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文：一个初中生的大跃进年代
一个初中生的大跃进年代
－－作者：诸葛文
我国 1958 － 1959 年左右的大跃进，相信 60 岁以上的人都会印象深刻、记忆犹新，这场给中国经济与社会都带来了重大影响的运动，波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各个层面，连当时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中小学生也未能幸免。
我 1958 年考到我们县第二初级中学。这本应是我中学学习的基础阶段，理该坐下来好好念书，为今后一生的知识吸纳奠定基础，没想到却赶上已经开始而且风起云涌的大跃进浪潮 ，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们全都不由自主地被卷了进去。记得当时叫得最响的口号就是“超英越美”、“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一天等于二十年”等等。这些今天看来荒唐透顶天方夜谭式的口号，当时给我们这些少不更事刚刚踏进中学校门的 12 － 13 岁少年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不要多长时间，中国人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因此开始还是很振奋的。
一
最早的印象是大炼钢铁。我们入学不久，学校就在学生食堂外面的小树林里召开誓师大会，记得当时的会标就是“ x 县二中钢铁元帅升帐誓师大会”，校长兼书记，一个白白胖胖的矮个子中年人作动员报告，他的口才很好，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水平的知识分子。幸运的是，可能是由于我们年龄太小，大炼钢铁没让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参与，高年级的同学自然必须积极踊跃。没过几天，就在刚刚开过誓师大会的小树林里，出现了很多各式各样形形色色不伦不类的小高炉，晚上也是灯火通明，炉火熊熊。我们这些初一学生不太懂也不太关心，到底这些师兄师姐炼出了多少“钢铁”，估计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好在没有多久，这些小高炉都销声匿迹了，应该是教育线上还是有比较实事求是的人，及时停止了这种劳民伤财的瞎胡闹。后来才知道，我们学校的这些大炼钢铁与全省的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当时是遍地高炉遍地烟，全民发动全民炼。我们家里农村把铁锅铁洗脸盆都收缴炼钢了，结果当然是怨声载道。史载 80 年代中期的河北省第一书记高扬当时是工业部的副部长，奉命到河南考察河南钢铁元帅升帐的大好形势，看到的是这样的瞎胡闹，严厉批评了河南的某些领导，结果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恶人先告状，“欺君罔上”，实事求是直正的高扬倒挨了批评，还被逼着给吴芝圃等河南省委领导道歉。
我们星期天回到农村，农村的大跃进景象更是“雷人”。全大队 9 个自然村，劳动力统一调配。记得当时叫“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我们村也不叫几队了，而是叫几连几排了。除了哥哥去外面参加工作不说，嫂子也不在村里干活了，而是集中到大队青年突击队了。今天在这个自然村，明天在那个自然村，后天在大队办的试验田里。村里人干活当然是男人在一起，女人在一起，男人女人里又按年龄分成组，一家人干活多少天也不会在一起，只差分开住了。当时时兴“争红旗”“插白旗”，就是那个劳动小组活干得快，哪里就插红旗，反之，哪里就插白旗。一旦被插了白旗，负责人就要挨“辩论”。星期日回家，曾经看到被“辩论”的景象：就是被批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群人把被辩论者围在中间，一边喊着，一边推推搡搡，乃至拳打脚踢。谁愿意被插白旗，谁又敢被插白旗？！
二
