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老张:谁还记得复旦门房?
谁还记得复旦门房?
--作者:读史老张
在复旦 “ 混 ” 了十多年,提起校园里的名教授,也算能如数家珍,但若问我:还记得门房的名字吗?恐怕我就答不上来。
门房,旧时称 “ 司阍 ” ,现在叫 “ 门卫 ” ,通俗点说是 “ 看门人 ” 。与国外不同,国内大学都有门房,但他们一般都不是主角,寂寂无名。然而在复旦,不记下门房故事,百年校史又似乎缺了一角 ……
今日复旦东门,上世纪 80 年代初这里的围墙是水泥围墙(作者摄)。
自 1905 年建校起,复旦就有了门房。最早的那位叫 “ 明顺 ” ,他原在震旦学院做门房。复旦脱离震旦后,借吴淞提督衙门办学,明顺也随迁吴淞,成为复旦门房中的 “ 元老 ” 。一位老校友记得,明顺是扬州人, “ 大概有五十岁,身体矮小,人极忠诚 ” 。他究竟 “ 忠诚 ” 到什么程度,似无更多史料。但早期复旦门房中苏北人居多,却是事实。那时,复旦校工都有点沾亲带故,有的是 “ 父子兵 ” ,有的是同乡。例如,吴淞校舍有个门房名叫 “ 冷桂 ” ,后来徐家汇校舍的膳厅 “ 厨司 ” 也姓冷。我怀疑,这两位冷姓校工很可能是老乡。不过,相比之下,门房冷桂口碑似乎还不错, “ 对于学员,一见即识 ” 。(薛祐宸《母校吴淞时代之回忆》)多年以后,学生们还想念他;而那位冷厨司呢,终因饭菜质量下降,被学生们炒了鱿鱼!
“ 一见即识 ” ,不仅仅是冷桂的本事,也是学校门房的基本功。据法律系老校友胡经明先生回忆,他 1936 年毕业后赴四川, 1947 年秋重回江湾母校,让他惊讶的是, “ 大门依旧,门旁的收发室依旧,想不到收发老冯还记得我,认得出我! ” (胡经明《琐忆片片话当年》)其实,在江湾校舍门房中,记性最好的是老王。据说他全名 “ 王锦荣 ” , “ 矮矮胖胖身材,春夏秋冬一袭长袍,斑斑白发,望之很像一名教授 ” ,平时 “ 缄默不多发言,若悒悒寡欢者然 ” ,但记忆力惊人:对于师生,只要打过照面,就会过目不忘。 “ 尽管你是新生,不到一个礼拜,他就会喊出你的大名,学生的家信、情书、便条,只要有你的,一进大门,马上递到,绝无差错。 ” (郎万法《复旦大学在孤岛》)因此,他被学生亲切地称为 “ 邮务处长 ” 。复旦西迁重庆后,老王留守上海,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复旦上海补习学校做门房。有人曾仿照 “ 西湖十景 ” ,编了一个 “ 赫德路复旦人文十景 ” 。 “ 十景 ” 中,有校长李登辉的 “ 礼帽 ” 、银行学教授朱斯煌的 “ 皮包 ” 、商学教授李权时的 “ 身材 ” 、法学教授施霖的 “ 胡子 ” 、土木工程学教授金通尹的 “ 白发 ” 和英文教授顾仲彝的 “ 眼镜 ”…… 门房老王的 “ 记性 ” ,也是其中 “ 一景 ” ,并且,他是唯一上榜的普通校工。
1928 年,复旦女生宿舍建成,因位于校园东侧,被男生戏称为 “ 东宫 ” 。校方规定,女生宿舍 “ 男生止步 ” 。因此东宫门房是 “ 高配 ” ,里外有三个人:最外面的是一个老头, “ 矮矮胖胖,冬天一身黑直贡呢长袍,夏天穿一身米色纺绸褂裤,稳稳重重,有三分威严,一天到晚坐在门口一张小写字桌上。 ” 里面还有两位:管楼下的叫 “ 徐妈 ” ,识字, “ 动动笔的事,非她不可 ” ;管楼上的叫 “ 凤仪 ” , “ 梳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一甩一甩地 ” 。若有客人来访,老头就会扯着嗓门向里面喊: “ 徐妈(或凤仪),几号房间 × 小姐有人会客,那来宾在会客室等! ” 不一会儿,被请的女生翩然而出 …… 政治系老校友邵梦兰女士记得, “ 凤仪是一位姑娘,黑黑的,长一脸的青春痘。做事干净利落,蛮凶的。我有一次看她跟子彬院的男工友讲话,大声大气,像一只母老虎 ” 。(邵梦兰《从燕园到东宫》)在如此 “ 凶悍 ” 的门房治下,男生一到东宫门口,便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1928 年建成的女生宿舍,因位于校园东侧,被男生戏称为 “ 东宫 ” 。
