇。我大四的时候，我们的党委书记施平，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个时候强调对大学生要进行思想教育，他说应该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满堂灌，应该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编自己拍思想教育电视片。负责的是我们系的组织书记，我会写剧本，他当然第一个想到我了，然后就抽我去到井冈山、遵义、延安去拍思想教育电视片，等到毕业的时候还没拍完，我自然而然就留校了。留下来以后系里就要我教中国民族党派史，我对民族党派历史倒没那么大兴趣，但民族党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我因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生长大的，所以对知识分子很有兴趣，后来就自己开始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研究那一代人。一不小心，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的研究突然就红了，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你看我的人生学术道路都是被安排的，大家不要以为“被”一定是很悲惨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你自己有能力，人的可塑性很强的，你还是会给自己找到一条路的。
前几年流行怀念 80 年代，我不是说 80 年代一切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好的，但是 80 年代之所以得到怀念，是因为它有一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比较稀缺的东西，我把它称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今天是被一些很功利主义的东西所笼罩了，不是说功利不合理，而是说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必须有一个平衡，而 80 年代的那种理想主义它可以平衡今天校园所弥漫的那种功利主义，所以从这点而言， 77 级所代表的八十年代的校园文化，是留下了一些正面精神遗产的。
转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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