初中刚开始上课时，没有课本 ( 后来知道我们的教材正在按大跃进的精神在重新编写，来不及如期发放 ) ，老师让我们借高年级的，记得我就向我们村的一个初二年级的同学借了书，印象最深的是语文教学用的课本，不像小学叫《语文》，而是叫《文学》，特别厚，像一本长篇小说，关键是里面的文章特吸引人，有唐诗宋词，还有不少文言文，大都是古典文学的名篇，最有意思的是里面竟有一些名家如茅盾、巴金的长篇小说以及一些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选载，比如《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等等，这是小学课本里绝对没有的，五彩斑斓，丰富多彩，不像教科书，倒像课外读物。这对于喜欢看些乱七八糟的文学书籍的我来说，真是喜出望外，所以我十分急切地盼望早点把新书发下来。
可是真的新书一拿到手，却大失所望，改版后的，不叫《文学》，仍叫《语文》，也薄多了，充其量有《文学》的三分之一，里面许多文章都没有了，尤其是古典文学类的，许多唐诗宋词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诗。
开篇就是歌颂大跃进的诗歌，有一篇是“我来了”，写道：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还有一首题目忘记了，内容是：
铁镢头，二斤半，一筑筑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颤，缴水缴水我照办！
另外，就是歌颂领袖的，好像也是新民歌，如：
雨后天晴太阳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其中的开头一段，每段两句。还有一首好像是“挑着茶叶上北京”，等等。
后来知道，我们课本上的这些诗歌，只是当时大跃进诗歌的一个缩影。那个时候，大跃进的诗歌铺天盖地，河南城乡各个建筑物的墙上，诗歌以及按照内容配绘的漫画，特别吸引人们的眼球。这些诗歌说是体现了人民群众大无畏改天换地、战胜大自然的革命精神，这个观点现在看来，已经与大跃进一样，被严酷的后果以及清醒的后人否定了。
诗歌内容另一方面就是歌颂毛泽东的，如上面说到的两句，被诠释为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热爱。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领袖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把这种热爱用诗歌等艺术形式极度炒作与夸张，就不免走上崇拜的歧路。况且，两年前中共“八大”在接受苏联斯大林个人崇拜教训的基础上，刚刚提出在党内反对个人崇拜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如此狂热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几年之后中国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就不出人意料了。
应该是在初一后半学期，伴随着社会上的大跃进运动，学校里也开始搞所谓教育革命，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让我们这些涉世不深刚进中学校门的学生参与数学教材的编写，先是每个同学都编，然后选择一些编的好的同学再专门编写，主要是认为我们的数学教材上的文字题内容不太“革命”，让我们再来。这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只要把题意理解准确就行了。所以我编的题最多，质量也最高，被上面选中编入新版教材的也最多。教育战线的大跃进还表现在经常举办各种教育成就展览，进行多种规模的联合统一考试。我们所在的地区举行县办初中优秀学生作业展览，我的作文簿被老师选定为为数不多的参展者之一，不过也把我累坏了－－语文老师按照学校的要求，给我一个新本子，让把旧作文簿上的写过老师批改过的作文重抄一遍，不得有涂改的痕迹。作文已经写了半本子，我不愿意再抄，所以第一遍字写得比较潦草，语文老师把我说了一顿。原来我想，作文簿优秀与否应该只看作文如何，老师评语是否中肯或有的放矢就行了，何必弄虚作假搞假整洁呢 ? 当然这不是语文老师的责任。我的数学作业也曾被选中，好像是因为敷衍了事重新抄写不合格，没有进入下一轮。回忆到这里我心里想，难怪现在大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和等级的申报和评估，几乎没有不造假的呢。地区举行中学统考，我们学校早就作了安排。表面上监考老师不是任课老师，但是考试当中一旦发现出现学生可能不会做的题，学校就会马上让任课老师做出答案，传递到学生手中。记得这场考试的结果，我与另一个班的同学考试成绩拔尖而获得了学校成绩优良的奖励，奖品是一个绿色的硬皮笔记本，扉页上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反正有一个奖字，扣了学校一个印章。