这种治理风格,后来延续到了重庆北碚复旦。夏坝女生宿舍的门房是两位 “ 女将 ” 。一位是法律系戴修瓒教授的妹妹,人称 “ 戴妈妈 ” , “ 亲切中带有严肃,一双改组派脚,常常穿着绑带子的黑皮鞋 ” ;另一位叫 “ 苏嫂 ” ,是个当地妇女, “ 一口四川腔 ” 。她俩把门严格,男女生都害怕。那时,从女生宿舍到教室有一条 “ 天河走廊 ” ,戴妈妈从不允许男生在走廊上 “ 站岗 ” 。有一次,一位男生因与某女生有爱情纠纷,一直在这里徘徊,被她当场呵斥吓走;苏嫂的手段更绝,一遇男生来会面,就故意操着四川腔尖声高喊: “××× ,外边有人毁(会)你! ” (刘润田《忆母校,念恩师益友》)搞得人家很难为情。这种 “ 严防死守 ” ,确让女生宿舍一片祥和,从未出过事。
除了职业操守,当年的复旦门房都很有正义感。徐家汇校舍门房刘福,温和寡言, “ 暇时即伏案作楷书 ” ,但在五四运动兴起时却挺身而出,与另一校工徐福一起,组成中华工界救国联合会,捐款声援学生爱国运动。他们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开信表示, “ 同人佣工而外,甚愿致身国事 ” 。这一行动,令师生刮目相看;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位江湾校舍门房则另有义举:有一天,一位进步学生在校门口撒传单,呼吁反蒋抗日,恰遇国民党军警前来追捕,情急之下,他将尚未撒出的一包传单塞给门房。门房赶紧收好,藏进收发室--那位躲过一劫的学生,就是 1929 年入学、抗战时奔赴延安的陈传钢。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陈传钢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而那位门房则在国福路教工宿舍看门。中文系老校友于成鲲先生告诉我: “ 陈传钢先生一直记着那位门房,还让我到国福路教工宿舍去看过他 ……”
陈传钢当年与复旦女排队员合影。
提到教工宿舍,名气最响的门房应该是张阿长。张阿长与李登辉、章益两任校长都有密切交往。早年,他任李登辉的车夫和侍从,一向忠心耿耿。老校长每次上下班,他就提着公文包陪伴在侧,寸步不离。 1947 年李登辉去世后,张阿长到复旦徐汇村(今第二教工宿舍)做门房。章益校长就住在徐汇村,几乎天天与张阿长照面,一直很关心他。 1950 年 4 月,张阿长的妻子在徐汇村生产坐月子,章益闻讯,让章夫人送去一篮鸡蛋慰问,这让张阿长倍感温暖。当年生活清苦,已卸任校长的章益境遇也不太好,这一篮鸡蛋,蕴含了他对一位普通校工的真情。章益后来调任山东,张阿长一家始终惦记着他,对这位前校长怀有感恩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校园东扩,师生人数日益增多,门房 “ 一见即识 ” 的功力渐渐退化。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师生们进进出出,门房似乎早已 “ 相见不相识 ” 。 1981 年,法国总统德斯坦到访那天,我在校门口亲眼看见,门房拦住一位教我们中外关系史的老师,要他出示工作证,弄得那位老师哭笑不得。记得在那个年代,校园里流行佩戴校徽, “ 复旦大学 ” 四个毛体字,在很多师生胸前熠熠闪光,连苏步青校长也不例外。回想起来,当年流行这一时尚,除了荣耀和责任感,是不是也便于门房 “ 一见即识 ” 呢?
门房不识师生,师生也未必记得门房。那些年,我们几个同学常去翔殷路上的 “ 五角场放映站 ” (翔鹰电影院前身)看夜场电影。放映站设施简陋,但夜场生意奇好,观众大多是附近高校学生。每次电影散场,位于国定路上的复旦东门已关闭,漆黑一片。女生们只能悻悻地绕到邯郸路大门回寝室,而我们男生则会抄近路,从东门旁的水泥围墙豁口翻爬进校。奇怪的是,在豁口内侧,立有一条长凳,它似乎专为翻墙者而设。谁这么体贴、周到?有人猜测,很有可能是东门那位值班睡觉的门房 ……
几十年过去了,翻墙记忆常被唤起,而那个猜测却从未得到证实;更没有人去打听,那位东门门房究竟姓甚名谁--是的,谁还记得大学时代的门房?
转自《朝花时文》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