虽然我在考试中并没有从学校的集体作弊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题都会做。但想起来，这个奖总是“胜之不武”，让人心有不甘。现在回想起来，这时候河南省正是极“左”而又野心勃勃的吴芝圃取代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潘复生，如愿以偿当上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把极“左”路线推向极致的时候。河南的极“左”与严重的弄虚作假是一对孪生兄弟。地区这次中学统考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三
我们还参加了不少“讲卫生，除四害”运动。最初，年龄大一些的同学被派去干别的了，比如去厕所里消灭蛆虫，我的任务是打苍蝇，打死的苍蝇要收起来上缴，多了可以受到表扬。刚开始我只在教室里打，收获不大。记得我们教室西边是教职员工的食堂，这天我忽然发现，老师们吃饭用的小餐桌就在院子里放着，上面的油渍饭渣多去了，大师傅也不擦，吸引的苍蝇数目可谓洋洋大观，黑压压的，使劲用蝇拍一打，便有比在教室打的许多倍斩获。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打了一会儿就闹了一大包，回教室一数， 600 多个，我知道，那里的苍蝇我一个人是消灭不完的，既然已经打死这么多，我就不干了。毕竟看见这些令人生厌的东西，把它们打死，再收起来数一遍，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这样，我还是得到了老师的表扬。“除四害”运动越闹越大，我们都给分派了任务，每人限时要缴纳多少只老鼠尾巴、多少只麻雀爪子等等，弄得我们除了上课做作业以外，光琢磨着在在哪里怎么逮着老鼠和麻雀。放假回了家，农村折腾的更厉害：农民们都不干活了，都拿着竹竿，扛着红旗，背着鸟枪，敲着锣鼓，到地里赶麻雀。有些地方夜里都不让社员休息，连轴转着赶麻雀，不让麻雀喘气，以便把他们累死。庄稼地里到处都是追赶麻雀的人群，以及吓唬麻雀的假人以及其它物件。有的是棍子上面绑一个破草帽，有的是用草把绑编成人形，还有的是竹竿头上缠着一件破衣服或宽布条。我们则一天都弄一个筛子用棍支着，下面撒些吃的，拉一根绑在棍子上的绳子在远处躲着，看麻雀们什么时候上钩。印象中麻雀比人还狡猾，常常是吃几口，还没有来得及拉绳，就飞走了，气得我七窍生烟而又无可奈何。后来一段时间，学校经常停课，配合当地“除四害，搞卫生”。最荒唐的是，为了迎接县里的检查，把我们同学们分开派到学校所在地公社的各个大队去。有一次我们班是到一个挨着公路的大队，扫大街，清理垃圾，往墙上、树上刷白灰浆，我年龄小受照顾，给我的任务是拿着苍蝇拍，守着公共厕所，有苍蝇打苍蝇，没苍蝇就看着厕所门，不允许人们到里面解手 ( 那个时候好像社员们自己家里只能解小手，大便都要到生产队的公共厕所去 ) ，里面的茅坑都用石灰撒在上面再用木盖盖好了。何时解禁，听候通知，可能是要等到上面的检查团检查结束以后。至于厕所封锁期间人们到哪里大便，那就不得而知了。当时天已经很冷了，根本没有苍蝇，让我们拿着蝇拍纯粹是走形式，光在厕所门口把门，是真没意思，我就坚决要求与大部队一起干活。吃饭都是当地生产队供给，一般都是糊涂面条，没有干粮。这个同学们倒挺高兴，可以省自己几顿粮票。
由于上面卫生检查团还没来，晚上还不让回学校，让我们在生产队一个放农具的库房里休息待命，随时听候调遣。女同学在一头，男同学在一头。活虽然不累，但是起来得早，耗了大长一天，年龄不大的同学们还是很疲劳的。或坐或倚，很快都进入了梦乡。突然，女同学那头一声惊叫，把大家都搞醒了，带队老师过去一看，回来说“没事”“没事”，让大家继续休息。惊魂未定的我们这时都没有了睡意，纷纷悄声打听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个男同学睡得迷迷瞪瞪的，憋了一泡尿，梦中好不容易找着了厕所，解开裤子就撒，没想到根本就没出屋，而是撒到了屋子另一头一个女同学的身上。老师还比较开明，没怎么严厉批评这个男同学，只是那个女同学只得自认倒霉。
还搞过深翻土地。在学校西边的一块空白菜地里，把土地足足挖了一米深， 大家边聊边翻，年龄大一些的同学说，这纯粹是瞎胡闹，这样翻，把下面的生土都翻出来了，它变成熟土是有一个过程的，怎么这样搞就能高产丰产？有的说：让咱翻，咱就翻，管那么多干嘛，丰产不丰产咱就不管了……
四
兴修水利是大跃进的一个重头戏，而戏的重要内容就是大修水库。当时，在中央的号召下，各级都修水库成风。我们家附近，我知道就修了好几个水库，全县更是星罗棋布，遍地都是，凡是有河沟的地方都建了水库，甚至一条河上上下下会建几个，因为流经地分属不同的公社。当时修水库这样的浩大土方工程，没有推土机、吊车这样大型的先进生产工具，全都是靠镐头、铁锹、小推车、石夯等相对原始落后的农具来完成，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农村整壮劳力都上了水库工地，以至农村青壮劳动力匮乏。
1958 年秋季是风调雨顺，农业是个大丰收，但是由于都忙于所谓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或是上了水库工地，没有人手收获，结果是丰产而没有丰收。记得放秋假我们回去干活，村里没有劳动力，出红薯没有像往年那样一棵一棵地用铁叉剜，而是把红薯秧一割，就开始用犁犁，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跟在后边拾。走几步就是一篮子，可把我们累坏了。这样闹法，快是快，可是把大量的红薯都犁烂了，还有相当数量的都埋到了地里，烂掉了。
再回来说水库工地，人海战术需要的劳动力太多了，怎么也满足不了，有关部门就把我们这些 12 － 15 岁的初中生拉上工地。最初，我们一些个子小、力气弱的同学没让去，留在学校里护校并参加一些校内劳动。后来，可能是人还不够，我们小弱病残也被征用了。记不清是公社的一个什么水库工地了，一开始让我们几个年龄小的同学当拉拉队，在现场根据同学们的表现编写诗歌，表扬干劲大推土装得多的好人好事，然后一个同学打着竹板，我们一块喊诵，为同学们加油。老师和班干部把我们的岗位安排在一个土坡上面，刚开始大家觉得新鲜，也发挥了一些作用，渐渐地，一些同学开始不满起来，说，你们说的好听，你们也来推推试试！后来我们就不干这个了，推不动，就装土或者拉坡。有时 6 个人一起抬夯砸夯， 8 人一组， 2 人休息，轮流替换，替换下来时，就喊号子。
那段时间，两件事印象特深：一是由于劳动量大，同学们饭量大增，大得吓人。不知为什么，如此重的活，没有干粮，只有糊涂面条， 4 小两粮票一碗。有的同学一气能吃 6 碗，要花 1 斤半粮票。当然面条里除了一些菜或盐以外，不会有什么油水。那一段时间，同学们不分男女个大个小都成了饭量惊人的大肚汉。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驻地距工地还有一段距离，是几个当地老百姓废弃的破窑洞。天不明就起来，三顿饭都在工地吃，吃完就干活，晚上经常加班挑灯夜战，之后，老师和班干部又评讲，夜深了才能回去休息，真是累得大家没有歌声，也没有笑声，甚至话都很少，到了驻地，倒头就睡，第二天老师或班干部喊起时，大家实在是不愿意起来，但是又不能不起。同学们都在背地里骂叫起的是“周扒皮”。当时好像是深秋，天已经很凉了，同学们都是一人一床被子，晚上为了睡得暖和一些，都是两个人合伙，两人睡两头，盖一床被子，搭一床。班上一个同学主动提出同我合伙，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他提议盖我的被子，上面搭他的。结果睡过几宿以后，发现被子里非常潮湿，原来我以为是窑洞太潮弄的，可是问别人都没有这样，后来发现被子不但潮湿还骚气扑鼻，仔细一看，原来是中间一大片都被尿湿了，两面都湿漉漉的，我连着晒了好几天才晒干。原来同学们都知道他尿床，越是累了越严重，没人愿意与他搭伙睡觉。我不明就里，当了一回冤大头。
假期里，我还出过一次民工，那是和一个堂哥一块到离家 7 － 8 里地的水库拆水坝。那个年头，我感觉修拆水库就像现在城市里修拆马路一样随意，说修就修，说拆就拆。这个水库就在我去二中上学的路上。水坝很长，我们上学就走上面。不知道费那么大的劲儿修起来好好的水坝为什么又要拆掉。我们俩住在一个很浅的破窑洞里，干活是在夜里，用铁锨铲土，大跃进中经过这样的劳动多了，都知道活应该怎么干：官来了，就紧干，走了，就磨洋工。深夜里，官来的时候不多，所以我们干得很“潇洒”。也记不清为什么，好像干得时间不长，我们就撤下来了。这与我们在学校里参加修水库，劳动强度可谓天壤之别。
初中生时代大跃进的事多了。 1959 年冬天，天寒地冻，手几乎都伸不出来，我们突然停课，拉到学校北面几里地的一个村南面，修一条水渠。地已经冻了，镐头下去只是砸个白印。而我们又不是每个人都有镐头，只能等着有镐头的同学刨开一点挖一点，大部分同学们都冻得直打哆嗦。但是老师按照上面的要求，为了表现同学们干劲冲天，要求同学们都把衣服脱掉，甚至赤膊上阵最好。为了制造这样的假象，不知是谁还从供销社买来白酒，让同学们喝，然后趁着酒劲，好脱掉衣服干活。即使这样，同学们也不干，响应者寥寥。大部分同学说不会喝酒。有一个叫姓孙的同学，胆子大，喝了好几口，然后脱了棉袄，抡了几下镐头，觉得顶不住，赶紧又把棉袄穿上，为了应付来检查的再脱方便，棉衣不系扣了，外面就找了一根铁丝勒住棉袄，样子怪怪的，至今记忆犹新。不一会，检查的人来了，他就迅速脱去棉衣，光着上身干几下，走了马上穿上。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在大人的“教唆” ( 实际是保护 ) 下，就学会了弄虚作假，糊弄上级。当然这也都是被逼的。
其实，这也是当时农村刮得正猛烈的“浮夸风”在学校里的反映。农村的“浮夸风”主要表现在粮食产量的瞎说八道上。那时全国的粮食亩产经常放“卫星”，开始是 2000 － 3000 斤，后来是 1 万斤，再到几万斤，最后到亩产 13 万斤。报纸整天套红，数字不断刷新。谁也知道是弄虚作假，胡说八道，可谁也不敢说实话，不然就是右倾，就要被“辩论”。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要纠正的“五风” (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 ) 之一的浮夸风。
大跃进中的荒唐事太多了，罄竹难书。
还有一天晚上，学校突然让我们紧急集合，由老师带着沿着学校所在村一路北上，任务就是到沿途不远的坟地里，一旦发现有石碑一类的东西，立即刨出来，拉到这条大路上，修路用。原来，不知那位“牛人”突发奇想，要把我们学校所在村也是公社驻地所在村，到北面通往县城的公路这一段土路修成一定宽度的石板路，以便此路能做到风雨无阻快捷高速。石板从哪里来 ? 就从老百姓的坟地扒墓碑。上面有令，刨谁家的墓碑，不用征求本人的意见，只管刨就是。让我们中学生干这个活，是觉得学生比较单纯，较好利用，丢了墓碑老百姓也找不着。晚上去，也是为了避免看到老百姓，减少麻烦与冲突。在路上，月光下，我们见到这样的石板路已经修了一段样板路，好是好，可是整条路修下来，石板材用量可就大了。光靠老百姓坟地里的墓碑，哪猴年马月才能凑齐 ? 再说，不经允许，就刨人家的墓碑，本身就是一件缺德事，农村把此事看得尤为严重，有关领导怎么能让这么干？那天晚上，我们小同学只是跟着大同学跑，折腾了一晚上也没有发现一块墓碑，无功而返。是大同学故意的还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庆幸的是，这个不得人心的做法和异想天开的工程，很快就下马了。我看到的这个石板路，使我把它同我后来看到的石家庄西面井陉县保存的秦始皇颁布天下“道同轨”的国道遗迹联系了起来，也是石面路，全部由青石砌成，肯定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知道那个时候修这种国道让没让挖老百姓的墓碑。
五
大跃进派生出来的种种恶果，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横行霸道专横野蛮胡作非为的恶劣作风，使老百姓深受其害，我的家人和我就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首先是我母亲的死。母亲是被当时村里的生产队长逼迫自缢身亡的。那是 1959 年夏天，河南的大跃进运动方兴未艾，农村也是一样。具体起因是，生产队长听别人说母亲说了几句影响他威信的话 ( 说他曾批评带领母亲一帮人在菜园干活的大爷管理不力，消极怠工，那个时候干活不积极，是对大跃进的态度问题，大爷认为不实事求是，不服气，凭着年纪大辈份老，找到他说了他几句，使他恼羞成怒 ) ，早上公共食堂开饭时，干了一早晨活的父母亲嫂子端着锅碗去食堂打饭事，却被食堂里的人告知：队长有话，不得打给我们家里人饭，这等于停了我们一家人的伙食，活了几十年的父母亲何曾受过这等欺辱！这还不算，趁全体村民吃早饭时，生产队长召开社员大会，责令母亲在大会上坦白交代她破坏生产破坏大跃进的罪行。一辈子温良恭俭让一向与人为善的母亲，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颜面尽失，听说她气得也怕得脸都变色了。性格急躁的父亲不明就里，认为母亲给全家人带来了奇耻大辱，大庭广众之下，还要动手打她，幸被乡亲们拦住。生产队长见母亲不肯“认罪”，宣布中午或者晚上再开会“辩论”母亲。结果自尊心很强而且已经被羞辱过一次的母亲，不肯再次接受凌辱，忍无可忍，就上午在家里上吊自尽了。
我们村里原来的生产队长 1958 年上半年由于“思想右倾”，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被送往 80 里地以外的一个水库建设工地，一直累得奄奄一息，才让人给接了回来。而逼死我母亲的生产队长，还是我一个远房堂哥，旧社会跟着本村的一名恶霸当过狗腿子，由于能说会道，心狠手毒，敢对老百姓动嘴动手，被任命为队长。逼死母亲就是他的政绩之一。
母亲的死对于年龄不大的我心灵上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哥哥长期在外面工作，父亲胆小怕官，嫂子年轻，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家是最难过的。对于我来说，那真是不堪回首的最可赌咒的年月。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在生产队里地位极其低下，不但队干部欺负，那些队干部的打手、新生的狗腿子更是变本加厉。嫂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的 2 岁，小的 1 岁，还派她到大炼钢铁、水库工地上出民工，那时候虽然村里有所谓的幼儿园，但是当天必须接回，嫂子去了工地，晚上不可能再回来，那么孩子怎么办？父亲当爷爷的，看这么大的孩子显然是难为他。没办法，年过花甲的父亲只好替嫂子出民工。即使不是顶替嫂子，他也经常被指派出民工。
那个年头，学校也在“大跃进”，我们每星期回家一次改成两星期一次，而且回家的时间从下午 4 点推迟到 6 点干完活以后，到家就很晚了，生产队的食堂早关了门。最多是吃一点家里预先买下的干粮。母亲去世不久，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到了家，恐怕得有下午 8 点左右，天已经黑了。开开门，父亲看见是我，轻易不动感情的他凄声地说：你大爷也不在了！我很吃惊，大爷一直好好的，怎么就也走了？父亲说，那天，他与往常一样，要去菜园照看大家干活，走到二门，摔了一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他的葬礼，按说应该通知我们这些近门的晚辈参加，可那个年代，一切都要“破除迷信”，后事办的十分简单，我们当学生的在学校根本就不知道。
有一段时间，我从学校里回来，家里经常没人。父亲嫂子都被派到外面或者工地干活去了，名副其实的有家难归！多亏了近门一个婶子，她是母亲生前的好友。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她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给我饭吃，嘘寒问暖，千方百计哄我高兴，让我跟她睡在一起，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我当然非常感谢也终生不忘这位婶子的善良，但是这样回家总是怅然若失。回到学校，看到同学们刚从家里回来兴高采烈精神焕发的劲头，看到他们从家里带来这样那样的好吃的东西，我不眼馋，却无限感伤！
我在学校里上学，每星期或两个星期必须回家背一次口粮，原先很正常，可一个时期，当司务长的一个近门的堂哥，却说你们学生必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才能给口粮，参加一天，就给一天，不然就没有。我们回家，通常都是星期六下午到家，天已晚了，第二天我们参加半天劳动，下午就要回学校，那样只能给半天口粮。学生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学习或劳动，怎么会总是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知道这是他的规定，还是生产队的规定。我一个小孩子跟他争辩说，我在学校也参加劳动，他说哪不算。人小言轻，他根本不听，父亲找他据理力争，也不行。眼看到星期天下午很晚了，口粮还没有着落。如果父亲不在家，我就更无可奈何了，不到学校去，学校老师也不干啊！难为的只好在家里哭，这时想起母亲如果活着，她还会去找这位堂哥说说，可是母亲不在了，想到这里，心里就更难受了，哭声更大了。哭声甚至惊动了西院 70 多岁的大娘，她颤巍巍地过来问，我向她哭诉，她也情不自禁地骂他的儿子不讲理。这个堂哥原来是一个很和善很幽默的人，不知道这时候变得那么固执，那么不通人性。现在想来，一定是变幻莫测而又“左”得出奇的氛围，使他的心理遭受到极大的扭曲，简直是铁石心肠！
有一件事我一辈子记忆犹新：那也是一个星期天，大清早我与父亲和村民们一起到地里干活，在棉花地里锄草。好像几十个人在一块，不分男女老少，说锄一垅都是一垅，说两垅都是两垅，没有生产队的干部，人们在两个队干部指定的人带领下，象打仗一样，锄得飞快。干活的人中，恐怕就是我父亲年龄最大，我年龄最小。我们爷俩拼尽力气，也追不上其他的青壮年，他们总是先到头，而我们总是落后一些，但是不多，到头后，别人都稍微站一站，两个堂哥哥就帮忙接一下我们爷俩，特别是我。除了这一点，活一点也没有比他们少干。干了两个来回，不知父亲怎样，我反正累的够呛。不料想，吃早饭时，食堂里送来了饭，却先不让大家吃饭，分成两组，让人们评选干活中的落后分子，而这两个人，则不允许吃早饭。两个组，一个组长是一个惯偷盗窃犯，社员们叫他“死狗”，一个是姓李的单身汉 ( 他与“死狗”一样，也是个单身汉。他四、五十了还娶不上媳妇，打了一辈子光棍。这些人，表面上“铁面无私”，“热爱集体”，敢于检举揭发“坏人坏事”，其实，他怀着扭曲的心态看待一般社员的行为，上纲上线，动不动就向队长打社员的小报告，以博得队长的信任、重用，闹个小头目当当，免得与社员一样下死力气。社员们都鄙视、嘲讽甚至仇恨他们，对他们的不齿行为，人们大多敢怒不敢言，表面上还要奉承几句。实际上，生产队干部也看不上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控制社员的工具。他们就是不正常社会形态中统治者的爪牙与走狗 ) ，结果讨论中谁也不说话，最后，这两个组长异口同声地说，落后分子是我们郑家父子爷俩。我气坏了，这不是昧着良心瞪着眼睛胡说八道吗 ? 数我们爷俩年龄最大最小，干活一点也没有照顾，除堂兄弟接我们一下外，我们一点也没有比大家少干，凭什么说我们爷俩是落后分子 ? 难道就是我们晚一点点到地头吗 ? 明明是欺负人！我气得满脸通红，含着眼泪质问他们，一开始他们无人应答，后来这两个人辩驳说：这是大家评选的。我气得破口大骂：你们胡说八道，大家根本就没有说话！你们俩坏良心！老子不干了！我锄也不要了，扔下它就走。一边走，一边哭，一边骂……到了家里，父亲也背着我的锄追回来了，劝我回去干活，我哭着说：他们这么欺负人，我死也不回去！父亲说，你不回去，他们不给你粮食怎么办？我对父亲的逆来顺受非常不满，抢白他说：不给不要了，饿死拉倒！父亲不吭声了，默默地看着我哭着拿了上学用的东西，送我出村。
当然，大跃进绝不只是给我们一家带来灾难，我们家我个人只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 1958 年底到 1959 年初，由于人们疲于奔命于大跃进之中，不仅大人精疲力尽，小孩也得不到照顾，加上营养不良，我们村一条胡同中就有 10 个小孩夭折；我的东邻一个外姓哥哥，解放初期是个种地能手，劳动模范，兴修水利被派往工地，人高马大身体强壮的他，最后累得吐血身亡，给老婆留下了 2 个年幼的孩子，度日艰难，村里人无不同情怜悯；一个 17 岁的外姓叔叔，因为家里与村干部有过节，被派往水库工地， 3 年不让人换他，一直到脚脖断了，才让回来。
六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我们老家的公社是 1958 年下半年成立的，印象中我们还参加了成立大会。记得那天召开成立大会的村子里，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满天，标语满墙，我们这些 12 － 13 岁的小孩，虽然不知其意义所在，却被这轰轰烈烈花花绿绿的氛围所感染，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与振奋。当然，也是相信了大跃进迎来人民公社，共产主义社会就在眼前的宣传。参加成立大会不久，就听说大队建了澡堂，人民公社社员可以免费前往洗澡。我们一帮小伙伴就结伴前往，兴冲冲快走到时，却看到先前也要去洗澡的一队人扫兴地回来了，一问，说是今天不开门。什么时候开门，不知道。实际上，这个所谓澡堂永远也没有开过门。它只是大队干部不得不吹的一个大话而已。
洗不洗澡还无关紧要，严重的是肚子问题。 1958 年夏季，河南省农村开始大打所谓粮食翻身仗，吴芝圃瞎说全省小麦平均已经达到了亩产 400 斤。后来听说，吴芝圃的吹牛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首肯，他首先站起来为吴芝圃鼓掌。“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中央支持瞎吹，下面就肆无忌惮。我们县说小麦亩产已达到 400 斤，而实际上也就 100 多斤，差的很多。上面干部就认为下面瞒产，规定小麦收到场里以后，过称时必须有县乡的干部在场，否则一律不许动。我们村也是如此，那时候公共食堂已经成立了，麦子已经打出来，食堂原来的粮食已经吃完，等着麦子磨成面下锅，因为县乡干部迟迟不到，社员下午还要干活，经当时的生产队长批准，弄了几十斤麦子当午饭，结果闯下大祸。县乡干部立即把村干部集中到乡里，让他们交代图谋瞒产的事。不承认，就辩论，实际就是批斗。结果就是被逼着说是瞒产了，愣是把亩产谎报到上面满意的水平。既然多产了，就要多缴，所以农村的粮食农民的口粮一下子就变得异常紧张起来。加上农村公共食堂这个与大跃进一样的畸形怪胎的诞生，人们的肚子便开始倒霉了。最初，听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大米白面随便吃，对于我们这些在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的农村孩子来说，不啻是一个莫大的喜讯。谁知这个美梦很快就像一个个肥皂泡一样迅速破灭了。印象中，随便吃的丰盛午餐只吃过两天，那就是 1958 年的除夕和 1959 年的大年初一。其它时间都是半饥半饱。不说 1959 年下半年以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即使在这以前，由于粮食产量的浮夸和食堂的体制机制，公共食堂不可能让农民们吃饱吃好。最初每个人的口粮指标现在看来不算太低，每个壮劳力每天 1.25 斤，其他的按年龄不同递减，可是一是没有副食没有油水，二是干部们及有关人员多吃多占，老百姓吃到嘴里的肯定到不了这个数，也肯定吃不饱。我进入中学前， 12 岁，定量好像是 12 小两，当时食堂的馒头是 4 小两一个，就是一顿一个馒头，没有其它，怎么会吃饱 ? 别的小孩也是一样。上了初中，道理是一样的，光是粮食，又不够数，都是正长身体装饭的年龄，这样的口粮指标就是吃个半饱。所以，从吃食堂开始到 1959 年下半年这也正是大跃进红红火火的时期，我一次丢干粮，一次丢口粮，一次丢饭票。丢干粮是六年级快毕业时，每天带到学校两个 4 小两的馒头，一个是早饭，一个是午饭，每顿我都是用茶缸打来多半缸子开水，泡半个馒头，连汤带水倒进肚里，再仔细品嚼剩下的半个馒头。结果有一天，早晨我出操回来，发现放在抽屉里的两个馒头不见了，大惊失色：这是我今天的两顿饭啊！没有了，我吃什么 ? 赶紧报告老师，老师马上集合全班同学，让拿了我的干粮的“坦白自首”，当然没有，没有办法，他就责成当天早晨 3 个没有出操待在教室的 3 个同学负责包赔我的两顿伙食。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哪 3 个同学也倍感委屈。丢口粮是到初中读书不久，我们村除了我还有 3 个师兄师姐都在这个学校，从生产队一块领了半个月的玉米糁口粮，到学校伙房换饭票时，司务长认为玉米糁太湿，让晒一晒再换。我们 4 个人就委托其中一个人办这件事，结果当天晚上，这位被委托的人急急忙忙来找我，说我的口粮丢失了，急的我第二天早饭也没吃，上课光掉眼泪了，后来告诉老师，老师也很怵头处理此事，给我找了一些饭票，结果到食堂买饭，说是过期的。记不清后来怎么处理的了。为此父亲还特地来到学校，找那个司务长理论了一次，当然没有结果。因为他找错了人，后来那个师兄承认，是他们 3 个把我的那半个月的口粮給分了。这个人从此在村里无颜见我。丢饭票是 1959 年下半年母亲去世后的一天早晨，我起床起来准备去吃早餐时，一摸口袋，发现我省吃俭用剩下的 15 － 16 斤饭票不翼而飞了，当时真是像天塌了一样。欲哭无泪，特别无助。一年级时曾经丢过口粮，直到这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所以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怎么总是你丢吃的 ? 甚至回家告诉父亲，连他也误认为我是自己多吃了，然后骗说粮票丢了，让我委屈得在被窝里暗自垂泪，久久难眠。这几次丢失，给学校的老师们、父母亲、同学们都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只有那么一点有限的粮食定量，谁有了缺失，都不好补救，让人为难。关键是谁没了或少了吃的，肚子都不好受，切实体会到了“民以食为天”的深刻。
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只是刚刚开始，大跃进给人们带来的饥饿从 1959 年年底开始到 1962 年，这 3 年困难时期才是真正灾难性的。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也从一个 10 几岁的少年变成了年近古稀的老人。令人担忧的是，数十年前的这些荒唐与教训，似乎没有给今人留下多少印记，变相的与原味的大跃进时不时就像魔鬼一样会灵光乍现，在我们的心头闪现一道道梦魇。失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希望国家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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